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在这一天，1919年9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安福世系表之说明》的文章，仿照家谱形式，将当局十数位政要列进一个跨国的五代家世谱系，于嬉笑怒骂中充分显露了民众舆情不满和义愤情绪。戏称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为日本人的“私生子”，一时轰动全国。
所谓“安福系”，是因为去年初段祺瑞命亲信徐树铮、曾毓隽、王揖唐等在安福胡同建立安福俱乐部，靠这一派系的力量成立了新国会，因此这届国会也被称为“安福国会”或“安福政府”。
安福政府暗箱操纵推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实行亲日政策，以铁路、矿山、森林等权益换取日本巨额贷款以扩充军力，激起民愤。《民国日报》就在这一背景下调侃了中枢诸大公。
这张署名“某君戏作”的家谱显示：把“日本人”放在最高位置“祖”上，说明日本是中国当局操控者，北洋政府是日本的子孙附庸。
徐树铮是段祺瑞最为倚重的心腹，同时也是安福系的第一干将。他策划组建安福俱乐部，成立安福国会，手握实权抛头露面主持出卖大宗主权以换取日本支持，因此定为“本身”。
段祺瑞是安福政府的幕后实际操纵者，所以为“父”。
大总统徐世昌的大位是安福国会操纵选出的，“犹非正式结婚所生之子，则为私生子”。
倪嗣冲、曾毓隽是徐树铮的得力助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定位为“兄”与“弟”。
朱深、王揖唐、方枢忠心耿耿为徐树铮奔走呼号，定位为“子”。
龚心湛、张弧趋炎附势投靠安福系谋求升官发财，“恰合螟蛉子、干儿子也”。
刘恩格等人地位与职权在子之下，“皆有承家分产之望，名之以孙宜也”。
袁荣叟是投奔来的，地位在刘恩格等之下，被称为“继孙”。
这样一幅描绘安福系的“家谱图”，十分形象地反映了其政治分野，挖苦讽刺令人叫绝。一时间《民国日报》销量大增，安国政府诸君成为全国一大笑谈。
在古代辱骂皇帝是“十恶不赦”的严重侵害皇帝个人尊严的“大不敬”行为，不但自己掉脑袋，还要株连九族呢。段祺瑞、徐树铮等政要自然气急败坏甚至放出话来，说务必判处关闭《民国日报》，对邵力子、叶楚伧判处徒刑。
《民国日报》1916年1月于上海创刊，报馆设在租界河南路12号，是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主要宣传刊物，筹办者陈其美，总经理邵力子，总编辑叶楚伧。其副刊《觉悟》是“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 邵力子1882年出生于绍兴陶堰邵家溇，初名景奎，字仲辉，笔名力子，近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叶楚伧1887年出生于江苏吴县，原名单叶、宗源，著名的南社诗人，政治活动家。
凭心而论，民国初期，包括中期，对于言论自由确是中国历朝历代所不能比拟。在“五四运动”之后，民众的觉悟空前提高，对中国民主进程来讲，是一件大好事且值得提倡。故而当这则消息被当作花絮传到张汉卿耳中，他敏感地觉得可以借此大做文章。
人民党组织了党内的笔杆子，集结了在奉的法学界泰斗们，连续在《奉天日报》发表文章，号称“依法治国十三论”，极大地声援了《民国日报》的行为，并把这一事件及其处理上升到治国的高度，羸得国内数百家媒体的共鸣。
张汉卿认为，撇开是非正错不论，允许民众骂街是政府进步的象征，民国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就体现在这个方面。只要不是诽谤，政府应该谦虚地倾听民众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不明真相的民众或片面的说法，不应该动辄得咎，而是引导和劝诱。因为随着大政府时代的来临，原本三权分立的行政权越来越膨胀，而立法权在国内尚属泊来品，缺少一定的民间基础，完全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报纸就是民众的喉舌，就是声音，就是民意，是百姓监督政府的重要形式。
