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宝本来是可以坐轿子的，却没有。
今天特地穿的很喜庆，一身大红色袍服，骑着马，也能用牵马执鞭的冯铨衬托自己。
天地会统计署的效率是很高的，四处传递消息，传递请帖，有四日时间才到喜庆那一日，足够得到消息收到请柬的人准备礼金了。
因此沿街不仅有很多老百姓观看韦大人敲锣打鼓被簇拥着前往英国公府，还有很多官员跟随捧场。
这些人不是被要求来的，而是自动自发来的。
不管是没有在文字清查当中倒霉的人，还是已经在文字清查当中倒了霉的人，都不敢再轻视韦大人，甚至可以说是敬畏。
文字清查的威力实在太大。
文字狱自古有之，是统治者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的措施之一。
也是世界历史为止罕见，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化恐怖制度。
统治者为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从其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
文字狱自古就有但是除清朝外都并未对社会构成严重威胁。
韦宝搞的文字清查自然没有达到满清的规模，完全只是为了满足韦宝为了敛财和更换官员，控制官员的目的而已。
而且，韦宝是发起者，却不是决策者，如果魏忠贤觉得可不以，或者皇帝觉得不可以，早就禁止了。
但是魏忠贤和天启皇帝朱由校显然没有要马上禁止的意思，韦宝以文字清查一项每个月就能给皇宫内帑上缴上百万两纹银。
本来韦宝说搞一个月就结束，现在是魏忠贤和皇帝自己舍不得停下来了。
清代文字狱贯穿整个清代250年左右。
顶峰时期自顺治开始，中经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历时140余年。
少数民族掌权的清朝，对汉人控制极严。
文人学士在文字中稍露不满，或皇帝疑惑文字中有讥讪清朝的内容，即兴大狱，常常广事株连。
清代的文字狱保守估计200余起。除了极少数事出有因外，绝大多数是捕风捉影，纯属冤杀。
清帝大施文字狱维护自己的统治，打击异己分子，镇压对自己统治不利的的思想言论而制造的一些因言论而获罪的案件。
清朝的文字狱案件多样，纵观有清一代，尤以清初顺治，乾隆时期最甚。
文字狱严重禁锢了思想，堵塞了言路，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日趋腐朽、没落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反映，清朝统治者通过文字狱，强化集权统治，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文字狱就是因文字的缘故而引发的罪案。
它作为古代文化专制政策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各个朝代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汉代的杨恽案件，宋代的苏轼乌台诗案即较为典型者。
不过，总体看来，清代以前数量较少，规模不大。
首先，就文字狱数量而言，清代文字狱当在170起左右，比历史上其他朝代文字狱总数还要多。
其次，就规模和惩处结果而论，与历史上其他朝代诸文字狱相比较，也首屈一指。
清朝时期，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采取招抚办法，另一种是对不服统治的，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
清朝入主中原，从汉族传统观念看，叫“乾坤反覆，中原陆沉”，“昏天黑地，日月无光”，在以儒家文化为正宗的汉族学问分子中间有着相当剧烈的民族敌忾心情。
康熙初年南明王朝覆灭，大陆上有组织的抗清武装斗争基本结束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随着清朝某些有关政策的改变，满汉地主阶级的进一步合流，以及社会经济逐步发展，到雍正时期，阶级矛盾这时却发展到相当尖锐的程度。
