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文明路一百三十号是李宗仁的私宅。这所秀气的中式楼房，地处闹市，却又十分幽雅静谧，院子里有几株花芽绽开的玉兰，几丛挺拔俊逸的翠竹。院子后面，是微波荡漾的杉湖。这正是农历谷雨刚过的时候，是桂林的多雨季节。密密的雨滴，击打着玉兰树叶，落下一地的乳白花瓣，院子里清香四溢。杉湖上弥漫着一层烟波，淅淅沥沥的雨没完没了地下着，给人一种沉郁惆怅之感——这桂林的四月！
李宗仁到桂林已经三天了，三天都是在这样的雨天中度过的。他很少出门，除了到楼下会客外，便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踱步，或者坐到内阳台上默默地看着雨中朦胧的杉湖。
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卷长卷，卷首处“关于时局的建议书”一行毛笔楷书赫然醒目。他背着手，站在书桌前，不知是在欣赏那挥洒俊逸的字体，还是在琢磨建议书中那说理透彻、无懈可击的内容。这份建议书，是由广西极有名望的立法委员李任仁领衔给他上呈的。李任仁早年曾在会仙圩高等小学教过书，白崇禧便是他的学生。李任仁是桂系中的开明人士，思想进步，已加入了李济深领导的“民革”，并当选为中央委员。昨天，他把这份由在桂林的数十名桂系高中级干部签名的建议书交给李宗仁时，非常郑重地说道：“德公，现在和平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国民党打了这么多年内战，民怨沸腾，人心尽失，失败已成定局，我们应谋自全之道。桂林是蒋介石军警特务势力所不能及的，德公决心和平，在桂签署和平协定，仍不失时机。”
1949年4月23日，李宗仁代总统由南京飞返桂林，准备与蒋介石最后“摊牌”
李宗仁沉吟不语，李任仁又道：“德公，你想过没有，蒋介石在大陆失败，尚有一台湾可以负隅，你如在大陆失败，连一条退路也没有啊！广西地瘠民贫，实力有限，想与共军对抗，无异以卵击石。目前应不惜一切，签署和议，方是唯一之出路。”
“重毅（李任仁字重毅）先生，”李宗仁颇感动地说道，“我既然回到桂林来了，就不想再下广州，也不想糜烂广西！”
送走了李任仁，又迎来了个风尘仆仆的陈雄。
“杰夫，你从哪里来？”李宗仁把陈雄邀到客厅座谈。
“从香港来。”陈雄一边说话，一边从皮包里取出一封信交给李宗仁，“这是季宽给你的信。”
“啊，季宽在香港干什么？”李宗仁一边拆阅黄绍竑给他的信，一边问道。
“季宽要我来告诉你和在桂的同袍，共产党对和平是有诚意的，绝不会说假话。他说老白和一些弟兄们有穿草鞋上山的思想，这是自杀！他说德公你无论如何不能下广州，已经跳出这个火坑，就不该再陷下去，否则就不能自拔。请德公早下决心，季宽正在香港准备组织立法委员们起义！”陈雄说道。
看来，黄绍竑是永远不会再回到桂系团体中来了，李宗仁只感到一阵悲哀。他看完黄的信，对陈雄道：
“你们不要着急，我是不会轻易下广州去的！”
因有了李宗仁这几句话，桂林那雨雾弥漫的上空，顿时绽开一片光明的和平曙光来。
这一日，李宗仁没有会客，他独自在楼上的房间里踱步，一边抽烟一边思考应付时局的办法。他从南京逃出来，身边只带着那颗“中华民国总统之印”。现在，唯有这颗大印才能证明他的真实身份。昨天夜里，他做了个噩梦，梦见蒋介石来抢他的大印，他把大印紧紧地抱护在胸前，蒋介石却死劲地要掰开他的双手，他们正抢得难分难解的时候，忽听身后有人大喝一声：“不许动，把总统大印交出来！”李宗仁和蒋介石回头一看，只见一队手持美国造汤姆逊式冲锋枪的共军冲了进来，一齐用枪口顶住他们。李宗仁和蒋介石吓得大惊失色，双方不约而同地把手松开，只听“叭”的一声，那颗总统大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他和老蒋都当了共军的俘虏！醒来之后，他觉得身上冷汗微出，惊惶不已，早晨起床之后，那眼皮兀自跳个不住。他在房里踱了几圈，想起夜里那个晦气的噩梦，感到很不放心，忙掏出钥匙，打开保险柜的铁门，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只紫檀木盒子，拨开密码锁，取出装在盒中的那颗代表国民党政府权力和他本人身份的大印，像鉴赏一件稀世珍宝似的，左看看，右瞧瞧，还不断地抚摸着，嘴里喃喃自语道：
“你们拿不走的！拿不走的！”
他拿起大印，往印泥上按了按，在一张总统专用笺上一盖，一只硕大的鲜红方印赫然印在了纸上。他端详着，俯视着，脸上显出一副满足的笑容，仿佛国民党政府的疆土，桂系的本钱，仍然完完整整地掌握在他手中。
“老蒋算什么？嘿！他不过还有点兵、有点钱罢了，可他没有这个大印！”
李宗仁冷笑着，把大印放入盒内，重新锁到保险柜里，他终于发现了自己的作用和价值。这是自逃出南京以来，他第一次感到自己身上还有一股力量，这股力量，使他在与中共或老蒋讨价还价的斗争中，有一种特殊的作用。假如把他和老蒋放在一台平秤上掂一掂分量的话，这只总统大印便是他的一个大筹码，是他的全部优势所在。目下，国民政府的行政机构——行政院在广州，但他作为代总统却勾留桂林，广州等于没有政府。记得黄绍竑从北平回来时，曾悄悄对他说过：“德公，你只要把总统大印佩在身边，离开南京后，在国内什么地方都仍可与中共签署和谈协议。”黄绍竑在信中也谆谆劝他：“……在南京签字确有困难，在桂林则可重开和议，此乃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也！”
李宗仁在桂林的官邸
“和议，和议……”李宗仁反复念叨着，仿佛要悟出它的真谛，掂出它的分量，析出它的利弊。他是靠借助和平力量夤缘时会上台的，和平的含义，便是国共双方就地停战，共军不得过江，划江而治。可是，如今长江天堑已失，共军已逼近沪杭，他和白崇禧划江而治的幻想彻底破灭了。现在，“和平”的含义又是什么呢？他走到地图前，视线从湖南、广东、广西逐渐移动到贵州、云南、四川。
“湘、粤、桂、黔、滇、川还是完整的，白健生率领的华中部队也还是完整的！”他点了点头，自言自语地说道，似乎已经悟出了“和平”的真谛。坐拥江南半壁不成，难道不可割据西南而立吗？西南数省，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疆土相连，崇山峻岭，万水千山，有着无数险要屏蔽，抗战八年，日本人那样大的力量都打不进去。但是，蒋介石能让他这样干吗？老蒋把张群派到四川去，蒋的嫡系部队胡宗南、宋希濂都看守着四川的大门。广东是老蒋起家发迹的地方，目下cc系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何应钦的行政院都在广州，广东省主席薛岳是陈诚的人，老蒋在下野前几天便把他安排到广东去了，说明老蒋对经营西南亦早有打算。经过杭州摊牌之后，他已看穿老蒋不但不愿放弃幕后操纵，而且一旦时机成熟，便会从他手上毫不客气地重新夺回那颗总统大印。要割据西南，就得逼蒋交权，逼蒋出国，否则，仍是南京那样的局面，任蒋摆布，任中共宰割。他凭什么再与老蒋较量，而达到将其逐出幕后远遁国外之目的？
