盐是大政。
而在西北，茶的重要意义也很高。
在定下孙振生为巡盐御史，勘察盐政之后，刘承宗很快又收到另一位三原盐商，梁兴抵达西安的消息。
这位，则在与刘承宗的会面后，几乎是一样的流程，被任命为巡茶御史，跟孙振生进了一个衙门。
这两个商人，都属于被刘承宗扔下来的官职砸蒙了。
根本无力抗拒。
这跟刘承宗的威势、授与官职的高低没关系。
全在于这个职位。
历来商人发财后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后代读书考取功名，为啥？
因为经商受制于人。
小买卖受制于市司，大商贾受制于政策，这种强有力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是商优则仕的底层逻辑。
刘承宗给出的职位，让被管理者成为管理者，甚至是政策制定者，孙振生和梁兴如何拒绝？
再没有比这更合适的职位了。
如果有，那就是把这职位给他们儿子，老头只负责狐假虎威。
当然，刘狮子其实是有这么想过的，可是就孙枝蔚那个十五岁的年纪，别说当官了，当兵都只能进孩儿营。
对这两位商贾出身的官员，刘承宗没有过多要求，只是送了他们一句话。
“既是儒商，忠孝仁义，总要占一个。”
这既是鼓励，也是警告。
不过刘承宗对这俩人的工作，倒还确实抱有不小的期待。
就盐法而言，私盐对元帅府同样致命。
虽然青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看护青盐的是海上蒙古诸部，地域和环境，能大概率从源头上杜绝私盐。
但如果私盐真这么好解决，它就不会是历朝历代的大问题了。
这涉及到这个定义：什么是私盐？
陕西境内最大的盐场，在马池，暂时还是弃用状态，也是眼下陕西私盐的源头，尽管其盐储量不足青海诸多盐湖的百分之一，但因开发早，用盐人口多，年产量却要大于青盐。
那边过去在正德年间，年产官盐五千四百万斤，远销西安、延安、宁夏、榆林。
即使后来盐引制度几经更改，每引从六至八石改为支盐二百斤，依然能维持一千六百万斤的年产量。
实际上就从盐引数目上，也能看出大明后期盐法崩坏的端倪。
五千四百万斤盐，供应陕甘宁百姓、腌肉、养牲口，是差不多够用的数量。
依照洪武年间的配给制，一丁一年只有三斤盐，婆姨孩子还得按比例减少；但那是大明建国初期，到永乐年间，就变成大口每月一斤、小口每月半斤。
从正德年间以来，陕甘宁的人口直至天启年间，都没有大幅度减少，但马池作为官盐主要产地，年产量锐减至一千六百万斤。
剩下的盐呢？
一部分从山西的解池取引，另一部分，则被私盐挤占。
私盐问题其实没那么复杂，私盐贩子也绝非什么拥有大量武力保护、武装贩盐的杀才。
太低端了。
历来私盐贩子容易造反当头目，并不是因为其拥有强大武力，而在于盐枭在看管盐池的军队、贩卖私盐的地方、监管盐政的官府，有关系、有势力。
说白了，私盐是哪里来的？
如果说躲在山里组织上百号人挖石盐矿、收拢几十个贫民蹲在盐碱地苦哈哈的煎土盐，那不是盐枭。
昼伏夜出、兢兢业业，冒着杀头的风险，弄出来几千斤技术较差、味道也杂的土盐，再千辛万苦拉出去卖了，还有可能被官盐挤得找不到客户。
这是什么勤劳致富的乡镇企业家？
确实其中蕴含巨大利益，几十个人，两三个晚上就能赚到别人一两年的收入。
但这种靠力气吃饭的化学家，其生产方式对国家社会威胁有限，朝廷都懒得抓。
盐枭最大的供货商，是官府。
私盐，就是官盐。
是管理盐务的官员、看护盐池的军队、祸乱盐法的皇亲国戚，用轻飘飘一张字条，就省略了制盐、取盐的辛苦。
数以百万斤计的官盐就运出来了，由作为白手套的盐枭进行分销。
