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33
余四位能臣辅佐，整肃内政，并推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使秦国实力大增。
虽然，秦穆公君臣的改革内容，史料记载严重缺失，我们已经无法再现其具体内容了。但可以肯定的是，秦自立国以来百余年，只有从秦穆公时期开始，才真正具有了大国实力。若没有励精图治与相对全面的改革，国力不会有如此大幅度地提升。
其次，穆公之秦对强大晋国的盟约与战争，改变了当时的天下格局。
秦穆公积极东出中原，始终坚持以对晋国关系为轴心而开展邦交，大大扩充了秦国影响力，使秦第一次具有了大国地位。《史记·周本纪》的基本评判是：平王东迁之后，出现了四个强大的诸侯国——齐、楚、晋、秦。其中，秦国的强大，就是从秦穆公霸业活动开始的。具体说，穆公之秦在中原地区的重大活动主要有8次，分别是——
第一次，公元前651年，秦穆公联络齐桓公，两国共同安定晋国内乱。
第二次，公元前649年，戎狄势力突袭洛阳，秦穆公联络晋国，共同出兵救周。
第三次，公元前647年，晋国严重饥荒，秦以大规模船队络绎不绝地从渭水运粮，成为春秋战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邻国救援行动，史称“泛舟之役”。
第四次，公元前645年，晋惠公拒绝救援秦国饥荒，秦穆公大举攻晋；战于韩原，大破晋军，生擒晋惠公；一举占领全部河西高原，并设置正式官署进行有效治理。
第五次，公元前641年，秦国攻灭政局混乱的梁国，也就是今日陕西韩城地带；次年，秦国再次出动，攻灭相邻的芮国，也就是今日陕西大荔县地带。
第六次，公元前638年，秦穆公与晋国联合，将原本生活在瓜州，也就是今日甘肃敦煌地带的戎狄族群陆浑氏，迁移到今河南的伊川居住；同时，又将西北边陲的姜戎族群，迁移到晋南的河东地带居住。这是以和平方式融合戎狄族群的重大举措，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七次，公元前636年，晋国再度发生内乱，秦穆公派兵护送长期逃亡的公子重耳回晋即位，是为晋文公；之后，秦军又应邀帮助晋国平息内乱，再次安定了晋国。
第八次，公元前624年，秦穆公后期在三次败于晋国之后发动复仇之战，大举攻晋，渡过黄河后焚烧战船以示死战，获小胜之后撤军。
从总体上说，秦国对中原的活动始终以对晋关系为中心，初期是联合并安定晋国，后期是冲破晋国封锁。在强大的晋国断续称霸的时代，秦国能对晋国三代君主造成长期而深刻的影响，客观地说，是一种罕见的霸业成就。
再次是穆公秦国抵御戎狄、融合戎狄的巨大功绩。
在齐桓公开创的尊王攘夷的救亡潮流中，秦国是抵御野蛮文明入侵的最主要力量之一，攘夷的实际成效也最显著。史料记载：“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所谓益国十二，就是打败并吞灭了十二个西戎族群的政权，占据了方圆千里的土地与人口。在整个春秋时代，这是抵御戎狄取得的规模最大的胜利。
从根本上说，这一巨大胜利的获得，与秦人族群在西周近三百年间始终处于西部戎狄海洋的血战历史相关。自周灭商，秦人族群在西汉水上游的河谷山陵地带（西陲犬丘）拓荒生存，在西部戎狄包围下长期奋战，积累了丰富的对戎狄作战的经验。此后，自西周末期镐京事变的勤王之战开始，到秦帝国时代的对匈奴大反击，五百余年间，秦国在对戎狄、匈奴的反击战中几乎没有过败绩。在中国文明史上，连续保持五百余年的对落后文明的战胜历史，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在整个春秋时代的“攘夷”潮流中，秦国取得的空前巨大的胜利，安定了中国西北。
在春秋大国霸业中，秦穆公的秦国霸业活动具有独特的文明历史内涵。
6.楚国霸业
楚庄王时期的楚国，是春秋大国霸业的第四位霸主国。
关于楚庄王的奋起，有一个“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故事。《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即位后三年无所作为，大臣伍举以隐语劝谏：“有鸟于高岗，三年不飞，不鸣。敢问，此何鸟也？”楚庄王慷慨回答：“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此鸟也！”此后，楚庄王又以大臣苏从“死谏”为转折，任命伍举、苏从为主政大臣，整肃国政。