李宗仁冥思苦索，觉得还是要在“和平”上做文章。他是靠和平上台的，“和平”是他拥有的一把撒手锏，他曾用这个武器将蒋介石打下台去，现在要逼蒋交权，逼蒋出国，还得拿起他的撒手锏。因为作为谈判对手，中共是绝不会与老蒋坐到一张桌子前的。而对于李宗仁，只要他发出和平的呼吁，中共便可随时与他重开和议。“和平”这个武器，是老蒋所没有的，只要李宗仁重新把它舞将起来，老蒋便要怕他三分。而且在桂林发出和平的讯号，老蒋鞭长莫及，既无法像在南京时那样控驭，又难以摸到他的底。只要把老蒋逼得放洋，他完全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财权，便可以和备战，以战谋和，与中共周旋，假以时日，稳住西南六省，到时美国定可提供大量外援……李宗仁想着想着，那委顿的脸上绽开一片欣慰的笑容，他觉得自己飞回桂林的举动实在有着战略意义。就像他当年在抗击孙传芳渡江的大战中，偶然到了何应钦的第一路指挥部一样，制止了何应钦的逃遁，使南京转危为安；也像他在抗战时，率长官部自夏店西撤至平汉线上的花园站以西的陈村，夜不能寐，忽然心血来潮，立即披衣起床命长官部迅速撤离该地，想不到他率长官部刚离陈村，日军骑兵数千如狂风骤雨突将该村包围，因李宗仁走得及时，才不被包围歼灭。眼下，到了桂林，他可望获得最为有利的转机。他想了想，立即走下楼来，命副官备车。
“总统要去哪里？”副官站在小轿车旁，撑着一把雨伞，为李宗仁打开车门。
“你不要管，我一个人去就行了。”李宗仁钻进汽车，不带任何随从，待汽车开出大门后，他才命令司机，“到重毅先生家里去。”
到了李任仁的家门口，雨下得更大了，李宗仁没有带雨具，司机说让他到李先生家里借雨具来，李宗仁只说了声：“不用！”便毅然推开车门，冒雨跑了十几步，进了李任仁家的小院。李任仁闻报，赶忙出迎。他见李宗仁头发和衣服上都挂着水珠，不带一个随从，单身冒雨赶来，甚为惊疑，他一边命人取毛巾给李宗仁揩脸，一边亲自给对方拍着衣服上的雨水，问道：
“德公有事，派人来找我不就行了，何须亲自跑到这里来？”
“我还想重开和谈，请你替我到北平走一转如何？”李宗仁开门见山地说道。
“啊！德公已经下决心了吗？”李任仁见李宗仁如此焦急，估计他是专门为那份《建议书》而来的。
“仗是不能再打的了，非和不可，再打，连广西都要糜烂！”李宗仁摇着头，恳切地说道，“重毅先生，你和中共的人及文化界的人熟识不少，所以想请你走一趟。”
看来，李宗仁是被《建议书》说服了，决心实现和平，则不但广西，而且西南六省的和平解决，都有希望。李任仁激动地抓着李宗仁的双手，说道：
“德公，只要你决心和平，我就去！”
“谢谢你，重毅先生！”李宗仁关切地问道，“旅途劳顿，你身体还行吗？”
“行行行！”李任仁十分兴奋地答道，“只要为和平奔走
，我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正当李任仁准备北上，为李宗仁重新拉和谈关系的时候，白崇禧偕居正、阎锡山等人突然飞抵桂林，李宗仁忙通知李任仁：“看看情况再说。”原来，李宗仁回到桂林后，即电白崇禧飞桂商量往后的行动，白崇禧由汉口起飞，因桂林、柳州都天降大雨，他的专机无法降落，乃改飞广州去了。他在广州盘桓数日，才飞抵桂林，同行的居正、阎锡山乃是肩负国民党中央和行政院来桂劝驾使命的。抵桂后，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出面将居、阎安置在“桂庐”下榻。李宗仁召集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李任仁及广西省府的厅长、委员，桂林绥靖公署的高级将领和部分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一共数十人开会，研讨对策。李宗仁说道：
“今天广州方面派居觉生和阎伯川来桂，其目的在劝促我赴广州。现在健生也回来了，请大家就和与战的问题，再行讨论，以便抉择。”
桂林绥靖公署主任李品仙立即抢着说道：“共党与我们信仰不同，他们提倡阶级斗争，不要中国历史文化，不要老人，他们实行共产共妻，拆散家庭，既无人性，更无人情，我们绝不可与之谈和，只有整军经武，和他们决一死战！”
“荒谬！荒谬！”李任仁忍不住立即驳斥李品仙，“延安有中国历史研究会，他们研究成果累累，你知道吗？共产党统治区也演京戏，写旧体诗，中共领袖毛泽东的旧体诗就写得很好，这些，你都知道吗？怎能说他们不要中国历史文化？”李任仁越说越生气，随即从座位上站起来，指着李品仙说道：“你说中共不要老人和家庭，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难道不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延安就有许多家庭、夫妇、子女，怎能说拆散家庭？试想，一个既没有人性，又没有人情的政党和军队，何以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短短几年时间便取得了如此重大的胜利？”
奔走蒋、桂之间的阎锡山
李任仁一席话，把李品仙驳斥得张口结舌，但他却并不认输，蛮横地大叫道：
“我们与共党不共戴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仗，一定要打到底！”
“糊涂至极！糊涂至极！”李任仁狠狠斥责道，“国民党的仗如果还能打下去的话，蒋介石是绝不会下台的！他的几百万军队一败涂地，共军已经乘胜过江，现今国共双方，弱强之势悬殊，倘不争取和平，一味蛮干下去，则恐瓦全而不可得！”
李任仁与李品仙在会上激烈交锋，李宗仁坐着一言不发，他只是在不断地抽烟。和平，是他的一个武器，仅供他使用来对付别人和保护自己的，他的代总统地位，是靠和平挣来的，他还要靠“和平”去为他打倒蒋介石，巩固自己的地位，以便把代总统那个讨厌的“代”字去掉。当然，如果蒋介石硬是不相让，李宗仁是不可能去广州的。反正，总统大印在自己手上，逼得没有转圜余地，他也可以与共产党讲和，还能当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但，那是迫不得已的时候。李宗仁要白崇禧回来商量，那是因为他无论要选择哪一条道路，都必须得到白的坚决支持，否则，他就寸步难行。现在，李任仁与李品仙在激烈争论，李任仁曾几次目示李宗仁，希望他站起来表态。但是，李宗仁却只管默默地抽烟。李品仙是桂林绥靖公署主任，掌握兵权，李任仁只是一个立法委员，无职无权，虽然据理驳斥李品仙的谬论，但李品仙却有恃无恐地大喊大叫，杀气腾腾，穷凶极恶，企图以气势压倒李任仁。
李宗仁以目光投向白崇禧，他希望白起来说几句话，以缓和一下会场上的气氛。但白崇禧只皱着眉头，什么话也不肯说。李宗仁又看看坐在身旁的黄旭初，黄则低头默坐，仿佛和、战都与他无关，李、白在此，用不着他来操心，横竖共产党已过了江，李、白对广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抓得紧。白崇禧派李品仙回桂任绥靖公署主任，李品仙便大有取黄而代之的势头。黄旭初对此也从不吭声。
桂系直接掌握的另一个省——安徽，已经丢给了共军，此前一年，夏威利用在蚌埠任绥靖公署主任的方便，从李品仙手中拿走了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回广西任桂林绥靖公署主任，也准备从黄旭初手中拿走黄当了十九年的广西省主席。黄旭初是个明白人，他知道，广西像安徽那样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因此，他更不愿说话。李宗仁见白、黄都不起来说话，李任仁和李品仙又争得不可开交，其他的人，因得不到李、白、黄一句话，也不敢随便发言。李宗仁觉得这样僵持下去不好，便对白崇禧道：
