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瑾在用大义名分挤兑住祢衡后，又恰到好处地把双方争论的焦点，引导到一个“德”字上，
嘲讽祢衡连什么是“有德者居之”的“德”都不知道，
这当然是有深意的。
诸葛瑾很清楚，自己虽然继承了肉身本尊的经学学问，还有后世的逻辑思辨和政治哲学见识。但真要跟人敞开了辩论儒家经义是非，那未必能绝对碾压祢衡。
祢衡作为三国有名的大喷子，肯定是有相当功底的，不然不会让曹操都头疼，不敢动他、只敢把他弄去刘表那里。
既如此，诸葛瑾又怎能打无把握之仗呢？
所以，诸葛瑾在开口之初，就想到了一条计策：他要把双方对喷的辩题，引导到一个汉朝儒生肯定都会答错、而后世儒生肯定可以答对的点上。
换言之，就是这个问题必须是早在汉儒宗师的公孙弘、董仲舒那里，就已经答错了，而且整个汉朝儒生都因为尊师法祖，忽视了这个错误。
但后来随着历史和儒学进步，到唐宋时，后人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到韩愈、司马光、朱熹、陆九渊的时候，已经被逐步改正了。
如此一来，任你祢衡再自恃才高，他总不会说出明显超越或否定公孙弘、董仲舒的言论来吧？如此诸葛瑾就可以用后世一千多年的政治哲学进步，来吊打对方。
既然是祢衡先提到了朝廷“失德”，那诸葛瑾就抓着这个“有德者居之”的“德”究竟是什么意思，穷追猛打到底，
一击定胜负。
……
祢衡果然一愣，他被对方斥责为连什么是“天下有德者居之”的“德”都说不清楚，这是绝对不能忍的，必须反驳。
连这样的基本问题都不回答的话，他就没脸以儒者自居了。
于是他谨慎思考之后，决定用最四平八稳的公孙弘和董仲舒的标准官方意思形态、一字一句做了答：
“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这里的德，自然是一统天下，使天下人免于内战之杀戮。昔春秋战国五百年，华夏子民自相屠戮，无日不休。
秦始皇虽是暴君，然其能得天下，便因其有此德，终止了战国纷争。而秦末之世，天下失鹿，分崩离析，高皇帝复合一统，故其德绵延数百载——
此论早在《公羊》之中，便得到了论证，其后董仲舒于《春秋繁露》又加以补足，还有何可辩之处？莫非你这愚夫，连《公羊传》和《春秋繁露》都不曾读过？我竟会跟如此无知之辈答话，实在是可叹！”
诸葛瑾听得很认真，确认对方果然中招，一板一眼全盘照抄了汉儒所公认的相关解释，他就知道自己稳了：
“谁说《公羊传》里有这么定义过‘德’？你刚才所引用的，明明是孝武帝时、公孙弘钻研《公羊传》所留下的注，乃公孙弘的个人解读，并非战国时公羊高的本意。
这种解读，虽说不上全错，但明显混淆杂糅，不辨本末。我且问你，《公孙弘书》中，为《公羊传》注释‘统一天下之德’时，是否有引用《孟子.梁惠王上》里，孟子对‘一天下之德’的观点？”
祢衡一愣，总觉得有阴谋，但这个问题答案很明确，他只能立刻回答：“当然有。”
《孟子》在汉儒中的地位不是很高，仅仅是十三经之一。但公孙弘和董仲舒，当年在论证“有德者居之”的“德”时，还是引用了孟子的，事实不容否认。
诸葛瑾继续下套：“孟子见梁惠王，淬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对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天下莫不与也……”
诸葛瑾先稍微引用了几句争议经文，然后单刀直入：“由此可见，孟子原意中，那种能让‘天下莫不与也’的德政，并非‘一天下’本身，而是‘定天下’。
梁惠王和孟子一开始求索的，也是‘定天下’，孟子回答的‘一天下’，只是定天下的手段。手段和目的必须分清楚，不能混淆！
当你可以定天下时，那么天下自然莫不与也，天下人都会心悦诚服接受这个给他们带来安定日子的统治者，这便是‘天下有德者居之’的‘德’之所在！
而什么是定天下？就是让天下人比春秋战国纷乱五百年时，少当兵、少打仗、少服徭役，少纳粮，让天下百姓少内耗，过上好日子，这才叫‘定天下’！
统一天下，只是实现‘让华夏不打内战’的一个先决条件，因为当时有识之士都知道，只要不统一，内战就永远不会结束。但光做到了这一点还不够。
秦如果要有德，其统治者就该看到，他们实施的政策，只是为了一天下的手段。一完之后，就应该轻徭薄赋，让百姓切实比战国之世少纳粮，少服役，少当兵。如果一完之后，服役的比例、纳税的比例还跟大乱之世一样高，那就是‘只一而未定’，舍本逐末。
所以，‘一天下’或许秦始皇已经完成了，但‘定天下’之德，却是到了本朝孝文皇帝时，正式十五税一、废除肉刑、从国法层面核轻徭役兵役，才算是真正实现。
尔辈腐儒，曲解先圣，妄称明德，却连目标和手段都区分不清，实在贻笑大方！
你需要吃饭才能活下来，但吃饭只是活下来的手段之一，并不是活着的目的！如果你活着就是为了吃饭，你与衣架饭囊，酒桶肉袋何异！”
诸葛瑾一番话，如孟子一般沛然，驳斥得祢衡完全无法招架。
偏偏诸葛瑾的话语，有先圣作为依据，哪怕《孟子》整本书的地位如今还不高，但《梁惠王上》里那几句话，确实是《公羊传注》和《春秋繁露》自己就引过的，汉儒不能否认。
而且诸葛瑾的论证，还充满了进步的人文关怀，是后世公认的道理，他只是提前一千多年拿出来装了个逼而已。
在后世儒家升级后的价值观里，统一天下仍然重要，但必须认清，统一天下是让天下安定的手段。最核心的“德”，还是要让人民获得好处，给人民减负。
如果短暂统一后，直到这个政权灭亡，都没让人民减负，没让人民得到好处。
不打内战省下来的钱粮人力，并没有花在人民头上，只是拿来更好地供养独夫。那么这就不属于“有德后又失德”，而是“自始无德”。
