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下令取消。
顺治二年四月初五日，多铎率清军自归德府起行，进兵江南，至五月十五日，入南京城。
大约同时间在北京，李若琳，时任礼部左侍郎兼内翰林弘文院侍读学士，忽传多尔衮有重下剃发令之旨，引起轩然大波。
顺治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御史赵开心弹劾李若琳“不能以道事君”、“悖旨惑民”，并表示希望“以礼乐衣冠之治治天下”。
此疏被多尔衮驳斥，但其仍表示“若不愿剃头者，亦不必强其情”。
顺治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清廷得到多铎平定江南的捷报。
顺治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多尔衮对大量奏疏反对剃头并引“旧朝礼乐制度”感到不满，并表示“便该传旨叫官民尽皆剃头”，在场的大学士以“指日江南混一”为由劝阻。
顺治二年六月初五日，清廷敕谕多铎，下令“注册各处文武军民，尽令薙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
顺治二年六月十五日，清廷正式对全国下达剃发令。
清军入关后，最初的剃发易服政策与入关前并无不同，以是否剃发为判别叛逆的标识，“以别顺逆”，对那些“虽称归顺而不薙发者”的评价也是“有狐疑观望之意”，显见对不剃发者的不信任感。
但仅仅过了二十来天，清廷便取消了之前的剃发令，“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理由是“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
这应该是地方下的普遍抵触，甚至是抵抗，与朝堂上大量官员劝阻的结果。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取消剃发易服命令是多尔衮的本心。
事实上，顺治元年的七月，多尔衮在回复山东巡按朱朗鑅希望新补监司三人用明式衣冠的奏疏时，就说“目下急勦逆贼，兵务方殷，衣冠礼乐，未遑制定。近简用各官，姑依明式”，看上去答应的颇为勉强，取消剃
发易服的命令。
其实更像是一种临时性的举措，这与后来重下剃发令时所言“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倒是颇为一致。
因此，当多铎不断传来前线顺利的捷报时，传出有重下剃发令之旨也就顺理成章了。
根据时任陕西道监察御史赵开心的奏疏，作为侍读学士的李若琳“贪位固宠”，“垂涎内院一席”，“忽传王上有官民剃头之旨”，“举朝闻之争相错愕”。
当然，赵开心的弹劾，可能并不单纯，似乎涉及到清初党争的因素在内，不过其奏疏的核心，仍是反对剃发易服，并在奏疏里将多尔衮归到同样的阵营，显然是希望多尔衮能平息所谓的“传闻”。
然而现实却不那么美好，多尔衮的回复异常强硬，“将欲使通国官民，不遵清制，而终为明朝人物乎”，但此时多尔衮对剃头一事未有勉强。
不过似乎由于大量反对剃发奏疏的交替上疏，多尔衮的态度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他认为朝臣对此的言论“甚属不伦”，并表示“今不尊本朝制度，必欲从明朝制度，是诚何心”，同时也表达了重下剃发令的意思。
虽然在场的大学士对此进行了劝阻，不过由于几天后清廷便敕谕多铎推行剃发令，显见这个劝阻并没有成功。
且就在前一天的二十八日，清廷便收到了平定江南的捷报，大学士所言的理由也就十分尴尬了。
那么清廷推行剃发易服的动机何在，又何为一度取消了剃发易服的命令。
清廷将衣冠制度视是根本政治制度。
事实上，不仅是清朝，古代中国几乎所有的朝代，都极其看重衣冠制度。
