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光德是被陆家和行会其他织商商量过后，推出来替罪的，”楚嫣一擦眼泪，道：“他们推举沈光德起事的时候，承诺共担罪责，现在又以其妻儿老小相胁迫，逼他一人担下所有罪责。当然沈光德是个君子，他对苏州如今这个局面很有愧疚，陆执章他们就说，一个人站出来，保全其他人，保全织染行会的根基，也保全他名下的织工机户。”
陈惇道：“沈光德答应了，但他又心有不甘，于是认罪的同时，将账册交给了张经。”
他说着道：“账册究竟有何问题，跟陆家什么联系？”
“账册所有支出打点，用的都是是兴盛昌的银票，”楚嫣道：“如果这件事情捅出来，查细目的时候，陆家的兴盛昌势必会被查，陆家控制江苏经济命脉，兴盛昌贩铜、铸私钱、倒换宝钞、强行并购，黑幕林立……届时所有的黑色交易都会随之曝光，数罪并罚，兴盛昌焉能幸存？”
陈惇心道原来陆家的资本积累是这样形成的，不知道这算不算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但资本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一点确实说的没错。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楚嫣咬了咬唇，深吸一口气：“这账目上最大的一笔开支，就是给首辅严嵩眼是吩咐父子的孝敬。而每年五十万两银子的孝敬，不是直接将银票送到严府，而是……而是通过兴盛昌在浙江、福建及南直隶的分号，放高利贷。”
陈惇倒吸一口气：“放高利贷？”
楚嫣点头道：“五十万两银子放出去，日息一分，不出二月，就能收回来几百万两雪花银，大头严嵩拿走，小头就是陆家收入囊中。双方一拍即合，各有所需。严嵩须凭借兴盛昌的外衣操作，而兴盛昌凭借严嵩的权势，强行借贷，多少大户小民被逼借入高利贷，因为还不起而家破人亡。”
高利贷以货币的形式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当时借贷年利率大致在50%100%之间，而史书中关于借贷牟取暴利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史记》中，汉景帝时期爆发了“七国之乱”。打战要花很多钱，为了应对战争，朝廷不但把国库掏空，还要向民间的富户去借钱。由于战争前期形势不明，那些富户们怕把钱借给朝廷后连本都收不回来，所以都不肯出借。有一位母颜氏却愿意倾囊相助，不过要求回报十倍的利息。结果三个月后，叛乱就被朝廷镇压下去了，母颜氏得到了丰厚的投资收益。由此，放高利贷便成为西汉官僚家族获取财富的重要途径之一。
到了南北朝的北魏时期，高利贷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利息都定得很高，许多人因借高利贷而倾家荡产。随着破产群体的日益增大，北魏统治者认为高利贷已影响到了社会和谐稳定，于是便规定贷款年利率最高不得超过100%。隋唐时期，朝廷设置了一种叫“公廨本钱”的专款用于官方发放贷款，其职能有点类似于银行了。公廨本钱由各州令史经管，借出五万本钱，每月收取利息四千文，年息约达100%。
宋朝是中国古代经济活动最发达的朝代，高利贷自然也就非常活跃。宋代官营放贷机构叫交子务、会子务，私营的叫交子铺、交引铺、钱引铺。田契、地契、金银器是最好的抵押品。如果借款人没财产可以抵押，甚至可以将自己的妻女作为抵押品。
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其中有一项《青苗法》，就是让官府在夏秋粮食青黄不接时放贷给农民，帮他们渡过难关，并且只收取20%的年化利息，这也是一种官贷。
元朝时期，蒙古贵族出钱委托善于经营的中亚商人经营商业和放贷，他们发放的高利贷叫“斡脱钱”。这种高利贷次年转息为本，本再生息，时称“羊羔利”、“羊羔息”。
