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 作者:孙皓晖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__71
位秦庄襄王在人质生涯中磨损过于严重，在位三年半就病逝了。这一年，是公元前247年。此时的储君情况是，嬴异人在赵国做人质时娶的妻子——王后赵姬所生的惟一一个儿子——嬴政，已经从9岁就被立为太子，此时是13岁的少年。这是君主制时代典型的政治格局之一，称作“主少国疑”——国君年少，朝野不安。这一格局，从来都是典型的政治危机。
这次所有的危机要素，都隐藏在吕不韦与嬴异人的早期活动中。
（1）谜团破解：关于秦王嬴政的血缘问题
所谓谜团，就是传播于山东六国的流言被司马迁写进了《史记》，从而成为后世许多人所认定的历史事实——秦王嬴政是吕不韦的私生子。这里，我们没有必要纠缠流言，而只需按照严肃的考据辨析，呈现秦王嬴政的生身与少年脉络。
吕不韦有计划地资助嬴异人，开始于秦赵长平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两人结为政治同盟后不久，嬴异人歆慕吕不韦府中一名叫做赵姬的少年歌女，直言不讳地向吕不韦诉说了求婚心愿。依照战国之风，一个大诸侯国的王子王孙，能公然求婚于同道者府上的一个女子，则这名女子一定不会是主人的妻子，也不会是主人名分已定的侍妾。否则，嬴异人的作为，就是一件世风道德所不能容忍的极大丑闻，完全可能导致一个人无法在天下立足。惟其如此，吕不韦尽管也可能喜爱这个女子，但却并没有太大的心理障碍。最终，吕不韦还是很爽快地将这名歌女送给了嬴异人。
很快，嬴异人与这名歌女——赵姬，在邯郸完成了婚礼。
嬴异人赵姬成婚后一年，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嬴政。按照当时的说法，这种婚后满年而生，叫做“大期生子”。如果，再加上从吕不韦许诺开始，筹备成婚所必须的一两个月时间，实际上，这个儿子至少是嬴异人求婚后的14个月所生的。
显然，嬴政根本不可能是吕不韦的私生儿子。
《史记》所记流言，在于时间上的巨大矛盾。这则流言的说法是，嬴异人求婚之时，吕不韦已经知道赵姬有了身孕，怀了自己的儿子。按照无论古今中外的常识，依据经验看出或得知女子怀孕，至少得有两个月时间。再则，贵族成婚至少得有些许筹备时间，不会过分仓促，这里又有一段时间。最后，婚后“大期生子”——婚后12个月才生下儿子。
如此，前后历时至少一年半。女子怀孕一年半，还能顺利生产，显然是荒谬的。
从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看，司马迁这位伟大的史学家所以记载了如此一则自相矛盾的流言，根本原因在于汉武帝时期的反秦理念，已经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司马迁顾忌这一点，必须记载一些普遍流传的“非秦”流言，否则《史记》不能问世。但是，司马迁又有着强烈的历史学家的良知，他没有替流言“圆谎”，而是将流言的矛盾十分明显地呈现出来，使后人很容易在分析之后得出真相结论。对于这部在历史夹缝中写成而遭受到汉武帝多方抑制的伟大史书，我们应该有分析地看。在高端文明时代，我们应该具有这样的历史目光。
（2）秦王嬴政的少年成长脉络
至此，我们可以明确的一连串历史事实是——秦王嬴政生于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公元前259年，出生地为赵国都城邯郸。
嬴政出生的第三年，其父嬴异人与吕不韦一起逃回秦国。
孩童嬴政，跟随母亲赵姬隐匿赵国。赵姬之家为赵国富豪，嬴政母子得赵家庇护照应，一直在赵国民间生活了五年。
公元前251年，秦昭王在位56年病逝，孝文王即位，嬴异人被立为太子。
也是这一年，赵国基于嬴异人已经立为秦国储君，欲谋与秦国邦交正常化，以隆重礼仪送赵姬嬴政母子回到了秦国。时年嬴政8岁。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病逝，嬴异人即位，9岁的嬴政被立为秦国太子。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嬴异人病逝，13岁的嬴政即位秦王。