在他看来，总统是人，记者是人，普通的百姓也是人，大家都是中华民国的公民，都有权利对国家的发展、行为、政策和战略提出自己的见解。美国之所以被认为是民主的象征，就是美国人可以随骂总统。后来有句笑话说：“中国人认为骂美国是爱国，美国人也认为骂美国是爱国，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国人民终于找到了共识。”
美国人总统，报纸可以骂，国会可以骂，甚至上届总统也可以出来骂，非骂得你体无完肤不可。当然这种骂不是泼妇骂街，而是对其言行的抨击。当然总统也要表现出豁达的态度，要笑迎唾沫，以理服人，这是一种文化。
中国不见得有这种文化，但是最大程度上给政府以约束，将对中国未来的司法公正与独立奠定牢固的基础和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构能否代表了中立的第三方，独立地作出对公民与政府单位纠纷的裁决，是司法独立的真正体现。而作为强势的政府单位，是否真正尊重司法独立，体现在能否降下身段，像普通民众一样坦然坐上被告席或原告席，接受司法机构的质询。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国日报》大总统诽谤案有指标性的意义。
也许是“五四运动”余温里民众对段政府抗议的热情未减，或是感觉到奉系的表态得到国内舆论的声援后声势浩大，中央政府考虑了数日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在法律框架内解决自己的名誉受损问题。
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接受了安福政府的诉状，向《民国日报》总经理邵力子、总编辑叶楚伧发出传票，二人聘请林百架为辩护律师。该案1919年10月3日开庭，主审法官是英国副领事，陪审是华人法官俞英荪。在中国领土上，中国政府控告中国平民的案件，却由外国殖民者来审理，这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合常理，但在那个纷乱的时代却数次发生，1903年“苏报案”也是同样发生在上海租界，国家积弱，就会无力抵抗被外国欺凌。
在法庭上被告叶楚伧义正言辞的说道：“本人主笔报章已有十年之久，现任《民国日报》总编，当负刊载上之责任，但不负控告书中所谓诽谤侮辱大总统与在职官员之罪责。”“《安福世系表之说明》实系以游戏文字对于政策上之批评，并无侮辱之意义。本报与作者的本意相同，是在希望中同有良好之政府，使中华振兴，独止昌强，国民享和平自由幸福。”
被告方律师林百架为两人申辩，称原告提出的证据不能充分指控侮辱诽滂，理由如下：“1、按照中华民国宪法之规定，人民有言论之自由；2、原告控案应有北京政府派员来沪，提出充分证据；3、被告此项文字，乃法律所许可，且目的为中国有良好政府，实无侮辱意义。”要求撤销案件，宣告无罪。
安国政府律师穆安素坚持被告有罪，他说“此项文字，足使人民讥笑大总统与在职官员，非但侮辱之日引起人民之轻视及本人之羞耻，而且遗毒久远，请公堂应从四个方面考虑该项文字之恶劣后果，即被侮辱者之地位；侮辱之方法；侮辱时间及地点；侮辱人之地位。”并又加了一项罪名：“此项文字一经刊载，使政府要人遭轻视，于和议前途大有妨碍。”
基于此点林百架给予了有力批驳：“北京政府与广州护法政府之间的谈判，早在本年2月20日开始，由于北京方面没有诚意，已在本年5月24日终止，这已为众所周知。试问此项文字刊发在本年9月15日，于百日前谈判破裂结束之和议，究竟有何妨碍？”
双方唇枪舌剑论辩激烈。主审法官英国副领事与陪审的华人法官俞英荪合议后，并没有如安国政府的期待查封报关重判报人，也没有林律师主张的那样宣判无罪，而是认为《安福世系表之说明》这篇文章虽然在文字上侮辱了大总统和政府官员，但是“本意良好，颇有价值”，最后宣判处罚叶楚伧和邵力子二人各一百元大洋。
这个判决和段祺瑞、徐世昌等人的预计相差悬殊，难以平复其胸中愤懑，穆安素向法庭提出叶楚伧有过两次不服判决的“前科”，要求对被告从严究办，加重惩处。主审法官认为穆安素藐视会审法庭，当庭严词拒绝。至此轰动全国的《民国日报》侮辱大总统案得以了结。
经过此案，段祺瑞、徐世昌等人成为全国民众口中笑柄，有人在报上讽刺此事说，大总统的名誉也就值两百元大洋，《民国日报》经此事后名声大振。
当时，执政当局政要受此辱骂，其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的情形可想而知，必定想要严惩报馆和作者，然而他们首先想到不是先抓后审，而是寻求也只能谋求在法律框架内解决。同时在法庭作出仅仅罚款的判决后，他们虽心怀愤懑却也认输服从，没有再加害于人，说明他们的心目中还是有法治观念的，没有动用手中的权利泄私愤凌驾于法律之上，以法制而非人治，北洋这段时期的司法独立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闪耀着永久的光辉。