而清廷更是将衣冠制度看做区别前代的重要举措，尤其是清朝统治者需要统治大量与己衣冠形式不同的民众，使其具有高度敏感性。
在清朝入关之初，清朝统治者存在对大量归顺者的不信任感，仍然怀疑他们思念明朝，多尔衮就曾质问冯铨等人“到底是念你旧主”，并说“比如封赏如今亲王，你们未必谢”。
而衣冠发式这种高度敏感性的形式，也就被清朝统治者视为区别明朝与清朝的重要制度，因此在清廷重下剃发令的过程中，才会不断强调“明制”与“本朝制度”。
这一点是清廷一以贯之的思路，即使是后来顺治亲政之后也未有改变。
顺治十年的二月，顺治皇帝就曾下谕礼部，表示“一代冠服，自有一代之制”，并要求以后服饰“务照满式，不许异同”，由此可见一斑。
清廷要统治中国，以剃发易服来区别顺逆。
清廷在顺治元年的五月二十四日取消剃发令时，就曾提及前次发布剃发令的原因就是“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薙发，以别顺逆”，后来重下剃发令时也说“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说明清朝统治者对不剃发易服者始终感到无法信任。
而清廷对平定地区的臣民与臣服外国的态度也有不同，清廷是想要统治中国的，因此“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自然那些不愿剃发易服者，“不几为异国之人乎”。
因此，“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
清廷短暂取消剃发易服，更像是为统一全国而执行的临时举措。
实际上正如清廷于顺治二年六月十五日重下剃发令时所说，“向来薙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这也与多尔衮回复山东巡按朱朗鑅时所言相吻合，都透漏出取消剃发令，不过是因为“目下急勦逆贼，兵务方殷”，还没顾得上衣冠礼乐，姑依明式。
且清初那些反对剃发易服者的论点，也大多是说“江南正在观化之初，傥闻此风，人且畏怯而不前，阻人归顺之想，实此言贻之祸耳”，借天下混一来阻止剃发易服的实行。
而清朝统治者本身也有“恐草野之间特起豪杰，则难为收拾”的忧虑，所以清初取消剃发令更大的可能只是为统一全国的怀柔举措。
清廷一直在鼓励剃发易服，但大量大臣上疏反对剃发易服，引起猜忌，加速了清廷重下剃发令的行动。
其实，即使在取消剃发令期间，清廷也一直都在鼓励归顺官民剃头，多尔衮在回复赵开心弹劾李若琳时就说到“愿剃头者，方且嘉许之不暇”，后来李若琳被赵开心参求罢时，也被多尔衮驳回，并表示“李若琳首先剃头，为众所恶，知道了，当益竭诚尽职，不必求罢”。
后来赵开心本人剃头后，多尔衮也赏赐他衣帽，虽然多尔衮本人说“不是为剃头赏他，但因他敢言”，但鼓励剃头的意思明显。
所以看上去，清廷原本可能有潜移默化的方式执行剃发易服的意思，考虑到顺治十年还在为冠服体式下旨，清廷一开始应该没有那么急切的想要推行。
但李若琳传出多尔衮有重下剃发令的意思后，引起了大量归顺者的恐慌，纷纷上疏反对，又引起了多尔衮的猜忌，这应该是清廷在得知江南平定几天后，便立马下剃发令的直接原因。
清廷一开始并不急切推行易服的原因，可能有物资短缺的考虑在内。
清军入关之后，北方物资紧缺，很多东西措办困难，而清朝服饰又不见于内地，一时之间肯定难以改易，所以清廷在顺治二年七月下令易服时，就说到“从前原欲即令改易，恐物价腾贵，一时措置维艰，故缓至今日”。
清初强硬执行剃发易服是灾难性的，不顾官民的强烈反对强行推动已然不妥，祭出屠杀来镇压反对者更是错上加错。
而造成这个历史悲剧的最大责任者无疑是清朝的最高统治者，似李若琳这些推波助澜者当然也起到很多负面作用，但将主要原因归于他们未免高看了这些人在清初政策制定方面的作用。
部分人仅仅将剃发易服归结于孙之獬，但他当时不过是一个礼部左侍郎，比之李若琳还不如，更不用说那些劝阻多尔衮的大学士了。