至此，少年嬴政以13岁少年秦王之身，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3）吕不韦与太后摄政，政治危机埋下隐患
秦庄襄王病逝之时，安排的政治格局是，吕不韦以丞相文信侯身份为顾命大臣，行摄政权，少年秦王尊奉吕不韦为仲父，太后赵姬得与闻国事。也就是说，在吕不韦摄政系统中，赵姬有参政权力。按照秦国法度，这种格局要一直延续到少年秦王举行了加冠礼，嬴政才能亲政，才能成为名符其实的秦王。
君王在加冠之前不能亲政，在战国时代是一种普遍制度。其间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竞争的残酷性，要求君主必须心智成熟，保证有效理政。秦国自秦孝公开始，除了秦昭王与这个秦王嬴政，其余四代五任君主，都是成年即位。年龄最长的孝文王即位时，已经是五十余岁的老人了。秦昭王少年即位，加冠之后仍然未能立即亲政，一直等到五十余岁时才夺回了亲政权。这段路，秦昭王足足走过了四十年的时间。
而今的秦王嬴政，也要走过亲政之前的这段漫长道路。
因为，秦国的加冠礼，在21岁至23岁之间可以随时举行。也就是说，嬴政的虚位之期，至少要经过8年。在君权制时代，尚未亲政的国王虚位时期，历来是政治上最为多变的危险时期。这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主少国疑”——君主年少，国人不安，政局多变。事实上，大多数宫廷政变，都发生在这样的特定时期。
这一时期的危机演变，可以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前六年余，以丞相吕不韦总领国政，以上将军蒙骜掌军，太后赵姬与丞相吕不韦关系融洽，基本上不干预国政。这一阶段，在吕不韦相对宽厚的政风与着力恢复经济民生的总政策之下，秦国呈现出一片恢复元气的气象，商旅开始繁荣，经济有所发展。最主要的一件经济业绩，是吕不韦任用韩国治水大师郑国（此时尚未暴露间谍身份），开始筹建渭水北部引泾入洛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为后来这一工程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吕不韦与上将军蒙骜精诚合作，对山东六国重新发动攻势，扭转了秦昭王后期的军事守势。这一阶段的主要军事胜利是：平定晋阳之乱、吞灭东周王室、攻取韩国13座城池、攻取魏国、燕国20余座城池，正式设置了东郡。同时，秦军还有效地以出兵威慑方式，消解了韩、魏、赵、卫、楚五国的一次合纵攻秦。总体上说，吕不韦有效主政的阶段，秦国已经逐渐走出低谷，呈现出全面复苏的状态。
第二阶段，后三年余，太后赵姬与吕不韦摄政集团分裂，与假宦官嫪毐结为畸形同盟，封嫪毐为“长信侯”，并一力支持嫪毐主政。由此，吕不韦政务集团被全面架空，“事无大小，皆决于嫪毐”。秦国政治陷入了空前混乱，各方面迅速下滑，而以军事下滑最为严重。
首先，上将军蒙骜于秦王政七年病逝，秦军一时没有了合适的军事统帅。
其次，蒙骜死后一年，在秦军无大将，又逢嫪毐乱政的情形下，年轻的王族子弟长安君成蹻，自请率军攻赵，但却在晋阳屯兵不进，随之举兵发动叛乱，图谋在秦国乱政中夺取政权。这场乱兵之祸，波及整个河西地区，对当时的秦国局势影响很大。危机之际，吕不韦联结秦国各方力量，艰难筹划，平定了反叛。但是，秦军元气也因此而大有损伤。
其三，在军事出现乱局的同时，政治格局更显危机。长信侯嫪毐在太后赵姬的支持下，权力大为膨胀，封地实力大为扩张，部分朝臣与一批咸阳守军将领，相继投身嫪毐集团。
不可避免地，一场恶性政变已经在秘密酝酿之中。
这时候，挽救秦国危机的力量在哪里呢？
（4）虚位数年里，秦王嬴政的政治力量储备
在吕不韦领政的第一阶段，年轻的秦王致力于自我锤炼，基本上不过问国事。
