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末的应天府，最轰动的事情莫过于那些勋贵们一个个拉着一车车的金银去还债。
但是对整个大明来说，轰动最大的不是太孙殿下要债，也不是他要求各转运司，巡检司联合设卡，杜绝大额金银转运，而是一场官司。
这场官司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无数人的关注，甚至很多文官都以为这场官司根本没有打的必要。
孔家这些年的确占了不少土地，远远超过了朝廷允许的范围，而且隐藏近十万民户，也的确可恨。
但是这一切都是有历史原因的，许多农户在孔家已经劳作了好几代，超过一百年。
也就是说，大明还没有建国，这些农户就已经在给孔家耕作了。
这样的时候，不应该以现在的律法来限制他们，应该既往不咎，让他们重新厘清田地，人口就好了。
但是在孔乐南冒失进言，引得太子吐血病危以后，没有大臣敢再替孔家说话了。
所有人都看的清楚，太孙就是要彻底整顿孔家遗留的历史问题。
孔家的问题多吗？
多不胜数！
他们虽然不曾为恶乡里，但是侵占土地，抬升粮价，隐瞒民户，征用朝廷劳役。
因为家大业大，难免有一些分支干出了一些仗势欺人的事，都被一一揭露了出来。
在山东，虞谦率领的宣抚队伍将孔家的所作所为全部都给揭露了出来，让山东百姓对孔家由原先的崇拜，一个个恨之入骨。
而他们家族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析产分家的历史遗留问题。
因为是圣人家族，衍圣公世家，孔家不像普通百姓家庭，超过三个成丁就要分家。
这几百年来，除了离开曲阜的孔氏族人，大部分留在曲阜的孔氏族人都没有分家。
光是曲阜一地，主干家族和分支家族的人数加起来，就超过了四千人，这远远超过了如今的皇族人口。
而这些人因为被庇护在孔家的羽翼下，全部不用纳税，这也是朱瞻基一定要拆散孔家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汉代的时候，贵族都要纳税，但是在大明，不仅贵族不用纳税，就连考上了举人，就不用纳税。
大明在后世遇到财政危机，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问题，真正的有钱人都不用纳税，光凭底层种地的百姓，能收多少税？
当然，还有一个严重的原因是原本大明的內监控制了整个国家的经济，但是土木堡之后，经济大权逐渐就被文臣们接管过去了。
內监控制经济，不管他们贪了多少，皇帝是不缺银子的。
可是等文臣们控制了经济，皇帝手里能控制的金银就越来越少，钱都被大家族们给赚走了。
所以，朱瞻基的银行，坚决不会让文臣们插手，只要皇室控制了军队，控制了银行，文官们就翻不了天。
让百官惊诧的是，当代孔家家主孔彦缙抵达京城以后，表现的极为低调。
他没有联络各方大臣，也没有想着为孔家脱罪，对于刑部搜集的各种证据的指控，都认了罪。
而随后的锦衣卫就大举出动，将所有有过劣迹的孔氏族人全部抓了起来。
这一抓，就抓了足足两百人，其中就包括了在孔家威风最甚的孔公卓。
来京城候审的孔彦缙没有被抓，反倒是留守在曲阜的孔公卓被抓，这也让人大跌眼镜。
如今的大明可不是没有眼镜，马家这些年除了生产望远镜，显微镜的镜片，眼镜行业又成为了他们另一个盈利点。
如今的大明不仅有了单镜片，还有了与后世相差不大的眼镜，而且除了各种不同功能的镜片，还有各种黄金，白银，包括玳瑁的眼镜框架。
现在许多视力不好的大臣现在都会去马家挑选一副适合自己的眼镜，所以在大明的朝堂上，现在看见不少大臣戴着眼镜，并不是一件稀奇事。
皇宫，东华门内。
咨情司衙门内，孔彦缙这个时候就有些拘束地坐在朱瞻基的对面，今日他的身边，两个族老孔讳，孔译也跟随在侧。
他们是第一次见到朱瞻基，同时也能感受到朱瞻基身上那慑人的霸气。
“这天下大势，合久分，分久合，但是唯有家族延绵不绝。孤虽然不是惊才绝艳之辈，却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过去，人人谈的是天下，但是孤却更愿意用国家两个字来取代天下。因为天下太泛义了，虽然一众腐儒口口声声说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但是他们连这个天下有多大都不知道。
