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保罗.陶德曼博士是德意志帝国驻中国的大使，在武汉和北京任职多年。不过在被派来中国之前，他还在日本任职五年，担任驻神户总领事和驻日大使助理、临时代办。在更早的19071914年间，他还在俄国担任外交官。可以说，他的整个外交生涯，就是围绕着俄国、日本和中国展开的。
因此从1939年初开始，他就成了协调苏日关系的核心人物，频繁往来于武汉海参崴东京三地。根据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指示，他的任务是免除日本帝国南进的后顾之忧。
促成日本帝国南进一直以来都是赫斯曼东方政策的核心！因为赫斯曼从来没有幻想过和美国和平共处。而要和美国开战，自然少不了日本在太平洋方向上进行牵制。
为此，德国从1928年起就逐步和日本靠拢，展开了长达10年的日德经济技术合作。而日德经济技术合作的重点，则是增加日本帝国在海上和空中的武力。
而在经济技术合作之外，协调日本和德国的另一个合作伙伴苏联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日本帝国南进的又一个重要手段。毕竟日本的国力有限，根本无法同时承担北上、西进和南下三大任务。
而且，由于苏德关系的地位在日德关系之上，一旦日苏之间的矛盾升级为武装冲突，德国将不得不站在苏联一边。虽然德国不可能直接出兵去和日本作战（在赫斯曼看来也无必要，因为日本陆军根本打不过苏联红军），但是所有的日德合作项目都必须停止，这必将会严重影响日本未来的南下作战。
但是这种协调政策到1939年初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苏日之间关系出现了急剧恶化的趋势。
因此陶德曼这个德国驻中国的大使，就忙着在苏日之间进行斡旋了。
不过还没等到他的斡旋取得成功，希特勒和斯大林这对“社会主义的亲密战友”就在里加会面，随后发表了《解放者宣言》。“宣言”虽然不是针对日本的，但还是在日本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也给陶德曼博士的斡旋带来了不少麻烦。
从一架汉莎航空公司的容克52客机上下来，陶德曼博士就感到了日本方面的态度变化。
舷梯下面空空荡荡，没有任何几个日本高官前来迎接，只有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和德国驻日武官尤金.奥特上校，还有一位日本外务省负责东亚事务的局长石射猪太郎。他曾经在上海和武汉任职，和陶德曼是老相识。在1937年3月担任外务省东亚局局长后，就成了日本方面具体负责苏日协调的官员。
“这位猪太郎总算是来了。”陶德曼心想：“这说明日本人并没有关上谈判的大门。”
“猪太郎，”陶德曼快步上前，操着流利的日语，“能在这里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他和猪太郎握了下手，后者则弯腰鞠躬，说：“大使先生，今天外务省有重要会议，大臣和次官都分不开身，只有在下比较空闲，所以就来机场迎接了。”
“哦，是这样啊。”陶德曼哈哈笑了笑，仿佛毫不在意，又去和狄克逊大使、奥特上校握手寒暄。这两位的脸色都颇为沉重，看来日本方面正在疏远德国。
短暂的寒暄过后，陶德曼和尤金.奥特上校就上了一辆德国大使馆的奔驰w07轿车，而狄克逊大使则和石射猪太郎上了日本外务省派出的一辆日产70轿车。两辆轿车一前一后，就往东京市区而去。
坐在轿车里的陶德曼留心观察了一下东京的情况，这座由大片低矮的木板房和少量西方式建筑组成的日本帝国的首都，此时看起来非常繁华。街头有不少汽车在行驶，这说明日本还没有对汽油进行严厉的管制——这可能说明了日本尚未决定和苏联开战。
“他们并不想打仗，是吗？”陶德曼问身边的奥特上校。
“大使先生，应该说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打仗。”尤金.奥特上校说。“局势的变化太过剧烈，远远出乎了日本的预料。而且他们的陆军准备不足，只有17个武器装备相当于波兰步兵师的师团和一些独立的旅团，满员率也不是很高，靠这些兵力很难取胜。