人家不需要武装押运，一切都按官盐的程序来，盐池军队派出驻军，地方官府发动徭役，拉到官盐的贩卖区域，卖给官盐的经销商。
这些买卖官盐的钱进了私人口袋，所以叫私盐。
那种自己煎土盐的盐商，官盐根本不怕跟他们竞争，官盐掌握最好的原材料产地，盐池围个圈，拿铁勺子舀就能舀出别人煎炼好几遍都提不出来的纯度。
甚至哪怕一起煎土盐，官府都能没成本地发动徭役、还拥有更好的提纯技术。
你私盐价格低、成色不好，我官盐成色好、价格更低，挤都挤死你。
问题是人家就拿跟你一样的官盐，用你一样的渠道，卖你一样的区域，跟你一样的价格，怎么打？
这才是朝廷要打击私盐的原因。
因为更往上的人动不了，只能对私盐贩子重拳出击。
元帅府只要有人，就同样也有这种风险。
但那是漫长时间以后了，至于眼下陕西遍地私盐的问题，刘承宗根本没打算管。
陕西在这几年乱成这个逼样儿，官盐吃不到，人老百姓从自家盐碱地煎点土盐吃吃，咋了嘛。
人之常情。
等他理顺盐务，确立盐引价格与官定盐价，自然就能将那些私煎盐作坊统统打垮。
实际上这会儿也没有大宗的私盐作坊，毕竟煎私盐、炼土硝最大的团伙，年前刚被他收入麾下。
就是活动于横山区域的满天星周清、混天星惠登相。
这俩是边军出身的王嘉胤旧部，好像有一种土寇传统，王嘉胤那会就盘踞河曲，逮着府谷县打。
周清跟惠登相也一样，避入横山山区，联结当地土寇，很快就从叛军转型成地域性匪帮。
靠山吃山，手下各个大队在山里立寨，煎盐熬硝、伐木贩材、制作鞭炮、绑票砸窑、开垦山地、围猎采药、劫掠商旅、抢夺军需……啥活儿都干。
他们煎炼的土盐土硝，不光够自己用，还贩入延绥镇和延安府，生意做得很大。
不过就是对延绥镇，缺乏信用，今天一个大队过来卖点东西，明天另一个大队过来把堡子劫掠一通。
没规矩。
眼下横山山区的百姓正在他们的协助下编户，为接下来归入延安府做准备。
至于他俩的兵马，元帅府也派去虎贲军官与羽林郎，押了一批缴获的明军制式装备。
目标是精简人马沙汰老弱、给他们整编出两个独立千总部。
在今年接下来的北征攻略中，刘承宗打算把他俩部署在延绥镇和宁夏镇相连的侧翼，作为渗透两镇的先锋军。相较于元帅府的盐法，茶政要费劲得多。
毕竟刘承宗手握最大的青盐产地，而陕西的马池盐城也在二道边墙之间，眼下是元帅府与宁夏镇之间的无主之地。
而茶政的问题在于，西北虽有一些地方种植茶叶，甚至在西安、渭南、宝鸡等地，还能产出品质极高的茶叶。
但产量太小了。
于元帅府而言，茶叶的品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产量。
现有茶叶，就连元帅府的正规军供应都时断时续，始终无法满足生活所需。
根本就不需要考虑乌斯藏、青海、天山、漠南等地数以三百万计的蒙番诸部。
因为刘承宗手下的元帅军，饮食结构非常接近汉地臆想中的游牧战士。
就是那种整天抱着马奶顿顿顿，奶酪、酥油、大肉吃不完的游牧贵族。
而实际上的游牧战士连姓都没有，跟牛羊马一样是封建贵族私有财产。
而且是地位远超牛羊，既能放牛羊，还能端着长矛去怼人的财产重要组成部分。
天下岂有财产吃财产的道理！
元帅府的茶叶潜在市场，甚至超过整个大明。
但尴尬的地方也就在这了。
即使是把大本营搬到西安府的刘承宗，表面上掌握了西北最大的制茶中心，特产是茯茶。
但这个制茶中心它，它种植最多的作物是和粮食，一棵茶树都不栽。
被刘承宗任命为巡茶御史的三原人梁兴，也是盐商。
不过不同之处在于，梁兴不光在扬州有盐窝，还在泾阳有自己的茶号、招工开厂，买卖做的也不小。
如果说孙振生相较于商贾，更像是个里居士绅，那么梁兴就是个商人。
他对组织团练对抗元帅军没啥兴趣，就捐了十两银子。
并且在从冶鼎那得知，元帅府要召见他商讨商业事宜，临出门前就给自家茶号改了名。