到了明朝，高利贷现象有了明显改善，关于“利上起利”（即复利），大明律对此是禁止的。明律里“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就是规定利息总量上限是本钱的100%。多见的是，在饥荒时节，地方官府要求一些积谷较多的大户减息向自家佃户或其他缺食人户放贷，与此同时，以官府的力量保证借贷者归还。地方各级官府为维护地方稳定，保护小农、小手工业者，限制高利贷者的过度剥削，常常在律例基础上再推行减利的政策：在三分的基础上降低五厘至一分左右的利率，以利债务人清偿。
像严嵩和兴盛昌敢放百分之千的利钱，确实是闻所未闻。一个模糊的念头从陈惇脑中闪过，他微微眯起了眼睛。
“这账册和口供对你来说是杀身之罪，你不可保留。”陈惇道：“东西我收走了，你在我这里暂且安身，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张经和陆家找到你之前，不会拿你弟弟怎么样的。”
楚嫣已经知道了如今这个天罗地网的局面，她是插翅难逃，心中一顿，眼中又落下泪来。
陈惇将她赶到自己的房间去睡，自己却在澄心书屋亮了一晚上的灯。他一边敲着桌面，一边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下“严党”、“李党”两个名称，在严嵩名字后面写上了赵文华，在李党后面添了一个张经，又准备加一个徐阶，想了想另将徐阶划入了“徐党”之中。
苏州现在这个局面，已经不再是织染太监和百姓的矛盾，而逐渐要变成朝廷各方角力了。
一本写满了江南豪族与当朝首辅勾结贪墨的账册，将引起怎样的巨震，陈惇可以预见。但他不能预见的是，这东西现世之后，嘉靖帝是否有任何惩治严党的决心——
嘉靖帝能违背祖训，在苏州开征商税，显然是内帑用费已贫，无法供给他修边墙、修宫室，当他知道首辅严嵩居然能贪墨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雪花银，他又该会怎么愤怒呢？可是话说回来，严嵩贪墨的事，难道皇帝真的一点都没有觉察吗？
其实，只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就够了，那就是替皇帝着想的人活的长还是替百姓着想的人活的长。无数史实告诉我们，还是前者活的长一点。
严嵩在位这么多年，搞得国事稠溏，乌烟瘴气，无数百姓无数官员恨他恨得咬牙切齿。但他还兀自岿然不动，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在给嘉靖帝背锅。国库空虚，官员贪腐，人民生活痛苦，谁的错，都是严嵩的错，你肯定不能骂皇帝啊。杀岳飞是宋高宗下的令，为啥跪的就秦桧和他老婆？严嵩也很清楚自己该干嘛，所以背了这么年锅。
皇帝要用他遮风挡雨，要用他对付百官，关键是他还那么好用，嘉靖帝舍得杀他吗？
答案是舍得的，只不过要在他利用价值都榨干，已经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时候。所以现在并不是那个时机。那账目的现世，就不能成为扳倒严党的工具。
张经将账目交上去，也许会引得嘉靖帝大怒，会罢斥严党的官员，会痛骂严嵩，会安抚张经，提拔李党的官员，但严嵩还会在首辅的位置上，牢牢坐着，屁股都不会挪一下。
所以这一局，李党大获全胜，严党大受打击，但很快就从打击中恢复，暗暗积蓄反击的力量，将来予以李党致命一击。
那这成了什么了，这不还是政治倾轧吗？
这是政治上的后遗症，经济上，兴盛昌最有可能的结局就是被肢解，被瓜分，被内廷和外廷肢解，被日升隆瓜分。晋党很快就越过长江以南，没有了淮商、海商的阻挡，他们的手伸地更加肆无忌惮。陈惇对江南商人没有什么好感，然而他对晋商更没有好感。因为如果说陆执章这样的江南商人的发家史不过是“掠之于民”，那晋商的发家史就几乎可谓是变卖国家利益了。