为此，日本军方内部产生了激烈的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应该趁着苏联在西线陷入战争的机会，扩大日本的利益，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目前发生的变动无损日本利益，因为对方已经保证了日本现有的权益不会受损，并且愿意继续提供廉价的煤炭、铁矿石和有色金属，而且数量将比过去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发动战争毫无必要，风险也难以控制。”
“那么他们知道帝国的立场吗？”陶德曼马上追问。
“狄克逊大使已经将帝国的立场清楚告知了日本外务省，”尤金.奥特上校说。
“那么英美法呢？”陶德曼问，“他们驻日本的大使做何反应？”
“英美法都支持日本，”尤金.奥特说，“他们希望日本陷入一场漫长而艰苦的地面战争，这样日本的海上力量就不会威胁英美法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了。正因为英美法的态度，所以现在日本的陆军和海军都分裂成两派，争吵不休，今天还要召开五相御前会议，讨论国策。”
“五相会议？”陶德曼顿时紧张了起来，虽然在远东呆了很多年，但是他还是不大了解日本人古怪的思维。或许他们真的会放着南方大块而且易得的肥肉不去吃，而去再打一场规模更大的“日俄战争”。
“那么阿部首相的主张是什么？”陶德曼接着问。
阿部首相就是阿部信行，他是陆军大将，属于日本陆军中的“宇垣派”（以宇垣一成为领袖），因此游离于统制派和皇道派的斗争之外，但他还是在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后被赶出了现役。
不过阿部信行在日本陆军和海军中的人缘很好，而且宇垣派在日本陆军中的实力犹在，因此得以取代在面对局势重大变化而束手无策的近卫文麿成为首相。
但是阿部信行的能力同样不足以解决目前的危机，现在只得召开御前五相会议，将难题推给陆海军和天皇。
而目前统治日本帝国的那位智力不足的裕仁天皇（这届日本天皇不行啊），同样对眼下的局势感到束手无策。
“目前我帝国之生命线已遭赤俄势力之严重威胁，若不采取断然措施，帝国之前途命运，皆将操于他人之手。”陆军大臣畑俊六在重臣会议上大声疾呼，“因此陆军建议以武力与赤俄决战！但同时也不因放弃南进准备，一旦欧洲战场出现有利于德国之局面，帝国海陆军将义无反顾地负担起南下解放亚细亚受压迫之民族的使命。”
裕仁天皇淡淡地看了眼这个长得干巴巴的陆军大臣，他知道这位大臣想要表达的意思和他所说的话并不一致，需要仔细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陆军仿佛在建议和苏联开打——可是在过去的10年里日本陆军并没有做开打的准备。日本大半的军费都花在海军上面，陆军如果不算航空兵的话，武器装备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差不多，而且人数又太少。现在让陆军贸然出击，肯定是打不过的。
也就是说，要开打，先得备战，扩充兵员，添置装备……军费大大的有！
而在准备西进的同时，陆军也要准备南下——其实这对陆军而言，其实是一回事儿，都要大大增加军费。
不过，南下不能光靠陆军，必须陆海协同。在过去1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因为西方大陆太平无事，日本军费的大半就花在了海军之上。在1937年初就通过了“03舰艇补充计划”，确定建造4艘“大和”级战列舰、4艘“理想型航空母舰”。
由于日本在过去10年拥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远东局势，而且获取原材料和销售工业品（主要是机器、钢材和化工产品）的渠道也非常畅通，因此日本的经济发展的不错，拥有了比较强大的财力可以投入海军建设，使得8艘被寄予厚望的主力舰得以同时开工。
根据计划，这8艘主力舰将会在1943年底前全部竣工，届时日本海军将拥有最强大的战列舰和航空母舰！
而在陆军看来，海军拥有了那么多昂贵的主力舰，当然要在南洋大显身手。陆军也能跟着一起去解放受压迫的东南亚人民……这个功劳大大的！
所以，日本陆军现在已经统一了意见——先扩军备战再说！要是不赶紧投军费，西进南下北上陆军打不过！