叫刘大盛。
而且他还不像孙振生空着手来，随行仆役十余人，携山西的绸缎、耀州的窑器、鹿茸虎骨、泾阳茯砖，甚至还有两张虎皮。
虽然对刘承宗来说，都是些常见的物什，但搁在民间，也都是比较贵重的礼物了。
等到见了刘承宗，因为梁兴要年轻得多，大元帅一声兄长，给他喊得都打算捐资助饷了。
西北绿林总瓢把子喊我好哥哥，这谁顶得住啊？
对这人，刘承宗就没问他盐的事，只聊茶。
梁兴对刘承宗的尊重也投桃报李，在商言商，以自己的专业眼光，给指了一条明路。
湖广和汉中，两大茶叶产地，必须要有一个拿在手中，元帅府才有谈茶政的资格。
否则空有泾阳这制茶重镇在手，是明珠暗投，没有用。
在梁兴这儿，刘狮子对泾阳的手工业有更多了解。
泾阳茯茶的原材料，早年主要为四川保宁和陕西汉中的黑毛茶。
因为川茶和陕茶产量少价格贵，湖茶产量多而价格便宜，所以商人就有走私湖茶入陕。
官员自然乐见其成，认为湖茶虽苦，但搭配酥酪饮用……卖给鞑子，反正不是自己喝，合适！
因此，每年就有六百万斤湖茶经商南的龙驹寨进入陕西，渡过渭河运至泾阳加工，湖茶便成为茯茶的原材料之一。
泾阳依靠泾水，河水性寒微苦，属于碱性水，用泾水熟皮格外轻柔，制茶发酵也得天独厚。
因此当地有庞大的皮工、茶工群体，每年二三月起，至八九月为止，上万皮工和上万检茶之人汇聚期间，另有背箱负货的闲人好几千，这些人群是泾阳手工业发达的基础。
依靠当地特殊的制作工艺，将检好的茶叶压制成砖，发往西宁、甘肃、宁夏等地。
但是这条商路，在刘承宗进入青海的第二年，就断了个差不多。
因为这些官茶砖，是用来在边疆换马的。
马没了，茶自然无处换，尽管还有其他地方能跑，但根本吃不下近千万斤的巨量茶砖，在陕西本地也卖不出去。
砖茶是边茶，汉人不喝砖茶。
大量茶砖积压下来，第二年商路就走不通了。
到如今，又经历了湖广苗兵入陕、溃军入湖广、陕西农民军入湖广，各路兵马来回乱窜。
等到关中旅的副将赵之瑞进驻武关，那条路就彻底断了。
梁兴的建议，是要么把这条商路重新开开。
要么就稳定汉中秩序，给汉中毛茶增产，运至泾阳加工成茯茶，制成茶砖，贩往青海、乌斯藏、漠南等地，购回战马。
刘承宗听着就赶紧打住：“不用都以茶换马，用茶换药材也行嘛。”
元帅府啥都缺，就不缺马。
虽然龙驹岛给战马育种、改良马种的工作只是初见成效。
可是前线虽然一直在作战，战马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因战利补充更多了；而后方的军马数目一直在稳步增加，而且来得稀里糊涂。
天山是年年赶着马往这边运，青海的屯牧也年年有小驹子生出来，还有康宁没被灭掉的土司，为了彰显存在的意义，也你送五十匹、我送六十匹的往海上送。
甚至就连河卡草原的战场，两年过去都多了好几群品种非常好的野马。
说来也怪，龙驹寺的崔聪在海上改良马种，那辛辛苦苦繁育出来的小驹子金贵的很。
一匹种马十几个人伺候着，出去跑跑吧，踩个草原蛇洞，能把腿跑瘸；在海上待着吧，随便吃点，能闹肚子把自己拉死。
偏偏当年元帅府、北元、卫拉特三方大战，没被收拢的战马成了野马，无人照料，跟本地的河曲野马能繁育出一个种群。
刘承宗的闲置军马，比他的兵都多。
理论上来说，马要越多越好，十匹民间马能挑出五匹军马，五匹军马经过较马，能得到一两匹良好的战马。
但那只是理论，或者说在气候正常温度适宜的年代，可以养个三五百万匹马，精挑细选。
而在这个寒冷的冰河时代，刘承宗的选择是改良马种，供起来，以备将来。
在实际使用中，战马和驴子骡子一样，仅仅是一种战术装备。
以能用的性能、够用的数量。
承担消耗品的职责。(本章完)
而在西北，茶的重要意义也很高。