“这样的会，已开过几次了，健生，你刚回来，大家都想听听你的意见。”
白崇禧见李宗仁非要他起来说话不可，便说道：
“和、战皆取决于德公，散会！”
白崇禧这句话，不但使大家摸不着底，也使李宗仁为难。会后，李任仁来问：
“德公，上北平的事……”
“莫急，先看看再说。”李宗仁模棱两可地答道。
李任仁预感到情况可能有变，叹一口气，失望地走了出来。
“健生，你看是战好还是和好？反正不管是战是和，我都不想下广州去了！”
待李任仁走了后，李宗仁忙将白崇禧拉到楼上的房间里密谈，他最关心的便是白的态度。白崇禧后来得知，李宗仁在杭州和蒋介石摊牌没有成功，老蒋毫不放权，李宗仁两袖清风逃到桂林，他听了十分生气，直骂李：“一堆烂泥，怎么也扶不上墙！”白崇禧原来估计，李宗仁在杭州至少可以从蒋介石手上拿到一部分钱，因为他的几十万华中部队，自从李上台以来三个月，还没有从中央领到一文军饷，目下在武汉，他还能勉强维持，但南京失守以后，汤恩伯仍只顾死守上海，全然不管浙赣大门，白崇禧已感到在武汉待不住了，往后的军饷，怎么办？白崇禧是个极重实力的人，那几十万兵便是他的命根子，有钱给他发军饷，便什么都好办，没有钱，那就不好商量了。他在汉口接到李宗仁要他回桂林商量下一步行动，心里很不满意。“你李德公能养活我这几十万人马吗？”他暗地里质问道。后来，在部下的苦劝之下，他才勉强乘飞机飞桂林，但天气太坏，无法降落，只得飞到广州去了。他在广州与何应钦、张发奎等磋商数日，他们都要他到桂林劝李宗仁来穗主持政府。张发奎刚由桂林返穗，他是专程代表粤方人士去请李宗仁的，但是，李宗仁表示消极，不愿去广州，便把劝李来穗组府的希望全寄托在白崇禧身上了，他把白崇禧拉到家中密谈。
“老白，你的责任就是要把李德公请到广州来主持一切！”张发奎是个粗犷之人，话也粗豪坦爽，“只要德公莅穗，便一切都好办！”
“向华兄，还有什么好办的啰！”想不到白崇禧也对此表示消极。
“你老兄别来这一套，我问你：到底想干不想干？”张发奎说道。
“想干怎样？不想干又怎样？”白崇禧问道。
“想干，你去把李德公请来，我们破釜沉舟，由两广发动，宣布反蒋，拥护李德公为领袖，另立一个西南独立政府，与中共继续进行和谈，只要能保留两广地方独立政权与军队建制，其他八条二十四款规定的内容，一切接受下来。”张发奎打开天窗说亮话，痛快极了。
“不想干呢？”白崇禧不露声色地问道。
“带着你那几十万大兵回广西的深山老林去啃石头、嚼木头、蹲山头吧！”
自从共军渡江之后，白崇禧便知道在武汉无法立足，他的目光早盯着广东。广东富庶又有出海口，过去，陆荣廷占据两广，雄视西南，孙中山数度开府广州，力倡北伐，全靠广东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得广西加入，两广联合，乃有北伐军兴，问鼎中原，建都南京之举，目今如能在粤另立政府，尚可望历史重演。
“向华兄，你是与我们共过患难的，但伯陵、幄奇究竟怎么想呢？”白崇禧问道。因为他知道张发奎在广东不能完全做主。
“伯陵、幄奇在广东面临大军压境之际，亦皆认为非此不足以挽救千钧一发之危机。伯陵曾向我反复表示：‘两广联合则存，分离则亡，这是历史的结论。我过去虽对李、白嫌隙甚多，现在亦当湔弃一切，合作到底。’总之，我们广东人是够朋友的，广西人够不够朋友，就看你白老兄的啦！”
1949年5月1日，白崇禧（左）与陆军总司令张发奎密谋两广时局之演变
“广西人当然够朋友！”白崇禧拍着张发奎的肩膀，就像在一笔合股的大生意上拍板定标一样。
“那好。”张发奎把衣袖往上一推，毫不含糊地说道，“待李德公飞穗时，我即在天河机场预先布置，发动一个突然的政变，将老蒋的那些嫡系头目陈立夫、陈果夫、孔祥熙、朱家骅、郑介民等统统扣留起来。对有反蒋倾向，可以跟我们合作的何应钦、阎锡山等人，则要求他们在李德公和孙哲老领衔下共同签署反蒋成立西南独立政府的通电，如何、阎等不同意，也把他们一起扣留起来。如届时宋子文在场则更妙，把他扣留起来还可挟持他取得一笔巨款，以济军饷。通电后，我们即成立以李德公为首的独立政府，宣布与中共恢复和谈，并把这些扣留起来的人作为送给共产党的贽见礼，这也符合中共所提的惩办战犯的条款啊！”
白崇禧听了暗吃一惊，生怕这个“莽张飞”打草惊蛇，生出乱子来，便说道：
“只要把老蒋抛开就算了，必欲清除cc系，扣留何、阎，何示天下之不广也！”
张发奎不以为然地说道：“难道你不知铲草除根的道理吗？”
白崇禧便是带着这个大胆的秘密从广州飞到桂林的，他暗自庆幸，天公作美，把他先送到了广州，再回桂林。因此，在会上他不管李任仁和李品仙怎样争执得脸红脖子粗，他只是一言不发，使李宗仁感受到一种进退维谷的压力，他再说话。
“德公，依我看老蒋既不肯放手让权，与其受他处处掣肘，倒不如请他重新出山，主持大政，德公正可俾卸仔肩，消遣林泉山水之间。”白崇禧从反面劝道。
“健生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李宗仁一听便火了，“此事万不可行！现在已是宪政时期，吾人必须维护宪法之尊严，国家之名器。今老蒋已引退下野，他已成为一平民，若不经国民大会的
合法选举而私相授受，由我请他复任总统，则我将为民国之罪人！”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白崇禧冷冷地笑了一笑，“难道德公在南京的教训还少吗？”
“我要在桂林与共产党重开和谈！”李宗仁坚决地说道，“看老蒋怎么办！”
“啊！”白崇禧暗吃一惊，他实在想不到李宗仁还有这一手可以对付老蒋，便说道，“如果德公下这步棋，倒是可以出其不意地把老蒋‘将死’。我在广州的时候，张向华已商得薛伯陵和余幄奇的同意，一致邀你到广州组织西南独立政府。”
“我不能轻易到广州去！”李宗仁断然说道，“除非老蒋彻底走开！”
“嘿，”白崇禧点了点头，“明天，和居觉生、阎伯川会谈，德公就打开窗子说亮话吧！”
李宗仁没有说话，抽着烟，在室内不断踱步，似乎还有什么话要向白崇禧说，但他却并不开口。白崇禧一双眼睛，紧盯着正在踱步的李宗仁，好一阵才站起来，走到李宗仁面前，恳切地问道：
“德公，你一定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讲吧？”
“唔。”李宗仁欲言又止。
“德公，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里，有什么话，你尽管对我说吧！”白崇禧不知李宗仁想说什么。
李宗仁叹息一声后，说道：“在中共公布的战犯名单中，老蒋居首，我紧随他之后，其三为陈辞修，你是第四名，之后是何敬之……”
白崇禧冷笑一声，说道：“内战哪有什么战犯可言，一个巴掌拍不响！东京大审判席上的那些罪恶滔天的日酋，才是名副其实的大战犯！”
李宗仁又踱了几步，才回头对白崇禧说道：“司徒雷登大使对我说过，美国南北战争时，北方军的统帅格兰特在维克斯堡大捷之后，居然让三万多名南方军战俘发个誓言，就轻松地放走了他们。南方军战败后，作为战胜方的北方，只是签署了一项声明，证明南方军是放下了武器的平民，可以自由回家，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追究他们的战争责任……”
