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军队抗击日军侵略的淞沪抗战共有两次，一次在1932年1月开始，第二次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
1932年的淞沪抗战，和历次中日开打一样，开始总是日本人挑衅，双方摩擦，接着大打出手。
当时蒋介石因政治需要正下野。
（二）.
1月底的上海，天降大雪，将士大都来自南方福建、广东的十九路军几乎没有衣，可怜将士们穿着单衣，短裤露膝，趴在掩体里，在冰天雪地里警戒着，并不断和日军作战。武器装备也严重不足，尤其战役开始后，明显感觉到作为十九路军主要火力的手榴弹供应不上，但南京政府始终不予以回应。
（三）.
1月29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南京政府的最高中枢——中央政治会议举行了紧急会议。在会上，行政院长汪精卫悲观地说，上海如果一开打，南京怕就是不能呆了，要决心迁移政府。
蒋介石接着说，这个，上海这个仗，实在是打不得。人家是有备而来，我们岂能凭一时之勇。
其实当时蒋已握大部兵权，但还没有名正言顺，他生怕一旦打败，归罪于他一人，所以很难得的和汪精卫保持了一致。
汪、蒋都表态了，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呢？
会议决定，迁都洛阳。
1月3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与五院院长联合签署移驻洛阳宣言。
1月3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汪精卫率1000多官员及相关人员从下关火车站，乘火车北上赴洛阳。而此时日本的军舰已到达京口——镇江。
（四）.
当时负责防卫上海的中国军队是第十九路军，原是中山先生麾下的一支劲旅，有着参加大革命的光荣传统，当时由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指挥，京(南京)沪(上海)卫戍司令为陈铭枢。
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上下主张坚决回应日军的挑衅，社会各界也积极响应。特别是1931年9月8日，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全国都把张学良骂成不抵抗将军，民族罪人。其实张主要是替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背黑锅。
当时，全国的学生和群众运动此起彼伏，抗议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当时的首都南京，由于当局采取压制手段，表面上还算风平浪静。
但好景不长，戒备森严的南京，也不断出现“要求对日宣战”、“驱逐倭寇”、“收复失地”、“反对退让”等标语，警察奉命只好暗中偷偷去撕毁。
从九月十八日东北遭侵略二个月后的十一月十日起，北平、天津、上海、武汉三镇等全国各地的学生请愿代表陆续到达南京，最多时有近万人，学生代表坚决要求见蒋委员长。
十一日上午起，学生代表陆续在中央党部集中，先是在门口排队，后来人太多了，挤进了中央党部大门。党部警卫们劝住无效，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这时候蒋委员长已经到了，正在楼上开会。
学生代表坚决要求见蒋委员长，当局叫学生推举代表到里面讲话，学生当即推出八位为代表。
这八位被引到会客室后，从楼上下来的不是蒋委员长，而是张继、吴铁城两位委员。
而张继首先用告诫的口气对学生代表们说，当前的国事，国民政府已有既定政策。同学们应该坚决拥护，安心读书，不要听信谣言。
学生代表们听到“谣言”两字，愤怒地反问道，东北的大片土地被日军占了，几千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难道这是谣言
学生代表又说，我们不辞劳苦，来首都是为了几千万东北同胞请命。国难当头，请求政府采取坚决的态度，我们比无他求。