剃发令从发布到取消到再发布的过程中，涉及大量的争论，仅仅将之总结为孙之獬一上疏，多尔衮一批准就完了，未免显得滑稽了些。
部分归顺清朝的大臣对清廷统治者也有一些高期望。
比如赵开心在奏疏中就提及“谓我清朝主盟中夏，急当讲求帝王文物之理，方将进皇上王上加衮冕以隆郊祀，以示观仰”，不仅反对剃发易服，还希望多尔衮与顺治能加衮冕。
即使后来执行了剃发易服，也仍有大臣提出“朝祭宜复用衮冕”，当然这些提议都被拒绝了。
可见在明清易代时，清朝统治者与归顺大臣之间关于衣冠制度是存在认知冲突的，这些认知冲突，在前期因为兵事问题被清廷暂时压了下去，给了归顺官民一种错觉，甚至更高的期盼，所以当问题重新浮出时，清廷统治者会“惊觉”居然有这么多人反对剃发易服，甚至让他们有必须强硬推行的感觉，这可能也是清廷前期强硬执行剃发易服的一个原因。
晋商之流的汉奸，以及满清入关之后剃发易服这两件，是给韦爵爷留下最深印象的两件事。
韦宝对晋商的痛恨，要远远胜过痛恨东林党和阉党。
只可惜上回搞文字清查，主要集中于北直隶地区，以及山东和河南的部分地区，并没有推行到山西去。
主要因为韦爵爷的势力范围没有达到那么远。
而且就算是达到了那么远，没有大军在当地维持的话，也是没用的，逼急了，很可能激起大规模的变乱，惹得晋商干脆反出大明之外，或者干脆招兵买马，发展成割据势力，都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如果不想激起整个历史大变化，不想死更多的人，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韦爵爷都没有办法靠武力解决，相当麻烦。
没办法让蓟州军到长城外面去接应内喀尔喀的人马，韦宝却也派人往蓟州各个驻军的营地去了书信，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十多个大大小小的蓟州军大营都没有反应，唯独之前与韦爵爷接触过的曹文诏带了一千人出关接应。
因为曹文诏的人马得到过韦爵爷的亲自封赏，曹文诏是感恩的人，也很佩服韦宝的为人。
韦宝才到辽东就组织大军对抗建奴，这在曹文诏这种猛将们看来是很提振士气的，甚至比很受蓟辽边军爱戴的孙承宗孙督师都做的好。
韦宝不但赏赐过曹文诏和曹文诏手下兵士银两，还给曹文诏增加了兵额，让曹文诏从带五百人的营官，升级成为带一千人。
这就不光是给过曹文诏好处，还算是韦爵爷对曹文诏有过知遇之恩了，因为手下兵额数目多了，变相的等于升了官，至少，曹文诏比同等级的游击将军要高档一些。
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让曹文诏毅然出了长城。
曹文诏的一千人是有少量马匹的，并不全是步兵，有近百匹战马，这在大明边军当中非常少见，大明边军除了祖大寿的锦州军，还有蓟辽督师府直接控制的宁远城的兵马，几乎都是没有战马的，有也非常少，充其量就是几十匹马，给当官当将领的人代步用的，根本不够训练骑兵。
所以，在韦宝的侧面关照下，曹文诏的军队数量并不庞大，但是装备算是大明边军当中十分精良的了。
最关键不单是装备精良，韦宝知道曹文诏是明末数得着的猛将，甚至可以说是明末第一猛将！
因为曹文诏不是帅才，所以与孙承宗、洪承畴、卢象升和孙传庭等人还不能相提并论。
这几位算是帅才。
大明是绝对不缺知名的将帅的，似乎朝廷越是不行，越容易出现牛叉将帅。
倒是大清朝从头到尾没有出过什么名臣，名帅，名将，更能侧面反映满清在制度方面，的确比大明朝先进不少，革除了不少封建制度中的弊端，甚至将奴隶制度的弊端扫除的差不多了。
说华夏历朝历代封建制度的巅峰，不用想，肯定是大清，不管承不承认，满清吊打之前的任何一个王朝都是毫不费力的。
卓里克图听闻作战不力，忧心如焚，又要带着牛羊和老弱妇孺，自然跑不了多快。
“父亲，不去救援哥哥他们吗？他们只有两万人，不见得能打赢建奴的万人精锐铁骑的。”乌兰图雅琪琪格道。
卓里克图叹口气：“是肯定打不过，咱们所有人一起和建奴拼，也不见得打得过！所以才要走啊，建奴想打垮卓特木尔的两万人马也是不容易的，不用担心。”