因为这帮晋商当初能膨胀，就是在边城走私盐铁，开始不过是开中取盐，后来为了攫取厚利，不顾国家的禁令，大肆走私粮食、盐铁，甚至走私火药火器——对象也从蒙古鞑靼变成了后金女真，让朝廷的封锁令变成一纸空文。更可恶的是，他们基本垄断了大明的军需供给，能想象和后金的对战中，火器打不着，火铳炸膛，然后棉服棉被都劣质过甚，无法御寒，一天之内竟使几十名士兵冻死吗？
说来说去，大家都不是啥好鸟，陈惇投笔而起，推开了窗子——但这又是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最可怕的后遗症是，嘉靖帝缺钱，当发现掠之于民遭到了百姓反抗，而商人财富集中又不能反抗的时候，他就会认为，商人的钱可解燃眉之急而不用担心商人能闹翻了天。
所以病态的地方就在，商人在百姓身上掠夺财富，而朝廷从商人身上掠夺。朝廷不给张经一点军费，只要他自己去筹措，张经要对老百姓征税，但老百姓的钱财来的缓慢，只能选择财富集中的大户商人。他征了税之后，大户肯定不干，于是要联手把他赶走。但若是新下来一个总督，也要为了军费而掠之于商，于是又开始重复老路，这不由得让人发问，钱都到哪儿去了呢？
要是从商人的角度看，资本主义萌芽好不容易积累一点，又遭到暴风骤雨的袭击。而江浙的工商业、纺织业，一应市场遭到了重创，又有谁去培养呢？
陈惇此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紧握着最后一张王牌的荷官，他的一念决策就可以左右两方的命运——然而他对这张牌的归属，也没有做好打算。
一夜未睡的陈惇早早就出了门，冬日的苏州城旬月都在被阴云笼罩，街市上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正在营业的包子铺，那店主还如同受惊了的老鼠一般，听到一点响动就不由自主想要收摊。
“店家，再来一笼包子。”陈惇道：“晚上街上搜捕盗贼，你是吓怕了吧？”
“可不是嘛，”这店主道：“不是说张总督的兵开过来，咱们苏州就太平了吗，杀了六七十个人还不够，为啥还要满城搜检犯人呢？”
“不是犯人，是盗贼。”陈惇道：“昨晚上有人偷了张总督的东西，还纵火烧了府衙。”
这店家啧啧两声，也不知道心里又在腹诽什么，一出门来却又和对面匆匆走来的人撞在了一起，两人都哎呦了一声。
“徐五爷，”这店家道：“好些日子没见了，怎么，德隆酒楼这几日便能开张了吧？”
“开张？”徐五牙缝里飞出几个字来：“关门了，不仅关门……老板要卖了酒楼，回扬州老家去，说扬州比咱们这地方好千倍万倍，最起码、不担心太监收税，也不担心被人抢劫！”
陈惇又往嘴里塞了个包子，就见徐五坐在他对面，一泡鼻涕一泡眼泪地回忆当日暴乱的时候，“当天下午乱起来，我还凑热闹往街上去看呢，就见那群天杀的，一窝蜂冲到店里搬东西，伙计阻拦，被打成重伤，店铺也被砸了个稀巴烂……我往那柴房里一躲，才算捡了一条命。我怎么跟老板交代？他还嘱咐我要看好店呢。”
“……凭你的手艺，”店家也陪着他鞠了一把同情泪：“总也有大酒楼肯要你吧？”
“蒸个面点的手艺！”徐五啐了一声：“您看看这一条街上，十个酒楼七个关了，乱起来的时候哪个不被砸地一塌糊涂？老板跑路才是对的，他们典卖了酒楼，到哪儿不能再开，在苏州开什么开！”
“也不至于吧，”陈惇忍不住插话道：“现在市面不是恢复了稳定了吗？治安也有序了，还怕什么？”
“怕什么，什么都怕！”徐五道：“鬼知道哪一天会不会又来一群死太监，那还做什么生意！我们老板都说了，折腾了三十年，酒楼开得蒸蒸日上一派兴旺又如何，一夕之间不是都没啦！还不如留着钱买房置地，这个最踏实，最实在，最骗不了人！”
“可不是嘛，”店家也在一旁帮腔道：“我听说好多织商大户，也都不做纺织了，都要变卖织机，买房置地呢。听说朝廷要问罪他们，现在才知道回去当个衣食无忧的田舍翁是多好的事儿了，当初挣了钱全都投到纺织厂里去，现在不就抓了瞎？”
“像这样的折腾，谁禁得起！”徐五郁卒地捶胸道。
陈惇听不下去了，他看着阴沉沉的天空，心道这一场事变刺激了许多人，暴露了许多问题。比如在中国古代无论哪朝哪代，几乎都是没有物权法的。财产所有权说变就变，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人们自然会把资金转变成固定财产。没有物权自由，没有资金自由，市场发展也只能是痴人说梦了。