所谓“安福系”，是因为去年初段祺瑞命亲信徐树铮、曾毓隽、王揖唐等在安福胡同建立安福俱乐部，靠这一派系的力量成立了新国会，因此这届国会也被称为“安福国会”或“安福政府”。
安福政府暗箱操纵推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实行亲日政策，以铁路、矿山、森林等权益换取日本巨额贷款以扩充军力，激起民愤。《民国日报》就在这一背景下调侃了中枢诸大公。
这张署名“某君戏作”的家谱显示：把“日本人”放在最高位置“祖”上，说明日本是中国当局操控者，北洋政府是日本的子孙附庸。
徐树铮是段祺瑞最为倚重的心腹，同时也是安福系的第一干将。他策划组建安福俱乐部，成立安福国会，手握实权抛头露面主持出卖大宗主权以换取日本支持，因此定为“本身”。
段祺瑞是安福政府的幕后实际操纵者，所以为“父”。
大总统徐世昌的大位是安福国会操纵选出的，“犹非正式结婚所生之子，则为私生子”。
倪嗣冲、曾毓隽是徐树铮的得力助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定位为“兄”与“弟”。
朱深、王揖唐、方枢忠心耿耿为徐树铮奔走呼号，定位为“子”。
龚心湛、张弧趋炎附势投靠安福系谋求升官发财，“恰合螟蛉子、干儿子也”。
刘恩格等人地位与职权在子之下，“皆有承家分产之望，名之以孙宜也”。
袁荣叟是投奔来的，地位在刘恩格等之下，被称为“继孙”。
这样一幅描绘安福系的“家谱图”，十分形象地反映了其政治分野，挖苦讽刺令人叫绝。一时间《民国日报》销量大增，安国政府诸君成为全国一大笑谈。
在古代辱骂皇帝是“十恶不赦”的严重侵害皇帝个人尊严的“大不敬”行为，不但自己掉脑袋，还要株连九族呢。段祺瑞、徐树铮等政要自然气急败坏甚至放出话来，说务必判处关闭《民国日报》，对邵力子、叶楚伧判处徒刑。
《民国日报》1916年1月于上海创刊，报馆设在租界河南路12号，是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主要宣传刊物，筹办者陈其美，总经理邵力子，总编辑叶楚伧。其副刊《觉悟》是“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 邵力子1882年出生于绍兴陶堰邵家溇，初名景奎，字仲辉，笔名力子，近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叶楚伧1887年出生于江苏吴县，原名单叶、宗源，著名的南社诗人，政治活动家。
凭心而论，民国初期，包括中期，对于言论自由确是中国历朝历代所不能比拟。在“五四运动”之后，民众的觉悟空前提高，对中国民主进程来讲，是一件大好事且值得提倡。故而当这则消息被当作花絮传到张汉卿耳中，他敏感地觉得可以借此大做文章。
人民党组织了党内的笔杆子，集结了在奉的法学界泰斗们，连续在《奉天日报》发表文章，号称“依法治国十三论”，极大地声援了《民国日报》的行为，并把这一事件及其处理上升到治国的高度，羸得国内数百家媒体的共鸣。
张汉卿认为，撇开是非正错不论，允许民众骂街是政府进步的象征，民国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就体现在这个方面。只要不是诽谤，政府应该谦虚地倾听民众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不明真相的民众或片面的说法，不应该动辄得咎，而是引导和劝诱。因为随着大政府时代的来临，原本三权分立的行政权越来越膨胀，而立法权在国内尚属泊来品，缺少一定的民间基础，完全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报纸就是民众的喉舌，就是声音，就是民意，是百姓监督政府的重要形式。
在他看来，总统是人，记者是人，普通的百姓也是人，大家都是中华民国的公民，都有权利对国家的发展、行为、政策和战略提出自己的见解。美国之所以被认为是民主的象征，就是美国人可以随骂总统。后来有句笑话说：“中国人认为骂美国是爱国，美国人也认为骂美国是爱国，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国人民终于找到了共识。”