孤出海三年，行程也不过是这天下的一半，还有大片的区域无法前往。这天下如此之大，来往一趟就要几年，朝廷如何能有效管理，统治？
所以，用天下来形容我大明的疆域，是不合适的，因为一些偏远地区，朝廷根本管不过来。孤要建立的就是国家的概念，将这个天下真正纳入有效统治之中。”
国家这个概念，在东方一直到清朝末期，才逐渐形成。即便那个时候，梁启超这个励志革新的大臣，仍然以氏族作为国家的主体。
孔讳捋了一下长须，问道：“殿下，何为国家？这跟天下又有何不同？”
朱瞻基想了一下说道：“从广义的角度，国家是指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种族、血统、领土、政府或者历史的天下群体。从狭义的角度，国家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比如氏族，就是国家的最基础结构。”
孔讳疑惑道：“那这国家与天下，似乎并无太大区别？”
朱瞻基点了点头说道：“细化来说，国家概念有区域划分，有行政合法性，也就是合法权力。一个国家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权的理性标准，理性标准是指司法审核标准，法制建立标准，国家可以容纳多民族。
而民族概念是指已形成独特的文化，包括语言、文字、信仰、崇尚、习俗、服饰、佩饰、建筑风格、饮食习惯、忌讳等等。民族也可以国家化。
再从结构上来说，国家一词有多种解释，例如包括地理层面，政治层面，民族层面，这三种层面都能形成国家的概念。
自秦汉以来，我中洲各地的小国，小部落，都已经接受了大一统思想，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型国家。虽然朝代历经更迭，但是不论是谁占据了优势，都会想着一统天下，而不是偏安一隅。
而其他地区则不同，他们没有完善的思想统一，所以在一个地区，可能就有无数的小国家，小部落，谁也不服谁，更不愿挑起战争进行统一。
从这个方面来说，儒家是有大功劳的。何况还有儒学的人伦大义，这是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组成。所以孤绝不会摒弃儒学，儒学为本，这一点在孤的手里也不会发生变化。”
听到朱瞻基这样说，三人登时放心了许多，脸上的表情也轻松了许多。
但是朱瞻基没有说，他不会摒弃儒学，不代表他不会打压儒学。
儒学的强势已经严重挤压了其他学科的生存空间，他们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都必须进行改进。
朱瞻基又说道：“儒家应该在国与家之间，建立更加完善的理论体系，国为大家为小，先国后家，而不是先家后国。如果这一点你们能做出合适的释义，孤不会吝啬一个衍圣公的爵位。
不过，孔家必须按照大明的律法进行分家，除了长子长孙一系，其他各支都必须按照规矩纳税。
皇族不肖，有亡国之忧，孔家子孙不肖，却依旧能躺在祖宗的牌位下享受特权，这事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在唐代以前，你们孔家也不比其他家族更为高贵，不要得陇望蜀，贪得无厌。而应该与时俱进，积极参与国家的发展之中，只有这样，你们才不会被淘汰。”
孔讳看着朱瞻基严肃的脸，想着他布置的任务，登时觉得有些头疼起来。
他不是孔彦缙，还看不出朱瞻基要他们建立国家意识理论的重要性，但是他能轻易看出，如果真的按照朱瞻基的意思来做，在国与家之间建立起来新的理论体系，那么就真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人的思想是最顽固的，但是也是最善变的。当人们接受了国家大于家族重要性的理论，以后的氏族就必须为国家服务。
