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高峰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杨邦乂和仇悆还是吃了一惊，他们可不认为高峰无聊了才说这种话出来，其定然有深意。
从本心上来讲，他们并不希望天下大乱。不说做这个官容不容易，单是世道纷乱，百姓受苦就不是他们愿意接受的了，何况生于乱世，生命也没有保障。
只是他们也看的出来，朝廷的一系列做法实在欠妥当，导致天下大乱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花石纲”算一件。几年下来，因花石纲家破人亡的不计其数，百姓流离失所，不造反干什么？
“西城所”又是一件。这是赵佶任用宦官杨戬“立法索民田契”的一种方法，称为“西城括田所”。
其内容是依法令形式向百姓提出查阅土地契约，因为许多人的土地是辗转转让来的，从甲到乙，再从乙到丙，最后查无所查，或为开垦荒地而来，根本拿不出田契。无论有没有田契，法令都辗转追究，直到没有证据为止。于是田地便被视作公田，从而推测土地的产量，增加租赋。
此法始于汝州，慢慢地扩展到京东、京西、淮西、淮北，搜求废堤、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塞的地方，都勒令百姓租佃。租额确定后，土地虽被河水冲荡，不能耕种时，租额也不减免，号称“西城所”。
“西城所”一出，京东地区百姓倍受其害，或赋税额巨增，或田产被括为公田，不服上诉则惨遭酷刑，冤死者数以千万计。
方圆数百里的梁山泊也被西城所括占，对湖上渔户依保甲法进行编制，并于渔船上刻立标志，禁止其他船只进入梁山泊。凡渔民入泊捕鱼、采摘莲藕等，一律定立赋税，按船只大小交纳税收。此处百姓无以谋生，只能“相聚为盗”，奋起反抗宋廷的残酷剥削和压榨，宋江的起义就是利用了这次机会。
“花石纲”和“西城所”只是赵佶朝廷中两件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更多的欺压百姓、官逼民反的事情同样在各地进行，百姓无处申怨，一些积怨逐渐汇集，早晚会有爆发的一天。
“是呀，天下大乱已不远矣！”杨邦乂和仇悆各自在心里认可了一句。
“大人，我们作为手下愿听吩咐!”这是杨邦乂和仇悆地回答，这也是他们的心声。
高峰任知县以来，为国为民做了那么多事，把一个县境打造成人间天堂，他可以说是死气沉沉的大宋冉冉升起的一颗明星，为百官做出了楷模，为百姓的生计寻到了一条可行之路，这样的官员实在是太少了。
杨邦乂和仇悆自忖是能吏，也是为民的好官，可他们认为，由他们来做知县，同样历时四年，绝对达不到高峰的效果，其原因自然是因为高峰的神奇之处，更多的便是高峰的思路活跃，其预见性和开拓性根本就没有人能够比拟。
从宋江的事情出来就能看到，别的官员考虑的是如何把宋江之流擒获，从而立功或免责，而高峰考虑的却是大宋因何如此，此种事端的影响和发展，以及下一步可能出现的情况。
这种跳跃性思维说明高峰想的更深远，也更到位，最主要的是他把事情向二人和盘托出，也代表对二人信任有加，此时二人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因而他们才齐声说道：“愿听吩咐。”
无论他们听不听，高峰已看出他们对朝廷的失望，虽然他们不可能说出大道不逆的话来，却也期望朝廷能够做出改变，从而稳定一下国内局势，只是这种想法注定不可能实现。
“宋江造反或许对大宋造不成多大压力，也不会动摇国本、伤害百姓，可它就似一个引子，带动作用不可估量，一旦朝廷的底细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摸清，此类事件便会接二连三地发生，长期下来，受损的还是大宋的实力。”
高峰分析着，却也在告诉两人，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天下大乱或许就在不远的将来。
“真要到那时，我们县如何自处？”杨邦乂突然问道。
他和仇悆如何选择并不重要，反正自己都作为了主，因而主见有没有无所谓，但是，丰’县就不同了。
这几年丰’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是钱粮，还是民众，都是他人望尘莫及的，天下若兵荒马乱，如此一块肥地，岂能独善其身？
匪众自然不会放过这里，此处防卫再严也没有正规军，除了名义上的乡兵，厢兵都没有一个，更不要说禁军了。因而，只要那帮造反派不傻，或者离得太远，都会把目光瞄向这里，毕竟抢了它，不比抢了一两座州府差。
除了匪众，还要防着的就是朝廷和官兵。朝廷征粮、征兵，肯定要从这种富裕县进行，谁让你腰精粗呢，那就能者多劳吧，丰’县“多劳”的情况已可预见。
这还不算，更可怕的是兵匪。乱世中的官兵不比匪徒强，甚至还要可恶，他们烧杀抢掠可谓师出有名，敢反对的杀了也是白杀。一旦被这帮人盯上，全县几年的努力岂不是白忙活了？
这件事实际上正是高峰最担心的，他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因而必须做好万全准备。
做准备就必须用到杨邦乂和仇悆，他之前的询问实际上也是为这个目的而进行的一种试探。万一与朝廷的官兵起了冲突，他希望这两人要勇敢地站在他一侧，否则，内忧外患，那就防不胜防了。
如今两人都愿意听从他的吩咐，他自然不会隐瞒他们，因而坚定地说道：“所有来犯之敌，全部剿杀。”
这话说得正大光明，铿锵有力，听来振奋人心，却在告诉杨邦乂和仇悆，管他是官还是匪，只要敢乱来的，统统都干掉。