吴铁城打断了学生代表的话，叫他们回去写出书面报告提交给政府研究。
学生代表们一听，知道这是拖延糊弄他们，就坚决地说，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要求政府坚决抗日！蒋委员长是政府的最高决策人，要他和全体同学们讲清楚政府的政策就行。
张继、吴铁城见糊弄不过去，只好回到会议室汇报。
听完汇报后的蒋委员长怒形于色。和老蒋渊源颇深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见状，就提出学生问题应当由教育部处理。
消息传到楼下，学生大哗，齐声高呼我们要抗战，我们要见蒋委员长，怒骂之声震动整个中央党部。
几个警卫上前想把学生推离，由于人太多推不动，警卫就用力拖，学生误以为要动武，便使劲向前冲。
混乱之中，忽听到一声枪响。学生们听到枪声，边骂边退，涌出了中央党部。这一枪是侍卫队放的，为的是恐吓学生。
各地学生在十一号的请愿，不仅没有见到蒋委员长，而且还遭到武力威胁，但他们毫不屈服。
十二号早晨，请愿学生们又齐集到国民政府大门外的空地上，席地而坐，要求蒋委员长接见。
等到十一点来钟，国民政府参军长贺耀祖出来见学生，学生们坐在地上不理他。
贺耀祖悻悻地说，同学们来京请愿，是出于爱国热忱，和国民政府的想法是一致的。蒋委员长深为嘉许。
贺耀祖还没说完，广场上嘘声四起。
何耀祖顿顿，继续说，同学们的意见很好，但我们必须估计一下我们自己的力量，外国人常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如果我们只图一时的气愤，轻举妄动，后果不堪设想，云云。贺的话中没有提到一次“抗战”两字。
一位学生愤怒地打断了他的话，责问道，照你的说法，我们只有听凭日本的侵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把握去抗战？
另一位学生说，政府坚持内战，制造分裂，还说外国人说我们是一盘散沙，这个责任该有谁负啊？
一时，“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等口号声响彻广场。
贺耀祖见状，恼羞成怒，声称学生开枪的事必须追究，只有先扫除奸人才谈得上团结。
学生们一听居然诬陷昨天在中央党部开枪是学生干的，和学生们玩贼喊捉贼的一套，顿时就像一桶冷水倒进滚开的油锅一样，广场上立即掀起一片怒骂之声。
学生们责问：“到底是谁捣乱？”“我们要求你交出奸人来！“问得贺耀祖哑口无言。
贺耀祖的奸计不成，怕局面失控，更是为了自己脱身，连忙说：好好，我将把你们的意见向中央称述。说着就溜下台，躲起来了。
下午，请愿学生增加到五、六千人，他们大多数带着被子、毯子等，表示坚决要见蒋委员长，见不到不走。
入夜，学生们露宿在国民政府外的广场上。十一月夜晚的天气已很寒冷，不少女同学互相背靠背挤在一起御寒，这种爱国之心令警察都感动了，他们尽量减少警卫范围，便于同学们活动。
（六）
十三日，请愿学生的人数又有增加，国民政府附近的街道上都挤满了人。当局紧张起来，选派了50名便衣警察，化装成学生模样，三个两个的混入广场。
到了中午，考试院长戴季陶慢吞吞地来了，与学生们见面。他避而不谈抗战的实质性问题。说来说去就是不能抵抗，抵抗的话，三天之内就要亡国。
学生们早已听得不耐烦了，纷纷怒骂。
乘着这时广场嘈杂之际，混入学生们中间的便衣警察借机高喊：“走，走，走，吃饭去，不听他的无用一套！”
有小部分同学不明就里，就跟着走了，接着大部队也不知不觉地跟着移动了。此时，队伍中有人出来阻止，但已来不及了。不到半小时，广场上空空如也。当局自以为得计。
（七）
不料，黄昏时，学生们又全回来了，人数还有所增加，队伍排得更整齐，表情也严肃起来，当局一看，怕要出大乱子，只好有所放松警戒。到了晚上，天空下起了雨。原来不许学生们进入国民政府大门，随着雨越下越大，警卫们也不能无动于衷，只好退到二道门。把大门内的走廊和会客室让给学生们避雨、休息。这样局势才有所缓解。但当局还是借来了军棍几十条，作为防御工具。
到了凌晨二时许，大概看到这样下去无法收场，上面发下话来，蒋委员长今天准备亲自向学生训话，为了保证安全，立刻选派便衣警卫一百名，暗藏手枪，前往国民政府听参军长指挥。但由于国民政府大门口挤满了学生，只好从与国民政府一墙之隔的参谋本部进去。就这样一百名带枪的便衣就偷偷进入了国民政府，没有被学生们发现。