但是，这件事他们孔家推无可推，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朱瞻基自然也能安排其他人这样做。
那个时候，孔家可就真的会被淘汰了。
只是为了这一点，他们孔家也必须要做这件事。
春秋大义，当然是由他们来注经释义最合适。
朱瞻基当然也是这样想的，建立国家的概念，非一朝一夕能竟功的。
哪怕他现在有大明第一才子解缙当老师，但是他仍然没有孔家人更适合做这样的事。
他的注经释义还会遭到有些人的反驳，但是孔家人的注经释义，基本不会遭到文人的反对。
现在，孔家已经被他治的服服帖帖，该抓的人也都抓了。
何况，孔家分家，再加上他时刻宣传一下圣人之后不等于圣人。这孔彦缙胆小如鼠，今后不怕他们敢闹妖蛾子。
五月初一的大朝会，大理寺正式公布了对孔家的处置。
首先，除了祖田，朝廷为孔庙划拨的五千亩祭田，孔家自洪武以后，占据超过四千顷良田全部充公。
其次，孔家的十万隐户全部将迁往山海关以北，那里还有大片的良田，根本无人耕种。
而这些年，凡是有过为非作歹行为的孔氏族人，全部流放北海放牧。
这样一来，留在曲阜的孔氏族人已经不到两千。
他们全部被分产到户，驱赶出孔府。以后的孔府不允许再扩建，房间数量不能超过现在的三百四十间。
而且只有孔家主支才能住在孔府，其他人等，只有超过六十岁，才能以族老的名义住进孔府。
朱瞻基原本还准备将孔庙的祭祀，由朝廷接过来，但是觉得这一步太激进了，而且这事也是个麻烦，所以依旧给他们留了五千亩祭田，由他们孔家自己主持祭祀。
除了这些，另外一些与孔府有关的案子，也都一一进行了审理。
比如马德钟父母祖坟被刨一案，当时的孔家主事人孔公卓就被判赔偿三百两银子，本人因为劣迹甚多，被流放到虾夷岛。
虾夷岛就是后世的北海道，如今是大明的疆域。但是那里因为气候寒冷，如今并没有得到太大的开发。
如今那里除了一个大明的海军水寨，主要就是一些土人。
岛上现在总人口近十万，但是儒生数量稀少，连教土人和水师子弟的老师都没有。
孔公卓虽然仗势欺人，劣迹斑斑，但是因为那里没有儒生教书，让他过去当个老师，算是人尽其才。
马德钟对这样的处置已经很为满意了，父母尸骨已经找不到了，能把孔府告倒，就已经是意外之喜。
而孔彦缙说不出是高兴还是难过，因为这样一来，朱瞻基等于是将他的掣肘彻底清理出去，今后的长子长孙一系，只要没有绝嗣之忧，其他各个分支就没有了插手孔府的机会。
但是偌大的孔家一下子四分五裂，除了主支，其他各个分支以后就只能当普通百姓了，他们想要免税，也是不可能的。
除非，他们也开始考取功名。
当然，在未来会取消所有人的特权，每个人都要纳税，这一步朱瞻基还没有急着走。
以后，所有人的特权都会取消，包括皇族，宗室。
但是路要一步一步地走，现在，主要精力还是先放在禁止金银流通方面来。
五月初五，端午节这一天，朱瞻基接见了从林州返回的几个内侍，他们带来了刘万的书信。
看到刘万的书信，朱瞻基对他越发满意了。
从这件事上，刘万能够想到他现在针对宗族的一些计划，说明他是个有脑子的。
这件事虽然不大，但是确实是一件极具代表性的案子，这是宗族法度与朝廷法度一次碰撞。
虽然这个案子发生在朱棣刚登基的时候，但是对于这个时代来说，这件事并没有过时。
如今的朝廷对天下的管理，基本上只是到县一级，基本上，到了乡里，就是实行的村民自治。
朱元璋时期，大明乡间成立了无数的乡老会，这些乡老大部分都是由族长，解甲归田的老兵们组成的。
他们拥有议事，处事的权力，甚至可以见官不拜。
乡老的权力大小，基本上与本人的威望有关，他们在处理许多事务的时候，大都以过去的经验或者是当地的习俗为依据。
这种处事方法的确有环节民间矛盾的作用，成为朝廷法度的有效补充。
但是，这中间当然也有许多碰撞和矛盾。
而且许多族长也因此作威作福，成为地方一害。
这个时候，朝廷并没有一套完善的处理方案，即便是有了冤案，错案，也无法进行修正。
皇权下乡，对如今的生产力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朝廷如果想要让皇权下乡，耗费的成本绝对会大的惊人，而且不一定能取得好的效果。
首先，就是朝廷的官员不足。如果想要增加管事的官员，不是翻倍，甚至要增加好几倍的低级官员。
