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金这个东西,出现在清朝咸丰年间。最开始是因为太平天国运动轰轰烈烈,控制了江南省份,让朝廷税收无计,便有人提出了这个办法,于里下河设局劝捐,公开告知米行,捐厘助响。
    值百抽一的商业税,百分之一为一厘,故称厘金,也就是说按货物价格收取百分之一的商税。
    厘金被视为封建统治者对百姓的残酷盘剥,是三大恶税之一,被人贬地一无是处。的确,厘金的弊端太多了,一经推广,课征苛重,危害国民。见货即征,不问巨细。不仅名目繁多,如有坐厘、货厘、统税、统捐、产销税、落地税、山海捐等名目,征课异常广泛,“举凡一切贫富人民自出生到死亡,日用所需之物,无一不在被课之列。”以广西为例,征厘物品为二十九类,达一千九百四十二项,小至手帕、荷包、扇袋、及米粉、醋、蒜,均要负担厘金。总之,凡市上之物,无一不征。且卡局林立,一货数征。而且税率也很不一致,是严重阻碍了商品的流通,,抑制了生产的发展,加速了手工业者走向破产,使人们的生活更加艰难。
    但厘金作为一种商业税制、财政手段,也有显而易见的好处,那就是来钱快。
    清政府实施厘金制度收到的最明显的效果就是搜括了大量的钱财,极大地补救了财政困难。从同治八年开始统计直到清朝光绪三十四年,全国厘金收入总额一直维持在1300万两以上,到光绪三十四年超过了2000万两,宣统二年国家财政预算厘金收入甚至为4300多万两,而当时的田赋收入约为4600多万两,足见厘金收入所占比重之大。
    有这么一大笔钱,清政府不仅不仅仅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在晚清日常的军费支出方面,包括了八旗、绿营兵日常的开支,以及建设海军的军事支出,筹划海防经费都极为依靠厘金,而且解户部款、国家行政费、皇室用费、铁路经费、归还外债、赔款,厘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惇提出这个办法,是因为已经看到了大明财政的窘迫,或者说是糜烂。大量的农业人口和土地资源被压缩,为国家提供财政收入的人越来越少,占经济总量比重越来越大的工商业却对国家没有丝毫贡献,反而侵吞着国家的财税基础。国家只向穷苦百姓征税,而整个大明王朝每年来自田税的财政总收入撑死了也不过四百来万,打一场打仗,大概就能消耗一年甚至几年的税收。
    这也是为什么张经搞下台的原因,朝廷从上到下都希望这场战争速战速决,因为实在是拖不起了,军费拨出去的不算,张经还垄断了江南的财赋。可怜军费吃去了不知道多少,银子像流水一样哗哗流走,年年都要亏空四五百万两。
    但事到如今,剿除倭患已经是势在必行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倭乱为乱三十来年,刚开始不过小敲小打,到现在已经是大规模战役了,国家年年在这上面投入不知道多少,总要见到效果,否则这么多年天天说的抗倭简直就是个大笑话。
    沙场对垒,军费开支也呈几何级数上涨,为了凑钱,为了让整个中央政府顺利运转下去,嘉靖帝不知道想过多少办法,派太监下江南就是其中的一种,但人叫苏州百姓痛打落水狗一般地轰了回来,还让御史揪住了祖制的名头,一阵大言炎炎。
    在这样下去,大家都要完蛋,若再按找老套路走下去,中央政府将会彻底破产,这个国家将乱到不可收拾据,直到高拱张居正奋起,为大明擎住了一片天。但这两个擎天柱倒下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能力挽狂澜,大明终于走向了穷途末路。
    若是没有高拱张居正大力推行一条鞭法,使得隆庆末年,太仓积粟,大明早就“家家皆净”,要知道张居正死前,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可支十年之用。这个数字已经是奇迹中的奇迹了,但应付几场局部战争可以,但远远不足以保证国家的安全。说句实话,陈惇所见的苏州富甲,都比国库有钱。
    一条鞭法不是不好,但阻力太大,比不上厘金见效快,而且需要从上而下的铁腕手段,动静太大,还不是目前的陈惇所能推动的,他也觉得没必要在这事上深入。就目前看来,尽快凑集到足够的军饷,供给东南的抗倭战争才是当务之急。
    厘金的征收方法分为三种:一是出产地厘金,即在出产地对所产物品所抽的厘金,比如从山中砍一捆柴出来,就要收出山税;二是通过地厘金,是以货物由某地至某地之一次搬运行为作对象,课征于行商的通过税,又称为活厘或行厘。通过税就是在道路设卡,这是孙德田在苏州的做法,在各个水路孔道上设置关卡,任何挑着货物经过的人都要缴纳税款。三就是销售地厘金,是抽之于坐商的交易税。
    这三种征税方法中,陈惇建议通行的是第三种,也就是他说的“门市厘”,意思就是有门面、有店铺的商贾,是征税的主要对象。盖因前二者对普通百姓、小商小贩的伤害太大,施行起来就是危害百姓,且很容易遭到百姓的反抗,像孙德田那样激起民变。
    “学生所说的门市厘属于交易税性质,向坐商征收。对各大商行的商贾推行捐厘之法,以米行为例,规定每米一石捐钱五十文以资助抗倭大业。其他商行交税的原则,就是按照交易额的多少,百中抽一,先此法推行到各州县米行,再逐渐对其他各业大行铺户开始抽厘,抽厘行业渐次增多,最后遍及百货……而抽捐地区可以从苏杭扩及东南六省,再扩及江北甚至全国。”
    嘉靖帝越听,眼中光芒越盛:“每一笔交易额中抽取百分之一……钱虽然少,但后续无穷,而且那些商人们,都可以接受,并不损害他们的利益……”
    “而且最重要的是,厘金在名分上,与商税没有一点关系,”一丝狡猾从陈惇脸上闪过:“朝中的言官们不是高举着祖制不许收商税吗?这的确不是商税啊,这是劝捐,劝说那帮商人捐钱,资助抗倭。每个人只需出一点微不足道、百分之一的心意,这抗倭的事情就马到功成了。”
    “但问题是,这种劝捐,他们要是不乐意呢?”黄锦也听得异彩连连,追问道。
    “大棒加胡萝卜呗,”陈惇一摊手:“捐地好,捐地快的,进行旌表,拖着不捐,偷奸耍滑地,拎出来批斗,扣上一顶通倭的帽子……强权之下,这一点还是做得到的,就怕……”
    嘉靖帝听得正痛快,却听陈惇迟疑,不由得道:“怕什么?”