在定下孙振生为巡盐御史，勘察盐政之后，刘承宗很快又收到另一位三原盐商，梁兴抵达西安的消息。
这位，则在与刘承宗的会面后，几乎是一样的流程，被任命为巡茶御史，跟孙振生进了一个衙门。
这两个商人，都属于被刘承宗扔下来的官职砸蒙了。
根本无力抗拒。
这跟刘承宗的威势、授与官职的高低没关系。
全在于这个职位。
历来商人发财后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后代读书考取功名，为啥？
因为经商受制于人。
小买卖受制于市司，大商贾受制于政策，这种强有力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是商优则仕的底层逻辑。
刘承宗给出的职位，让被管理者成为管理者，甚至是政策制定者，孙振生和梁兴如何拒绝？
再没有比这更合适的职位了。
如果有，那就是把这职位给他们儿子，老头只负责狐假虎威。
当然，刘狮子其实是有这么想过的，可是就孙枝蔚那个十五岁的年纪，别说当官了，当兵都只能进孩儿营。
对这两位商贾出身的官员，刘承宗没有过多要求，只是送了他们一句话。
“既是儒商，忠孝仁义，总要占一个。”
这既是鼓励，也是警告。
不过刘承宗对这俩人的工作，倒还确实抱有不小的期待。
就盐法而言，私盐对元帅府同样致命。
虽然青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看护青盐的是海上蒙古诸部，地域和环境，能大概率从源头上杜绝私盐。
但如果私盐真这么好解决，它就不会是历朝历代的大问题了。
这涉及到这个定义：什么是私盐？
陕西境内最大的盐场，在马池，暂时还是弃用状态，也是眼下陕西私盐的源头，尽管其盐储量不足青海诸多盐湖的百分之一，但因开发早，用盐人口多，年产量却要大于青盐。
那边过去在正德年间，年产官盐五千四百万斤，远销西安、延安、宁夏、榆林。
即使后来盐引制度几经更改，每引从六至八石改为支盐二百斤，依然能维持一千六百万斤的年产量。
实际上就从盐引数目上，也能看出大明后期盐法崩坏的端倪。
五千四百万斤盐，供应陕甘宁百姓、腌肉、养牲口，是差不多够用的数量。
依照洪武年间的配给制，一丁一年只有三斤盐，婆姨孩子还得按比例减少；但那是大明建国初期，到永乐年间，就变成大口每月一斤、小口每月半斤。
从正德年间以来，陕甘宁的人口直至天启年间，都没有大幅度减少，但马池作为官盐主要产地，年产量锐减至一千六百万斤。
剩下的盐呢？
一部分从山西的解池取引，另一部分，则被私盐挤占。
私盐问题其实没那么复杂，私盐贩子也绝非什么拥有大量武力保护、武装贩盐的杀才。
太低端了。
历来私盐贩子容易造反当头目，并不是因为其拥有强大武力，而在于盐枭在看管盐池的军队、贩卖私盐的地方、监管盐政的官府，有关系、有势力。
说白了，私盐是哪里来的？
如果说躲在山里组织上百号人挖石盐矿、收拢几十个贫民蹲在盐碱地苦哈哈的煎土盐，那不是盐枭。
昼伏夜出、兢兢业业，冒着杀头的风险，弄出来几千斤技术较差、味道也杂的土盐，再千辛万苦拉出去卖了，还有可能被官盐挤得找不到客户。
这是什么勤劳致富的乡镇企业家？
确实其中蕴含巨大利益，几十个人，两三个晚上就能赚到别人一两年的收入。
但这种靠力气吃饭的化学家，其生产方式对国家社会威胁有限，朝廷都懒得抓。
盐枭最大的供货商，是官府。
私盐，就是官盐。
是管理盐务的官员、看护盐池的军队、祸乱盐法的皇亲国戚，用轻飘飘一张字条，就省略了制盐、取盐的辛苦。
数以百万斤计的官盐就运出来了，由作为白手套的盐枭进行分销。
人家不需要武装押运，一切都按官盐的程序来，盐池军队派出驻军，地方官府发动徭役，拉到官盐的贩卖区域，卖给官盐的经销商。