当局为了“保护”蒋委员长的所谓安全，决定采取外松内紧、步步设防、层层戒备的措施。二道门是徒手的警卫，三道门为带枪警卫。在两旁的大厅里潜伏手枪队的100人，里面院子则架设了四挺机枪，如果出现意外，是要对学生采取大屠杀的。
当局为了重演昨天解围的好戏，又派便衣警察混进学生队伍里，准备找机会解散学生队伍。不了学生们都提高了警惕，便衣警察刚混进去，就被学生们负责纠察的人发现了，他们大声喊叫，提醒学生们注意。便衣警察只得抱头鼠窜而去。
下午三时，蒋介石由国民政府侧门进入，先听贺耀祖等的汇报，然后确认无事后，才登上在二道门口搭设的临时讲台。
（八）
蒋介石走上台后，先立正，用视线巡视全场，举手行了个军礼，然后摘下军帽，脱下手套，语气沉重地喊了一声“同学们”。见学生们没有反应，就继续说道,这个，你们这次来到首都的意愿，我已经知道了，这个是很好的。接着又说，中日纠纷是关系到党国存亡的问题，必须慎重考虑，不能轻举妄动。首先，不应该忘记日本是一个强国，但英、美等列强不会坐失在华的既得利益，国联是主张公道的国际组织，九国公约是保证我国主权的有效条约。因此，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和平未到绝望之期，决不放弃和平，这就是我们的外交政策。同时要抵御外侮，必先举国一致，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这是既定国策，如果离开了既定国策谈救国，就是反对政府，一定要严厉制裁！
蒋的这段讲话中没有一句讲到抗战，学生们当然不愿意听。
正当蒋端起杯子准备润润嗓子，继续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演讲时，突然有学生高喊：“请委员长让我们说几句好吗？”
蒋怒形于色，刚想发作，见全场近万双眼睛注视着这位学生，便表示允许发言。
发言的同学情绪激昂地说：“东北沦陷，日本鬼子的侵略野心有增无减，我们牺牲究竟要到怎样的地步，才算是最后关头？”他的话还没讲完，人群中就发出一片赞同的声音：“对！对！请委员长解释清楚！”
那位同学继续说：“历史已无数次证明，所谓国联，只不过是保证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九国公约表面上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实际上是让中国成为殖民地合法化。日本就是那个缔约国之一，它敢于这么毫无顾忌地霸占中国的领土，这个公约还有一点点价值吗？中国最后的关头已经到了，我们必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希望蒋委员长亲率大军北上，收复失地，全国人民一定会成为有力的后盾。如果谁敢在敌人面前屈膝投降，就必然会被全国人民唾骂！”
这位学生的话，有礼有节，激起了全场学生的共鸣。学生们振臂高呼：“反对内战”、“团结抗日”、“打到不抵抗主义”等口号。
蒋委员长知道众怒难犯，急于脱身，便顺水推舟地点头说了几声“好”，接着表示自己作为军人，应当克尽职守，愿意和学生们一起共赴国难。
学生们听了蒋的“许偌”，全场轰动，有些天真的学生高呼“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希望委员长说到做到！”，一时欢声雷动。
蒋委员长不动声色地接受学生们的欢呼，在走下讲台的时候，还演戏般地吩咐参军长贺耀祖：从明天起把南京近郊的两处营房腾出来，让学生们按照军校待遇先接受军训，并提前发枪，准备参加抗战。对贺耀祖说完，蒋又回过头来对学生们说：“大家既然愿意一同参加抗战，明天就去军营去报到！”说完，就匆忙走下台去。
（九）
全国各地来的学生经过四天三夜的斗争，见到蒋委员长，而且蒋有了承若，以为大功告成。不少人欢天喜地回到住处，准备第二天去军营报道，入伍去参加抗战。
学生来京请愿，应该看作是全国知识界和民主人士共同表达抗日呼声的一种方式，其中更有大批中共地下党员所做的工作。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不仅东北的形势一天天恶化，日本图谋中国的野心已经路人皆知，全国人民激愤的心情如燃烧的火焰一般，并不是当局所说的完全是共党的挑唆，煽动。而当局不积极地备战，采取不理睬、糊弄的办法，能拖多久？只为了表面上的风平浪静，像南宋一样偏安一隅，当强敌已打进家门的时刻，还幻想其他帝国主义的恩赐帮助，的确有点自欺欺人。