陆军的意思裕仁天皇明白了，那么现在就看海军的意思了。他将目光转向了身心憔悴，好像得了忧郁症的海军大臣吉田善吾。(未完待续。)
因此从1939年初开始，他就成了协调苏日关系的核心人物，频繁往来于武汉海参崴东京三地。根据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指示，他的任务是免除日本帝国南进的后顾之忧。
促成日本帝国南进一直以来都是赫斯曼东方政策的核心！因为赫斯曼从来没有幻想过和美国和平共处。而要和美国开战，自然少不了日本在太平洋方向上进行牵制。
为此，德国从1928年起就逐步和日本靠拢，展开了长达10年的日德经济技术合作。而日德经济技术合作的重点，则是增加日本帝国在海上和空中的武力。
而在经济技术合作之外，协调日本和德国的另一个合作伙伴苏联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日本帝国南进的又一个重要手段。毕竟日本的国力有限，根本无法同时承担北上、西进和南下三大任务。
而且，由于苏德关系的地位在日德关系之上，一旦日苏之间的矛盾升级为武装冲突，德国将不得不站在苏联一边。虽然德国不可能直接出兵去和日本作战（在赫斯曼看来也无必要，因为日本陆军根本打不过苏联红军），但是所有的日德合作项目都必须停止，这必将会严重影响日本未来的南下作战。
但是这种协调政策到1939年初就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苏日之间关系出现了急剧恶化的趋势。
因此陶德曼这个德国驻中国的大使，就忙着在苏日之间进行斡旋了。
不过还没等到他的斡旋取得成功，希特勒和斯大林这对“社会主义的亲密战友”就在里加会面，随后发表了《解放者宣言》。“宣言”虽然不是针对日本的，但还是在日本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也给陶德曼博士的斡旋带来了不少麻烦。
从一架汉莎航空公司的容克52客机上下来，陶德曼博士就感到了日本方面的态度变化。
舷梯下面空空荡荡，没有任何几个日本高官前来迎接，只有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和德国驻日武官尤金.奥特上校，还有一位日本外务省负责东亚事务的局长石射猪太郎。他曾经在上海和武汉任职，和陶德曼是老相识。在1937年3月担任外务省东亚局局长后，就成了日本方面具体负责苏日协调的官员。
“这位猪太郎总算是来了。”陶德曼心想：“这说明日本人并没有关上谈判的大门。”
“猪太郎，”陶德曼快步上前，操着流利的日语，“能在这里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他和猪太郎握了下手，后者则弯腰鞠躬，说：“大使先生，今天外务省有重要会议，大臣和次官都分不开身，只有在下比较空闲，所以就来机场迎接了。”
“哦，是这样啊。”陶德曼哈哈笑了笑，仿佛毫不在意，又去和狄克逊大使、奥特上校握手寒暄。这两位的脸色都颇为沉重，看来日本方面正在疏远德国。
短暂的寒暄过后，陶德曼和尤金.奥特上校就上了一辆德国大使馆的奔驰w07轿车，而狄克逊大使则和石射猪太郎上了日本外务省派出的一辆日产70轿车。两辆轿车一前一后，就往东京市区而去。
坐在轿车里的陶德曼留心观察了一下东京的情况，这座由大片低矮的木板房和少量西方式建筑组成的日本帝国的首都，此时看起来非常繁华。街头有不少汽车在行驶，这说明日本还没有对汽油进行严厉的管制——这可能说明了日本尚未决定和苏联开战。
“他们并不想打仗，是吗？”陶德曼问身边的奥特上校。
“大使先生，应该说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打仗。”尤金.奥特上校说。“局势的变化太过剧烈，远远出乎了日本的预料。而且他们的陆军准备不足，只有17个武器装备相当于波兰步兵师的师团和一些独立的旅团，满员率也不是很高，靠这些兵力很难取胜。
为此，日本军方内部产生了激烈的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应该趁着苏联在西线陷入战争的机会，扩大日本的利益，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目前发生的变动无损日本利益，因为对方已经保证了日本现有的权益不会受损，并且愿意继续提供廉价的煤炭、铁矿石和有色金属，而且数量将比过去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发动战争毫无必要，风险也难以控制。”