可以推定的历史事实是，此时尚是底层将军的王翦、尚是少年才子的蒙恬，尚是吕不韦门客的李斯，都是在这一时期与秦王嬴政开始交往，并形成某种早期政治同盟的。也就是说，吕不韦主政时期的少年秦王，对当时的秦国政局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评判，已经有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已经开始着意搜求自己的政治力量了。
后来，王翦能被尊为秦王师，蒙恬能成为骨干大将，李斯能在吕不韦集团散去之后顺利进入秦王嬴政的新枢纽，其根基，无疑都在秦王加冠之前将近十年的混乱时期。到吕不韦势力被架空，嫪毐势力突兀出现之时，嬴政已经二十岁了。
此时，秦王嬴政可见的力量结构是：通过王翦联结军中的少壮派力量，通过蒙恬联结军中的元老力量，通过李斯联结幕僚力量（包括李斯本人的某种策划）。除此之外，尚有王族中反对王后嫪毐乱政而站到嬴政一边的王族正统力量——昌平君、昌文君等势力。同时，嬴政还拥有一支强大的同盟力量——坚决反对嫪毐乱政的吕不韦集团。
这时的秦国政局，已经处于丧失中枢、全面混乱的状态了。
丧失中枢，使秦国的王权决策系统、秦国的王族根基力量、秦国的丞相政务系统，全部陷于瘫痪。全面混乱，使庞大复杂的秦国政务，全部决定于政治白痴嫪毐的长信侯府，决定于昏昧霪乿、胡天胡地的太后赵姬的雍城寝宫。整个秦国的军政民生大计，都沦入嫪毐集团的胡乱挥洒与肆意涂抹之中。
7 秦王嬴政力行主导。一举粉碎嫪毐政变
嫪毐赵姬乱政，是秦国历史上，也是整个战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政治滑稽戏。
但是，这场政治滑稽戏在当时现实中指向的目标，却是非常惊人，而且是非常残酷的。它要杀害秦王嬴政，要颠覆秦国政权，要改变秦国的法治传统，要杀戮大批秦国的臣民将士，要从根本上毁灭秦国！对当时的秦国而言，这是自商鞅变法之后最严重、最荒诞的一次政治大灾难。
白痴嫪毐与昏昧赵姬毫无遮掩的野心密谋，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秘密。
秦王嬴政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吕不韦集团也很快清楚了这一野心与阴谋。因为，从当时的政治格局来说，吕不韦集团是嫪毐的直接政敌，而太后赵姬又是被吕不韦抛弃了的宫廷怨妇。嫪毐与太后赵姬结盟，第一个要除去的对手就是吕不韦。作为精明缜密的政治家，吕不韦不可能没有危机意识，也不可能没有基本的消息来源。
对《史记》记载加以排列，司马迁对混乱局面叙述之后，所呈现的第一个事实是：“秦王政十年四月，上宿雍，王冠，带剑。”这就是说，这一年的四月，秦王嬴政住进了雍城，要举行加冠大礼了，要带剑亲政了。这是一个转折点，可是还没有完成。
将秦王的加冠大礼推上法定程序，这是当时秦国的健康政治势力联合起来，消弭秦国政治灾难的最关键环节。从当时秦国的政治实际，以及简单史料遗留下来的事件要素，我们可以对这一事件的过程进行分析推定，完整呈现如下——公元前238年春，彗星出现，长可径天。依据星象理论，这是国家大凶的预兆。
以“彗星凶兆”为依据，具有极强政治主动性的秦王嬴政，发动王族大臣与吕不韦集团，共同上书太后赵姬与实权嫪毐，请求按照秦国法度，为已经22岁的秦王嬴政举行加冠大礼。因为，此时的吕不韦集团与王族大臣集团，都居于无权地位，若无秦王一方暗中发动，不可能有联合行动的契机。
嫪毐、赵姬集团接此上书，非但没有拒绝，反而将这一事件看做是将预谋政变付诸实施的大好机会。嫪毐集团的预谋步骤是：首先，将加冠地点确定在雍城蕲年宫，也就是秦国的老都城、赵姬的太后寝宫所在地，以利嫪毐势力的铺排与控制；其次，借冠礼之机在雍城发动兵变，攻杀秦王嬴政；第三，同时在咸阳举兵叛乱，攻占王城，攻杀秦国主要大臣；最后，拥立嫪毐与赵姬的私生子即位秦王，嫪毐与太后继续摄政，建立自己的新政权。
秦王嬴政一方，则是将计就计。
当年四月，嬴政进入雍城蕲年宫，等待加冠。