陈惇道：“沈光德答应了，但他又心有不甘，于是认罪的同时，将账册交给了张经。”
他说着道：“账册究竟有何问题，跟陆家什么联系？”
“账册所有支出打点，用的都是是兴盛昌的银票，”楚嫣道：“如果这件事情捅出来，查细目的时候，陆家的兴盛昌势必会被查，陆家控制江苏经济命脉，兴盛昌贩铜、铸私钱、倒换宝钞、强行并购，黑幕林立……届时所有的黑色交易都会随之曝光，数罪并罚，兴盛昌焉能幸存？”
陈惇心道原来陆家的资本积累是这样形成的，不知道这算不算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但资本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一点确实说的没错。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楚嫣咬了咬唇，深吸一口气：“这账目上最大的一笔开支，就是给首辅严嵩眼是吩咐父子的孝敬。而每年五十万两银子的孝敬，不是直接将银票送到严府，而是……而是通过兴盛昌在浙江、福建及南直隶的分号，放高利贷。”
陈惇倒吸一口气：“放高利贷？”
楚嫣点头道：“五十万两银子放出去，日息一分，不出二月，就能收回来几百万两雪花银，大头严嵩拿走，小头就是陆家收入囊中。双方一拍即合，各有所需。严嵩须凭借兴盛昌的外衣操作，而兴盛昌凭借严嵩的权势，强行借贷，多少大户小民被逼借入高利贷，因为还不起而家破人亡。”
高利贷以货币的形式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当时借贷年利率大致在50%100%之间，而史书中关于借贷牟取暴利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史记》中，汉景帝时期爆发了“七国之乱”。打战要花很多钱，为了应对战争，朝廷不但把国库掏空，还要向民间的富户去借钱。由于战争前期形势不明，那些富户们怕把钱借给朝廷后连本都收不回来，所以都不肯出借。有一位母颜氏却愿意倾囊相助，不过要求回报十倍的利息。结果三个月后，叛乱就被朝廷镇压下去了，母颜氏得到了丰厚的投资收益。由此，放高利贷便成为西汉官僚家族获取财富的重要途径之一。
到了南北朝的北魏时期，高利贷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利息都定得很高，许多人因借高利贷而倾家荡产。随着破产群体的日益增大，北魏统治者认为高利贷已影响到了社会和谐稳定，于是便规定贷款年利率最高不得超过100%。隋唐时期，朝廷设置了一种叫“公廨本钱”的专款用于官方发放贷款，其职能有点类似于银行了。公廨本钱由各州令史经管，借出五万本钱，每月收取利息四千文，年息约达100%。
宋朝是中国古代经济活动最发达的朝代，高利贷自然也就非常活跃。宋代官营放贷机构叫交子务、会子务，私营的叫交子铺、交引铺、钱引铺。田契、地契、金银器是最好的抵押品。如果借款人没财产可以抵押，甚至可以将自己的妻女作为抵押品。
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其中有一项《青苗法》，就是让官府在夏秋粮食青黄不接时放贷给农民，帮他们渡过难关，并且只收取20%的年化利息，这也是一种官贷。
元朝时期，蒙古贵族出钱委托善于经营的中亚商人经营商业和放贷，他们发放的高利贷叫“斡脱钱”。这种高利贷次年转息为本，本再生息，时称“羊羔利”、“羊羔息”。
到了明朝，高利贷现象有了明显改善，关于“利上起利”（即复利），大明律对此是禁止的。明律里“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就是规定利息总量上限是本钱的100%。多见的是，在饥荒时节，地方官府要求一些积谷较多的大户减息向自家佃户或其他缺食人户放贷，与此同时，以官府的力量保证借贷者归还。地方各级官府为维护地方稳定，保护小农、小手工业者，限制高利贷者的过度剥削，常常在律例基础上再推行减利的政策：在三分的基础上降低五厘至一分左右的利率，以利债务人清偿。
