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阳估计，这次要说的肯定是一团的问题。
还有26团的问题。
果然，师长在马上问他们：“你们觉得一团团政委要不换一个好？我总感觉一团的战力还是提不上来，肯定是政治工作没有做好。”
“……”
沐阳暂时没有发言，此事若是处置不好，很容易就会生乱，他得好好考虑自己的立场。
那就是不能轻易拆分部队，也不能轻易削弱自己。
晋察冀一分区，在军区建立之初就是明星部队，只要出现歼敌的战机，杨成武从不放过，几乎是追着小日本的屁股打的。
这得益于115师分兵的时候杨成武的独立团成建制地保留在了晋察冀。
一支部队不是人数上对半分就能分成两支部队的，战士们战斗力来源于日常生活之中的训练和磨合，而且政治工作也是最难做的，硬生生把部队分成两半，结果很可能就是出走、叛变甚至投敌。
当时聂司令员身边除了随军学校和警卫部队外，就只有一个没有满员的骑兵营，整个军区打仗和战绩近乎全靠一分区。要问为什么聂司令员不多带一些115师的老兵？那又回到了原本的问题了。
1937年时，沐阳认识的第一个朋友莫过于一分区的前身——独立团二营长的季光顺。而季光顺此时已经被邓华带到了北边，季光顺的二营也连同邓华一起被带走。
这当然有利于平西根据地的开拓、有利于抗日，但却深深地影响到了杨成武独立团以后的日子。一个团三个主力营少了2个，剩下两个主力营也跟着出问题。
当时邓、杨就组建冀东挺进队即八路军四纵一事上，两人可是吵得不可开交，连沐阳都被惊到了。
人事问题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埋下祸根。
只不过不管是聂司令员还是杨师长，都是政工干部出身，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是以革命第一，因此问题才没有越来越严重罢了。
因为年初的陈正湘出走、赵玉昆投敌、杨上堃叛变等问题，一团和二团牵连出一大批人，也因此空出了相当多的干部位置。
不少人都是新上任或是代理的职务。
一团团政委朱遵斌原本被寄予厚望，但他没能把握好部队，从晋东南反顽回来之后就被爆出恶性事件。
有人指控他“腐化”、“偷偷贪了钱”、“往自己口袋里藏了边币”。
此事引起轩然大波，不管是一团还是其他主力团的干部和战士，都惊讶于这场指控。指控的结果似乎是“没有证据、子虚乌有”而草草收尾，但朱遵斌同志还没摆脱他的罪名……因为党支部大会开了几次，却没给他定罪或者给他清白呢。
现在的一团政委还是他，但师长已经对他渐渐产生不满。
一开始师长可是支持朱遵斌的，因为师长也算了解他的为人，不然肯定不可能让朱遵斌担任一团的团政委这么重要的职务，因此在给军区的报告中都认为朱遵斌是被冤枉的。
可老朱却是个暴脾气，不仅在军分区的支部大会上掀桌骂娘，到了军区之后也敢在聂司令员面前掀桌大骂，显得不是那么配合。
事情到现在已经过去几个月了，在百团大战结束前，必须要彻底解决此事。
…
…
沐阳不是局外人。
得益于他的态度，他比很多人知道更多的内情。
此事没那么简单，如果只是一桩普通的冤假错案还不至于让聂司令员亲自下场解决问题。
要知道聂帅可是厚道人，沐阳以前对他不甚了解，但以他在晋察冀生活的那么久的时间来看，聂司令员绝对不是那种眼界狭隘、也无胸怀之人。
都说聂司令员厚道，那是因为他不整人，你可以像父子一样与他亲近。
可他若是整起人来，也能非常不“厚道”。
朱遵斌可能没有犯意识形态和军队纪律上的错，但在为人处世之上犯了不小的错误。
杨师长已经被年初那些出走叛变之类的事情搞得心力交瘁了。
没想到朱遵斌在晋东南反顽、跟老总聊天的时候，老总说那边缺人，而朱遵斌竟然就答应“去那边”。
没错，就是那位老总。
这跟出走没区别，朱遵斌同志想走，晋察冀自然“好走不送”。