这份气势果然不是一般人能够比拟的，虽然杨邦乂和仇悆听出了其中的味道，却还是对高峰暗自佩服。一名官员因保护百姓敢于说“不”，那拥有的可不仅仅是胆略，更多的是一份仁爱之心。
从本心上来讲，他们并不希望天下大乱。不说做这个官容不容易，单是世道纷乱，百姓受苦就不是他们愿意接受的了，何况生于乱世，生命也没有保障。
只是他们也看的出来，朝廷的一系列做法实在欠妥当，导致天下大乱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花石纲”算一件。几年下来，因花石纲家破人亡的不计其数，百姓流离失所，不造反干什么？
“西城所”又是一件。这是赵佶任用宦官杨戬“立法索民田契”的一种方法，称为“西城括田所”。
其内容是依法令形式向百姓提出查阅土地契约，因为许多人的土地是辗转转让来的，从甲到乙，再从乙到丙，最后查无所查，或为开垦荒地而来，根本拿不出田契。无论有没有田契，法令都辗转追究，直到没有证据为止。于是田地便被视作公田，从而推测土地的产量，增加租赋。
此法始于汝州，慢慢地扩展到京东、京西、淮西、淮北，搜求废堤、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塞的地方，都勒令百姓租佃。租额确定后，土地虽被河水冲荡，不能耕种时，租额也不减免，号称“西城所”。
“西城所”一出，京东地区百姓倍受其害，或赋税额巨增，或田产被括为公田，不服上诉则惨遭酷刑，冤死者数以千万计。
方圆数百里的梁山泊也被西城所括占，对湖上渔户依保甲法进行编制，并于渔船上刻立标志，禁止其他船只进入梁山泊。凡渔民入泊捕鱼、采摘莲藕等，一律定立赋税，按船只大小交纳税收。此处百姓无以谋生，只能“相聚为盗”，奋起反抗宋廷的残酷剥削和压榨，宋江的起义就是利用了这次机会。
“花石纲”和“西城所”只是赵佶朝廷中两件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更多的欺压百姓、官逼民反的事情同样在各地进行，百姓无处申怨，一些积怨逐渐汇集，早晚会有爆发的一天。
“是呀，天下大乱已不远矣！”杨邦乂和仇悆各自在心里认可了一句。
“大人，我们作为手下愿听吩咐!”这是杨邦乂和仇悆地回答，这也是他们的心声。
高峰任知县以来，为国为民做了那么多事，把一个县境打造成人间天堂，他可以说是死气沉沉的大宋冉冉升起的一颗明星，为百官做出了楷模，为百姓的生计寻到了一条可行之路，这样的官员实在是太少了。
杨邦乂和仇悆自忖是能吏，也是为民的好官，可他们认为，由他们来做知县，同样历时四年，绝对达不到高峰的效果，其原因自然是因为高峰的神奇之处，更多的便是高峰的思路活跃，其预见性和开拓性根本就没有人能够比拟。
从宋江的事情出来就能看到，别的官员考虑的是如何把宋江之流擒获，从而立功或免责，而高峰考虑的却是大宋因何如此，此种事端的影响和发展，以及下一步可能出现的情况。
这种跳跃性思维说明高峰想的更深远，也更到位，最主要的是他把事情向二人和盘托出，也代表对二人信任有加，此时二人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因而他们才齐声说道：“愿听吩咐。”
无论他们听不听，高峰已看出他们对朝廷的失望，虽然他们不可能说出大道不逆的话来，却也期望朝廷能够做出改变，从而稳定一下国内局势，只是这种想法注定不可能实现。
“宋江造反或许对大宋造不成多大压力，也不会动摇国本、伤害百姓，可它就似一个引子，带动作用不可估量，一旦朝廷的底细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摸清，此类事件便会接二连三地发生，长期下来，受损的还是大宋的实力。”
高峰分析着，却也在告诉两人，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天下大乱或许就在不远的将来。
“真要到那时，我们县如何自处？”杨邦乂突然问道。
他和仇悆如何选择并不重要，反正自己都作为了主，因而主见有没有无所谓，但是，丰’县就不同了。
这几年丰’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是钱粮，还是民众，都是他人望尘莫及的，天下若兵荒马乱，如此一块肥地，岂能独善其身？
匪众自然不会放过这里，此处防卫再严也没有正规军，除了名义上的乡兵，厢兵都没有一个，更不要说禁军了。因而，只要那帮造反派不傻，或者离得太远，都会把目光瞄向这里，毕竟抢了它，不比抢了一两座州府差。
除了匪众，还要防着的就是朝廷和官兵。朝廷征粮、征兵，肯定要从这种富裕县进行，谁让你腰精粗呢，那就能者多劳吧，丰’县“多劳”的情况已可预见。
这还不算，更可怕的是兵匪。乱世中的官兵不比匪徒强，甚至还要可恶，他们烧杀抢掠可谓师出有名，敢反对的杀了也是白杀。一旦被这帮人盯上，全县几年的努力岂不是白忙活了？
这件事实际上正是高峰最担心的，他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因而必须做好万全准备。
做准备就必须用到杨邦乂和仇悆，他之前的询问实际上也是为这个目的而进行的一种试探。万一与朝廷的官兵起了冲突，他希望这两人要勇敢地站在他一侧，否则，内忧外患，那就防不胜防了。
如今两人都愿意听从他的吩咐，他自然不会隐瞒他们，因而坚定地说道：“所有来犯之敌，全部剿杀。”
这话说得正大光明，铿锵有力，听来振奋人心，却在告诉杨邦乂和仇悆，管他是官还是匪，只要敢乱来的，统统都干掉。
这份气势果然不是一般人能够比拟的，虽然杨邦乂和仇悆听出了其中的味道，却还是对高峰暗自佩服。一名官员因保护百姓敢于说“不”，那拥有的可不仅仅是胆略，更多的是一份仁爱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