结束内战后省下来的钱粮劳力，在花到人民头上的那一刻起，才算是“德之始也”。
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而之所以后世有这样的进步思想，就是因为南北朝末期，以及五代十国，有太多“虽然短暂统一，但没有给人民带来好处”的政权。
后世长期大统一王朝要跟这些短命朝代做个区分，一代代仁人志士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从韩愈到王安石司马光，到朱熹陆九渊，这些人虽然人品未必都好，但是他们在一代代拔高《孟子》地位、强调民本思想的过程中，把这个哲学问题给论证明白了。
诸葛瑾如今是用了后世一千多年的儒家集体智慧结晶，来指出古人“逻辑不严密、混淆手段和目的”的错误，又焉能不胜？
这一刻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已经韩愈司马光朱熹陆九渊同时附体了。
……
祢衡被连番反驳，彻底陷入了怀疑人生的巨大失落中。
偏偏他是真的完全不知道怎么反驳，因为他都引用公孙弘和董仲舒的标准答案了。
这个问题就算回答错，其实也不该赖他啊！是从公孙弘董仲舒就开始错起、都错了小三百年了！
过去三百年里，没一个汉儒指出这个错，今天他因为思维惯性继续错，不是应该的么？
可为什么对面那家伙，一下子就能掀那么大的桌子？
他祢衡自问天下狂士，但还没狂到敢指出董仲舒错误的程度。
对面这家伙，绝对比他还狂！
那是把他祢衡和公孙弘和董仲舒，三个人用绳子捆在一起然后吊打。
而益州郡邸酒舍内的其他看客，这也是第一次彻底看呆。
他们都知道，这个祢衡已经人憎狗厌好几个月了，老是逮着人就找机会辩论对喷，给自己涨名声。
偏偏这人口才不错，很能讲歪理，这几个月来，大伙儿都绕着他。
身份太高的人不屑于跟他喷，身份稍低一些的，又没人喷得过他。
此刻那个不知名的外地来递表的年轻人，居然喷赢了祢衡！
而且所言还非常高深，一看就是能从学术源头怼人的那种。
高屋建瓴，沛然莫之能御。
那些平时讨厌祢衡的看客，又岂能不追捧？
诸葛瑾刚刚才喷到一半的时候，郡邸里其他宅家睡觉的士人，就都被同伴喊下来，挤到酒舍里，随便点一壶酒听诸葛瑾喷祢衡。
再后来，酒舍生意太好，郡邸里绝大多数人都来了，桌案都不够坐了，只好站着旁听。
酒舍掌柜也不好意思要求人必须买酒才能进了。
当一切结束时，郡邸酒舍已经被挤得满满当当，门口都有人。
好在祢衡来许都，终究不是孤身一人，他身边还是有几个侍从和点头之交的。
刚才看到他被喷得不行，就已经有人去报信了。
这益州郡邸距离九卿府衙都不算远，不然这儿也不会成为求官者的集散地。
所以不一会儿，就有人从将作大匠衙门，找来了祢衡的挚友孔融救场。
孔融到场后，才算当了个和事佬，见双方学术之争本来就已经聊完了，请诸葛瑾见好就收。
诸葛瑾也知道孔融跟刘备关系不错，而他该喷的也都喷完了，就顺势给了孔融一个面子，但同时又当众提醒孔融：
“孔大匠圣人之后，知礼之名天下传颂，小子佩服。但孔大匠似乎不谙调度统筹之法。小子今日见宫苑营建之时，土木运输竟如此靡费人力。”
诸葛瑾早上去皇宫工地游览的时候，就注意到施工调度有很大的问题，效率低下，甚至连后世宋朝课文“一举而三役济”里面的省力思维都没有。
这要是让他稍微点拨一下，绝对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但原先诸葛瑾不想私下去献策，那样他又没好处。
而在眼前这种求官士人云集的公众场所，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他有机会当众显摆自己的才能，孔融也不好昧下他的贡献。
如此一来，将来事情做好，肯定会传到荀彧和曹操耳朵里——诸葛瑾当然不是来讨好荀彧和曹操的，但为修建皇宫省钱省力，这也是在照顾被徭役压榨的百姓。
二来么，诸葛瑾知道，这对于他诸葛家还有刘备要官职、要朝廷大义名分，都有好处。
既然如此，那就临时当众扬个名吧，捞完好处就走，别等曹操留他做京官就好。（曹操就算留，他也可以找借口拒绝征辟，比如以孝道为名，需要去地方上救叔叔）
孔融原本是来捞好友的，万万没想到这就惹火烧身了，居然在上百围观士人面前，被人指出他负责的工程资源调度效率低下。
但众目睽睽之下，他也只好虚心受教，听对方把意见说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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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拜谢，上架了成绩好我自然会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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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来么，诸葛瑾知道，这对于他诸葛家还有刘备要官职、要朝廷大义名分，都有好处。
既然如此，那就临时当众扬个名吧，捞完好处就走，别等曹操留他做京官就好。（曹操就算留，他也可以找借口拒绝征辟，比如以孝道为名，需要去地方上救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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