而朱遵斌同志想带着一团一起“出走”，杨师长虽然觉得痛心，但考虑到老总需要、革命需要，肯定也会让朱遵斌和一团一起去支援延安。就像当年邓华同志要带走季光顺的二营一样，师长虽然痛心疾首，而且还要面临部队被割裂后产生的巨大后遗症，但最后还是为了党的革命大局杨师长还是同意了。
可错就错在朱遵斌跟老总等级差太远了，老总确实有这个意思，但朱遵斌想要决定此事，不说别的，至少要请示杨师长再说。
杨师长肯定也决定不了这种调动，肯定还要请示聂帅。
但最后聂帅和杨司令员竟然都不知情，那一句承诺就成了朱遵斌自己擅自做决定，这就是他犯下的大错。
恐怕连老总都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哪怕这几位最高指挥员关系再好，这件事可不能当做没发生过，必须纠正干部的思想的作风，教他们处理党内关系。
…
“最早要指控朱遵斌的那几个同志，我还要再见见他们，问问他们的意见。”
“至于正湘同志，朱遵斌同志是他带起来的，他现在在军区任职，也是另一种程度上的‘回避’，他也不适合当人证，哪怕他写信证明朱遵斌清白也没用。”
“但我认为，这个‘腐化’的罪名还是不要硬是安到他头上……不然他后半辈子就完了，估计会跟伪军大汉奸一个待遇，被关在预审处的大牢里等着吃子弹！”
杨师长见沐阳和邱蔚也不太想说话，便说出自己的想法。
这是他在党支部大会上没有提及的。
“不如送回延安吧？实在不行问问老总的意见？”沐阳没有太多办法。
“那不行！他现在还是团政委，还在打仗，岂能说换就换？难道我们要硬生生给他定罪不成？”
几人交换了一下意见，还是对此事一筹莫展。
现在风口正紧，“腐化”问题抓得非常紧，随便出点事那都是要枪毙的，这也是师长为什么这么谨慎的原因。
而且这还是发生在他的部队里的事情，要是处理不好，恐怕后续还会出其他问题。
现在一分区位置不好，西边的120师想发展、北边的冀热辽地区的八路军也要发展，南边的其他军分区也要发展，都瞧上了第一军分区这片广袤的辖区。
他们不能坐视一分区的地盘越来越小，不然就只能再一次分家。
还有26团的问题。
果然，师长在马上问他们：“你们觉得一团团政委要不换一个好？我总感觉一团的战力还是提不上来，肯定是政治工作没有做好。”
“……”
沐阳暂时没有发言，此事若是处置不好，很容易就会生乱，他得好好考虑自己的立场。
那就是不能轻易拆分部队，也不能轻易削弱自己。
晋察冀一分区，在军区建立之初就是明星部队，只要出现歼敌的战机，杨成武从不放过，几乎是追着小日本的屁股打的。
这得益于115师分兵的时候杨成武的独立团成建制地保留在了晋察冀。
一支部队不是人数上对半分就能分成两支部队的，战士们战斗力来源于日常生活之中的训练和磨合，而且政治工作也是最难做的，硬生生把部队分成两半，结果很可能就是出走、叛变甚至投敌。
当时聂司令员身边除了随军学校和警卫部队外，就只有一个没有满员的骑兵营，整个军区打仗和战绩近乎全靠一分区。要问为什么聂司令员不多带一些115师的老兵？那又回到了原本的问题了。
1937年时，沐阳认识的第一个朋友莫过于一分区的前身——独立团二营长的季光顺。而季光顺此时已经被邓华带到了北边，季光顺的二营也连同邓华一起被带走。
这当然有利于平西根据地的开拓、有利于抗日，但却深深地影响到了杨成武独立团以后的日子。一个团三个主力营少了2个，剩下两个主力营也跟着出问题。
当时邓、杨就组建冀东挺进队即八路军四纵一事上，两人可是吵得不可开交，连沐阳都被惊到了。
人事问题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埋下祸根。
只不过不管是聂司令员还是杨师长，都是政工干部出身，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是以革命第一，因此问题才没有越来越严重罢了。
因为年初的陈正湘出走、赵玉昆投敌、杨上堃叛变等问题，一团和二团牵连出一大批人，也因此空出了相当多的干部位置。
不少人都是新上任或是代理的职务。