“可这样我们损伤太大了！”乌兰图雅琪琪格急的眼圈都红了。
“那有什么办法？现在再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呢？要想避免杀戮，就得老老实实在建奴底下不动弹，就没有必要答应韦宝倒戈了。可长期被建奴控制，咱们的牛羊被掠夺，咱们的人被建奴奴役，每年也得死不少人。”卓里克图一边说着，一边催促身边人快走。
乌兰图雅琪琪格不再说什么，暗暗伤感，能体会父亲和部族所有人活的有多艰难，暗暗祈求韦宝不要负了内喀尔喀诸部的牧民。
如果韦宝也和建奴是一样的，那对内喀尔喀简直是太残忍了。
其实这趟只是一面之后，卓里克图就将宝都押在了韦宝身上，也是豪赌了！
但卓里克图之所以愿意这样赌，而且很果断。
主要因为宝军能与建奴大军打个五五开，最主要是宝军不怕八旗兵！
这让卓里克图看到了希望。
还有，如果叛逃出建奴，遭到失败，卓里克图觉得努尔哈赤也不敢把自己的部族怎么样，顶多杀了自己和家人谢罪。
所以，为了内喀尔喀十几万部众，卓里克图敢于这样豪赌。
走走停停的过了一个多时辰。
乌兰图雅琪琪格忽然大声叫道：“哎呀，父亲，是哥哥的人退回来了！”
卓里克图闻言看过去，果然见本部骑士追了上来。
卓里克图连忙拨转马头过去查看。
卓里克图最怕的就是听说卓特木尔战死了这种消息。
虽然马革裹尸，既然上了战场，就得随时做好战死的准备。
否则卓里克图也不会让儿子上战场了。
但毕竟是大儿子，是自己的继承人，如果卓特木尔在这个时候死了，对于部族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灾难！
“怎么样了？卓特木尔呢？”卓里克图大声问道。
“首领，卓特木尔正带人阻挡八旗兵，我们且战且退，先过来了，是卓特木尔让我们先过来的，说不要与八旗兵死拼。”一名百夫长级别的勇士大声回答道。
卓里克图听闻儿子没事，放心了不少，接着问道：“你们损失多少人？损伤大不大？怎么这么快就顶不住了？”
顺治二年四月初五日，多铎率清军自归德府起行，进兵江南，至五月十五日，入南京城。
大约同时间在北京，李若琳，时任礼部左侍郎兼内翰林弘文院侍读学士，忽传多尔衮有重下剃发令之旨，引起轩然大波。
顺治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御史赵开心弹劾李若琳“不能以道事君”、“悖旨惑民”，并表示希望“以礼乐衣冠之治治天下”。
此疏被多尔衮驳斥，但其仍表示“若不愿剃头者，亦不必强其情”。
顺治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清廷得到多铎平定江南的捷报。
顺治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多尔衮对大量奏疏反对剃头并引“旧朝礼乐制度”感到不满，并表示“便该传旨叫官民尽皆剃头”，在场的大学士以“指日江南混一”为由劝阻。
顺治二年六月初五日，清廷敕谕多铎，下令“注册各处文武军民，尽令薙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
顺治二年六月十五日，清廷正式对全国下达剃发令。
清军入关后，最初的剃发易服政策与入关前并无不同，以是否剃发为判别叛逆的标识，“以别顺逆”，对那些“虽称归顺而不薙发者”的评价也是“有狐疑观望之意”，显见对不剃发者的不信任感。
但仅仅过了二十来天，清廷便取消了之前的剃发令，“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理由是“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
这应该是地方下的普遍抵触，甚至是抵抗，与朝堂上大量官员劝阻的结果。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取消剃发易服命令是多尔衮的本心。