从历史实际看，并非楚庄王故弄玄虚，而是当时楚国的老世族分治势力非常强大，这个新即位的楚王根本没有实际处置国政的权力。在各种势力纷纷崛起的春秋时代，世族分治而不断壮大，并最终取代旧有的君权，是一种普遍而持久的现象。在此背景下，每个诸侯国的君权族群，都有着与分治世族抗衡的一面。诸如齐国、晋国、楚国、燕国这样的老牌诸侯大国，这个问题尤其显得重要。这就是春秋时代呈现出的独一无二的历史现象——大国蜕变。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将会看到大国蜕变的具体历史形式。
所以，楚庄王的初期蛰伏，必然是察觉到了深刻的政治危机所致。
在这三年之中，楚庄王一定是在紧锣密鼓地秘密准备反击力量。所谓“三年荒淫，禁止谏言”，只不过是对外示形的伪装而已。否则，楚庄王起飞之后一连串雷厉风行的政治大动作，就是一场毫无根基的荒诞闹剧了。从后来的实践看，楚庄王确实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所主持下的楚国崛起以及大国霸业，对于中国文明在这一时期的融汇聚合，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楚庄王的第一个功绩，是整肃内政，重新树立楚国君权。
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也因为楚国建立政权的特殊历史道路，楚国具有不同于北方诸侯国的特殊国情——以盟约方式兼并了诸多山地族群，楚国形成了特大世族分治的传统。在楚庄王之前，楚国王室的权力，一直受到世族分治的很大遏制。楚庄王要树立楚国王室的威权，其轴心便是遏制世族分治。
楚庄王确立王权的政治战役，主要阶段是两个。
第一阶段，大杀、大用并举的策略，先行整肃中小世族。大杀：楚庄王听政，所诛杀者数百人。大用：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悦”。具体地说，诛杀的数百人，一定是疏远王室而依附特大世族的中小族群首领；晋升的数百人，一定是拥戴王室的各族群首领。伍举、苏从领政，说明伍、苏两族群已经成为楚国王室坚定的同盟力量。
第二阶段，集中力量解决最大的分治势力——若敖氏。
整肃中小世族之后，楚国王权一度推行顺利，开始了北上争霸的初期阶段。但是，楚国的内部问题始终没有真正解决。公元前605年，也就是楚庄王亲政的第六年，楚国内部矛盾总爆发——最大的老世族若敖氏族群举兵发动政变，大举进攻楚国王室。当此之时，楚庄王毅然发兵作战，战场历经几度艰危，终于一举消灭了若敖氏势力。
历经这两大阶段之后，楚国的王室君权第一次真正具有了相对巩固的根基。此后直到战国末期的数百年里，世族分治虽然一直是楚国的痼疾，但也始终维持在以王权为中心的状态下，再没有发生过世族举兵与王室开战的大内乱。应该说，对于整合楚国这样一个特殊大国的政治文明，楚庄王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楚国霸业的第二个功绩，是抗击蛮夷族群的侵袭蚕食。
春秋时代的华夏攘夷，南方的主要力量，当之无愧属于楚国。
当时中国从淮水流域、东海之滨，直至岭南地带广袤的山地丛林，尚有大量处于落后生存状态的流动族群。以当时的名称，主要是东夷、南蛮、百越三大群体。他们分作无数氏族政权，或自发成兵，或拥有固定的武装力量，四处侵扰劫掠各个诸侯国，对华夏文明的生存，构成来自南部的重大威胁。当时的楚国，虽然遭受中原诸侯群的歧视，但楚国政权却有相对宽广的文明胸襟，不但长期主动靠拢周王室与中原大诸侯国，而且在抗击蛮夷势力的围攻中多次与齐、晋、秦等大国联合作战，成为华夏文明的南部屏障。
楚庄王亲政二十年，楚国抗击蛮夷进攻的重大行动有三次：
其一，公元前611年，也就是楚庄王亲政的这一年，楚国内忧外患同时爆发。内忧，是发生了大饥荒。外患有两方面，一是西部戎狄势力攻楚，已经进逼到楚国的腹心地带，也就是今日湖北的荆门、枝江地区。二是原先归附楚国的南部蛮夷势力，在湘水流域的庸国策动下，同时举兵大举反楚。当时，楚国的形势极为严峻，大多数臣子都主张迁都避难。楚庄王却接受了大夫蒍贾的建议，决然起兵，先行攻击南蛮叛乱势力。历经月余艰难作战，获得了初步胜利。之后，楚庄王又联合秦国、巴国共同出兵，对南蛮余部势力展开反击，并取得了最终胜利，消灭了庸国。