“那么他们知道帝国的立场吗？”陶德曼马上追问。
“狄克逊大使已经将帝国的立场清楚告知了日本外务省，”尤金.奥特上校说。
“那么英美法呢？”陶德曼问，“他们驻日本的大使做何反应？”
“英美法都支持日本，”尤金.奥特说，“他们希望日本陷入一场漫长而艰苦的地面战争，这样日本的海上力量就不会威胁英美法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了。正因为英美法的态度，所以现在日本的陆军和海军都分裂成两派，争吵不休，今天还要召开五相御前会议，讨论国策。”
“五相会议？”陶德曼顿时紧张了起来，虽然在远东呆了很多年，但是他还是不大了解日本人古怪的思维。或许他们真的会放着南方大块而且易得的肥肉不去吃，而去再打一场规模更大的“日俄战争”。
“那么阿部首相的主张是什么？”陶德曼接着问。
阿部首相就是阿部信行，他是陆军大将，属于日本陆军中的“宇垣派”（以宇垣一成为领袖），因此游离于统制派和皇道派的斗争之外，但他还是在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后被赶出了现役。
不过阿部信行在日本陆军和海军中的人缘很好，而且宇垣派在日本陆军中的实力犹在，因此得以取代在面对局势重大变化而束手无策的近卫文麿成为首相。
但是阿部信行的能力同样不足以解决目前的危机，现在只得召开御前五相会议，将难题推给陆海军和天皇。
而目前统治日本帝国的那位智力不足的裕仁天皇（这届日本天皇不行啊），同样对眼下的局势感到束手无策。
“目前我帝国之生命线已遭赤俄势力之严重威胁，若不采取断然措施，帝国之前途命运，皆将操于他人之手。”陆军大臣畑俊六在重臣会议上大声疾呼，“因此陆军建议以武力与赤俄决战！但同时也不因放弃南进准备，一旦欧洲战场出现有利于德国之局面，帝国海陆军将义无反顾地负担起南下解放亚细亚受压迫之民族的使命。”
裕仁天皇淡淡地看了眼这个长得干巴巴的陆军大臣，他知道这位大臣想要表达的意思和他所说的话并不一致，需要仔细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陆军仿佛在建议和苏联开打——可是在过去的10年里日本陆军并没有做开打的准备。日本大半的军费都花在海军上面，陆军如果不算航空兵的话，武器装备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差不多，而且人数又太少。现在让陆军贸然出击，肯定是打不过的。
也就是说，要开打，先得备战，扩充兵员，添置装备……军费大大的有！
而在准备西进的同时，陆军也要准备南下——其实这对陆军而言，其实是一回事儿，都要大大增加军费。
不过，南下不能光靠陆军，必须陆海协同。在过去1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因为西方大陆太平无事，日本军费的大半就花在了海军之上。在1937年初就通过了“03舰艇补充计划”，确定建造4艘“大和”级战列舰、4艘“理想型航空母舰”。
由于日本在过去10年拥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远东局势，而且获取原材料和销售工业品（主要是机器、钢材和化工产品）的渠道也非常畅通，因此日本的经济发展的不错，拥有了比较强大的财力可以投入海军建设，使得8艘被寄予厚望的主力舰得以同时开工。
根据计划，这8艘主力舰将会在1943年底前全部竣工，届时日本海军将拥有最强大的战列舰和航空母舰！
而在陆军看来，海军拥有了那么多昂贵的主力舰，当然要在南洋大显身手。陆军也能跟着一起去解放受压迫的东南亚人民……这个功劳大大的！
所以，日本陆军现在已经统一了意见——先扩军备战再说！要是不赶紧投军费，西进南下北上陆军打不过！
陆军的意思裕仁天皇明白了，那么现在就看海军的意思了。他将目光转向了身心憔悴，好像得了忧郁症的海军大臣吉田善吾。(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