“德公……”白崇禧摇头，正要说下去，李宗仁却打断他，继续说道：
“作为战胜方的北方军统帅格兰特，不仅允许战败了的南方军的军官们带着武器回家，还让南方军的士兵们带走了他们的马匹、骡子回家去种地。南方军的总指挥官李将军，战败后，去华盛顿大学当了校长，他由一个内战中的出色军事家，成为美国一名优秀的教育家。南方的总统戴维斯，战败后仅被监禁了两年，就可以回家做自由民去了。他出狱后，开了一家寿险公司，当起了老板。”
白崇禧却冷冷地说道：“德公，美国人的南北战争，虽然打得极为惨烈，但交战的双方，他们之间，无非是你赢我输的问题；在我们中国，国共双方则只有你死我活的问题！”
白崇禧说罢，也不理会李宗仁，便独自走了。
第二天，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与居正、阎锡山等举行会谈。阎锡山穿长袍马褂，那模样颇像一位精明刻薄的钱庄老板，他一见李宗仁便放声痛哭起来：
“德邻兄，共军真残酷呀，太原巷战时，他们以尸填沟洫，杀人如麻，真不得了啊！我治理山西四十年，想不到今日遭此浩劫。德邻兄，你千万不能让共军进广西呀！”
“伯川兄，为了不糜烂广西，我准备与中共重开和谈。”李宗仁果真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什么？德邻兄，和谈？”阎锡山把那双一向总爱半眯缝着的老眼一下子睁到不能再大了。
“是的，伯川兄，在南京时我已经晚走一步了，如果当日在和平协定上签字，莫说广西不致糜烂，便是京沪杭一带繁华地区亦可不受战火摧残。”李宗仁说道。
“德邻兄，你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共党说话是从来不算数的，傅宜生（傅作义字宜生）那样做，将来绝不会有好下场！”阎锡山过来拉住李宗仁的右手，仿佛怕他真的一下子跑到共军那边去了似的，“德邻兄，你应该以国家为重，速赴广州，领导反共！”
“嗨！伯川兄，国家大事，全是蒋介石弄坏的嘛，有他在幕后操纵，我是决不下广州的。”李宗仁的话硬得像块钢铁，似毫无商量的余地。
“德邻兄，德邻兄，”阎锡山急得差点要下跪叩头了。他离开山西，像被人从土中拔出的一棵老树，从头到脚一下子便萎蔫了。他长期反蒋，割据山西，现在不得不跑来南方请蒋介石收容。开始，蒋介石并不怎么理睬他。碰了几次钉子之后，精明的阎锡山终于找到了讨蒋欢心的门路。他知道蒋介石被迫下野后，既要利用李宗仁在台上当挡箭牌、作傀儡，又要处处抓权，伺机卷土重来。他看出李宗仁无论从实力上还是能力上都斗不过蒋介石，有朝一日，这党国还是属于老蒋的。因此，他便甘愿充当蒋介石的一条绳子，替蒋羁縻李宗仁，以此作为给蒋的一份进献礼。当阎锡山得知李宗仁勾留桂林，有与中共重开和谈的趋势后，赶忙邀国民党元老居正飞往桂林劝驾，请李宗仁速去广州。因为他清楚得很，如果李宗仁硬留在桂林，真与中共重开和谈的话，蒋介石不但将失去对李宗仁的操纵，而且也将失去对西南残局的最后控制，这对蒋介石来说，将是一个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因为如果崩溃得如此迅速，不仅大陆再无立足之地，便是孤岛台湾也来不及固守，更无法争取得到美援。阎锡山看中了李、蒋斗争中的这一要害环节，决定为蒋效劳。他苦苦哀求李宗仁道：
“德邻兄，只要你肯到广州去领导反共，我看蒋先生是什么都好商量的。”
“伯川兄，广州可不是太原啰，蒋先生的事，谁也做不了主的，我看，你还是不要操心的好。”李宗仁这句话，说得阎锡山简直下不了台。
“德邻兄，俗话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当年北伐时的四位集团军总司令，蒋冯阎李，冯焕章已过世了，目下在国内就只有蒋先生和你、我啦，我有义务促成你和蒋介石先生之间的和解，以完成‘反共救国’之大业呀！”阎锡山并不计较李宗仁的奚落，还是喋喋不休地苦劝着。
“纵使伯川兄有意，蒋先生也无心呀！”李宗仁摇摇头，“我们和蒋先生打了几十年交道，对他的为人，难道还不清楚么？”
“我想，还是请德邻兄提提具体的条件吧，以便和蒋先生进行磋商，锡山虽然老朽，但愿充当个走卒。”精明的阎锡山知道李宗仁秉性忠厚，便纠缠着要李宗仁提具体的条件。
李宗仁一想，提就提，这事横竖老蒋不会松手，你阎锡山也做不了主，不妨再摊一次牌，到时候或去广州，或留桂林，主动权还在自己手上。张发奎的那个两广联盟组织西南独立政府的方案，对李宗仁来说也有着颇大的吸引力。如果老蒋不肯屈服，不答应这些条件，到时反蒋另组政府也就更有理由和号召力。
“我的条件并不苛刻。”李宗仁伸出一个手指说道，“关于指挥权者：力求扭转军事颓势，国防部应有完整之指挥权，蒋先生不得在幕后指挥。”
“好！”阎锡山忙摸出老花镜，亲自用笔记下来。
“第二，关于人事权者：”李宗仁又伸出一个手指，“全国官吏任免，由总统暨行政院长依据宪法执行之，蒋先生不得从幕后干预。”
待阎锡山记下后，李宗仁又伸出一个手指，接着说道：
“第三，关于财政金融者：中央金融、企业等机构，概由行政院主管部会监督，任何人不得从中操纵，中央银行运台存贮之银元、金钞，须一律交出，支付军政费用。第四，关于行政范围者：各级政府须依据宪法规定，向总统及行政院长分层负责，不得听受任何人指导，在穗之政府机关，应率先奉行。第五，关于党政者：国民党只能依普通政党规定，协助指导从政党员，不得干涉政务，控制政府。”
李宗仁一口气说完了后三条，阎锡山也逐条记录了下来。
“德邻兄，我看这五条很好，很好，无论如何，我要去说服蒋先生，要他完全接受下来。”阎锡山这时变得和钱庄老板一模一样，似乎他有本钱完全可以兑现。
“伯川兄，我还有一条！”李宗仁说话时那双眼睛里透出股一不做二不休的狠劲，阎锡山不由暗吃一惊，他对南方人的眼神总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畏惧。当年北伐完成时，蒋、冯、阎、李四大集团军总司令，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总理灵前举行祭告典礼，阎锡山对冯玉祥悄悄耳语：“他们南方人那双眼睛，总使我不放心！”冯玉祥只是一笑了之。
今天，阎锡山觉得李宗仁那双眼睛好生逼人，便问道：
“德邻兄还有何高见？”
“第六，”李宗仁咬了咬牙，狠狠地说道，“关于蒋先生今后出处：蒋先生必须出国，免碍军政改革！”
“啊！”阎锡山惊得连手中的笔都掉到地上去了。他知道，蒋介石不但不会接受这一条，而且听到要气炸肚皮。
“怎么样？伯川兄，你看有把握吗？”李宗仁见阎锡山惊成这个样子，便冷笑着问道。
“啊——”阎锡山眨了眨眼睛，讪笑道，“好好好，我这个老走卒一定不会辱没使命！”
“我这六条，今天就形成一个正式文件，题为《备忘录》，由伯川兄转交蒋先生。”李宗仁道，“蒋先生有时很健忘，他说过的话、许下的诺言总不兑现，今怕他又犯老毛病，因此特以备忘录告之。”
“啊，德邻兄，”阎锡山苦笑着，哀求道，“请你给我这个老走卒一点面子吧，文件的标题是否可改为《李代总统与居正、阎锡山等谈话纪要》，否则，你这《备忘录》岂不成了一纸最后通牒了？叫我怎么转圜得过来哟！”
“嘿嘿，”李宗仁得意地笑道，“看在伯川兄在竞选副总统时助了我几十票，我就依你之意，改为《谈话纪要》吧，但是，那六条的每一个字都不能再打折扣。还要蒋先生亲自给我复一函。”
“好的，好的，”阎锡山见李宗仁接受了他的意见，忙点着头，吩咐秘书正式拟文稿。