这些买卖官盐的钱进了私人口袋，所以叫私盐。
那种自己煎土盐的盐商，官盐根本不怕跟他们竞争，官盐掌握最好的原材料产地，盐池围个圈，拿铁勺子舀就能舀出别人煎炼好几遍都提不出来的纯度。
甚至哪怕一起煎土盐，官府都能没成本地发动徭役、还拥有更好的提纯技术。
你私盐价格低、成色不好，我官盐成色好、价格更低，挤都挤死你。
问题是人家就拿跟你一样的官盐，用你一样的渠道，卖你一样的区域，跟你一样的价格，怎么打？
这才是朝廷要打击私盐的原因。
因为更往上的人动不了，只能对私盐贩子重拳出击。
元帅府只要有人，就同样也有这种风险。
但那是漫长时间以后了，至于眼下陕西遍地私盐的问题，刘承宗根本没打算管。
陕西在这几年乱成这个逼样儿，官盐吃不到，人老百姓从自家盐碱地煎点土盐吃吃，咋了嘛。
人之常情。
等他理顺盐务，确立盐引价格与官定盐价，自然就能将那些私煎盐作坊统统打垮。
实际上这会儿也没有大宗的私盐作坊，毕竟煎私盐、炼土硝最大的团伙，年前刚被他收入麾下。
就是活动于横山区域的满天星周清、混天星惠登相。
这俩是边军出身的王嘉胤旧部，好像有一种土寇传统，王嘉胤那会就盘踞河曲，逮着府谷县打。
周清跟惠登相也一样，避入横山山区，联结当地土寇，很快就从叛军转型成地域性匪帮。
靠山吃山，手下各个大队在山里立寨，煎盐熬硝、伐木贩材、制作鞭炮、绑票砸窑、开垦山地、围猎采药、劫掠商旅、抢夺军需……啥活儿都干。
他们煎炼的土盐土硝，不光够自己用，还贩入延绥镇和延安府，生意做得很大。
不过就是对延绥镇，缺乏信用，今天一个大队过来卖点东西，明天另一个大队过来把堡子劫掠一通。
没规矩。
眼下横山山区的百姓正在他们的协助下编户，为接下来归入延安府做准备。
至于他俩的兵马，元帅府也派去虎贲军官与羽林郎，押了一批缴获的明军制式装备。
目标是精简人马沙汰老弱、给他们整编出两个独立千总部。
在今年接下来的北征攻略中，刘承宗打算把他俩部署在延绥镇和宁夏镇相连的侧翼，作为渗透两镇的先锋军。相较于元帅府的盐法，茶政要费劲得多。
毕竟刘承宗手握最大的青盐产地，而陕西的马池盐城也在二道边墙之间，眼下是元帅府与宁夏镇之间的无主之地。
而茶政的问题在于，西北虽有一些地方种植茶叶，甚至在西安、渭南、宝鸡等地，还能产出品质极高的茶叶。
但产量太小了。
于元帅府而言，茶叶的品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产量。
现有茶叶，就连元帅府的正规军供应都时断时续，始终无法满足生活所需。
根本就不需要考虑乌斯藏、青海、天山、漠南等地数以三百万计的蒙番诸部。
因为刘承宗手下的元帅军，饮食结构非常接近汉地臆想中的游牧战士。
就是那种整天抱着马奶顿顿顿，奶酪、酥油、大肉吃不完的游牧贵族。
而实际上的游牧战士连姓都没有，跟牛羊马一样是封建贵族私有财产。
而且是地位远超牛羊，既能放牛羊，还能端着长矛去怼人的财产重要组成部分。
天下岂有财产吃财产的道理！
元帅府的茶叶潜在市场，甚至超过整个大明。
但尴尬的地方也就在这了。
即使是把大本营搬到西安府的刘承宗，表面上掌握了西北最大的制茶中心，特产是茯茶。
但这个制茶中心它，它种植最多的作物是和粮食，一棵茶树都不栽。
被刘承宗任命为巡茶御史的三原人梁兴，也是盐商。
不过不同之处在于，梁兴不光在扬州有盐窝，还在泾阳有自己的茶号、招工开厂，买卖做的也不小。
如果说孙振生相较于商贾，更像是个里居士绅，那么梁兴就是个商人。
他对组织团练对抗元帅军没啥兴趣，就捐了十两银子。
并且在从冶鼎那得知，元帅府要召见他商讨商业事宜，临出门前就给自家茶号改了名。
叫刘大盛。