其次，民智开发不够，大部分老百姓都不识字，一辈子没有出过县，能有什么见识？
想要让他们接受朝廷的这一套，花费的精力就大的惊人。
所以，皇权下乡不仅仅是制度问题，也不仅仅是成本问题，更涉及到了教育问题。
但是，通过这件案子，朱瞻基虽然没有看到改变这一切的契机，但是最少能制定一份约束宗族势力的律法，将一切法制化，而不是依靠人情化。
宗族势力的历史悠久，远超国家的存在。在隋唐以前，宗族势力的优先还要大于皇权。官员想要当官，依靠的都不是科举，而是举荐。
隋朝因为要改革，隋炀帝步子太大，扯到蛋了，直接被赶下台，还成就了千古恶名。
唐代武则天时期，宗族势力才真正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从那以后，科举成为了官场的主要晋升渠道。
而宗族势力在那以后，也逐渐被规范化，制度化。
宋代的范仲淹首创义田。
当时范仲淹虽然身居高位，生活日益富足，但他十分节俭，而且还把钱花在他认为最重要的地方。他省下一些钱财，来兴办义庄。
范仲淹和他的哥哥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他们把这些田地捐赠给自己的宗族，并且订立了十三条规矩，这样一来，就算是本族的穷苦人家，也能够生存下去。
从那以后，不仅仅有义田，还有了义学。有族中有钱的人捐出来的天地出产，可以供贫苦子弟就学。
除了义田、义学之外，甚至还有义冢，用来埋葬本宗族的穷苦之人，不至于死后连丧事都办不起。
这种义田的发展，让宗族势力重新又膨胀了起来，宗族势力成为朝廷管理的衍伸和补充。
不过这个时代，宗族势力并没有断人生死的权力。就连朝廷要报死刑，最少要布政司以上级别才能定刑，京城还要上报到大理寺和刑部。
所以刘氏族长将毛氏沉猪笼是完全违法的，也就是偏远地区，才能有这样的事。
真正的族长可以断人生死，那是几百年后雍正时期才有的制度。
雍正时期，曾经要求各省推行保甲法。
保甲法要求每个宗族中挑选一人担任族正，也就是实际管理宗族事务的人士，第二年又制定了一条规章制度——“恶人为尊长族长致死免抵”。
也就是说，族中的族长、尊长可以杀死本族中的坏人而不用负担“法律责任”，不用以死来赔偿。这就给予了族长极大的生杀予夺的权力，宗族的权力得到迅速的膨胀。
所以沉猪笼这样的事在清朝很多，在明朝却很少有。
朱瞻基并没有急着回信，今日是端午节，大臣们要过节，他也要过节。
今日他就请了自闭后宫的张贵妃出来，在宫中大肆庆贺一番。一帮小孩子最喜欢过节了，因为过节，就意味着他们可以肆意地玩。
刘万既然说了会在林州等候一些时日，也不晚了一天两天的。
这件事他虽然知道该往那个方向调整，但是细节律法问题他了解不够。等到明日召集顾佐，赵羾，李庆这些精通律法的官员，再跟他们问计。
安排好了这些事务，他正准备出门。朱雪领着朱霜，两个小人儿趴在门槛前面。“父王，你答应了我们去划船的。”
朱瞻基看着两个女儿，心情登时愉悦了起来，他跨步出门，才发现其他子女也都眼巴巴地看着他，这是打发了朱雪和朱霜两人来当代表了。
应天府皇宫是有河的，这条小河是秦淮河的支流，并且有三个出入口，东南自古今经籍库处进来，形成一条南北走向，后又变成东西走向的小河。
一个出水口在西华门北，通向内库。另一个出水口一直向北，流经大半个皇宫，在御花园处出宫，流向燕雀湖。
宫中的河虽然不大，也不算长，但是总距离也有两里长。
但是宫中的孩子是不能游水的，他们平时练河边都去不了，划船的时候也很少。
所以要过节了，朱瞻基为了让孩子们开心，就答应了他们会安排几艘小船，带着孩子们划船玩。
他们一个个就非常期盼了。
朱瞻基右手抱起了朱雪，左手抱起了小了半岁的朱霜，笑着说道：“好，父王现在就带你们去划船。”
用胡子扎的两个女儿娇笑不已，他很快就放下了她们。他的子女众多，不能厚此薄彼，特别是在他们都在的时候，要格外注意，不能让孩子们觉得有亲疏远近之分。
带着一帮开开心心的孩子们来到了文华殿处的小河边，这里已经准备好了好几艘小船，这些船都不大，可以划桨，也可以摇橹，也可以撑竹竿，能增加一些游玩的趣味。