（十）
在回住处去的路上大家一分析，觉得蒋委员长的许偌靠不住。他们想到《中央日报》馆近期对学生请愿行为作了弯曲报道，就又一起到《中央日报》馆，不光指责他们，还要求他们必须把蒋委员长对上万学生所做的偌言如实刊登出来。
《中央日报》本身就是当局的传声筒，哪敢答应学生们的这些正当要求啊！
他们找了一个借口说，学生们干预舆论和出版自由。学生们一听，原来蒋委员长的许偌原来是糊弄人的，气愤异常，于是和报馆人员和守卫报馆的宪兵发生了冲突。
当局采取了武力压制，在混乱中，一位来自上海学校的四川籍学生掉进了南京的秦淮河里淹死了。
（十一）
再说蒋委员长被逼与学生见了面，被学生牵着鼻子发表了有违“攘外必先安内”国策讲话，觉得焦头烂额，束手无策，正对手下大发脾气。忽然接报出了人命案，当局觉得使用武力，压制学生，解散请愿的机会到了。
（十二）
十五日凌晨，当局按照蒋委员长的决定，指令正规部队、警察和宪兵等部门派出大批人员，以学生纠集起来打进中央报馆，干涉出版自由，捣毁了编辑、印刷各部门，抢走机要文件，影响首都治安为名，已派员查明肇事主犯，依法查办为借口，把所有住在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处的所有学生，押解到下关，搭乘交通部门早已准备好的专用列车、专用轮船，离开南京。
军、警、宪三方人员如临大敌，他们直接闯入学生的寝室，把熟睡中的学生们集中起来，全部押送到下关。
上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赤手空拳当然无法和军、警、宪抗衡，他们全部被押送出境了。当局感到松了一口气。但抗日救亡的烈焰有谁能压制得住？到南京去请愿的学生当时有的只有十四五岁，但当抗战全面爆发之时，他们都是二十岁左右了，他们还会相信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日意愿有多强嘛？于是知识青年大批投奔到延安、皖南新四军军部等处，虽然他们也知道那些地方条件远不如国统区，但他们相信那儿才有光明，这就不难理解了。
（十三）
在对待十九路军抗日的问题上，南京国民政府也是老一套，在会议后决定，主张忍让，并于1月23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令十九路军五日内从上海换防。
第十九路军毕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但部队供给远远不足。战役开始前，南京政府还拖欠着十九路军8个月600余万的军饷。连古代所谓拥有天下的皇帝都知道不差饿兵。南京政府的这些做法实在让人心寒。
（十四）
在宋庆龄、何香凝的号召下，上海民众在几天时间里，赶制了几万套冬衣，冒着炮火送到前线。
上海的工人、市民以及复旦大学的学生组成义勇军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连少年们都组成了童子军支援抗战。
既非嫡系部队，就不会有什么重武器，南京政府又不提供装备。十九路军只好发动上海民众赶制土制手榴弹。本来十九路军的炮火力量比日军低了数个档次，这样一来导致日军的轰炸更加肆无忌惮。
南京政府屡次发电，要求十九路军不得抵抗，撤到二线阵地。蒋光鼐不同意，并且打定了决心要违抗命令。
而何应钦却下令，如果开战，“第十九路军兵源充足，有足够实力，上海附近部队不得增援！”
自己国家的部队在抵抗外敌入侵，而政府却命令不许增援，这大概是战争史上的奇观。这一系列的做法，可以使今天的人们明白，为什么南京政府一直不得人心了。
上层的勾心斗角，前线的将士，一时哪里去知晓，他们在用血肉拼搏着。
（接下一章）
中国军队抗击日军侵略的淞沪抗战共有两次，一次在1932年1月开始，第二次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
1932年的淞沪抗战，和历次中日开打一样，开始总是日本人挑衅，双方摩擦，接着大打出手。
当时蒋介石因政治需要正下野。
（二）.