而反清思想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字作品在民间流传，并与以恢复明朝为目的的反清斗争结合起来，使满族统治不得安宁。
雍正帝曾说：“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
综合史书档案、《清实录》及其他材料，从康乾盛世初期开始，各种形式的斗争已在频繁出现，发展虽不平衡，却此伏彼起，连绵不绝，不断冲击封建统治秩序，对清政权构成的威胁日甚一日。
清朝文字狱不单单是针对汉族人，文字狱还涉及满人。
正红旗的礼部侍郎世臣因诗句“霜侵鬓朽叹途穷”惹得乾隆很不高兴，又见“秋色招人懒上朝”更不高兴，再见“应照长安尔我家”，乾隆认为世臣数典忘祖，把世臣赶回老家黑龙江。
世臣写诗被撤职，还算好的。同样是满人，广西巡抚鄂昌更冤。他与朋友的唱和诗中，把蒙古人称为“胡儿”。乾隆说满蒙一家，骂蒙古人就是骂我。赐自尽。
从一系列的文字案上看，涉及人员大多是下层文人，有文学青年，还有老不及第的秀才，甚至连一些早已作古的墓中之人也未能幸免。
搞这种东西基本上都是一个套路，韦宝也一样，首先是鼓励官民和官官之间揭发和检举、告密。
然后是动员国家力量抄家，寻找定罪的蛛丝马迹，在藏书和文章中找所谓的罪证。
罪状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
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
读书作文动辄得祸，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史称乾嘉之学。
文字狱败坏了官场风气。清朝官员大多数是科举入仕。
作为文人，他们有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作为官僚，他们又是文字狱的制造者或帮凶。
他们一方面不愿意自触文网，身死家破；另一方面不愿因为贯彻皇上谕旨不力，不能严究文字之责而获罪。
于是他们只有向着谨小慎微、没有节操的方向发展。
造成了社会恐怖，摧残了人才。
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从而禁锢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一些地方官吏以查出犯忌文字为邀功之路。
在这种环境里，哲学不见了，理论不见了，中国文化一向重视现实，重视人生，重视政治，重视伦理的传统不见了。
这些对于满清的危害很大，但是韦宝却一点不担心在大明造成多大危害，韦宝反而觉得，东林党就是言论太过自由的产物。
一帮东林学派的兴起，标榜气节，崇尚实学，对于扭转士风起了积极的作用。
他们在讲学中经常触及社会现实问题，议论如何改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
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吸引着许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
他们不顾道路远近，纷来沓至，人数之多，竟使东林书院的学舍都容不下。
一部分在朝任职的正直官员，也同东林讲学者遥相应合。
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从而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
那时所谓的“党”，不同于近代的政党，既没有固定的章程，也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而是指政治见解大致相同、在政治活动中经常结合在一起的一批人。
东林党人在明朝末年的政治活动，经历了神宗万历、熹宗天启和思宗崇祯三朝，长达半个世纪。
由于没有固定的章程和严密的组织，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主张，往往是通过个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的。
