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番争论,帅府三巨头基本达成共识,那就是要收回对后军的控制权,不能使曾渊子篡夺广西南路军政大权的阴谋得逞,而对于如何实施三人却产生了分歧。
    邓光荐以为应采取断然措施,派大军前往雷州,以雷霆之势缉捕曾渊子,然后上书朝廷请求处置;对于后军就地缴械,将庄思齐羁押,带回帅府以军法处置,其以下官兵分散安置于各军,然后重组后军。而对江璆其依然主张给予处罚,但是不再坚持处以极刑。
    应节严则认为强力处置不妥,因为广西南路大部仍在蒙古人的控制之下,大军过海必然惊动曾渊子,其若孤注一掷叛宋降元酿成大祸,甚至会殃及江璆和后军的安全,波及到琼州。因此不能不防,只有缓缓图之,逐步削弱曾渊子的势力,而不能强行为之。否则会落下陷害忠良的恶名不说,还会让朝廷有人起疑,以为殿下戕害同僚是为独霸广西南路大权。
    赵昺也在琢磨,说实话他对此事的认识没有应节严那么深刻,也没想到后果会如此严重,一旦处理失策便会引起混乱。再者朝廷已经迁至广州城外的官富场,他能在朝廷那边安插眼线,人家肯定也会在自己身边布置探子,也就是说这边有个风吹草动那边定然很快知晓。而包括江万载在内的朝臣们一直怀疑帅府这班人有自立之心,自己窝在琼州还好,一旦调动大军便会惹得那边紧张。
    再想想俩人刚说的方案都有些道理,却似乎又不大现实。琼州备战正是如火如荼之时,自己哪里有闲心跟他们逗闷子,而动用武力搞内斗也显得太小儿科了。兵不血刃的制服曾渊子,又能让后军脱离其控制才是正理……
    “两位先生,我有个法子不知能不能行?”前边已经铺垫好了,现在是亮招儿的时候了,赵昺喝了口茶说道。
    “殿下请讲?”俩人齐声说道,他们也是头疼,这事儿处理不好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麻烦,而殿下却往往能出奇制胜。
    “本王想给他们请封升官!”赵昺笑着说道。
    “升官?!”两人又是异口同声道,不过嘴张的有点大,能吞下头驴。
    “殿下,此事关系到帅府危亡,切不可开玩笑!”应节严正色地道。
    “殿下,他们所为已触犯国法家规,理应严惩,怎能如此……太过荒唐了吧!”邓光荐甩着手说道。
    “两位先生听我说完!”赵昺给两人续上茶道,“刚刚我们也已议过,派大军过海容易引起朝廷的误会,激起兵变;而派使者前往联络,又被曾渊子截杀,难以勾联。再有解决此事的时间拖得越久,后军便在雷州滞留的越长,曾渊子控制着广西税赋,他便可从容拉拢分化瓦解后军,最终被其收为己用。江翊善久留不归,而先生也说曾渊子为人狡诈,最善揣摩人心,天长日久难免被其蛊惑难以自拔,从而铸下大错难以回头。”
    “殿下考虑的是,咱们必须要尽快解决这件事!”应节严点点头道,“那殿下这个升官计又有何讲究?”
    “正话反说!”赵昺做了个鬼脸道。
    “这有做何讲?”邓光荐更糊涂了,皱皱眉问道。
    “本王会向陛下上书辞去制置使一职,并保荐曾渊子接替此职。同时朝廷为江翊善请功,举荐其兼任广西南路沿海防御使。”赵昺笑笑说道。
    “殿下要让出制置使大权,若是落在那无耻小人之手岂不祸国殃民,再者江翊善万一执迷不悟与其勾结在一起,那就断了我等后路。”邓光荐脸涨得通红急道,显然是真急了。
    “殿下是欲以退为进?”应节严却没有那么激动,他知道殿下做事一向不吃亏,肯定留有后手。
    “不,是反守为攻!”赵昺摆手道,“本王说让给他,可决定权不再本王手里,而在陛下和朝廷手里。但笔在我们手里,如何写还是咱们说了算。当然这便要拜托邓记室了,写的好咱们帅府平安度过危机,写的不好也没什么,本王还是天下兵马大元帅,他又能奈我何!再说咱们意在琼州而非眼下与敌争高低。”
    “这……”邓光荐平日即便文若泉涌此刻也懵了,以殿下的意思帅府的安危竟落在自己的笔下,他想了想还是无法参透其中奥妙,颤声问道,“如何写,还请殿下明示!”
    “先生如此问岂不是为难学生!”赵昺搔搔头皮不好意思地道,前世自己写篇论文都跟死一回似的,让他写奏章还不真要了命。
    “殿下,你就不要为难邓侍读了,你就点拨他一下吧!”应节严笑笑道。想想这什么世道啊,老师却要学生教,邓光荐被殿下都教坏了,不过想想这也是为其好。他如今这个样子跟着殿下混还行,若有朝一日真的出仕主政一方,不会玩心眼儿不被人整死才怪。
    “先生,可知仁宗朝庆历新政为何无疾而终吗?”赵昺想了想问道。
    “庆历新政半途而夭,皆因施政的范仲淹、富弼和欧阳修请出外任,仁宗皇帝无人可用以致失败。”邓光荐对此当然清楚,想都不用想便答道。
    “先生可想过,范仲淹等三位重臣皆是力主实施新政者,又深得仁宗皇帝信任,他们正是大展拳脚之时,为何要突然要求外放?”赵昺又问道。
    “乃是当朝宰相夏竦反对新政所致!”邓光荐言道。
    “明面看确实如此,其实却是因为一个字!”赵昺言道,“当时夏竦为了打击革新派,命家中一婢女平时摹仿国子监官员石介笔迹。石介写了一封信给富弼,要富弼‘行伊周之事’,是期盼他和当朝诸公像伊尹、周公那样尽心辅助皇室。夏竦将这封信弄到手,让婢女改成‘行伊霍之事’,即期望富弼等人要像伊尹、霍光那样废立皇帝。仁宗虽不相信,但范仲淹等人惶恐不安,各自自请出外任职以避嫌。庆历新政遂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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