美国人总统，报纸可以骂，国会可以骂，甚至上届总统也可以出来骂，非骂得你体无完肤不可。当然这种骂不是泼妇骂街，而是对其言行的抨击。当然总统也要表现出豁达的态度，要笑迎唾沫，以理服人，这是一种文化。
中国不见得有这种文化，但是最大程度上给政府以约束，将对中国未来的司法公正与独立奠定牢固的基础和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构能否代表了中立的第三方，独立地作出对公民与政府单位纠纷的裁决，是司法独立的真正体现。而作为强势的政府单位，是否真正尊重司法独立，体现在能否降下身段，像普通民众一样坦然坐上被告席或原告席，接受司法机构的质询。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国日报》大总统诽谤案有指标性的意义。
也许是“五四运动”余温里民众对段政府抗议的热情未减，或是感觉到奉系的表态得到国内舆论的声援后声势浩大，中央政府考虑了数日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在法律框架内解决自己的名誉受损问题。
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接受了安福政府的诉状，向《民国日报》总经理邵力子、总编辑叶楚伧发出传票，二人聘请林百架为辩护律师。该案1919年10月3日开庭，主审法官是英国副领事，陪审是华人法官俞英荪。在中国领土上，中国政府控告中国平民的案件，却由外国殖民者来审理，这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合常理，但在那个纷乱的时代却数次发生，1903年“苏报案”也是同样发生在上海租界，国家积弱，就会无力抵抗被外国欺凌。
在法庭上被告叶楚伧义正言辞的说道：“本人主笔报章已有十年之久，现任《民国日报》总编，当负刊载上之责任，但不负控告书中所谓诽谤侮辱大总统与在职官员之罪责。”“《安福世系表之说明》实系以游戏文字对于政策上之批评，并无侮辱之意义。本报与作者的本意相同，是在希望中同有良好之政府，使中华振兴，独止昌强，国民享和平自由幸福。”
被告方律师林百架为两人申辩，称原告提出的证据不能充分指控侮辱诽滂，理由如下：“1、按照中华民国宪法之规定，人民有言论之自由；2、原告控案应有北京政府派员来沪，提出充分证据；3、被告此项文字，乃法律所许可，且目的为中国有良好政府，实无侮辱意义。”要求撤销案件，宣告无罪。
安国政府律师穆安素坚持被告有罪，他说“此项文字，足使人民讥笑大总统与在职官员，非但侮辱之日引起人民之轻视及本人之羞耻，而且遗毒久远，请公堂应从四个方面考虑该项文字之恶劣后果，即被侮辱者之地位；侮辱之方法；侮辱时间及地点；侮辱人之地位。”并又加了一项罪名：“此项文字一经刊载，使政府要人遭轻视，于和议前途大有妨碍。”
基于此点林百架给予了有力批驳：“北京政府与广州护法政府之间的谈判，早在本年2月20日开始，由于北京方面没有诚意，已在本年5月24日终止，这已为众所周知。试问此项文字刊发在本年9月15日，于百日前谈判破裂结束之和议，究竟有何妨碍？”
双方唇枪舌剑论辩激烈。主审法官英国副领事与陪审的华人法官俞英荪合议后，并没有如安国政府的期待查封报关重判报人，也没有林律师主张的那样宣判无罪，而是认为《安福世系表之说明》这篇文章虽然在文字上侮辱了大总统和政府官员，但是“本意良好，颇有价值”，最后宣判处罚叶楚伧和邵力子二人各一百元大洋。
这个判决和段祺瑞、徐世昌等人的预计相差悬殊，难以平复其胸中愤懑，穆安素向法庭提出叶楚伧有过两次不服判决的“前科”，要求对被告从严究办，加重惩处。主审法官认为穆安素藐视会审法庭，当庭严词拒绝。至此轰动全国的《民国日报》侮辱大总统案得以了结。
经过此案，段祺瑞、徐世昌等人成为全国民众口中笑柄，有人在报上讽刺此事说，大总统的名誉也就值两百元大洋，《民国日报》经此事后名声大振。
当时，执政当局政要受此辱骂，其恼羞成怒气急败坏的情形可想而知，必定想要严惩报馆和作者，然而他们首先想到不是先抓后审，而是寻求也只能谋求在法律框架内解决。同时在法庭作出仅仅罚款的判决后，他们虽心怀愤懑却也认输服从，没有再加害于人，说明他们的心目中还是有法治观念的，没有动用手中的权利泄私愤凌驾于法律之上，以法制而非人治，北洋这段时期的司法独立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闪耀着永久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