1月底的上海，天降大雪，将士大都来自南方福建、广东的十九路军几乎没有衣，可怜将士们穿着单衣，短裤露膝，趴在掩体里，在冰天雪地里警戒着，并不断和日军作战。武器装备也严重不足，尤其战役开始后，明显感觉到作为十九路军主要火力的手榴弹供应不上，但南京政府始终不予以回应。
（三）.
1月29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南京政府的最高中枢——中央政治会议举行了紧急会议。在会上，行政院长汪精卫悲观地说，上海如果一开打，南京怕就是不能呆了，要决心迁移政府。
蒋介石接着说，这个，上海这个仗，实在是打不得。人家是有备而来，我们岂能凭一时之勇。
其实当时蒋已握大部兵权，但还没有名正言顺，他生怕一旦打败，归罪于他一人，所以很难得的和汪精卫保持了一致。
汪、蒋都表态了，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呢？
会议决定，迁都洛阳。
1月3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与五院院长联合签署移驻洛阳宣言。
1月3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汪精卫率1000多官员及相关人员从下关火车站，乘火车北上赴洛阳。而此时日本的军舰已到达京口——镇江。
（四）.
当时负责防卫上海的中国军队是第十九路军，原是中山先生麾下的一支劲旅，有着参加大革命的光荣传统，当时由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指挥，京(南京)沪(上海)卫戍司令为陈铭枢。
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上下主张坚决回应日军的挑衅，社会各界也积极响应。特别是1931年9月8日，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全国都把张学良骂成不抵抗将军，民族罪人。其实张主要是替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背黑锅。
当时，全国的学生和群众运动此起彼伏，抗议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当时的首都南京，由于当局采取压制手段，表面上还算风平浪静。
但好景不长，戒备森严的南京，也不断出现“要求对日宣战”、“驱逐倭寇”、“收复失地”、“反对退让”等标语，警察奉命只好暗中偷偷去撕毁。
从九月十八日东北遭侵略二个月后的十一月十日起，北平、天津、上海、武汉三镇等全国各地的学生请愿代表陆续到达南京，最多时有近万人，学生代表坚决要求见蒋委员长。
十一日上午起，学生代表陆续在中央党部集中，先是在门口排队，后来人太多了，挤进了中央党部大门。党部警卫们劝住无效，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这时候蒋委员长已经到了，正在楼上开会。
学生代表坚决要求见蒋委员长，当局叫学生推举代表到里面讲话，学生当即推出八位为代表。
这八位被引到会客室后，从楼上下来的不是蒋委员长，而是张继、吴铁城两位委员。
而张继首先用告诫的口气对学生代表们说，当前的国事，国民政府已有既定政策。同学们应该坚决拥护，安心读书，不要听信谣言。
学生代表们听到“谣言”两字，愤怒地反问道，东北的大片土地被日军占了，几千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难道这是谣言
学生代表又说，我们不辞劳苦，来首都是为了几千万东北同胞请命。国难当头，请求政府采取坚决的态度，我们比无他求。
吴铁城打断了学生代表的话，叫他们回去写出书面报告提交给政府研究。
学生代表们一听，知道这是拖延糊弄他们，就坚决地说，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要求政府坚决抗日！蒋委员长是政府的最高决策人，要他和全体同学们讲清楚政府的政策就行。