借筹备加冠大礼的间隙时间，嫪毐集团以“秦王印玺”与“太后印玺”，秘密调集已经掌控的各方兵力，向雍城、咸阳集中。这些兵力，主要是五个部分。其一，关中各县的守军，按照当时的秦国法度，这叫做“县卒”；其二，都城咸阳的护卫军，当时叫做“卫卒”；其三，能够掌控的零散骑兵，当时叫做“官骑”；其四，已经事先通联好的秦国西部戎狄首领的警卫兵力，也就是“戎狄君公”的私兵；其五，事先招募的门客、舍人、游侠等组成的临时武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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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所有的危机要素，都隐藏在吕不韦与嬴异人的早期活动中。
（1）谜团破解：关于秦王嬴政的血缘问题
所谓谜团，就是传播于山东六国的流言被司马迁写进了《史记》，从而成为后世许多人所认定的历史事实——秦王嬴政是吕不韦的私生子。这里，我们没有必要纠缠流言，而只需按照严肃的考据辨析，呈现秦王嬴政的生身与少年脉络。
吕不韦有计划地资助嬴异人，开始于秦赵长平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两人结为政治同盟后不久，嬴异人歆慕吕不韦府中一名叫做赵姬的少年歌女，直言不讳地向吕不韦诉说了求婚心愿。依照战国之风，一个大诸侯国的王子王孙，能公然求婚于同道者府上的一个女子，则这名女子一定不会是主人的妻子，也不会是主人名分已定的侍妾。否则，嬴异人的作为，就是一件世风道德所不能容忍的极大丑闻，完全可能导致一个人无法在天下立足。惟其如此，吕不韦尽管也可能喜爱这个女子，但却并没有太大的心理障碍。最终，吕不韦还是很爽快地将这名歌女送给了嬴异人。
很快，嬴异人与这名歌女——赵姬，在邯郸完成了婚礼。
嬴异人赵姬成婚后一年，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嬴政。按照当时的说法，这种婚后满年而生，叫做“大期生子”。如果，再加上从吕不韦许诺开始，筹备成婚所必须的一两个月时间，实际上，这个儿子至少是嬴异人求婚后的14个月所生的。
显然，嬴政根本不可能是吕不韦的私生儿子。
《史记》所记流言，在于时间上的巨大矛盾。这则流言的说法是，嬴异人求婚之时，吕不韦已经知道赵姬有了身孕，怀了自己的儿子。按照无论古今中外的常识，依据经验看出或得知女子怀孕，至少得有两个月时间。再则，贵族成婚至少得有些许筹备时间，不会过分仓促，这里又有一段时间。最后，婚后“大期生子”——婚后12个月才生下儿子。
如此，前后历时至少一年半。女子怀孕一年半，还能顺利生产，显然是荒谬的。
从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看，司马迁这位伟大的史学家所以记载了如此一则自相矛盾的流言，根本原因在于汉武帝时期的反秦理念，已经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司马迁顾忌这一点，必须记载一些普遍流传的“非秦”流言，否则《史记》不能问世。但是，司马迁又有着强烈的历史学家的良知，他没有替流言“圆谎”，而是将流言的矛盾十分明显地呈现出来，使后人很容易在分析之后得出真相结论。对于这部在历史夹缝中写成而遭受到汉武帝多方抑制的伟大史书，我们应该有分析地看。在高端文明时代，我们应该具有这样的历史目光。
（2）秦王嬴政的少年成长脉络
至此，我们可以明确的一连串历史事实是——秦王嬴政生于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公元前259年，出生地为赵国都城邯郸。
嬴政出生的第三年，其父嬴异人与吕不韦一起逃回秦国。
孩童嬴政，跟随母亲赵姬隐匿赵国。赵姬之家为赵国富豪，嬴政母子得赵家庇护照应，一直在赵国民间生活了五年。
公元前251年，秦昭王在位56年病逝，孝文王即位，嬴异人被立为太子。
也是这一年，赵国基于嬴异人已经立为秦国储君，欲谋与秦国邦交正常化，以隆重礼仪送赵姬嬴政母子回到了秦国。时年嬴政8岁。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病逝，嬴异人即位，9岁的嬴政被立为秦国太子。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嬴异人病逝，13岁的嬴政即位秦王。