当天下午，居正和阎锡山带着李宗仁的那六个条件，飞回广州，准备与何应钦商量后，再去找蒋介石汇报。白崇禧也因武汉形势紧迫，不敢在桂林久待，当天也飞到汉口坐镇去了。
李宗仁到桂林已经三天了，三天都是在这样的雨天中度过的。他很少出门，除了到楼下会客外，便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踱步，或者坐到内阳台上默默地看着雨中朦胧的杉湖。
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卷长卷，卷首处“关于时局的建议书”一行毛笔楷书赫然醒目。他背着手，站在书桌前，不知是在欣赏那挥洒俊逸的字体，还是在琢磨建议书中那说理透彻、无懈可击的内容。这份建议书，是由广西极有名望的立法委员李任仁领衔给他上呈的。李任仁早年曾在会仙圩高等小学教过书，白崇禧便是他的学生。李任仁是桂系中的开明人士，思想进步，已加入了李济深领导的“民革”，并当选为中央委员。昨天，他把这份由在桂林的数十名桂系高中级干部签名的建议书交给李宗仁时，非常郑重地说道：“德公，现在和平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国民党打了这么多年内战，民怨沸腾，人心尽失，失败已成定局，我们应谋自全之道。桂林是蒋介石军警特务势力所不能及的，德公决心和平，在桂签署和平协定，仍不失时机。”
1949年4月23日，李宗仁代总统由南京飞返桂林，准备与蒋介石最后“摊牌”
李宗仁沉吟不语，李任仁又道：“德公，你想过没有，蒋介石在大陆失败，尚有一台湾可以负隅，你如在大陆失败，连一条退路也没有啊！广西地瘠民贫，实力有限，想与共军对抗，无异以卵击石。目前应不惜一切，签署和议，方是唯一之出路。”
“重毅（李任仁字重毅）先生，”李宗仁颇感动地说道，“我既然回到桂林来了，就不想再下广州，也不想糜烂广西！”
送走了李任仁，又迎来了个风尘仆仆的陈雄。
“杰夫，你从哪里来？”李宗仁把陈雄邀到客厅座谈。
“从香港来。”陈雄一边说话，一边从皮包里取出一封信交给李宗仁，“这是季宽给你的信。”
“啊，季宽在香港干什么？”李宗仁一边拆阅黄绍竑给他的信，一边问道。
“季宽要我来告诉你和在桂的同袍，共产党对和平是有诚意的，绝不会说假话。他说老白和一些弟兄们有穿草鞋上山的思想，这是自杀！他说德公你无论如何不能下广州，已经跳出这个火坑，就不该再陷下去，否则就不能自拔。请德公早下决心，季宽正在香港准备组织立法委员们起义！”陈雄说道。
看来，黄绍竑是永远不会再回到桂系团体中来了，李宗仁只感到一阵悲哀。他看完黄的信，对陈雄道：
“你们不要着急，我是不会轻易下广州去的！”
因有了李宗仁这几句话，桂林那雨雾弥漫的上空，顿时绽开一片光明的和平曙光来。
这一日，李宗仁没有会客，他独自在楼上的房间里踱步，一边抽烟一边思考应付时局的办法。他从南京逃出来，身边只带着那颗“中华民国总统之印”。现在，唯有这颗大印才能证明他的真实身份。昨天夜里，他做了个噩梦，梦见蒋介石来抢他的大印，他把大印紧紧地抱护在胸前，蒋介石却死劲地要掰开他的双手，他们正抢得难分难解的时候，忽听身后有人大喝一声：“不许动，把总统大印交出来！”李宗仁和蒋介石回头一看，只见一队手持美国造汤姆逊式冲锋枪的共军冲了进来，一齐用枪口顶住他们。李宗仁和蒋介石吓得大惊失色，双方不约而同地把手松开，只听“叭”的一声，那颗总统大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他和老蒋都当了共军的俘虏！醒来之后，他觉得身上冷汗微出，惊惶不已，早晨起床之后，那眼皮兀自跳个不住。他在房里踱了几圈，想起夜里那个晦气的噩梦，感到很不放心，忙掏出钥匙，打开保险柜的铁门，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只紫檀木盒子，拨开密码锁，取出装在盒中的那颗代表国民党政府权力和他本人身份的大印，像鉴赏一件稀世珍宝似的，左看看，右瞧瞧，还不断地抚摸着，嘴里喃喃自语道：
“你们拿不走的！拿不走的！”
他拿起大印，往印泥上按了按，在一张总统专用笺上一盖，一只硕大的鲜红方印赫然印在了纸上。他端详着，俯视着，脸上显出一副满足的笑容，仿佛国民党政府的疆土，桂系的本钱，仍然完完整整地掌握在他手中。
“老蒋算什么？嘿！他不过还有点兵、有点钱罢了，可他没有这个大印！”
李宗仁冷笑着，把大印放入盒内，重新锁到保险柜里，他终于发现了自己的作用和价值。这是自逃出南京以来，他第一次感到自己身上还有一股力量，这股力量，使他在与中共或老蒋讨价还价的斗争中，有一种特殊的作用。假如把他和老蒋放在一台平秤上掂一掂分量的话，这只总统大印便是他的一个大筹码，是他的全部优势所在。目下，国民政府的行政机构——行政院在广州，但他作为代总统却勾留桂林，广州等于没有政府。记得黄绍竑从北平回来时，曾悄悄对他说过：“德公，你只要把总统大印佩在身边，离开南京后，在国内什么地方都仍可与中共签署和谈协议。”黄绍竑在信中也谆谆劝他：“……在南京签字确有困难，在桂林则可重开和议，此乃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也！”
李宗仁在桂林的官邸
“和议，和议……”李宗仁反复念叨着，仿佛要悟出它的真谛，掂出它的分量，析出它的利弊。他是靠借助和平力量夤缘时会上台的，和平的含义，便是国共双方就地停战，共军不得过江，划江而治。可是，如今长江天堑已失，共军已逼近沪杭，他和白崇禧划江而治的幻想彻底破灭了。现在，“和平”的含义又是什么呢？他走到地图前，视线从湖南、广东、广西逐渐移动到贵州、云南、四川。
“湘、粤、桂、黔、滇、川还是完整的，白健生率领的华中部队也还是完整的！”他点了点头，自言自语地说道，似乎已经悟出了“和平”的真谛。坐拥江南半壁不成，难道不可割据西南而立吗？西南数省，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疆土相连，崇山峻岭，万水千山，有着无数险要屏蔽，抗战八年，日本人那样大的力量都打不进去。但是，蒋介石能让他这样干吗？老蒋把张群派到四川去，蒋的嫡系部队胡宗南、宋希濂都看守着四川的大门。广东是老蒋起家发迹的地方，目下cc系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何应钦的行政院都在广州，广东省主席薛岳是陈诚的人，老蒋在下野前几天便把他安排到广东去了，说明老蒋对经营西南亦早有打算。经过杭州摊牌之后，他已看穿老蒋不但不愿放弃幕后操纵，而且一旦时机成熟，便会从他手上毫不客气地重新夺回那颗总统大印。要割据西南，就得逼蒋交权，逼蒋出国，否则，仍是南京那样的局面，任蒋摆布，任中共宰割。他凭什么再与老蒋较量，而达到将其逐出幕后远遁国外之目的？