张继、吴铁城见糊弄不过去，只好回到会议室汇报。
听完汇报后的蒋委员长怒形于色。和老蒋渊源颇深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见状，就提出学生问题应当由教育部处理。
消息传到楼下，学生大哗，齐声高呼我们要抗战，我们要见蒋委员长，怒骂之声震动整个中央党部。
几个警卫上前想把学生推离，由于人太多推不动，警卫就用力拖，学生误以为要动武，便使劲向前冲。
混乱之中，忽听到一声枪响。学生们听到枪声，边骂边退，涌出了中央党部。这一枪是侍卫队放的，为的是恐吓学生。
各地学生在十一号的请愿，不仅没有见到蒋委员长，而且还遭到武力威胁，但他们毫不屈服。
十二号早晨，请愿学生们又齐集到国民政府大门外的空地上，席地而坐，要求蒋委员长接见。
等到十一点来钟，国民政府参军长贺耀祖出来见学生，学生们坐在地上不理他。
贺耀祖悻悻地说，同学们来京请愿，是出于爱国热忱，和国民政府的想法是一致的。蒋委员长深为嘉许。
贺耀祖还没说完，广场上嘘声四起。
何耀祖顿顿，继续说，同学们的意见很好，但我们必须估计一下我们自己的力量，外国人常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如果我们只图一时的气愤，轻举妄动，后果不堪设想，云云。贺的话中没有提到一次“抗战”两字。
一位学生愤怒地打断了他的话，责问道，照你的说法，我们只有听凭日本的侵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把握去抗战？
另一位学生说，政府坚持内战，制造分裂，还说外国人说我们是一盘散沙，这个责任该有谁负啊？
一时，“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等口号声响彻广场。
贺耀祖见状，恼羞成怒，声称学生开枪的事必须追究，只有先扫除奸人才谈得上团结。
学生们一听居然诬陷昨天在中央党部开枪是学生干的，和学生们玩贼喊捉贼的一套，顿时就像一桶冷水倒进滚开的油锅一样，广场上立即掀起一片怒骂之声。
学生们责问：“到底是谁捣乱？”“我们要求你交出奸人来！“问得贺耀祖哑口无言。
贺耀祖的奸计不成，怕局面失控，更是为了自己脱身，连忙说：好好，我将把你们的意见向中央称述。说着就溜下台，躲起来了。
下午，请愿学生增加到五、六千人，他们大多数带着被子、毯子等，表示坚决要见蒋委员长，见不到不走。
入夜，学生们露宿在国民政府外的广场上。十一月夜晚的天气已很寒冷，不少女同学互相背靠背挤在一起御寒，这种爱国之心令警察都感动了，他们尽量减少警卫范围，便于同学们活动。
（六）
十三日，请愿学生的人数又有增加，国民政府附近的街道上都挤满了人。当局紧张起来，选派了50名便衣警察，化装成学生模样，三个两个的混入广场。
到了中午，考试院长戴季陶慢吞吞地来了，与学生们见面。他避而不谈抗战的实质性问题。说来说去就是不能抵抗，抵抗的话，三天之内就要亡国。
学生们早已听得不耐烦了，纷纷怒骂。
乘着这时广场嘈杂之际，混入学生们中间的便衣警察借机高喊：“走，走，走，吃饭去，不听他的无用一套！”
有小部分同学不明就里，就跟着走了，接着大部队也不知不觉地跟着移动了。此时，队伍中有人出来阻止，但已来不及了。不到半小时，广场上空空如也。当局自以为得计。
（七）
不料，黄昏时，学生们又全回来了，人数还有所增加，队伍排得更整齐，表情也严肃起来，当局一看，怕要出大乱子，只好有所放松警戒。到了晚上，天空下起了雨。原来不许学生们进入国民政府大门，随着雨越下越大，警卫们也不能无动于衷，只好退到二道门。把大门内的走廊和会客室让给学生们避雨、休息。这样局势才有所缓解。但当局还是借来了军棍几十条，作为防御工具。
到了凌晨二时许，大概看到这样下去无法收场，上面发下话来，蒋委员长今天准备亲自向学生训话，为了保证安全，立刻选派便衣警卫一百名，暗藏手枪，前往国民政府听参军长指挥。但由于国民政府大门口挤满了学生，只好从与国民政府一墙之隔的参谋本部进去。就这样一百名带枪的便衣就偷偷进入了国民政府，没有被学生们发现。