像严嵩和兴盛昌敢放百分之千的利钱，确实是闻所未闻。一个模糊的念头从陈惇脑中闪过，他微微眯起了眼睛。
“这账册和口供对你来说是杀身之罪，你不可保留。”陈惇道：“东西我收走了，你在我这里暂且安身，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张经和陆家找到你之前，不会拿你弟弟怎么样的。”
楚嫣已经知道了如今这个天罗地网的局面，她是插翅难逃，心中一顿，眼中又落下泪来。
陈惇将她赶到自己的房间去睡，自己却在澄心书屋亮了一晚上的灯。他一边敲着桌面，一边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下“严党”、“李党”两个名称，在严嵩名字后面写上了赵文华，在李党后面添了一个张经，又准备加一个徐阶，想了想另将徐阶划入了“徐党”之中。
苏州现在这个局面，已经不再是织染太监和百姓的矛盾，而逐渐要变成朝廷各方角力了。
一本写满了江南豪族与当朝首辅勾结贪墨的账册，将引起怎样的巨震，陈惇可以预见。但他不能预见的是，这东西现世之后，嘉靖帝是否有任何惩治严党的决心——
嘉靖帝能违背祖训，在苏州开征商税，显然是内帑用费已贫，无法供给他修边墙、修宫室，当他知道首辅严嵩居然能贪墨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雪花银，他又该会怎么愤怒呢？可是话说回来，严嵩贪墨的事，难道皇帝真的一点都没有觉察吗？
其实，只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就够了，那就是替皇帝着想的人活的长还是替百姓着想的人活的长。无数史实告诉我们，还是前者活的长一点。
严嵩在位这么多年，搞得国事稠溏，乌烟瘴气，无数百姓无数官员恨他恨得咬牙切齿。但他还兀自岿然不动，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在给嘉靖帝背锅。国库空虚，官员贪腐，人民生活痛苦，谁的错，都是严嵩的错，你肯定不能骂皇帝啊。杀岳飞是宋高宗下的令，为啥跪的就秦桧和他老婆？严嵩也很清楚自己该干嘛，所以背了这么年锅。
皇帝要用他遮风挡雨，要用他对付百官，关键是他还那么好用，嘉靖帝舍得杀他吗？
答案是舍得的，只不过要在他利用价值都榨干，已经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时候。所以现在并不是那个时机。那账目的现世，就不能成为扳倒严党的工具。
张经将账目交上去，也许会引得嘉靖帝大怒，会罢斥严党的官员，会痛骂严嵩，会安抚张经，提拔李党的官员，但严嵩还会在首辅的位置上，牢牢坐着，屁股都不会挪一下。
所以这一局，李党大获全胜，严党大受打击，但很快就从打击中恢复，暗暗积蓄反击的力量，将来予以李党致命一击。
那这成了什么了，这不还是政治倾轧吗？
这是政治上的后遗症，经济上，兴盛昌最有可能的结局就是被肢解，被瓜分，被内廷和外廷肢解，被日升隆瓜分。晋党很快就越过长江以南，没有了淮商、海商的阻挡，他们的手伸地更加肆无忌惮。陈惇对江南商人没有什么好感，然而他对晋商更没有好感。因为如果说陆执章这样的江南商人的发家史不过是“掠之于民”，那晋商的发家史就几乎可谓是变卖国家利益了。
因为这帮晋商当初能膨胀，就是在边城走私盐铁，开始不过是开中取盐，后来为了攫取厚利，不顾国家的禁令，大肆走私粮食、盐铁，甚至走私火药火器——对象也从蒙古鞑靼变成了后金女真，让朝廷的封锁令变成一纸空文。更可恶的是，他们基本垄断了大明的军需供给，能想象和后金的对战中，火器打不着，火铳炸膛，然后棉服棉被都劣质过甚，无法御寒，一天之内竟使几十名士兵冻死吗？