李宗仁冥思苦索，觉得还是要在“和平”上做文章。他是靠和平上台的，“和平”是他拥有的一把撒手锏，他曾用这个武器将蒋介石打下台去，现在要逼蒋交权，逼蒋出国，还得拿起他的撒手锏。因为作为谈判对手，中共是绝不会与老蒋坐到一张桌子前的。而对于李宗仁，只要他发出和平的呼吁，中共便可随时与他重开和议。“和平”这个武器，是老蒋所没有的，只要李宗仁重新把它舞将起来，老蒋便要怕他三分。而且在桂林发出和平的讯号，老蒋鞭长莫及，既无法像在南京时那样控驭，又难以摸到他的底。只要把老蒋逼得放洋，他完全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财权，便可以和备战，以战谋和，与中共周旋，假以时日，稳住西南六省，到时美国定可提供大量外援……李宗仁想着想着，那委顿的脸上绽开一片欣慰的笑容，他觉得自己飞回桂林的举动实在有着战略意义。就像他当年在抗击孙传芳渡江的大战中，偶然到了何应钦的第一路指挥部一样，制止了何应钦的逃遁，使南京转危为安；也像他在抗战时，率长官部自夏店西撤至平汉线上的花园站以西的陈村，夜不能寐，忽然心血来潮，立即披衣起床命长官部迅速撤离该地，想不到他率长官部刚离陈村，日军骑兵数千如狂风骤雨突将该村包围，因李宗仁走得及时，才不被包围歼灭。眼下，到了桂林，他可望获得最为有利的转机。他想了想，立即走下楼来，命副官备车。
“总统要去哪里？”副官站在小轿车旁，撑着一把雨伞，为李宗仁打开车门。
“你不要管，我一个人去就行了。”李宗仁钻进汽车，不带任何随从，待汽车开出大门后，他才命令司机，“到重毅先生家里去。”
到了李任仁的家门口，雨下得更大了，李宗仁没有带雨具，司机说让他到李先生家里借雨具来，李宗仁只说了声：“不用！”便毅然推开车门，冒雨跑了十几步，进了李任仁家的小院。李任仁闻报，赶忙出迎。他见李宗仁头发和衣服上都挂着水珠，不带一个随从，单身冒雨赶来，甚为惊疑，他一边命人取毛巾给李宗仁揩脸，一边亲自给对方拍着衣服上的雨水，问道：
“德公有事，派人来找我不就行了，何须亲自跑到这里来？”
“我还想重开和谈，请你替我到北平走一转如何？”李宗仁开门见山地说道。
“啊！德公已经下决心了吗？”李任仁见李宗仁如此焦急，估计他是专门为那份《建议书》而来的。
“仗是不能再打的了，非和不可，再打，连广西都要糜烂！”李宗仁摇着头，恳切地说道，“重毅先生，你和中共的人及文化界的人熟识不少，所以想请你走一趟。”
看来，李宗仁是被《建议书》说服了，决心实现和平，则不但广西，而且西南六省的和平解决，都有希望。李任仁激动地抓着李宗仁的双手，说道：
“德公，只要你决心和平，我就去！”
“谢谢你，重毅先生！”李宗仁关切地问道，“旅途劳顿，你身体还行吗？”
“行行行！”李任仁十分兴奋地答道，“只要为和平奔走
，我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正当李任仁准备北上，为李宗仁重新拉和谈关系的时候，白崇禧偕居正、阎锡山等人突然飞抵桂林，李宗仁忙通知李任仁：“看看情况再说。”原来，李宗仁回到桂林后，即电白崇禧飞桂商量往后的行动，白崇禧由汉口起飞，因桂林、柳州都天降大雨，他的专机无法降落，乃改飞广州去了。他在广州盘桓数日，才飞抵桂林，同行的居正、阎锡山乃是肩负国民党中央和行政院来桂劝驾使命的。抵桂后，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出面将居、阎安置在“桂庐”下榻。李宗仁召集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李任仁及广西省府的厅长、委员，桂林绥靖公署的高级将领和部分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一共数十人开会，研讨对策。李宗仁说道：
“今天广州方面派居觉生和阎伯川来桂，其目的在劝促我赴广州。现在健生也回来了，请大家就和与战的问题，再行讨论，以便抉择。”
桂林绥靖公署主任李品仙立即抢着说道：“共党与我们信仰不同，他们提倡阶级斗争，不要中国历史文化，不要老人，他们实行共产共妻，拆散家庭，既无人性，更无人情，我们绝不可与之谈和，只有整军经武，和他们决一死战！”
“荒谬！荒谬！”李任仁忍不住立即驳斥李品仙，“延安有中国历史研究会，他们研究成果累累，你知道吗？共产党统治区也演京戏，写旧体诗，中共领袖毛泽东的旧体诗就写得很好，这些，你都知道吗？怎能说他们不要中国历史文化？”李任仁越说越生气，随即从座位上站起来，指着李品仙说道：“你说中共不要老人和家庭，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难道不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延安就有许多家庭、夫妇、子女，怎能说拆散家庭？试想，一个既没有人性，又没有人情的政党和军队，何以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短短几年时间便取得了如此重大的胜利？”
奔走蒋、桂之间的阎锡山
李任仁一席话，把李品仙驳斥得张口结舌，但他却并不认输，蛮横地大叫道：
“我们与共党不共戴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仗，一定要打到底！”
“糊涂至极！糊涂至极！”李任仁狠狠斥责道，“国民党的仗如果还能打下去的话，蒋介石是绝不会下台的！他的几百万军队一败涂地，共军已经乘胜过江，现今国共双方，弱强之势悬殊，倘不争取和平，一味蛮干下去，则恐瓦全而不可得！”
李任仁与李品仙在会上激烈交锋，李宗仁坐着一言不发，他只是在不断地抽烟。和平，是他的一个武器，仅供他使用来对付别人和保护自己的，他的代总统地位，是靠和平挣来的，他还要靠“和平”去为他打倒蒋介石，巩固自己的地位，以便把代总统那个讨厌的“代”字去掉。当然，如果蒋介石硬是不相让，李宗仁是不可能去广州的。反正，总统大印在自己手上，逼得没有转圜余地，他也可以与共产党讲和，还能当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但，那是迫不得已的时候。李宗仁要白崇禧回来商量，那是因为他无论要选择哪一条道路，都必须得到白的坚决支持，否则，他就寸步难行。现在，李任仁与李品仙在激烈争论，李任仁曾几次目示李宗仁，希望他站起来表态。但是，李宗仁却只管默默地抽烟。李品仙是桂林绥靖公署主任，掌握兵权，李任仁只是一个立法委员，无职无权，虽然据理驳斥李品仙的谬论，但李品仙却有恃无恐地大喊大叫，杀气腾腾，穷凶极恶，企图以气势压倒李任仁。
李宗仁以目光投向白崇禧，他希望白起来说几句话，以缓和一下会场上的气氛。但白崇禧只皱着眉头，什么话也不肯说。李宗仁又看看坐在身旁的黄旭初，黄则低头默坐，仿佛和、战都与他无关，李、白在此，用不着他来操心，横竖共产党已过了江，李、白对广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抓得紧。白崇禧派李品仙回桂任绥靖公署主任，李品仙便大有取黄而代之的势头。黄旭初对此也从不吭声。
桂系直接掌握的另一个省——安徽，已经丢给了共军，此前一年，夏威利用在蚌埠任绥靖公署主任的方便，从李品仙手中拿走了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回广西任桂林绥靖公署主任，也准备从黄旭初手中拿走黄当了十九年的广西省主席。黄旭初是个明白人，他知道，广西像安徽那样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因此，他更不愿说话。李宗仁见白、黄都不起来说话，李任仁和李品仙又争得不可开交，其他的人，因得不到李、白、黄一句话，也不敢随便发言。李宗仁觉得这样僵持下去不好，便对白崇禧道：
“这样的会，已开过几次了，健生，你刚回来，大家都想听听你的意见。”