其二，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大举反击戎狄入侵楚国的根基势力——陆浑之戎，一直北进作战到洛水一带。在这次胜利之后，楚庄王陈兵洛阳郊野，向周王室发起挑战，发生了著名的“问鼎中原”的故事。
其三，公元前601年，淮南的蛮夷势力——舒、蓼两大族群又发动叛乱，楚庄王再度起兵，灭掉舒、蓼两族群的政权，一直进兵到“滑汭”，也就是今日安徽合肥地带。这次进军的连带成果，是楚国与吴、越两国会盟，重新划定了疆界后，楚军才撤兵归去。此后，楚国的影响力大大加强，蛮夷群起攻楚的战事再也没有发生过。
楚国霸业第三方面的功绩，是北上中原争霸。
楚国向北扩张霸业，也留下了一个著名的故事——问鼎中原。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北上击退陆浑之戎后，驻军洛阳郊野。周王室派出特使王孙满犒劳楚军。宴会上，楚庄王挑衅地发问，周王室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在德不在鼎。”楚庄王昂昂然逼问：“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王孙满只好说了一通九鼎的历史，而后以天命之说婉转搪塞：“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楚国争霸有一个鲜明特点，只说攘夷，不说尊王。问鼎中原的故事，算是楚国“攘夷不尊王”的一个典型。考察根源，应该在于楚人精神层面上对周王室的长期疏离。殷商之世，楚人已经拓荒自立。在西周时代屡经奋争，屡经斡旋，周王室才勉强赐予楚人头领以最低等级的诸侯封号——楚子。到楚庄王时，楚国已经是第五代称王了，可周王室与中原诸侯的文书史书，依然将楚国君主称作楚子，不肯承认其大国地位，甚或将楚国视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另类势力。历史地说，这是中原诸侯群与周王室无视天下潮流的文明歧视与地域偏见。楚国的挑战是必然的，也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
楚庄王的“武功七德说”，是中国原生文明的经典之一。
《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了一则故事。以现代语言情景再现，大体是这样一番对答——楚军围猎。楚庄王君臣纵马驰骋，立于高岗。将军潘党颂扬云：“楚王克敌，又埋敌军尸骨，当刻石以记，使子孙不忘武功！”楚庄王马上遥望远方：“此间道理，非你等所能知晓也。”众将拱手：“愿闻我王教诲！”于是，楚庄王高声道：“好！说给你等。何谓武？止戈为武也。武王克商，作《武》《恒》之乐，其诗云：绥万邦，屡丰年。此之谓也。何谓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富者也。此为武之七德也。今我无一德，何以示子孙哉！”
正是楚庄王的武功七德说，在其身后推动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休战盟约。
楚国霸业与晋国霸业有一个相同点，就是在第一任霸主死后，仍然在较长时期里时断时续地维持着相对霸权。楚庄王死后，由于楚晋两大国的长期对抗，卷进两大集团对抗的众多诸侯国都不堪其累，晋楚两大国也深感疲惫。尤其是晋国，由于新生势力崛起，内部矛盾加剧，已经不堪争霸之战的重负。因而，当时社会滋生了罢兵思潮。这一罢兵思潮的源头，就是楚庄王武功七德之说中的“戢兵论”。戢者，收敛也，止息也。在楚庄王之后，“戢兵”思潮叫做“弭兵”——消弭兵戈之意。
由于楚晋两大国的和解意向而实现的弭兵盟约，有两次：
第一次，公元前579年，也就是楚庄王死后的第12年，由宋国大夫华元、楚国令尹子重、晋国大臣栾武共同推动的“弭兵盟约”，在宋国西门外达成。关于这次弭兵盟约的内容，《左传·成公十二年》的记载是：“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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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四位能臣辅佐，整肃内政，并推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使秦国实力大增。