一团团政委朱遵斌原本被寄予厚望，但他没能把握好部队，从晋东南反顽回来之后就被爆出恶性事件。
有人指控他“腐化”、“偷偷贪了钱”、“往自己口袋里藏了边币”。
此事引起轩然大波，不管是一团还是其他主力团的干部和战士，都惊讶于这场指控。指控的结果似乎是“没有证据、子虚乌有”而草草收尾，但朱遵斌同志还没摆脱他的罪名……因为党支部大会开了几次，却没给他定罪或者给他清白呢。
现在的一团政委还是他，但师长已经对他渐渐产生不满。
一开始师长可是支持朱遵斌的，因为师长也算了解他的为人，不然肯定不可能让朱遵斌担任一团的团政委这么重要的职务，因此在给军区的报告中都认为朱遵斌是被冤枉的。
可老朱却是个暴脾气，不仅在军分区的支部大会上掀桌骂娘，到了军区之后也敢在聂司令员面前掀桌大骂，显得不是那么配合。
事情到现在已经过去几个月了，在百团大战结束前，必须要彻底解决此事。
…
…
沐阳不是局外人。
得益于他的态度，他比很多人知道更多的内情。
此事没那么简单，如果只是一桩普通的冤假错案还不至于让聂司令员亲自下场解决问题。
要知道聂帅可是厚道人，沐阳以前对他不甚了解，但以他在晋察冀生活的那么久的时间来看，聂司令员绝对不是那种眼界狭隘、也无胸怀之人。
都说聂司令员厚道，那是因为他不整人，你可以像父子一样与他亲近。
可他若是整起人来，也能非常不“厚道”。
朱遵斌可能没有犯意识形态和军队纪律上的错，但在为人处世之上犯了不小的错误。
杨师长已经被年初那些出走叛变之类的事情搞得心力交瘁了。
没想到朱遵斌在晋东南反顽、跟老总聊天的时候，老总说那边缺人，而朱遵斌竟然就答应“去那边”。
没错，就是那位老总。
这跟出走没区别，朱遵斌同志想走，晋察冀自然“好走不送”。
而朱遵斌同志想带着一团一起“出走”，杨师长虽然觉得痛心，但考虑到老总需要、革命需要，肯定也会让朱遵斌和一团一起去支援延安。就像当年邓华同志要带走季光顺的二营一样，师长虽然痛心疾首，而且还要面临部队被割裂后产生的巨大后遗症，但最后还是为了党的革命大局杨师长还是同意了。
可错就错在朱遵斌跟老总等级差太远了，老总确实有这个意思，但朱遵斌想要决定此事，不说别的，至少要请示杨师长再说。
杨师长肯定也决定不了这种调动，肯定还要请示聂帅。
但最后聂帅和杨司令员竟然都不知情，那一句承诺就成了朱遵斌自己擅自做决定，这就是他犯下的大错。
恐怕连老总都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哪怕这几位最高指挥员关系再好，这件事可不能当做没发生过，必须纠正干部的思想的作风，教他们处理党内关系。
…
“最早要指控朱遵斌的那几个同志，我还要再见见他们，问问他们的意见。”
“至于正湘同志，朱遵斌同志是他带起来的，他现在在军区任职，也是另一种程度上的‘回避’，他也不适合当人证，哪怕他写信证明朱遵斌清白也没用。”
“但我认为，这个‘腐化’的罪名还是不要硬是安到他头上……不然他后半辈子就完了，估计会跟伪军大汉奸一个待遇，被关在预审处的大牢里等着吃子弹！”
杨师长见沐阳和邱蔚也不太想说话，便说出自己的想法。
这是他在党支部大会上没有提及的。
“不如送回延安吧？实在不行问问老总的意见？”沐阳没有太多办法。
“那不行！他现在还是团政委，还在打仗，岂能说换就换？难道我们要硬生生给他定罪不成？”
几人交换了一下意见，还是对此事一筹莫展。
现在风口正紧，“腐化”问题抓得非常紧，随便出点事那都是要枪毙的，这也是师长为什么这么谨慎的原因。
而且这还是发生在他的部队里的事情，要是处理不好，恐怕后续还会出其他问题。
现在一分区位置不好，西边的120师想发展、北边的冀热辽地区的八路军也要发展，南边的其他军分区也要发展，都瞧上了第一军分区这片广袤的辖区。
他们不能坐视一分区的地盘越来越小，不然就只能再一次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