白崇禧见李宗仁非要他起来说话不可，便说道：
“和、战皆取决于德公，散会！”
白崇禧这句话，不但使大家摸不着底，也使李宗仁为难。会后，李任仁来问：
“德公，上北平的事……”
“莫急，先看看再说。”李宗仁模棱两可地答道。
李任仁预感到情况可能有变，叹一口气，失望地走了出来。
“健生，你看是战好还是和好？反正不管是战是和，我都不想下广州去了！”
待李任仁走了后，李宗仁忙将白崇禧拉到楼上的房间里密谈，他最关心的便是白的态度。白崇禧后来得知，李宗仁在杭州和蒋介石摊牌没有成功，老蒋毫不放权，李宗仁两袖清风逃到桂林，他听了十分生气，直骂李：“一堆烂泥，怎么也扶不上墙！”白崇禧原来估计，李宗仁在杭州至少可以从蒋介石手上拿到一部分钱，因为他的几十万华中部队，自从李上台以来三个月，还没有从中央领到一文军饷，目下在武汉，他还能勉强维持，但南京失守以后，汤恩伯仍只顾死守上海，全然不管浙赣大门，白崇禧已感到在武汉待不住了，往后的军饷，怎么办？白崇禧是个极重实力的人，那几十万兵便是他的命根子，有钱给他发军饷，便什么都好办，没有钱，那就不好商量了。他在汉口接到李宗仁要他回桂林商量下一步行动，心里很不满意。“你李德公能养活我这几十万人马吗？”他暗地里质问道。后来，在部下的苦劝之下，他才勉强乘飞机飞桂林，但天气太坏，无法降落，只得飞到广州去了。他在广州与何应钦、张发奎等磋商数日，他们都要他到桂林劝李宗仁来穗主持政府。张发奎刚由桂林返穗，他是专程代表粤方人士去请李宗仁的，但是，李宗仁表示消极，不愿去广州，便把劝李来穗组府的希望全寄托在白崇禧身上了，他把白崇禧拉到家中密谈。
“老白，你的责任就是要把李德公请到广州来主持一切！”张发奎是个粗犷之人，话也粗豪坦爽，“只要德公莅穗，便一切都好办！”
“向华兄，还有什么好办的啰！”想不到白崇禧也对此表示消极。
“你老兄别来这一套，我问你：到底想干不想干？”张发奎说道。
“想干怎样？不想干又怎样？”白崇禧问道。
“想干，你去把李德公请来，我们破釜沉舟，由两广发动，宣布反蒋，拥护李德公为领袖，另立一个西南独立政府，与中共继续进行和谈，只要能保留两广地方独立政权与军队建制，其他八条二十四款规定的内容，一切接受下来。”张发奎打开天窗说亮话，痛快极了。
“不想干呢？”白崇禧不露声色地问道。
“带着你那几十万大兵回广西的深山老林去啃石头、嚼木头、蹲山头吧！”
自从共军渡江之后，白崇禧便知道在武汉无法立足，他的目光早盯着广东。广东富庶又有出海口，过去，陆荣廷占据两广，雄视西南，孙中山数度开府广州，力倡北伐，全靠广东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得广西加入，两广联合，乃有北伐军兴，问鼎中原，建都南京之举，目今如能在粤另立政府，尚可望历史重演。
“向华兄，你是与我们共过患难的，但伯陵、幄奇究竟怎么想呢？”白崇禧问道。因为他知道张发奎在广东不能完全做主。
“伯陵、幄奇在广东面临大军压境之际，亦皆认为非此不足以挽救千钧一发之危机。伯陵曾向我反复表示：‘两广联合则存，分离则亡，这是历史的结论。我过去虽对李、白嫌隙甚多，现在亦当湔弃一切，合作到底。’总之，我们广东人是够朋友的，广西人够不够朋友，就看你白老兄的啦！”
1949年5月1日，白崇禧（左）与陆军总司令张发奎密谋两广时局之演变
“广西人当然够朋友！”白崇禧拍着张发奎的肩膀，就像在一笔合股的大生意上拍板定标一样。
“那好。”张发奎把衣袖往上一推，毫不含糊地说道，“待李德公飞穗时，我即在天河机场预先布置，发动一个突然的政变，将老蒋的那些嫡系头目陈立夫、陈果夫、孔祥熙、朱家骅、郑介民等统统扣留起来。对有反蒋倾向，可以跟我们合作的何应钦、阎锡山等人，则要求他们在李德公和孙哲老领衔下共同签署反蒋成立西南独立政府的通电，如何、阎等不同意，也把他们一起扣留起来。如届时宋子文在场则更妙，把他扣留起来还可挟持他取得一笔巨款，以济军饷。通电后，我们即成立以李德公为首的独立政府，宣布与中共恢复和谈，并把这些扣留起来的人作为送给共产党的贽见礼，这也符合中共所提的惩办战犯的条款啊！”
白崇禧听了暗吃一惊，生怕这个“莽张飞”打草惊蛇，生出乱子来，便说道：
“只要把老蒋抛开就算了，必欲清除cc系，扣留何、阎，何示天下之不广也！”
张发奎不以为然地说道：“难道你不知铲草除根的道理吗？”
白崇禧便是带着这个大胆的秘密从广州飞到桂林的，他暗自庆幸，天公作美，把他先送到了广州，再回桂林。因此，在会上他不管李任仁和李品仙怎样争执得脸红脖子粗，他只是一言不发，使李宗仁感受到一种进退维谷的压力，他再说话。
“德公，依我看老蒋既不肯放手让权，与其受他处处掣肘，倒不如请他重新出山，主持大政，德公正可俾卸仔肩，消遣林泉山水之间。”白崇禧从反面劝道。
“健生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李宗仁一听便火了，“此事万不可行！现在已是宪政时期，吾人必须维护宪法之尊严，国家之名器。今老蒋已引退下野，他已成为一平民，若不经国民大会的
合法选举而私相授受，由我请他复任总统，则我将为民国之罪人！”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白崇禧冷冷地笑了一笑，“难道德公在南京的教训还少吗？”
“我要在桂林与共产党重开和谈！”李宗仁坚决地说道，“看老蒋怎么办！”
“啊！”白崇禧暗吃一惊，他实在想不到李宗仁还有这一手可以对付老蒋，便说道，“如果德公下这步棋，倒是可以出其不意地把老蒋‘将死’。我在广州的时候，张向华已商得薛伯陵和余幄奇的同意，一致邀你到广州组织西南独立政府。”
“我不能轻易到广州去！”李宗仁断然说道，“除非老蒋彻底走开！”
“嘿，”白崇禧点了点头，“明天，和居觉生、阎伯川会谈，德公就打开窗子说亮话吧！”
李宗仁没有说话，抽着烟，在室内不断踱步，似乎还有什么话要向白崇禧说，但他却并不开口。白崇禧一双眼睛，紧盯着正在踱步的李宗仁，好一阵才站起来，走到李宗仁面前，恳切地问道：
“德公，你一定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讲吧？”
“唔。”李宗仁欲言又止。
“德公，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里，有什么话，你尽管对我说吧！”白崇禧不知李宗仁想说什么。
李宗仁叹息一声后，说道：“在中共公布的战犯名单中，老蒋居首，我紧随他之后，其三为陈辞修，你是第四名，之后是何敬之……”
白崇禧冷笑一声，说道：“内战哪有什么战犯可言，一个巴掌拍不响！东京大审判席上的那些罪恶滔天的日酋，才是名副其实的大战犯！”
李宗仁又踱了几步，才回头对白崇禧说道：“司徒雷登大使对我说过，美国南北战争时，北方军的统帅格兰特在维克斯堡大捷之后，居然让三万多名南方军战俘发个誓言，就轻松地放走了他们。南方军战败后，作为战胜方的北方，只是签署了一项声明，证明南方军是放下了武器的平民，可以自由回家，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追究他们的战争责任……”
“德公……”白崇禧摇头，正要说下去，李宗仁却打断他，继续说道：
“作为战胜方的北方军统帅格兰特，不仅允许战败了的南方军的军官们带着武器回家，还让南方军的士兵们带走了他们的马匹、骡子回家去种地。南方军的总指挥官李将军，战败后，去华盛顿大学当了校长，他由一个内战中的出色军事家，成为美国一名优秀的教育家。南方的总统戴维斯，战败后仅被监禁了两年，就可以回家做自由民去了。他出狱后，开了一家寿险公司，当起了老板。”