虽然，秦穆公君臣的改革内容，史料记载严重缺失，我们已经无法再现其具体内容了。但可以肯定的是，秦自立国以来百余年，只有从秦穆公时期开始，才真正具有了大国实力。若没有励精图治与相对全面的改革，国力不会有如此大幅度地提升。
其次，穆公之秦对强大晋国的盟约与战争，改变了当时的天下格局。
秦穆公积极东出中原，始终坚持以对晋国关系为轴心而开展邦交，大大扩充了秦国影响力，使秦第一次具有了大国地位。《史记·周本纪》的基本评判是：平王东迁之后，出现了四个强大的诸侯国——齐、楚、晋、秦。其中，秦国的强大，就是从秦穆公霸业活动开始的。具体说，穆公之秦在中原地区的重大活动主要有8次，分别是——
第一次，公元前651年，秦穆公联络齐桓公，两国共同安定晋国内乱。
第二次，公元前649年，戎狄势力突袭洛阳，秦穆公联络晋国，共同出兵救周。
第三次，公元前647年，晋国严重饥荒，秦以大规模船队络绎不绝地从渭水运粮，成为春秋战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邻国救援行动，史称“泛舟之役”。
第四次，公元前645年，晋惠公拒绝救援秦国饥荒，秦穆公大举攻晋；战于韩原，大破晋军，生擒晋惠公；一举占领全部河西高原，并设置正式官署进行有效治理。
第五次，公元前641年，秦国攻灭政局混乱的梁国，也就是今日陕西韩城地带；次年，秦国再次出动，攻灭相邻的芮国，也就是今日陕西大荔县地带。
第六次，公元前638年，秦穆公与晋国联合，将原本生活在瓜州，也就是今日甘肃敦煌地带的戎狄族群陆浑氏，迁移到今河南的伊川居住；同时，又将西北边陲的姜戎族群，迁移到晋南的河东地带居住。这是以和平方式融合戎狄族群的重大举措，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七次，公元前636年，晋国再度发生内乱，秦穆公派兵护送长期逃亡的公子重耳回晋即位，是为晋文公；之后，秦军又应邀帮助晋国平息内乱，再次安定了晋国。
第八次，公元前624年，秦穆公后期在三次败于晋国之后发动复仇之战，大举攻晋，渡过黄河后焚烧战船以示死战，获小胜之后撤军。
从总体上说，秦国对中原的活动始终以对晋关系为中心，初期是联合并安定晋国，后期是冲破晋国封锁。在强大的晋国断续称霸的时代，秦国能对晋国三代君主造成长期而深刻的影响，客观地说，是一种罕见的霸业成就。
再次是穆公秦国抵御戎狄、融合戎狄的巨大功绩。
在齐桓公开创的尊王攘夷的救亡潮流中，秦国是抵御野蛮文明入侵的最主要力量之一，攘夷的实际成效也最显著。史料记载：“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所谓益国十二，就是打败并吞灭了十二个西戎族群的政权，占据了方圆千里的土地与人口。在整个春秋时代，这是抵御戎狄取得的规模最大的胜利。
从根本上说，这一巨大胜利的获得，与秦人族群在西周近三百年间始终处于西部戎狄海洋的血战历史相关。自周灭商，秦人族群在西汉水上游的河谷山陵地带（西陲犬丘）拓荒生存，在西部戎狄包围下长期奋战，积累了丰富的对戎狄作战的经验。此后，自西周末期镐京事变的勤王之战开始，到秦帝国时代的对匈奴大反击，五百余年间，秦国在对戎狄、匈奴的反击战中几乎没有过败绩。在中国文明史上，连续保持五百余年的对落后文明的战胜历史，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在整个春秋时代的“攘夷”潮流中，秦国取得的空前巨大的胜利，安定了中国西北。
在春秋大国霸业中，秦穆公的秦国霸业活动具有独特的文明历史内涵。
6.楚国霸业
楚庄王时期的楚国，是春秋大国霸业的第四位霸主国。
关于楚庄王的奋起，有一个“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故事。《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即位后三年无所作为，大臣伍举以隐语劝谏：“有鸟于高岗，三年不飞，不鸣。敢问，此何鸟也？”楚庄王慷慨回答：“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此鸟也！”此后，楚庄王又以大臣苏从“死谏”为转折，任命伍举、苏从为主政大臣，整肃国政。