说来说去，大家都不是啥好鸟，陈惇投笔而起，推开了窗子——但这又是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最可怕的后遗症是，嘉靖帝缺钱，当发现掠之于民遭到了百姓反抗，而商人财富集中又不能反抗的时候，他就会认为，商人的钱可解燃眉之急而不用担心商人能闹翻了天。
所以病态的地方就在，商人在百姓身上掠夺财富，而朝廷从商人身上掠夺。朝廷不给张经一点军费，只要他自己去筹措，张经要对老百姓征税，但老百姓的钱财来的缓慢，只能选择财富集中的大户商人。他征了税之后，大户肯定不干，于是要联手把他赶走。但若是新下来一个总督，也要为了军费而掠之于商，于是又开始重复老路，这不由得让人发问，钱都到哪儿去了呢？
要是从商人的角度看，资本主义萌芽好不容易积累一点，又遭到暴风骤雨的袭击。而江浙的工商业、纺织业，一应市场遭到了重创，又有谁去培养呢？
陈惇此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紧握着最后一张王牌的荷官，他的一念决策就可以左右两方的命运——然而他对这张牌的归属，也没有做好打算。
一夜未睡的陈惇早早就出了门，冬日的苏州城旬月都在被阴云笼罩，街市上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正在营业的包子铺，那店主还如同受惊了的老鼠一般，听到一点响动就不由自主想要收摊。
“店家，再来一笼包子。”陈惇道：“晚上街上搜捕盗贼，你是吓怕了吧？”
“可不是嘛，”这店主道：“不是说张总督的兵开过来，咱们苏州就太平了吗，杀了六七十个人还不够，为啥还要满城搜检犯人呢？”
“不是犯人，是盗贼。”陈惇道：“昨晚上有人偷了张总督的东西，还纵火烧了府衙。”
这店家啧啧两声，也不知道心里又在腹诽什么，一出门来却又和对面匆匆走来的人撞在了一起，两人都哎呦了一声。
“徐五爷，”这店家道：“好些日子没见了，怎么，德隆酒楼这几日便能开张了吧？”
“开张？”徐五牙缝里飞出几个字来：“关门了，不仅关门……老板要卖了酒楼，回扬州老家去，说扬州比咱们这地方好千倍万倍，最起码、不担心太监收税，也不担心被人抢劫！”
陈惇又往嘴里塞了个包子，就见徐五坐在他对面，一泡鼻涕一泡眼泪地回忆当日暴乱的时候，“当天下午乱起来，我还凑热闹往街上去看呢，就见那群天杀的，一窝蜂冲到店里搬东西，伙计阻拦，被打成重伤，店铺也被砸了个稀巴烂……我往那柴房里一躲，才算捡了一条命。我怎么跟老板交代？他还嘱咐我要看好店呢。”
“……凭你的手艺，”店家也陪着他鞠了一把同情泪：“总也有大酒楼肯要你吧？”
“蒸个面点的手艺！”徐五啐了一声：“您看看这一条街上，十个酒楼七个关了，乱起来的时候哪个不被砸地一塌糊涂？老板跑路才是对的，他们典卖了酒楼，到哪儿不能再开，在苏州开什么开！”
“也不至于吧，”陈惇忍不住插话道：“现在市面不是恢复了稳定了吗？治安也有序了，还怕什么？”
“怕什么，什么都怕！”徐五道：“鬼知道哪一天会不会又来一群死太监，那还做什么生意！我们老板都说了，折腾了三十年，酒楼开得蒸蒸日上一派兴旺又如何，一夕之间不是都没啦！还不如留着钱买房置地，这个最踏实，最实在，最骗不了人！”
“可不是嘛，”店家也在一旁帮腔道：“我听说好多织商大户，也都不做纺织了，都要变卖织机，买房置地呢。听说朝廷要问罪他们，现在才知道回去当个衣食无忧的田舍翁是多好的事儿了，当初挣了钱全都投到纺织厂里去，现在不就抓了瞎？”
“像这样的折腾，谁禁得起！”徐五郁卒地捶胸道。
陈惇听不下去了，他看着阴沉沉的天空，心道这一场事变刺激了许多人，暴露了许多问题。比如在中国古代无论哪朝哪代，几乎都是没有物权法的。财产所有权说变就变，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人们自然会把资金转变成固定财产。没有物权自由，没有资金自由，市场发展也只能是痴人说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