白崇禧却冷冷地说道：“德公，美国人的南北战争，虽然打得极为惨烈，但交战的双方，他们之间，无非是你赢我输的问题；在我们中国，国共双方则只有你死我活的问题！”
白崇禧说罢，也不理会李宗仁，便独自走了。
第二天，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与居正、阎锡山等举行会谈。阎锡山穿长袍马褂，那模样颇像一位精明刻薄的钱庄老板，他一见李宗仁便放声痛哭起来：
“德邻兄，共军真残酷呀，太原巷战时，他们以尸填沟洫，杀人如麻，真不得了啊！我治理山西四十年，想不到今日遭此浩劫。德邻兄，你千万不能让共军进广西呀！”
“伯川兄，为了不糜烂广西，我准备与中共重开和谈。”李宗仁果真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什么？德邻兄，和谈？”阎锡山把那双一向总爱半眯缝着的老眼一下子睁到不能再大了。
“是的，伯川兄，在南京时我已经晚走一步了，如果当日在和平协定上签字，莫说广西不致糜烂，便是京沪杭一带繁华地区亦可不受战火摧残。”李宗仁说道。
“德邻兄，你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共党说话是从来不算数的，傅宜生（傅作义字宜生）那样做，将来绝不会有好下场！”阎锡山过来拉住李宗仁的右手，仿佛怕他真的一下子跑到共军那边去了似的，“德邻兄，你应该以国家为重，速赴广州，领导反共！”
“嗨！伯川兄，国家大事，全是蒋介石弄坏的嘛，有他在幕后操纵，我是决不下广州的。”李宗仁的话硬得像块钢铁，似毫无商量的余地。
“德邻兄，德邻兄，”阎锡山急得差点要下跪叩头了。他离开山西，像被人从土中拔出的一棵老树，从头到脚一下子便萎蔫了。他长期反蒋，割据山西，现在不得不跑来南方请蒋介石收容。开始，蒋介石并不怎么理睬他。碰了几次钉子之后，精明的阎锡山终于找到了讨蒋欢心的门路。他知道蒋介石被迫下野后，既要利用李宗仁在台上当挡箭牌、作傀儡，又要处处抓权，伺机卷土重来。他看出李宗仁无论从实力上还是能力上都斗不过蒋介石，有朝一日，这党国还是属于老蒋的。因此，他便甘愿充当蒋介石的一条绳子，替蒋羁縻李宗仁，以此作为给蒋的一份进献礼。当阎锡山得知李宗仁勾留桂林，有与中共重开和谈的趋势后，赶忙邀国民党元老居正飞往桂林劝驾，请李宗仁速去广州。因为他清楚得很，如果李宗仁硬留在桂林，真与中共重开和谈的话，蒋介石不但将失去对李宗仁的操纵，而且也将失去对西南残局的最后控制，这对蒋介石来说，将是一个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因为如果崩溃得如此迅速，不仅大陆再无立足之地，便是孤岛台湾也来不及固守，更无法争取得到美援。阎锡山看中了李、蒋斗争中的这一要害环节，决定为蒋效劳。他苦苦哀求李宗仁道：
“德邻兄，只要你肯到广州去领导反共，我看蒋先生是什么都好商量的。”
“伯川兄，广州可不是太原啰，蒋先生的事，谁也做不了主的，我看，你还是不要操心的好。”李宗仁这句话，说得阎锡山简直下不了台。
“德邻兄，俗话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当年北伐时的四位集团军总司令，蒋冯阎李，冯焕章已过世了，目下在国内就只有蒋先生和你、我啦，我有义务促成你和蒋介石先生之间的和解，以完成‘反共救国’之大业呀！”阎锡山并不计较李宗仁的奚落，还是喋喋不休地苦劝着。
“纵使伯川兄有意，蒋先生也无心呀！”李宗仁摇摇头，“我们和蒋先生打了几十年交道，对他的为人，难道还不清楚么？”
“我想，还是请德邻兄提提具体的条件吧，以便和蒋先生进行磋商，锡山虽然老朽，但愿充当个走卒。”精明的阎锡山知道李宗仁秉性忠厚，便纠缠着要李宗仁提具体的条件。
李宗仁一想，提就提，这事横竖老蒋不会松手，你阎锡山也做不了主，不妨再摊一次牌，到时候或去广州，或留桂林，主动权还在自己手上。张发奎的那个两广联盟组织西南独立政府的方案，对李宗仁来说也有着颇大的吸引力。如果老蒋不肯屈服，不答应这些条件，到时反蒋另组政府也就更有理由和号召力。
“我的条件并不苛刻。”李宗仁伸出一个手指说道，“关于指挥权者：力求扭转军事颓势，国防部应有完整之指挥权，蒋先生不得在幕后指挥。”
“好！”阎锡山忙摸出老花镜，亲自用笔记下来。
“第二，关于人事权者：”李宗仁又伸出一个手指，“全国官吏任免，由总统暨行政院长依据宪法执行之，蒋先生不得从幕后干预。”
待阎锡山记下后，李宗仁又伸出一个手指，接着说道：
“第三，关于财政金融者：中央金融、企业等机构，概由行政院主管部会监督，任何人不得从中操纵，中央银行运台存贮之银元、金钞，须一律交出，支付军政费用。第四，关于行政范围者：各级政府须依据宪法规定，向总统及行政院长分层负责，不得听受任何人指导，在穗之政府机关，应率先奉行。第五，关于党政者：国民党只能依普通政党规定，协助指导从政党员，不得干涉政务，控制政府。”
李宗仁一口气说完了后三条，阎锡山也逐条记录了下来。
“德邻兄，我看这五条很好，很好，无论如何，我要去说服蒋先生，要他完全接受下来。”阎锡山这时变得和钱庄老板一模一样，似乎他有本钱完全可以兑现。
“伯川兄，我还有一条！”李宗仁说话时那双眼睛里透出股一不做二不休的狠劲，阎锡山不由暗吃一惊，他对南方人的眼神总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畏惧。当年北伐完成时，蒋、冯、阎、李四大集团军总司令，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总理灵前举行祭告典礼，阎锡山对冯玉祥悄悄耳语：“他们南方人那双眼睛，总使我不放心！”冯玉祥只是一笑了之。
今天，阎锡山觉得李宗仁那双眼睛好生逼人，便问道：
“德邻兄还有何高见？”
“第六，”李宗仁咬了咬牙，狠狠地说道，“关于蒋先生今后出处：蒋先生必须出国，免碍军政改革！”
“啊！”阎锡山惊得连手中的笔都掉到地上去了。他知道，蒋介石不但不会接受这一条，而且听到要气炸肚皮。
“怎么样？伯川兄，你看有把握吗？”李宗仁见阎锡山惊成这个样子，便冷笑着问道。
“啊——”阎锡山眨了眨眼睛，讪笑道，“好好好，我这个老走卒一定不会辱没使命！”
“我这六条，今天就形成一个正式文件，题为《备忘录》，由伯川兄转交蒋先生。”李宗仁道，“蒋先生有时很健忘，他说过的话、许下的诺言总不兑现，今怕他又犯老毛病，因此特以备忘录告之。”
“啊，德邻兄，”阎锡山苦笑着，哀求道，“请你给我这个老走卒一点面子吧，文件的标题是否可改为《李代总统与居正、阎锡山等谈话纪要》，否则，你这《备忘录》岂不成了一纸最后通牒了？叫我怎么转圜得过来哟！”
“嘿嘿，”李宗仁得意地笑道，“看在伯川兄在竞选副总统时助了我几十票，我就依你之意，改为《谈话纪要》吧，但是，那六条的每一个字都不能再打折扣。还要蒋先生亲自给我复一函。”
“好的，好的，”阎锡山见李宗仁接受了他的意见，忙点着头，吩咐秘书正式拟文稿。
当天下午，居正和阎锡山带着李宗仁的那六个条件，飞回广州，准备与何应钦商量后，再去找蒋介石汇报。白崇禧也因武汉形势紧迫，不敢在桂林久待，当天也飞到汉口坐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