至此，少年嬴政以13岁少年秦王之身，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3）吕不韦与太后摄政，政治危机埋下隐患
秦庄襄王病逝之时，安排的政治格局是，吕不韦以丞相文信侯身份为顾命大臣，行摄政权，少年秦王尊奉吕不韦为仲父，太后赵姬得与闻国事。也就是说，在吕不韦摄政系统中，赵姬有参政权力。按照秦国法度，这种格局要一直延续到少年秦王举行了加冠礼，嬴政才能亲政，才能成为名符其实的秦王。
君王在加冠之前不能亲政，在战国时代是一种普遍制度。其间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竞争的残酷性，要求君主必须心智成熟，保证有效理政。秦国自秦孝公开始，除了秦昭王与这个秦王嬴政，其余四代五任君主，都是成年即位。年龄最长的孝文王即位时，已经是五十余岁的老人了。秦昭王少年即位，加冠之后仍然未能立即亲政，一直等到五十余岁时才夺回了亲政权。这段路，秦昭王足足走过了四十年的时间。
而今的秦王嬴政，也要走过亲政之前的这段漫长道路。
因为，秦国的加冠礼，在21岁至23岁之间可以随时举行。也就是说，嬴政的虚位之期，至少要经过8年。在君权制时代，尚未亲政的国王虚位时期，历来是政治上最为多变的危险时期。这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主少国疑”——君主年少，国人不安，政局多变。事实上，大多数宫廷政变，都发生在这样的特定时期。
这一时期的危机演变，可以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前六年余，以丞相吕不韦总领国政，以上将军蒙骜掌军，太后赵姬与丞相吕不韦关系融洽，基本上不干预国政。这一阶段，在吕不韦相对宽厚的政风与着力恢复经济民生的总政策之下，秦国呈现出一片恢复元气的气象，商旅开始繁荣，经济有所发展。最主要的一件经济业绩，是吕不韦任用韩国治水大师郑国（此时尚未暴露间谍身份），开始筹建渭水北部引泾入洛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为后来这一工程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吕不韦与上将军蒙骜精诚合作，对山东六国重新发动攻势，扭转了秦昭王后期的军事守势。这一阶段的主要军事胜利是：平定晋阳之乱、吞灭东周王室、攻取韩国13座城池、攻取魏国、燕国20余座城池，正式设置了东郡。同时，秦军还有效地以出兵威慑方式，消解了韩、魏、赵、卫、楚五国的一次合纵攻秦。总体上说，吕不韦有效主政的阶段，秦国已经逐渐走出低谷，呈现出全面复苏的状态。
第二阶段，后三年余，太后赵姬与吕不韦摄政集团分裂，与假宦官嫪毐结为畸形同盟，封嫪毐为“长信侯”，并一力支持嫪毐主政。由此，吕不韦政务集团被全面架空，“事无大小，皆决于嫪毐”。秦国政治陷入了空前混乱，各方面迅速下滑，而以军事下滑最为严重。
首先，上将军蒙骜于秦王政七年病逝，秦军一时没有了合适的军事统帅。
其次，蒙骜死后一年，在秦军无大将，又逢嫪毐乱政的情形下，年轻的王族子弟长安君成蹻，自请率军攻赵，但却在晋阳屯兵不进，随之举兵发动叛乱，图谋在秦国乱政中夺取政权。这场乱兵之祸，波及整个河西地区，对当时的秦国局势影响很大。危机之际，吕不韦联结秦国各方力量，艰难筹划，平定了反叛。但是，秦军元气也因此而大有损伤。
其三，在军事出现乱局的同时，政治格局更显危机。长信侯嫪毐在太后赵姬的支持下，权力大为膨胀，封地实力大为扩张，部分朝臣与一批咸阳守军将领，相继投身嫪毐集团。
不可避免地，一场恶性政变已经在秘密酝酿之中。
这时候，挽救秦国危机的力量在哪里呢？
（4）虚位数年里，秦王嬴政的政治力量储备
在吕不韦领政的第一阶段，年轻的秦王致力于自我锤炼，基本上不过问国事。
可以推定的历史事实是，此时尚是底层将军的王翦、尚是少年才子的蒙恬，尚是吕不韦门客的李斯，都是在这一时期与秦王嬴政开始交往，并形成某种早期政治同盟的。也就是说，吕不韦主政时期的少年秦王，对当时的秦国政局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评判，已经有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已经开始着意搜求自己的政治力量了。