这个时候，他看到了犹如空谷幽兰的蓝烟，她本来带着两个侍女坐在河边的大石头上面，看见朱瞻基，连忙去向了石头后面的树林里。
朱瞻基皱了一下眉头，想起她的反常来……
但是对整个大明来说，轰动最大的不是太孙殿下要债，也不是他要求各转运司，巡检司联合设卡，杜绝大额金银转运，而是一场官司。
这场官司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无数人的关注，甚至很多文官都以为这场官司根本没有打的必要。
孔家这些年的确占了不少土地，远远超过了朝廷允许的范围，而且隐藏近十万民户，也的确可恨。
但是这一切都是有历史原因的，许多农户在孔家已经劳作了好几代，超过一百年。
也就是说，大明还没有建国，这些农户就已经在给孔家耕作了。
这样的时候，不应该以现在的律法来限制他们，应该既往不咎，让他们重新厘清田地，人口就好了。
但是在孔乐南冒失进言，引得太子吐血病危以后，没有大臣敢再替孔家说话了。
所有人都看的清楚，太孙就是要彻底整顿孔家遗留的历史问题。
孔家的问题多吗？
多不胜数！
他们虽然不曾为恶乡里，但是侵占土地，抬升粮价，隐瞒民户，征用朝廷劳役。
因为家大业大，难免有一些分支干出了一些仗势欺人的事，都被一一揭露了出来。
在山东，虞谦率领的宣抚队伍将孔家的所作所为全部都给揭露了出来，让山东百姓对孔家由原先的崇拜，一个个恨之入骨。
而他们家族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析产分家的历史遗留问题。
因为是圣人家族，衍圣公世家，孔家不像普通百姓家庭，超过三个成丁就要分家。
这几百年来，除了离开曲阜的孔氏族人，大部分留在曲阜的孔氏族人都没有分家。
光是曲阜一地，主干家族和分支家族的人数加起来，就超过了四千人，这远远超过了如今的皇族人口。
而这些人因为被庇护在孔家的羽翼下，全部不用纳税，这也是朱瞻基一定要拆散孔家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汉代的时候，贵族都要纳税，但是在大明，不仅贵族不用纳税，就连考上了举人，就不用纳税。
大明在后世遇到财政危机，主要就是因为这个问题，真正的有钱人都不用纳税，光凭底层种地的百姓，能收多少税？
当然，还有一个严重的原因是原本大明的內监控制了整个国家的经济，但是土木堡之后，经济大权逐渐就被文臣们接管过去了。
內监控制经济，不管他们贪了多少，皇帝是不缺银子的。
可是等文臣们控制了经济，皇帝手里能控制的金银就越来越少，钱都被大家族们给赚走了。
所以，朱瞻基的银行，坚决不会让文臣们插手，只要皇室控制了军队，控制了银行，文官们就翻不了天。
让百官惊诧的是，当代孔家家主孔彦缙抵达京城以后，表现的极为低调。
他没有联络各方大臣，也没有想着为孔家脱罪，对于刑部搜集的各种证据的指控，都认了罪。
而随后的锦衣卫就大举出动，将所有有过劣迹的孔氏族人全部抓了起来。
这一抓，就抓了足足两百人，其中就包括了在孔家威风最甚的孔公卓。
来京城候审的孔彦缙没有被抓，反倒是留守在曲阜的孔公卓被抓，这也让人大跌眼镜。
如今的大明可不是没有眼镜，马家这些年除了生产望远镜，显微镜的镜片，眼镜行业又成为了他们另一个盈利点。
如今的大明不仅有了单镜片，还有了与后世相差不大的眼镜，而且除了各种不同功能的镜片，还有各种黄金，白银，包括玳瑁的眼镜框架。
现在许多视力不好的大臣现在都会去马家挑选一副适合自己的眼镜，所以在大明的朝堂上，现在看见不少大臣戴着眼镜，并不是一件稀奇事。
皇宫，东华门内。
咨情司衙门内，孔彦缙这个时候就有些拘束地坐在朱瞻基的对面，今日他的身边，两个族老孔讳，孔译也跟随在侧。
他们是第一次见到朱瞻基，同时也能感受到朱瞻基身上那慑人的霸气。
“这天下大势，合久分，分久合，但是唯有家族延绵不绝。孤虽然不是惊才绝艳之辈，却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过去，人人谈的是天下，但是孤却更愿意用国家两个字来取代天下。因为天下太泛义了，虽然一众腐儒口口声声说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但是他们连这个天下有多大都不知道。