而且他还不像孙振生空着手来，随行仆役十余人，携山西的绸缎、耀州的窑器、鹿茸虎骨、泾阳茯砖，甚至还有两张虎皮。
虽然对刘承宗来说，都是些常见的物什，但搁在民间，也都是比较贵重的礼物了。
等到见了刘承宗，因为梁兴要年轻得多，大元帅一声兄长，给他喊得都打算捐资助饷了。
西北绿林总瓢把子喊我好哥哥，这谁顶得住啊？
对这人，刘承宗就没问他盐的事，只聊茶。
梁兴对刘承宗的尊重也投桃报李，在商言商，以自己的专业眼光，给指了一条明路。
湖广和汉中，两大茶叶产地，必须要有一个拿在手中，元帅府才有谈茶政的资格。
否则空有泾阳这制茶重镇在手，是明珠暗投，没有用。
在梁兴这儿，刘狮子对泾阳的手工业有更多了解。
泾阳茯茶的原材料，早年主要为四川保宁和陕西汉中的黑毛茶。
因为川茶和陕茶产量少价格贵，湖茶产量多而价格便宜，所以商人就有走私湖茶入陕。
官员自然乐见其成，认为湖茶虽苦，但搭配酥酪饮用……卖给鞑子，反正不是自己喝，合适！
因此，每年就有六百万斤湖茶经商南的龙驹寨进入陕西，渡过渭河运至泾阳加工，湖茶便成为茯茶的原材料之一。
泾阳依靠泾水，河水性寒微苦，属于碱性水，用泾水熟皮格外轻柔，制茶发酵也得天独厚。
因此当地有庞大的皮工、茶工群体，每年二三月起，至八九月为止，上万皮工和上万检茶之人汇聚期间，另有背箱负货的闲人好几千，这些人群是泾阳手工业发达的基础。
依靠当地特殊的制作工艺，将检好的茶叶压制成砖，发往西宁、甘肃、宁夏等地。
但是这条商路，在刘承宗进入青海的第二年，就断了个差不多。
因为这些官茶砖，是用来在边疆换马的。
马没了，茶自然无处换，尽管还有其他地方能跑，但根本吃不下近千万斤的巨量茶砖，在陕西本地也卖不出去。
砖茶是边茶，汉人不喝砖茶。
大量茶砖积压下来，第二年商路就走不通了。
到如今，又经历了湖广苗兵入陕、溃军入湖广、陕西农民军入湖广，各路兵马来回乱窜。
等到关中旅的副将赵之瑞进驻武关，那条路就彻底断了。
梁兴的建议，是要么把这条商路重新开开。
要么就稳定汉中秩序，给汉中毛茶增产，运至泾阳加工成茯茶，制成茶砖，贩往青海、乌斯藏、漠南等地，购回战马。
刘承宗听着就赶紧打住：“不用都以茶换马，用茶换药材也行嘛。”
元帅府啥都缺，就不缺马。
虽然龙驹岛给战马育种、改良马种的工作只是初见成效。
可是前线虽然一直在作战，战马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因战利补充更多了；而后方的军马数目一直在稳步增加，而且来得稀里糊涂。
天山是年年赶着马往这边运，青海的屯牧也年年有小驹子生出来，还有康宁没被灭掉的土司，为了彰显存在的意义，也你送五十匹、我送六十匹的往海上送。
甚至就连河卡草原的战场，两年过去都多了好几群品种非常好的野马。
说来也怪，龙驹寺的崔聪在海上改良马种，那辛辛苦苦繁育出来的小驹子金贵的很。
一匹种马十几个人伺候着，出去跑跑吧，踩个草原蛇洞，能把腿跑瘸；在海上待着吧，随便吃点，能闹肚子把自己拉死。
偏偏当年元帅府、北元、卫拉特三方大战，没被收拢的战马成了野马，无人照料，跟本地的河曲野马能繁育出一个种群。
刘承宗的闲置军马，比他的兵都多。
理论上来说，马要越多越好，十匹民间马能挑出五匹军马，五匹军马经过较马，能得到一两匹良好的战马。
但那只是理论，或者说在气候正常温度适宜的年代，可以养个三五百万匹马，精挑细选。
而在这个寒冷的冰河时代，刘承宗的选择是改良马种，供起来，以备将来。
在实际使用中，战马和驴子骡子一样，仅仅是一种战术装备。
以能用的性能、够用的数量。
承担消耗品的职责。(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