事实上，顺治元年的七月，多尔衮在回复山东巡按朱朗鑅希望新补监司三人用明式衣冠的奏疏时，就说“目下急勦逆贼，兵务方殷，衣冠礼乐，未遑制定。近简用各官，姑依明式”，看上去答应的颇为勉强，取消剃
发易服的命令。
其实更像是一种临时性的举措，这与后来重下剃发令时所言“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倒是颇为一致。
因此，当多铎不断传来前线顺利的捷报时，传出有重下剃发令之旨也就顺理成章了。
根据时任陕西道监察御史赵开心的奏疏，作为侍读学士的李若琳“贪位固宠”，“垂涎内院一席”，“忽传王上有官民剃头之旨”，“举朝闻之争相错愕”。
当然，赵开心的弹劾，可能并不单纯，似乎涉及到清初党争的因素在内，不过其奏疏的核心，仍是反对剃发易服，并在奏疏里将多尔衮归到同样的阵营，显然是希望多尔衮能平息所谓的“传闻”。
然而现实却不那么美好，多尔衮的回复异常强硬，“将欲使通国官民，不遵清制，而终为明朝人物乎”，但此时多尔衮对剃头一事未有勉强。
不过似乎由于大量反对剃发奏疏的交替上疏，多尔衮的态度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他认为朝臣对此的言论“甚属不伦”，并表示“今不尊本朝制度，必欲从明朝制度，是诚何心”，同时也表达了重下剃发令的意思。
虽然在场的大学士对此进行了劝阻，不过由于几天后清廷便敕谕多铎推行剃发令，显见这个劝阻并没有成功。
且就在前一天的二十八日，清廷便收到了平定江南的捷报，大学士所言的理由也就十分尴尬了。
那么清廷推行剃发易服的动机何在，又何为一度取消了剃发易服的命令。
清廷将衣冠制度视是根本政治制度。
事实上，不仅是清朝，古代中国几乎所有的朝代，都极其看重衣冠制度。
而清廷更是将衣冠制度看做区别前代的重要举措，尤其是清朝统治者需要统治大量与己衣冠形式不同的民众，使其具有高度敏感性。
在清朝入关之初，清朝统治者存在对大量归顺者的不信任感，仍然怀疑他们思念明朝，多尔衮就曾质问冯铨等人“到底是念你旧主”，并说“比如封赏如今亲王，你们未必谢”。
而衣冠发式这种高度敏感性的形式，也就被清朝统治者视为区别明朝与清朝的重要制度，因此在清廷重下剃发令的过程中，才会不断强调“明制”与“本朝制度”。
这一点是清廷一以贯之的思路，即使是后来顺治亲政之后也未有改变。
顺治十年的二月，顺治皇帝就曾下谕礼部，表示“一代冠服，自有一代之制”，并要求以后服饰“务照满式，不许异同”，由此可见一斑。
清廷要统治中国，以剃发易服来区别顺逆。
清廷在顺治元年的五月二十四日取消剃发令时，就曾提及前次发布剃发令的原因就是“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薙发，以别顺逆”，后来重下剃发令时也说“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说明清朝统治者对不剃发易服者始终感到无法信任。
而清廷对平定地区的臣民与臣服外国的态度也有不同，清廷是想要统治中国的，因此“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自然那些不愿剃发易服者，“不几为异国之人乎”。
因此，“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
清廷短暂取消剃发易服，更像是为统一全国而执行的临时举措。
实际上正如清廷于顺治二年六月十五日重下剃发令时所说，“向来薙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这也与多尔衮回复山东巡按朱朗鑅时所言相吻合，都透漏出取消剃发令，不过是因为“目下急勦逆贼，兵务方殷”，还没顾得上衣冠礼乐，姑依明式。