概括起来，大致是：强烈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使天下“欣欣望治”；竭力反对皇帝派遣矿监、税使到各地进行疯狂掠夺、横征暴敛，主张既重视农业，也重视工商业，要求惠商恤民、减轻赋税、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反对屡见不鲜的科举舞弊行为，主张取士不分等级贵贱，按照个人才智，予以破格录用；加强在辽东的军事力量，积极防御满洲贵族的进攻。
韦宝认为东林党人“缺乏治国才能”，“党同伐异”，他们的失败是“咎由自取”，对于明朝的灭亡“晚明的党人们”都负有“历史的罪责”。
就是因为这帮人言论太过自由，才搞的天下乌烟瘴气，如果魏忠贤真的是恐怖施政，自然会有人推翻他，不必让官员拉帮结派，搞的民不聊生。
而且，韦宝搞的文字清查对东林党影响最大，却也不是专门针对东林党的，所以，这一点，就连东林党自己也不能合起来反对韦宝，否则就是反对皇帝。
这才造就了韦宝如今的地位。
现在韦宝又要与英国公府联姻了，韦宝地位上升之快，可想而知，一个才刚刚十五岁的人，已经是正四品官员，又是探花郎出身，韦大人俨然已经成为了大明最具成为茶余饭后谈资的人物。
偌大的排场摆出来，韦总裁的府邸到英国公府其实有半个时辰足够，却走了快一个时辰，沿途与人攀谈，表达亲民，把韦大人的喉咙都弄的有点哑了。
韦宝原本以为到了英国公府，张维贤和张之极仍然会给自己难堪，给自己一个下马威来着，却没有想到完全没有。
张维贤甚至带着全家人亲自赶到他们府邸那条大街的最街口上迎接韦宝，陪同张维贤的还有内阁全体大臣。
再加上替韦宝牵马执鞭的冯铨，等于内阁大臣们在路口上来了一次大集合。
这在内阁之外是绝对不可能看到的情况，因为他们分属于泾渭分明的两派，一边是阉党，一边是东林党，水火不容。
在内阁是要一起理政，没有办法才在一起，在内阁之外，像今天这样聚集的这么齐整，平时根本不可能，除非是皇帝出巡还差不多。
只不过，今天并不是皇帝出巡，而是韦大人上门提亲。
“来了来了，探花郎来了。”首辅顾秉谦今天的兴致很高，远远看见韦宝就开始高声叫道。
相比于东林党，具有一定阉党属性的韦宝显然更加得到阉党们的器重和拥戴。
韦宝虽然没有明着表露阉党身份，但是韦宝掌权以来，不停的给魏忠贤和皇宫内帑送银子，这帮阉党大臣的经济有一定的损失，权势也有一定的损失，可损失不大，尤其是对于阉党高官们来说是损失不大的。
因为魏忠贤会分出去一部分银子用于维护体系完整。
另外明朝的大臣本来就没有多少权势，有人规范的收‘黑钱’，他们乐于什么都不管了。
东林党们虽然有些反感韦宝，但表面上也没法反对，他们只是觉得有些无所适从，过去是每天与阉党争执个你死我活，现在自从韦宝掌权，杨涟等一批骨干大臣死了之后，他们似乎找不到对手了。
因为韦宝基本上不出头，而什么事情都是由扩招到了七八千人的都察院的人去办。
其实韦宝的都察院的人都有点非法性质，因为都是挂名官员，很少有正式的官员。
原本的正式御史只有三百多人，就算在韦宝手里增补到了近千人，还是有六七千人是伪御史，他们大都只有秀才功名，甚至有一部分人连秀才功名都没有，只是因为祖上有人在都察院任过职，也能花钱搞到都察院挂名官员。
刚开始买官的人还不多，后来大家发现都察院挂名官员也能做很多事，尤其很多衙门因为文字清查的关系都崩溃了，顶着个都察院挂名官员的头衔，甚至能跑到一个衙门去‘占山为王’。
不管时间长短，能干一天是一天吧，说不定以后还能从都察院调到现在占有的衙门去。
就冲这一点，都察院挂名官员这一茬也越来越火爆了。
卖到后面，一个都察院挂名官员甚至能卖到一万多两纹银，简直可怕。
所以，现在说北直隶官场有一大半被韦宝掌控了都不过分。
张维贤见韦宝过来，马上领着家人过去迎接。
韦宝也赶紧下马，过来拜倒：“怎么敢有劳伯父亲自出来？”
“你还叫伯父、咱们已经是一家人了，小宝。”张之极笑道。
吴三辅在旁边听到一家人这个词觉得有点刺耳，不过还是将韦宝扶起来。
韦宝当然不是自己爬不起来，当大官的人嘛，自然要讲点排场，他虽然还没有到走路都要扶着旁人手臂的地步，可是从跪拜到起身，那是必须要在别人扶持下，才能起来的。
“兄长说的好。”韦宝笑道。
“韦大人，我们已经向国公爷提过亲了，你现在可以叫岳丈大人了，哈哈哈。”顾秉谦抢先道。
韦宝先是拱手团团向几位内阁大臣作揖一拜，然后对张维贤道：“岳丈大人在上，受小婿一拜。”
张维贤哈哈大笑，一把将韦宝托住了，“这里是大街上，贤婿不必多礼！快随老夫入府。”
韦宝见张维贤笑的像是个慈祥老者，暗暗轻松了一些，虽然知道这一切都是表象，像人家国公这么高爵禄的家庭，又是世袭了近二百年的世家，怎么样都会在外人面前表现出一点风度的，但韦宝仍然觉得不错。
要是之前的事情是发生在小门小户家庭，男方女方为了面子，搞来搞去，又不知道要搞几个来回。