孤出海三年，行程也不过是这天下的一半，还有大片的区域无法前往。这天下如此之大，来往一趟就要几年，朝廷如何能有效管理，统治？
所以，用天下来形容我大明的疆域，是不合适的，因为一些偏远地区，朝廷根本管不过来。孤要建立的就是国家的概念，将这个天下真正纳入有效统治之中。”
国家这个概念，在东方一直到清朝末期，才逐渐形成。即便那个时候，梁启超这个励志革新的大臣，仍然以氏族作为国家的主体。
孔讳捋了一下长须，问道：“殿下，何为国家？这跟天下又有何不同？”
朱瞻基想了一下说道：“从广义的角度，国家是指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种族、血统、领土、政府或者历史的天下群体。从狭义的角度，国家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比如氏族，就是国家的最基础结构。”
孔讳疑惑道：“那这国家与天下，似乎并无太大区别？”
朱瞻基点了点头说道：“细化来说，国家概念有区域划分，有行政合法性，也就是合法权力。一个国家合法性是指一个政权的理性标准，理性标准是指司法审核标准，法制建立标准，国家可以容纳多民族。
而民族概念是指已形成独特的文化，包括语言、文字、信仰、崇尚、习俗、服饰、佩饰、建筑风格、饮食习惯、忌讳等等。民族也可以国家化。
再从结构上来说，国家一词有多种解释，例如包括地理层面，政治层面，民族层面，这三种层面都能形成国家的概念。
自秦汉以来，我中洲各地的小国，小部落，都已经接受了大一统思想，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型国家。虽然朝代历经更迭，但是不论是谁占据了优势，都会想着一统天下，而不是偏安一隅。
而其他地区则不同，他们没有完善的思想统一，所以在一个地区，可能就有无数的小国家，小部落，谁也不服谁，更不愿挑起战争进行统一。
从这个方面来说，儒家是有大功劳的。何况还有儒学的人伦大义，这是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组成。所以孤绝不会摒弃儒学，儒学为本，这一点在孤的手里也不会发生变化。”
听到朱瞻基这样说，三人登时放心了许多，脸上的表情也轻松了许多。
但是朱瞻基没有说，他不会摒弃儒学，不代表他不会打压儒学。
儒学的强势已经严重挤压了其他学科的生存空间，他们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都必须进行改进。
朱瞻基又说道：“儒家应该在国与家之间，建立更加完善的理论体系，国为大家为小，先国后家，而不是先家后国。如果这一点你们能做出合适的释义，孤不会吝啬一个衍圣公的爵位。
不过，孔家必须按照大明的律法进行分家，除了长子长孙一系，其他各支都必须按照规矩纳税。
皇族不肖，有亡国之忧，孔家子孙不肖，却依旧能躺在祖宗的牌位下享受特权，这事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在唐代以前，你们孔家也不比其他家族更为高贵，不要得陇望蜀，贪得无厌。而应该与时俱进，积极参与国家的发展之中，只有这样，你们才不会被淘汰。”
孔讳看着朱瞻基严肃的脸，想着他布置的任务，登时觉得有些头疼起来。
他不是孔彦缙，还看不出朱瞻基要他们建立国家意识理论的重要性，但是他能轻易看出，如果真的按照朱瞻基的意思来做，在国与家之间建立起来新的理论体系，那么就真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人的思想是最顽固的，但是也是最善变的。当人们接受了国家大于家族重要性的理论，以后的氏族就必须为国家服务。
但是，这件事他们孔家推无可推，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朱瞻基自然也能安排其他人这样做。
那个时候，孔家可就真的会被淘汰了。
只是为了这一点，他们孔家也必须要做这件事。