且清初那些反对剃发易服者的论点，也大多是说“江南正在观化之初，傥闻此风，人且畏怯而不前，阻人归顺之想，实此言贻之祸耳”，借天下混一来阻止剃发易服的实行。
而清朝统治者本身也有“恐草野之间特起豪杰，则难为收拾”的忧虑，所以清初取消剃发令更大的可能只是为统一全国的怀柔举措。
清廷一直在鼓励剃发易服，但大量大臣上疏反对剃发易服，引起猜忌，加速了清廷重下剃发令的行动。
其实，即使在取消剃发令期间，清廷也一直都在鼓励归顺官民剃头，多尔衮在回复赵开心弹劾李若琳时就说到“愿剃头者，方且嘉许之不暇”，后来李若琳被赵开心参求罢时，也被多尔衮驳回，并表示“李若琳首先剃头，为众所恶，知道了，当益竭诚尽职，不必求罢”。
后来赵开心本人剃头后，多尔衮也赏赐他衣帽，虽然多尔衮本人说“不是为剃头赏他，但因他敢言”，但鼓励剃头的意思明显。
所以看上去，清廷原本可能有潜移默化的方式执行剃发易服的意思，考虑到顺治十年还在为冠服体式下旨，清廷一开始应该没有那么急切的想要推行。
但李若琳传出多尔衮有重下剃发令的意思后，引起了大量归顺者的恐慌，纷纷上疏反对，又引起了多尔衮的猜忌，这应该是清廷在得知江南平定几天后，便立马下剃发令的直接原因。
清廷一开始并不急切推行易服的原因，可能有物资短缺的考虑在内。
清军入关之后，北方物资紧缺，很多东西措办困难，而清朝服饰又不见于内地，一时之间肯定难以改易，所以清廷在顺治二年七月下令易服时，就说到“从前原欲即令改易，恐物价腾贵，一时措置维艰，故缓至今日”。
清初强硬执行剃发易服是灾难性的，不顾官民的强烈反对强行推动已然不妥，祭出屠杀来镇压反对者更是错上加错。
而造成这个历史悲剧的最大责任者无疑是清朝的最高统治者，似李若琳这些推波助澜者当然也起到很多负面作用，但将主要原因归于他们未免高看了这些人在清初政策制定方面的作用。
部分人仅仅将剃发易服归结于孙之獬，但他当时不过是一个礼部左侍郎，比之李若琳还不如，更不用说那些劝阻多尔衮的大学士了。
剃发令从发布到取消到再发布的过程中，涉及大量的争论，仅仅将之总结为孙之獬一上疏，多尔衮一批准就完了，未免显得滑稽了些。
部分归顺清朝的大臣对清廷统治者也有一些高期望。
比如赵开心在奏疏中就提及“谓我清朝主盟中夏，急当讲求帝王文物之理，方将进皇上王上加衮冕以隆郊祀，以示观仰”，不仅反对剃发易服，还希望多尔衮与顺治能加衮冕。
即使后来执行了剃发易服，也仍有大臣提出“朝祭宜复用衮冕”，当然这些提议都被拒绝了。
可见在明清易代时，清朝统治者与归顺大臣之间关于衣冠制度是存在认知冲突的，这些认知冲突，在前期因为兵事问题被清廷暂时压了下去，给了归顺官民一种错觉，甚至更高的期盼，所以当问题重新浮出时，清廷统治者会“惊觉”居然有这么多人反对剃发易服，甚至让他们有必须强硬推行的感觉，这可能也是清廷前期强硬执行剃发易服的一个原因。
晋商之流的汉奸，以及满清入关之后剃发易服这两件，是给韦爵爷留下最深印象的两件事。
韦宝对晋商的痛恨，要远远胜过痛恨东林党和阉党。
只可惜上回搞文字清查，主要集中于北直隶地区，以及山东和河南的部分地区，并没有推行到山西去。
主要因为韦爵爷的势力范围没有达到那么远。
而且就算是达到了那么远，没有大军在当地维持的话，也是没用的，逼急了，很可能激起大规模的变乱，惹得晋商干脆反出大明之外，或者干脆招兵买马，发展成割据势力，都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如果不想激起整个历史大变化，不想死更多的人，很多时候，很多事情，韦爵爷都没有办法靠武力解决，相当麻烦。
没办法让蓟州军到长城外面去接应内喀尔喀的人马，韦宝却也派人往蓟州各个驻军的营地去了书信，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十多个大大小小的蓟州军大营都没有反应，唯独之前与韦爵爷接触过的曹文诏带了一千人出关接应。
因为曹文诏的人马得到过韦爵爷的亲自封赏，曹文诏是感恩的人，也很佩服韦宝的为人。
韦宝才到辽东就组织大军对抗建奴，这在曹文诏这种猛将们看来是很提振士气的，甚至比很受蓟辽边军爱戴的孙承宗孙督师都做的好。