今天特地穿的很喜庆，一身大红色袍服，骑着马，也能用牵马执鞭的冯铨衬托自己。
天地会统计署的效率是很高的，四处传递消息，传递请帖，有四日时间才到喜庆那一日，足够得到消息收到请柬的人准备礼金了。
因此沿街不仅有很多老百姓观看韦大人敲锣打鼓被簇拥着前往英国公府，还有很多官员跟随捧场。
这些人不是被要求来的，而是自动自发来的。
不管是没有在文字清查当中倒霉的人，还是已经在文字清查当中倒了霉的人，都不敢再轻视韦大人，甚至可以说是敬畏。
文字清查的威力实在太大。
文字狱自古有之，是统治者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的措施之一。
也是世界历史为止罕见，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化恐怖制度。
统治者为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从其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
文字狱自古就有但是除清朝外都并未对社会构成严重威胁。
韦宝搞的文字清查自然没有达到满清的规模，完全只是为了满足韦宝为了敛财和更换官员，控制官员的目的而已。
而且，韦宝是发起者，却不是决策者，如果魏忠贤觉得可不以，或者皇帝觉得不可以，早就禁止了。
但是魏忠贤和天启皇帝朱由校显然没有要马上禁止的意思，韦宝以文字清查一项每个月就能给皇宫内帑上缴上百万两纹银。
本来韦宝说搞一个月就结束，现在是魏忠贤和皇帝自己舍不得停下来了。
清代文字狱贯穿整个清代250年左右。
顶峰时期自顺治开始，中经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历时140余年。
少数民族掌权的清朝，对汉人控制极严。
文人学士在文字中稍露不满，或皇帝疑惑文字中有讥讪清朝的内容，即兴大狱，常常广事株连。
清代的文字狱保守估计200余起。除了极少数事出有因外，绝大多数是捕风捉影，纯属冤杀。
清帝大施文字狱维护自己的统治，打击异己分子，镇压对自己统治不利的的思想言论而制造的一些因言论而获罪的案件。
清朝的文字狱案件多样，纵观有清一代，尤以清初顺治，乾隆时期最甚。
文字狱严重禁锢了思想，堵塞了言路，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日趋腐朽、没落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反映，清朝统治者通过文字狱，强化集权统治，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
文字狱就是因文字的缘故而引发的罪案。
它作为古代文化专制政策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各个朝代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汉代的杨恽案件，宋代的苏轼乌台诗案即较为典型者。
不过，总体看来，清代以前数量较少，规模不大。
首先，就文字狱数量而言，清代文字狱当在170起左右，比历史上其他朝代文字狱总数还要多。
其次，就规模和惩处结果而论，与历史上其他朝代诸文字狱相比较，也首屈一指。
清朝时期，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采取招抚办法，另一种是对不服统治的，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
清朝入主中原，从汉族传统观念看，叫“乾坤反覆，中原陆沉”，“昏天黑地，日月无光”，在以儒家文化为正宗的汉族学问分子中间有着相当剧烈的民族敌忾心情。
康熙初年南明王朝覆灭，大陆上有组织的抗清武装斗争基本结束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随着清朝某些有关政策的改变，满汉地主阶级的进一步合流，以及社会经济逐步发展，到雍正时期，阶级矛盾这时却发展到相当尖锐的程度。
而反清思想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字作品在民间流传，并与以恢复明朝为目的的反清斗争结合起来，使满族统治不得安宁。