从历史实际看，并非楚庄王故弄玄虚，而是当时楚国的老世族分治势力非常强大，这个新即位的楚王根本没有实际处置国政的权力。在各种势力纷纷崛起的春秋时代，世族分治而不断壮大，并最终取代旧有的君权，是一种普遍而持久的现象。在此背景下，每个诸侯国的君权族群，都有着与分治世族抗衡的一面。诸如齐国、晋国、楚国、燕国这样的老牌诸侯大国，这个问题尤其显得重要。这就是春秋时代呈现出的独一无二的历史现象——大国蜕变。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将会看到大国蜕变的具体历史形式。
所以，楚庄王的初期蛰伏，必然是察觉到了深刻的政治危机所致。
在这三年之中，楚庄王一定是在紧锣密鼓地秘密准备反击力量。所谓“三年荒淫，禁止谏言”，只不过是对外示形的伪装而已。否则，楚庄王起飞之后一连串雷厉风行的政治大动作，就是一场毫无根基的荒诞闹剧了。从后来的实践看，楚庄王确实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他所主持下的楚国崛起以及大国霸业，对于中国文明在这一时期的融汇聚合，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楚庄王的第一个功绩，是整肃内政，重新树立楚国君权。
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也因为楚国建立政权的特殊历史道路，楚国具有不同于北方诸侯国的特殊国情——以盟约方式兼并了诸多山地族群，楚国形成了特大世族分治的传统。在楚庄王之前，楚国王室的权力，一直受到世族分治的很大遏制。楚庄王要树立楚国王室的威权，其轴心便是遏制世族分治。
楚庄王确立王权的政治战役，主要阶段是两个。
第一阶段，大杀、大用并举的策略，先行整肃中小世族。大杀：楚庄王听政，所诛杀者数百人。大用：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悦”。具体地说，诛杀的数百人，一定是疏远王室而依附特大世族的中小族群首领；晋升的数百人，一定是拥戴王室的各族群首领。伍举、苏从领政，说明伍、苏两族群已经成为楚国王室坚定的同盟力量。
第二阶段，集中力量解决最大的分治势力——若敖氏。
整肃中小世族之后，楚国王权一度推行顺利，开始了北上争霸的初期阶段。但是，楚国的内部问题始终没有真正解决。公元前605年，也就是楚庄王亲政的第六年，楚国内部矛盾总爆发——最大的老世族若敖氏族群举兵发动政变，大举进攻楚国王室。当此之时，楚庄王毅然发兵作战，战场历经几度艰危，终于一举消灭了若敖氏势力。
历经这两大阶段之后，楚国的王室君权第一次真正具有了相对巩固的根基。此后直到战国末期的数百年里，世族分治虽然一直是楚国的痼疾，但也始终维持在以王权为中心的状态下，再没有发生过世族举兵与王室开战的大内乱。应该说，对于整合楚国这样一个特殊大国的政治文明，楚庄王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楚国霸业的第二个功绩，是抗击蛮夷族群的侵袭蚕食。
春秋时代的华夏攘夷，南方的主要力量，当之无愧属于楚国。
当时中国从淮水流域、东海之滨，直至岭南地带广袤的山地丛林，尚有大量处于落后生存状态的流动族群。以当时的名称，主要是东夷、南蛮、百越三大群体。他们分作无数氏族政权，或自发成兵，或拥有固定的武装力量，四处侵扰劫掠各个诸侯国，对华夏文明的生存，构成来自南部的重大威胁。当时的楚国，虽然遭受中原诸侯群的歧视，但楚国政权却有相对宽广的文明胸襟，不但长期主动靠拢周王室与中原大诸侯国，而且在抗击蛮夷势力的围攻中多次与齐、晋、秦等大国联合作战，成为华夏文明的南部屏障。
楚庄王亲政二十年，楚国抗击蛮夷进攻的重大行动有三次：
其一，公元前611年，也就是楚庄王亲政的这一年，楚国内忧外患同时爆发。内忧，是发生了大饥荒。外患有两方面，一是西部戎狄势力攻楚，已经进逼到楚国的腹心地带，也就是今日湖北的荆门、枝江地区。二是原先归附楚国的南部蛮夷势力，在湘水流域的庸国策动下，同时举兵大举反楚。当时，楚国的形势极为严峻，大多数臣子都主张迁都避难。楚庄王却接受了大夫蒍贾的建议，决然起兵，先行攻击南蛮叛乱势力。历经月余艰难作战，获得了初步胜利。之后，楚庄王又联合秦国、巴国共同出兵，对南蛮余部势力展开反击，并取得了最终胜利，消灭了庸国。