韦宝不但赏赐过曹文诏和曹文诏手下兵士银两，还给曹文诏增加了兵额，让曹文诏从带五百人的营官，升级成为带一千人。
这就不光是给过曹文诏好处，还算是韦爵爷对曹文诏有过知遇之恩了，因为手下兵额数目多了，变相的等于升了官，至少，曹文诏比同等级的游击将军要高档一些。
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让曹文诏毅然出了长城。
曹文诏的一千人是有少量马匹的，并不全是步兵，有近百匹战马，这在大明边军当中非常少见，大明边军除了祖大寿的锦州军，还有蓟辽督师府直接控制的宁远城的兵马，几乎都是没有战马的，有也非常少，充其量就是几十匹马，给当官当将领的人代步用的，根本不够训练骑兵。
所以，在韦宝的侧面关照下，曹文诏的军队数量并不庞大，但是装备算是大明边军当中十分精良的了。
最关键不单是装备精良，韦宝知道曹文诏是明末数得着的猛将，甚至可以说是明末第一猛将！
因为曹文诏不是帅才，所以与孙承宗、洪承畴、卢象升和孙传庭等人还不能相提并论。
这几位算是帅才。
大明是绝对不缺知名的将帅的，似乎朝廷越是不行，越容易出现牛叉将帅。
倒是大清朝从头到尾没有出过什么名臣，名帅，名将，更能侧面反映满清在制度方面，的确比大明朝先进不少，革除了不少封建制度中的弊端，甚至将奴隶制度的弊端扫除的差不多了。
说华夏历朝历代封建制度的巅峰，不用想，肯定是大清，不管承不承认，满清吊打之前的任何一个王朝都是毫不费力的。
卓里克图听闻作战不力，忧心如焚，又要带着牛羊和老弱妇孺，自然跑不了多快。
“父亲，不去救援哥哥他们吗？他们只有两万人，不见得能打赢建奴的万人精锐铁骑的。”乌兰图雅琪琪格道。
卓里克图叹口气：“是肯定打不过，咱们所有人一起和建奴拼，也不见得打得过！所以才要走啊，建奴想打垮卓特木尔的两万人马也是不容易的，不用担心。”
“可这样我们损伤太大了！”乌兰图雅琪琪格急的眼圈都红了。
“那有什么办法？现在再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呢？要想避免杀戮，就得老老实实在建奴底下不动弹，就没有必要答应韦宝倒戈了。可长期被建奴控制，咱们的牛羊被掠夺，咱们的人被建奴奴役，每年也得死不少人。”卓里克图一边说着，一边催促身边人快走。
乌兰图雅琪琪格不再说什么，暗暗伤感，能体会父亲和部族所有人活的有多艰难，暗暗祈求韦宝不要负了内喀尔喀诸部的牧民。
如果韦宝也和建奴是一样的，那对内喀尔喀简直是太残忍了。
其实这趟只是一面之后，卓里克图就将宝都押在了韦宝身上，也是豪赌了！
但卓里克图之所以愿意这样赌，而且很果断。
主要因为宝军能与建奴大军打个五五开，最主要是宝军不怕八旗兵！
这让卓里克图看到了希望。
还有，如果叛逃出建奴，遭到失败，卓里克图觉得努尔哈赤也不敢把自己的部族怎么样，顶多杀了自己和家人谢罪。
所以，为了内喀尔喀十几万部众，卓里克图敢于这样豪赌。
走走停停的过了一个多时辰。
乌兰图雅琪琪格忽然大声叫道：“哎呀，父亲，是哥哥的人退回来了！”
卓里克图闻言看过去，果然见本部骑士追了上来。
卓里克图连忙拨转马头过去查看。
卓里克图最怕的就是听说卓特木尔战死了这种消息。
虽然马革裹尸，既然上了战场，就得随时做好战死的准备。
否则卓里克图也不会让儿子上战场了。
但毕竟是大儿子，是自己的继承人，如果卓特木尔在这个时候死了，对于部族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灾难！
“怎么样了？卓特木尔呢？”卓里克图大声问道。
“首领，卓特木尔正带人阻挡八旗兵，我们且战且退，先过来了，是卓特木尔让我们先过来的，说不要与八旗兵死拼。”一名百夫长级别的勇士大声回答道。
卓里克图听闻儿子没事，放心了不少，接着问道：“你们损失多少人？损伤大不大？怎么这么快就顶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