    “宋朝的王安石新法,桩桩件件都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好法,”陈惇道:“只不过人用坏了,使得这新法变成了祸国殃民的灾难。学生不觉得这些商人会阳奉阴违,不缴纳厘金,而害怕征收厘金的官吏巧立名目,捐章不一,上下其手,从中饱囊,到时候商人们被逼破产,而国家却也没有得到实际利益,贪饱的是这群人……所以学生以为,应该设立专门的厘金局,负责征收税款,杜绝地方侵吞渔利的可能。”
    嘉靖帝连连点头,龙颜大悦:“你说的对!要专设一个厘金局,负责收税……”他已经从榻上站了起来,在殿中呼呼地踱步起来,可见心中的激动。
    陈惇顺势就道:“学生建议,官征和包剿并行。”
    嘉靖帝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都说出来……在朕面前,没有什么顾忌,把你的所有想法,全说给朕听。”
    嘉靖帝的鼓励让陈惇适时地露出了一丝感激的神色,“所谓官征,就是厘金局在地方收缴税款,学生建议宫中出中官,都察院出御史,户部出官员,三方既合作又互相监督,避免贪贿的可能……而学生说的包缴制度,即由同行业商人认定或承包这一行业的捐额,经理其事,负责缴纳,这些人包揽细务,又因经理人为同行之人,能维护本行商人的利益,对政府也有利,既无偷漏之虞,又可节省征收之费。厘金局以各行店一月的营业额为课税根据,按所定税率征收,而经理人负责征收催缴,厘金局负责查验核算,两相无误之后开票。”
    陈洪眼看陈惇在嘉靖帝面前侃侃而谈,而皇帝连连点头,没有一句驳斥的话,眼中不由得闪过一丝嫉恨。然而他也很快被这个“厘金”想法征服了,他知道这是多大一笔银子……而且是堂堂正正征收的,没有人反对!要是这个法子早一点出来,孙德田下场就不会那么惨了!陈洪倒不是兔死狐悲,而是恨苏州的百姓敢造反,恨言官穷追不舍,也恨皇帝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将孙德田就这样扔出去顶了罪……
    他听到陈惇说要派太监监督税收,心中就是大喜,可又一听还有言官的事儿,顿时大怒——言官和他们就是天生的死对头!那些言官,弹劾了不知道多少太监,虽然大部分都是确有其事……事实上不是大部分,是几乎全部。
    如果有言官在的话,他们还怎么上下其手,搜刮银子?他此时更恨提出这个办法的陈惇了,有好处却捞不上,眼看着银子从眼前经过,却做不了手脚!这世上怎么有这么恶毒的人,能想出让言官和太监互相监督的办法!
    嘉靖帝对陈惇的想法非常满意,甚至要他连夜赶写出一本条议来,很快在万寿宫中严嵩被召入,两个时辰之后,他便拿着手中这本奏疏颤巍巍地回到了文渊阁中。
    “爹,怎么这么久?”严世蕃不耐烦道:“是不是皇上又留你修玄了?”
    严嵩不理会他,又抓起水晶镜子来仔细翻看手中的条陈,他对这个所谓“厘金”的想法,感到非常惊讶。
    严世蕃也疑惑地凑了上来,他自幼天赋过人,一目十行,很快就将这条陈看了个七七八八,咦了一声,惊诧道:“这个办法……好古怪!”
    “哪里古怪?”严嵩问道。
    “这明明就是收商税,”严世蕃皱起眉头来,“但打着助饷的名义……说什么‘工商救国’,这是把军饷转移到商人大户的头上去了,但办法不差,每个月交易额抽取百分之一,钱虽然少,但取之无穷,又不会彻底招致反感,我看有推行的可能!”
    “这条条框框说的很清楚,其法已经完备,看来是成竹于胸的提议,”严嵩道:“……我看陛下不是让我参详,而是让我推行的。”
    他晃了晃神,又问道:“你看这办法,这能行得通?”
    “就像这上头说的,‘其无捐于民,有益于饷,并可经久而便民……于民生毫无关碍而聚之则多’,”严世蕃点头道:“这的确是个天才的想法,而且我看能行得通!”
    严嵩却似乎很有一些犹豫:“……今儿我看陛下兴致很高,滔滔不绝地跟我说了两个时辰,这让我想起了,想起了当年,那本奏疏……”
    严世蕃“啊”了一声:“河套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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