雍正帝曾说：“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
综合史书档案、《清实录》及其他材料，从康乾盛世初期开始，各种形式的斗争已在频繁出现，发展虽不平衡，却此伏彼起，连绵不绝，不断冲击封建统治秩序，对清政权构成的威胁日甚一日。
清朝文字狱不单单是针对汉族人，文字狱还涉及满人。
正红旗的礼部侍郎世臣因诗句“霜侵鬓朽叹途穷”惹得乾隆很不高兴，又见“秋色招人懒上朝”更不高兴，再见“应照长安尔我家”，乾隆认为世臣数典忘祖，把世臣赶回老家黑龙江。
世臣写诗被撤职，还算好的。同样是满人，广西巡抚鄂昌更冤。他与朋友的唱和诗中，把蒙古人称为“胡儿”。乾隆说满蒙一家，骂蒙古人就是骂我。赐自尽。
从一系列的文字案上看，涉及人员大多是下层文人，有文学青年，还有老不及第的秀才，甚至连一些早已作古的墓中之人也未能幸免。
搞这种东西基本上都是一个套路，韦宝也一样，首先是鼓励官民和官官之间揭发和检举、告密。
然后是动员国家力量抄家，寻找定罪的蛛丝马迹，在藏书和文章中找所谓的罪证。
罪状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
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
读书作文动辄得祸，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史称乾嘉之学。
文字狱败坏了官场风气。清朝官员大多数是科举入仕。
作为文人，他们有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作为官僚，他们又是文字狱的制造者或帮凶。
他们一方面不愿意自触文网，身死家破；另一方面不愿因为贯彻皇上谕旨不力，不能严究文字之责而获罪。
于是他们只有向着谨小慎微、没有节操的方向发展。
造成了社会恐怖，摧残了人才。
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从而禁锢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一些地方官吏以查出犯忌文字为邀功之路。
在这种环境里，哲学不见了，理论不见了，中国文化一向重视现实，重视人生，重视政治，重视伦理的传统不见了。
这些对于满清的危害很大，但是韦宝却一点不担心在大明造成多大危害，韦宝反而觉得，东林党就是言论太过自由的产物。
一帮东林学派的兴起，标榜气节，崇尚实学，对于扭转士风起了积极的作用。
他们在讲学中经常触及社会现实问题，议论如何改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
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吸引着许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
他们不顾道路远近，纷来沓至，人数之多，竟使东林书院的学舍都容不下。
一部分在朝任职的正直官员，也同东林讲学者遥相应合。
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从而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
那时所谓的“党”，不同于近代的政党，既没有固定的章程，也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而是指政治见解大致相同、在政治活动中经常结合在一起的一批人。
东林党人在明朝末年的政治活动，经历了神宗万历、熹宗天启和思宗崇祯三朝，长达半个世纪。
由于没有固定的章程和严密的组织，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主张，往往是通过个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的。
概括起来，大致是：强烈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使天下“欣欣望治”；竭力反对皇帝派遣矿监、税使到各地进行疯狂掠夺、横征暴敛，主张既重视农业，也重视工商业，要求惠商恤民、减轻赋税、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反对屡见不鲜的科举舞弊行为，主张取士不分等级贵贱，按照个人才智，予以破格录用；加强在辽东的军事力量，积极防御满洲贵族的进攻。