春秋大义，当然是由他们来注经释义最合适。
朱瞻基当然也是这样想的，建立国家的概念，非一朝一夕能竟功的。
哪怕他现在有大明第一才子解缙当老师，但是他仍然没有孔家人更适合做这样的事。
他的注经释义还会遭到有些人的反驳，但是孔家人的注经释义，基本不会遭到文人的反对。
现在，孔家已经被他治的服服帖帖，该抓的人也都抓了。
何况，孔家分家，再加上他时刻宣传一下圣人之后不等于圣人。这孔彦缙胆小如鼠，今后不怕他们敢闹妖蛾子。
五月初一的大朝会，大理寺正式公布了对孔家的处置。
首先，除了祖田，朝廷为孔庙划拨的五千亩祭田，孔家自洪武以后，占据超过四千顷良田全部充公。
其次，孔家的十万隐户全部将迁往山海关以北，那里还有大片的良田，根本无人耕种。
而这些年，凡是有过为非作歹行为的孔氏族人，全部流放北海放牧。
这样一来，留在曲阜的孔氏族人已经不到两千。
他们全部被分产到户，驱赶出孔府。以后的孔府不允许再扩建，房间数量不能超过现在的三百四十间。
而且只有孔家主支才能住在孔府，其他人等，只有超过六十岁，才能以族老的名义住进孔府。
朱瞻基原本还准备将孔庙的祭祀，由朝廷接过来，但是觉得这一步太激进了，而且这事也是个麻烦，所以依旧给他们留了五千亩祭田，由他们孔家自己主持祭祀。
除了这些，另外一些与孔府有关的案子，也都一一进行了审理。
比如马德钟父母祖坟被刨一案，当时的孔家主事人孔公卓就被判赔偿三百两银子，本人因为劣迹甚多，被流放到虾夷岛。
虾夷岛就是后世的北海道，如今是大明的疆域。但是那里因为气候寒冷，如今并没有得到太大的开发。
如今那里除了一个大明的海军水寨，主要就是一些土人。
岛上现在总人口近十万，但是儒生数量稀少，连教土人和水师子弟的老师都没有。
孔公卓虽然仗势欺人，劣迹斑斑，但是因为那里没有儒生教书，让他过去当个老师，算是人尽其才。
马德钟对这样的处置已经很为满意了，父母尸骨已经找不到了，能把孔府告倒，就已经是意外之喜。
而孔彦缙说不出是高兴还是难过，因为这样一来，朱瞻基等于是将他的掣肘彻底清理出去，今后的长子长孙一系，只要没有绝嗣之忧，其他各个分支就没有了插手孔府的机会。
但是偌大的孔家一下子四分五裂，除了主支，其他各个分支以后就只能当普通百姓了，他们想要免税，也是不可能的。
除非，他们也开始考取功名。
当然，在未来会取消所有人的特权，每个人都要纳税，这一步朱瞻基还没有急着走。
以后，所有人的特权都会取消，包括皇族，宗室。
但是路要一步一步地走，现在，主要精力还是先放在禁止金银流通方面来。
五月初五，端午节这一天，朱瞻基接见了从林州返回的几个内侍，他们带来了刘万的书信。
看到刘万的书信，朱瞻基对他越发满意了。
从这件事上，刘万能够想到他现在针对宗族的一些计划，说明他是个有脑子的。
这件事虽然不大，但是确实是一件极具代表性的案子，这是宗族法度与朝廷法度一次碰撞。
虽然这个案子发生在朱棣刚登基的时候，但是对于这个时代来说，这件事并没有过时。
如今的朝廷对天下的管理，基本上只是到县一级，基本上，到了乡里，就是实行的村民自治。
朱元璋时期，大明乡间成立了无数的乡老会，这些乡老大部分都是由族长，解甲归田的老兵们组成的。
他们拥有议事，处事的权力，甚至可以见官不拜。
乡老的权力大小，基本上与本人的威望有关，他们在处理许多事务的时候，大都以过去的经验或者是当地的习俗为依据。
这种处事方法的确有环节民间矛盾的作用，成为朝廷法度的有效补充。
但是，这中间当然也有许多碰撞和矛盾。
而且许多族长也因此作威作福，成为地方一害。
这个时候，朝廷并没有一套完善的处理方案，即便是有了冤案，错案，也无法进行修正。
皇权下乡，对如今的生产力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朝廷如果想要让皇权下乡，耗费的成本绝对会大的惊人，而且不一定能取得好的效果。
首先，就是朝廷的官员不足。如果想要增加管事的官员，不是翻倍，甚至要增加好几倍的低级官员。
其次，民智开发不够，大部分老百姓都不识字，一辈子没有出过县，能有什么见识？
想要让他们接受朝廷的这一套，花费的精力就大的惊人。
所以，皇权下乡不仅仅是制度问题，也不仅仅是成本问题，更涉及到了教育问题。