其二，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大举反击戎狄入侵楚国的根基势力——陆浑之戎，一直北进作战到洛水一带。在这次胜利之后，楚庄王陈兵洛阳郊野，向周王室发起挑战，发生了著名的“问鼎中原”的故事。
其三，公元前601年，淮南的蛮夷势力——舒、蓼两大族群又发动叛乱，楚庄王再度起兵，灭掉舒、蓼两族群的政权，一直进兵到“滑汭”，也就是今日安徽合肥地带。这次进军的连带成果，是楚国与吴、越两国会盟，重新划定了疆界后，楚军才撤兵归去。此后，楚国的影响力大大加强，蛮夷群起攻楚的战事再也没有发生过。
楚国霸业第三方面的功绩，是北上中原争霸。
楚国向北扩张霸业，也留下了一个著名的故事——问鼎中原。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北上击退陆浑之戎后，驻军洛阳郊野。周王室派出特使王孙满犒劳楚军。宴会上，楚庄王挑衅地发问，周王室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在德不在鼎。”楚庄王昂昂然逼问：“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王孙满只好说了一通九鼎的历史，而后以天命之说婉转搪塞：“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楚国争霸有一个鲜明特点，只说攘夷，不说尊王。问鼎中原的故事，算是楚国“攘夷不尊王”的一个典型。考察根源，应该在于楚人精神层面上对周王室的长期疏离。殷商之世，楚人已经拓荒自立。在西周时代屡经奋争，屡经斡旋，周王室才勉强赐予楚人头领以最低等级的诸侯封号——楚子。到楚庄王时，楚国已经是第五代称王了，可周王室与中原诸侯的文书史书，依然将楚国君主称作楚子，不肯承认其大国地位，甚或将楚国视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另类势力。历史地说，这是中原诸侯群与周王室无视天下潮流的文明歧视与地域偏见。楚国的挑战是必然的，也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
楚庄王的“武功七德说”，是中国原生文明的经典之一。
《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了一则故事。以现代语言情景再现，大体是这样一番对答——楚军围猎。楚庄王君臣纵马驰骋，立于高岗。将军潘党颂扬云：“楚王克敌，又埋敌军尸骨，当刻石以记，使子孙不忘武功！”楚庄王马上遥望远方：“此间道理，非你等所能知晓也。”众将拱手：“愿闻我王教诲！”于是，楚庄王高声道：“好！说给你等。何谓武？止戈为武也。武王克商，作《武》《恒》之乐，其诗云：绥万邦，屡丰年。此之谓也。何谓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富者也。此为武之七德也。今我无一德，何以示子孙哉！”
正是楚庄王的武功七德说，在其身后推动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休战盟约。
楚国霸业与晋国霸业有一个相同点，就是在第一任霸主死后，仍然在较长时期里时断时续地维持着相对霸权。楚庄王死后，由于楚晋两大国的长期对抗，卷进两大集团对抗的众多诸侯国都不堪其累，晋楚两大国也深感疲惫。尤其是晋国，由于新生势力崛起，内部矛盾加剧，已经不堪争霸之战的重负。因而，当时社会滋生了罢兵思潮。这一罢兵思潮的源头，就是楚庄王武功七德之说中的“戢兵论”。戢者，收敛也，止息也。在楚庄王之后，“戢兵”思潮叫做“弭兵”——消弭兵戈之意。
由于楚晋两大国的和解意向而实现的弭兵盟约，有两次：
第一次，公元前579年，也就是楚庄王死后的第12年，由宋国大夫华元、楚国令尹子重、晋国大臣栾武共同推动的“弭兵盟约”，在宋国西门外达成。关于这次弭兵盟约的内容，《左传·成公十二年》的记载是：“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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