后来，王翦能被尊为秦王师，蒙恬能成为骨干大将，李斯能在吕不韦集团散去之后顺利进入秦王嬴政的新枢纽，其根基，无疑都在秦王加冠之前将近十年的混乱时期。到吕不韦势力被架空，嫪毐势力突兀出现之时，嬴政已经二十岁了。
此时，秦王嬴政可见的力量结构是：通过王翦联结军中的少壮派力量，通过蒙恬联结军中的元老力量，通过李斯联结幕僚力量（包括李斯本人的某种策划）。除此之外，尚有王族中反对王后嫪毐乱政而站到嬴政一边的王族正统力量——昌平君、昌文君等势力。同时，嬴政还拥有一支强大的同盟力量——坚决反对嫪毐乱政的吕不韦集团。
这时的秦国政局，已经处于丧失中枢、全面混乱的状态了。
丧失中枢，使秦国的王权决策系统、秦国的王族根基力量、秦国的丞相政务系统，全部陷于瘫痪。全面混乱，使庞大复杂的秦国政务，全部决定于政治白痴嫪毐的长信侯府，决定于昏昧霪乿、胡天胡地的太后赵姬的雍城寝宫。整个秦国的军政民生大计，都沦入嫪毐集团的胡乱挥洒与肆意涂抹之中。
7 秦王嬴政力行主导。一举粉碎嫪毐政变
嫪毐赵姬乱政，是秦国历史上，也是整个战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政治滑稽戏。
但是，这场政治滑稽戏在当时现实中指向的目标，却是非常惊人，而且是非常残酷的。它要杀害秦王嬴政，要颠覆秦国政权，要改变秦国的法治传统，要杀戮大批秦国的臣民将士，要从根本上毁灭秦国！对当时的秦国而言，这是自商鞅变法之后最严重、最荒诞的一次政治大灾难。
白痴嫪毐与昏昧赵姬毫无遮掩的野心密谋，不可能做到真正的秘密。
秦王嬴政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吕不韦集团也很快清楚了这一野心与阴谋。因为，从当时的政治格局来说，吕不韦集团是嫪毐的直接政敌，而太后赵姬又是被吕不韦抛弃了的宫廷怨妇。嫪毐与太后赵姬结盟，第一个要除去的对手就是吕不韦。作为精明缜密的政治家，吕不韦不可能没有危机意识，也不可能没有基本的消息来源。
对《史记》记载加以排列，司马迁对混乱局面叙述之后，所呈现的第一个事实是：“秦王政十年四月，上宿雍，王冠，带剑。”这就是说，这一年的四月，秦王嬴政住进了雍城，要举行加冠大礼了，要带剑亲政了。这是一个转折点，可是还没有完成。
将秦王的加冠大礼推上法定程序，这是当时秦国的健康政治势力联合起来，消弭秦国政治灾难的最关键环节。从当时秦国的政治实际，以及简单史料遗留下来的事件要素，我们可以对这一事件的过程进行分析推定，完整呈现如下——公元前238年春，彗星出现，长可径天。依据星象理论，这是国家大凶的预兆。
以“彗星凶兆”为依据，具有极强政治主动性的秦王嬴政，发动王族大臣与吕不韦集团，共同上书太后赵姬与实权嫪毐，请求按照秦国法度，为已经22岁的秦王嬴政举行加冠大礼。因为，此时的吕不韦集团与王族大臣集团，都居于无权地位，若无秦王一方暗中发动，不可能有联合行动的契机。
嫪毐、赵姬集团接此上书，非但没有拒绝，反而将这一事件看做是将预谋政变付诸实施的大好机会。嫪毐集团的预谋步骤是：首先，将加冠地点确定在雍城蕲年宫，也就是秦国的老都城、赵姬的太后寝宫所在地，以利嫪毐势力的铺排与控制；其次，借冠礼之机在雍城发动兵变，攻杀秦王嬴政；第三，同时在咸阳举兵叛乱，攻占王城，攻杀秦国主要大臣；最后，拥立嫪毐与赵姬的私生子即位秦王，嫪毐与太后继续摄政，建立自己的新政权。
秦王嬴政一方，则是将计就计。
当年四月，嬴政进入雍城蕲年宫，等待加冠。
借筹备加冠大礼的间隙时间，嫪毐集团以“秦王印玺”与“太后印玺”，秘密调集已经掌控的各方兵力，向雍城、咸阳集中。这些兵力，主要是五个部分。其一，关中各县的守军，按照当时的秦国法度，这叫做“县卒”；其二，都城咸阳的护卫军，当时叫做“卫卒”；其三，能够掌控的零散骑兵，当时叫做“官骑”；其四，已经事先通联好的秦国西部戎狄首领的警卫兵力，也就是“戎狄君公”的私兵；其五，事先招募的门客、舍人、游侠等组成的临时武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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