当局为了“保护”蒋委员长的所谓安全，决定采取外松内紧、步步设防、层层戒备的措施。二道门是徒手的警卫，三道门为带枪警卫。在两旁的大厅里潜伏手枪队的100人，里面院子则架设了四挺机枪，如果出现意外，是要对学生采取大屠杀的。
当局为了重演昨天解围的好戏，又派便衣警察混进学生队伍里，准备找机会解散学生队伍。不了学生们都提高了警惕，便衣警察刚混进去，就被学生们负责纠察的人发现了，他们大声喊叫，提醒学生们注意。便衣警察只得抱头鼠窜而去。
下午三时，蒋介石由国民政府侧门进入，先听贺耀祖等的汇报，然后确认无事后，才登上在二道门口搭设的临时讲台。
（八）
蒋介石走上台后，先立正，用视线巡视全场，举手行了个军礼，然后摘下军帽，脱下手套，语气沉重地喊了一声“同学们”。见学生们没有反应，就继续说道,这个，你们这次来到首都的意愿，我已经知道了，这个是很好的。接着又说，中日纠纷是关系到党国存亡的问题，必须慎重考虑，不能轻举妄动。首先，不应该忘记日本是一个强国，但英、美等列强不会坐失在华的既得利益，国联是主张公道的国际组织，九国公约是保证我国主权的有效条约。因此，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和平未到绝望之期，决不放弃和平，这就是我们的外交政策。同时要抵御外侮，必先举国一致，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这是既定国策，如果离开了既定国策谈救国，就是反对政府，一定要严厉制裁！
蒋的这段讲话中没有一句讲到抗战，学生们当然不愿意听。
正当蒋端起杯子准备润润嗓子，继续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演讲时，突然有学生高喊：“请委员长让我们说几句好吗？”
蒋怒形于色，刚想发作，见全场近万双眼睛注视着这位学生，便表示允许发言。
发言的同学情绪激昂地说：“东北沦陷，日本鬼子的侵略野心有增无减，我们牺牲究竟要到怎样的地步，才算是最后关头？”他的话还没讲完，人群中就发出一片赞同的声音：“对！对！请委员长解释清楚！”
那位同学继续说：“历史已无数次证明，所谓国联，只不过是保证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九国公约表面上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实际上是让中国成为殖民地合法化。日本就是那个缔约国之一，它敢于这么毫无顾忌地霸占中国的领土，这个公约还有一点点价值吗？中国最后的关头已经到了，我们必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希望蒋委员长亲率大军北上，收复失地，全国人民一定会成为有力的后盾。如果谁敢在敌人面前屈膝投降，就必然会被全国人民唾骂！”
这位学生的话，有礼有节，激起了全场学生的共鸣。学生们振臂高呼：“反对内战”、“团结抗日”、“打到不抵抗主义”等口号。
蒋委员长知道众怒难犯，急于脱身，便顺水推舟地点头说了几声“好”，接着表示自己作为军人，应当克尽职守，愿意和学生们一起共赴国难。
学生们听了蒋的“许偌”，全场轰动，有些天真的学生高呼“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希望委员长说到做到！”，一时欢声雷动。
蒋委员长不动声色地接受学生们的欢呼，在走下讲台的时候，还演戏般地吩咐参军长贺耀祖：从明天起把南京近郊的两处营房腾出来，让学生们按照军校待遇先接受军训，并提前发枪，准备参加抗战。对贺耀祖说完，蒋又回过头来对学生们说：“大家既然愿意一同参加抗战，明天就去军营去报到！”说完，就匆忙走下台去。
（九）
全国各地来的学生经过四天三夜的斗争，见到蒋委员长，而且蒋有了承若，以为大功告成。不少人欢天喜地回到住处，准备第二天去军营报道，入伍去参加抗战。