但是，通过这件案子，朱瞻基虽然没有看到改变这一切的契机，但是最少能制定一份约束宗族势力的律法，将一切法制化，而不是依靠人情化。
宗族势力的历史悠久，远超国家的存在。在隋唐以前，宗族势力的优先还要大于皇权。官员想要当官，依靠的都不是科举，而是举荐。
隋朝因为要改革，隋炀帝步子太大，扯到蛋了，直接被赶下台，还成就了千古恶名。
唐代武则天时期，宗族势力才真正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从那以后，科举成为了官场的主要晋升渠道。
而宗族势力在那以后，也逐渐被规范化，制度化。
宋代的范仲淹首创义田。
当时范仲淹虽然身居高位，生活日益富足，但他十分节俭，而且还把钱花在他认为最重要的地方。他省下一些钱财，来兴办义庄。
范仲淹和他的哥哥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他们把这些田地捐赠给自己的宗族，并且订立了十三条规矩，这样一来，就算是本族的穷苦人家，也能够生存下去。
从那以后，不仅仅有义田，还有了义学。有族中有钱的人捐出来的天地出产，可以供贫苦子弟就学。
除了义田、义学之外，甚至还有义冢，用来埋葬本宗族的穷苦之人，不至于死后连丧事都办不起。
这种义田的发展，让宗族势力重新又膨胀了起来，宗族势力成为朝廷管理的衍伸和补充。
不过这个时代，宗族势力并没有断人生死的权力。就连朝廷要报死刑，最少要布政司以上级别才能定刑，京城还要上报到大理寺和刑部。
所以刘氏族长将毛氏沉猪笼是完全违法的，也就是偏远地区，才能有这样的事。
真正的族长可以断人生死，那是几百年后雍正时期才有的制度。
雍正时期，曾经要求各省推行保甲法。
保甲法要求每个宗族中挑选一人担任族正，也就是实际管理宗族事务的人士，第二年又制定了一条规章制度——“恶人为尊长族长致死免抵”。
也就是说，族中的族长、尊长可以杀死本族中的坏人而不用负担“法律责任”，不用以死来赔偿。这就给予了族长极大的生杀予夺的权力，宗族的权力得到迅速的膨胀。
所以沉猪笼这样的事在清朝很多，在明朝却很少有。
朱瞻基并没有急着回信，今日是端午节，大臣们要过节，他也要过节。
今日他就请了自闭后宫的张贵妃出来，在宫中大肆庆贺一番。一帮小孩子最喜欢过节了，因为过节，就意味着他们可以肆意地玩。
刘万既然说了会在林州等候一些时日，也不晚了一天两天的。
这件事他虽然知道该往那个方向调整，但是细节律法问题他了解不够。等到明日召集顾佐，赵羾，李庆这些精通律法的官员，再跟他们问计。
安排好了这些事务，他正准备出门。朱雪领着朱霜，两个小人儿趴在门槛前面。“父王，你答应了我们去划船的。”
朱瞻基看着两个女儿，心情登时愉悦了起来，他跨步出门，才发现其他子女也都眼巴巴地看着他，这是打发了朱雪和朱霜两人来当代表了。
应天府皇宫是有河的，这条小河是秦淮河的支流，并且有三个出入口，东南自古今经籍库处进来，形成一条南北走向，后又变成东西走向的小河。
一个出水口在西华门北，通向内库。另一个出水口一直向北，流经大半个皇宫，在御花园处出宫，流向燕雀湖。
宫中的河虽然不大，也不算长，但是总距离也有两里长。
但是宫中的孩子是不能游水的，他们平时练河边都去不了，划船的时候也很少。
所以要过节了，朱瞻基为了让孩子们开心，就答应了他们会安排几艘小船，带着孩子们划船玩。
他们一个个就非常期盼了。
朱瞻基右手抱起了朱雪，左手抱起了小了半岁的朱霜，笑着说道：“好，父王现在就带你们去划船。”
用胡子扎的两个女儿娇笑不已，他很快就放下了她们。他的子女众多，不能厚此薄彼，特别是在他们都在的时候，要格外注意，不能让孩子们觉得有亲疏远近之分。
带着一帮开开心心的孩子们来到了文华殿处的小河边，这里已经准备好了好几艘小船，这些船都不大，可以划桨，也可以摇橹，也可以撑竹竿，能增加一些游玩的趣味。
这个时候，他看到了犹如空谷幽兰的蓝烟，她本来带着两个侍女坐在河边的大石头上面，看见朱瞻基，连忙去向了石头后面的树林里。
朱瞻基皱了一下眉头，想起她的反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