韦宝认为东林党人“缺乏治国才能”，“党同伐异”，他们的失败是“咎由自取”，对于明朝的灭亡“晚明的党人们”都负有“历史的罪责”。
就是因为这帮人言论太过自由，才搞的天下乌烟瘴气，如果魏忠贤真的是恐怖施政，自然会有人推翻他，不必让官员拉帮结派，搞的民不聊生。
而且，韦宝搞的文字清查对东林党影响最大，却也不是专门针对东林党的，所以，这一点，就连东林党自己也不能合起来反对韦宝，否则就是反对皇帝。
这才造就了韦宝如今的地位。
现在韦宝又要与英国公府联姻了，韦宝地位上升之快，可想而知，一个才刚刚十五岁的人，已经是正四品官员，又是探花郎出身，韦大人俨然已经成为了大明最具成为茶余饭后谈资的人物。
偌大的排场摆出来，韦总裁的府邸到英国公府其实有半个时辰足够，却走了快一个时辰，沿途与人攀谈，表达亲民，把韦大人的喉咙都弄的有点哑了。
韦宝原本以为到了英国公府，张维贤和张之极仍然会给自己难堪，给自己一个下马威来着，却没有想到完全没有。
张维贤甚至带着全家人亲自赶到他们府邸那条大街的最街口上迎接韦宝，陪同张维贤的还有内阁全体大臣。
再加上替韦宝牵马执鞭的冯铨，等于内阁大臣们在路口上来了一次大集合。
这在内阁之外是绝对不可能看到的情况，因为他们分属于泾渭分明的两派，一边是阉党，一边是东林党，水火不容。
在内阁是要一起理政，没有办法才在一起，在内阁之外，像今天这样聚集的这么齐整，平时根本不可能，除非是皇帝出巡还差不多。
只不过，今天并不是皇帝出巡，而是韦大人上门提亲。
“来了来了，探花郎来了。”首辅顾秉谦今天的兴致很高，远远看见韦宝就开始高声叫道。
相比于东林党，具有一定阉党属性的韦宝显然更加得到阉党们的器重和拥戴。
韦宝虽然没有明着表露阉党身份，但是韦宝掌权以来，不停的给魏忠贤和皇宫内帑送银子，这帮阉党大臣的经济有一定的损失，权势也有一定的损失，可损失不大，尤其是对于阉党高官们来说是损失不大的。
因为魏忠贤会分出去一部分银子用于维护体系完整。
另外明朝的大臣本来就没有多少权势，有人规范的收‘黑钱’，他们乐于什么都不管了。
东林党们虽然有些反感韦宝，但表面上也没法反对，他们只是觉得有些无所适从，过去是每天与阉党争执个你死我活，现在自从韦宝掌权，杨涟等一批骨干大臣死了之后，他们似乎找不到对手了。
因为韦宝基本上不出头，而什么事情都是由扩招到了七八千人的都察院的人去办。
其实韦宝的都察院的人都有点非法性质，因为都是挂名官员，很少有正式的官员。
原本的正式御史只有三百多人，就算在韦宝手里增补到了近千人，还是有六七千人是伪御史，他们大都只有秀才功名，甚至有一部分人连秀才功名都没有，只是因为祖上有人在都察院任过职，也能花钱搞到都察院挂名官员。
刚开始买官的人还不多，后来大家发现都察院挂名官员也能做很多事，尤其很多衙门因为文字清查的关系都崩溃了，顶着个都察院挂名官员的头衔，甚至能跑到一个衙门去‘占山为王’。
不管时间长短，能干一天是一天吧，说不定以后还能从都察院调到现在占有的衙门去。
就冲这一点，都察院挂名官员这一茬也越来越火爆了。
卖到后面，一个都察院挂名官员甚至能卖到一万多两纹银，简直可怕。
所以，现在说北直隶官场有一大半被韦宝掌控了都不过分。
张维贤见韦宝过来，马上领着家人过去迎接。
韦宝也赶紧下马，过来拜倒：“怎么敢有劳伯父亲自出来？”
“你还叫伯父、咱们已经是一家人了，小宝。”张之极笑道。
吴三辅在旁边听到一家人这个词觉得有点刺耳，不过还是将韦宝扶起来。
韦宝当然不是自己爬不起来，当大官的人嘛，自然要讲点排场，他虽然还没有到走路都要扶着旁人手臂的地步，可是从跪拜到起身，那是必须要在别人扶持下，才能起来的。
“兄长说的好。”韦宝笑道。
“韦大人，我们已经向国公爷提过亲了，你现在可以叫岳丈大人了，哈哈哈。”顾秉谦抢先道。
韦宝先是拱手团团向几位内阁大臣作揖一拜，然后对张维贤道：“岳丈大人在上，受小婿一拜。”
张维贤哈哈大笑，一把将韦宝托住了，“这里是大街上，贤婿不必多礼！快随老夫入府。”
韦宝见张维贤笑的像是个慈祥老者，暗暗轻松了一些，虽然知道这一切都是表象，像人家国公这么高爵禄的家庭，又是世袭了近二百年的世家，怎么样都会在外人面前表现出一点风度的，但韦宝仍然觉得不错。
要是之前的事情是发生在小门小户家庭，男方女方为了面子，搞来搞去，又不知道要搞几个来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