学生来京请愿，应该看作是全国知识界和民主人士共同表达抗日呼声的一种方式，其中更有大批中共地下党员所做的工作。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不仅东北的形势一天天恶化，日本图谋中国的野心已经路人皆知，全国人民激愤的心情如燃烧的火焰一般，并不是当局所说的完全是共党的挑唆，煽动。而当局不积极地备战，采取不理睬、糊弄的办法，能拖多久？只为了表面上的风平浪静，像南宋一样偏安一隅，当强敌已打进家门的时刻，还幻想其他帝国主义的恩赐帮助，的确有点自欺欺人。
（十）
在回住处去的路上大家一分析，觉得蒋委员长的许偌靠不住。他们想到《中央日报》馆近期对学生请愿行为作了弯曲报道，就又一起到《中央日报》馆，不光指责他们，还要求他们必须把蒋委员长对上万学生所做的偌言如实刊登出来。
《中央日报》本身就是当局的传声筒，哪敢答应学生们的这些正当要求啊！
他们找了一个借口说，学生们干预舆论和出版自由。学生们一听，原来蒋委员长的许偌原来是糊弄人的，气愤异常，于是和报馆人员和守卫报馆的宪兵发生了冲突。
当局采取了武力压制，在混乱中，一位来自上海学校的四川籍学生掉进了南京的秦淮河里淹死了。
（十一）
再说蒋委员长被逼与学生见了面，被学生牵着鼻子发表了有违“攘外必先安内”国策讲话，觉得焦头烂额，束手无策，正对手下大发脾气。忽然接报出了人命案，当局觉得使用武力，压制学生，解散请愿的机会到了。
（十二）
十五日凌晨，当局按照蒋委员长的决定，指令正规部队、警察和宪兵等部门派出大批人员，以学生纠集起来打进中央报馆，干涉出版自由，捣毁了编辑、印刷各部门，抢走机要文件，影响首都治安为名，已派员查明肇事主犯，依法查办为借口，把所有住在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处的所有学生，押解到下关，搭乘交通部门早已准备好的专用列车、专用轮船，离开南京。
军、警、宪三方人员如临大敌，他们直接闯入学生的寝室，把熟睡中的学生们集中起来，全部押送到下关。
上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赤手空拳当然无法和军、警、宪抗衡，他们全部被押送出境了。当局感到松了一口气。但抗日救亡的烈焰有谁能压制得住？到南京去请愿的学生当时有的只有十四五岁，但当抗战全面爆发之时，他们都是二十岁左右了，他们还会相信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日意愿有多强嘛？于是知识青年大批投奔到延安、皖南新四军军部等处，虽然他们也知道那些地方条件远不如国统区，但他们相信那儿才有光明，这就不难理解了。
（十三）
在对待十九路军抗日的问题上，南京国民政府也是老一套，在会议后决定，主张忍让，并于1月23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令十九路军五日内从上海换防。
第十九路军毕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不但部队供给远远不足。战役开始前，南京政府还拖欠着十九路军8个月600余万的军饷。连古代所谓拥有天下的皇帝都知道不差饿兵。南京政府的这些做法实在让人心寒。
（十四）
在宋庆龄、何香凝的号召下，上海民众在几天时间里，赶制了几万套冬衣，冒着炮火送到前线。
上海的工人、市民以及复旦大学的学生组成义勇军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连少年们都组成了童子军支援抗战。
既非嫡系部队，就不会有什么重武器，南京政府又不提供装备。十九路军只好发动上海民众赶制土制手榴弹。本来十九路军的炮火力量比日军低了数个档次，这样一来导致日军的轰炸更加肆无忌惮。
南京政府屡次发电，要求十九路军不得抵抗，撤到二线阵地。蒋光鼐不同意，并且打定了决心要违抗命令。
而何应钦却下令，如果开战，“第十九路军兵源充足，有足够实力，上海附近部队不得增援！”
自己国家的部队在抵抗外敌入侵，而政府却命令不许增援，这大概是战争史上的奇观。这一系列的做法，可以使今天的人们明白，为什么南京政府一直不得人心了。
上层的勾心斗角，前线的将士，一时哪里去知晓，他们在用血肉拼搏着。
（接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