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韩振的缺钱之说，大家不由的发出一阵笑声。众人皆知玉昔帖木儿之所以要挑起边衅，准备南下攻宋的原因正是因为缺钱，难以应对朝廷的‘理算钩考’，而今其反而声称蒙元迟迟不肯出兵却又是缺钱之故，两下相互岂不矛盾，也让众人觉得其脑袋有洞。
“稍安勿躁，听韩副使解说！”赵昺听了却觉得不无可能，俗话说：“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对于一人一家是如此，对于一军一国更是如此。孙子也曰过：“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他压手让众人安静，看向韩振道。
“陛下，臣以为蒙元重新启用桑哥主理朝政，解决财政之困，其实施的‘钩考’之策与我朝奸相贾似道的‘打算法’有着相似之处，甚至如出一辙。”韩振此人向来是不苟言笑，且为人正直，治军严格，与同僚之间也少有往来，即便是同出帅府的诸将也向来是公事公办，私下少有往来。现下被众人嘲笑也是面带愠色，听陛下发问，向上施礼道。
“韩副使是不是想多了，即便他们用的是同一方法又与当前战事何干啊？”枢密院水军司都统刘洙有些不解地发问道。
“刘都统有疑问稍缓再问，先听韩副使言。”赵昺脸一沉道。他知道贾似道的‘打算法’，并对此也有所了解，“打算”一词的含义，此时的意思与现代不同，意思为核算，会计之意。而打算法简单来说就是对在外诸军进行的一次大范围的财务审计，与桑哥当下实施的钩考法却有相似，其继承于当年败落身死的阿合马，而深究两者倒是殊途同归。
“当年奸相贾似道推行打算法，起因是我朝与蒙元之间交战二十余年，财政已近于崩溃。国家版图日蹙，财力日耗……闻主计之臣，岁入之数不过一万二千余万，而督视之行，缗以七百万计;襄阃之犒赏，以五百万计;沿边命帅，以三百万计;诸将招军，以二百万计;蜀中抚谕，亦以一百万计，一兵之遣，一镪之支，皆仰朝廷，不可枚数。……诸路和籴子本不继，行赉居送，在在枵然。所出乃至二万五千余万。显见每岁支出以超出收入的两倍有余，朝廷已经无力承受！”韩振言道。
“淳佑十二年时，朝臣李曾伯上札子说:自开禧、嘉定以来，军政日坏，各路有制阃，各州有节制，往往侵夺诸戎司权柄，创招军分……，以此各处之新军日添，戎司之旧军日减……积而至于今日，沿江诸戎司遂致倒坏，盖不独鄂州都綂司一处也。其言直指彼时弊政，其时衙门林立，新的出现，旧的还在，外加像多要赏钱、一些钱款被挪用等等，就造成了财政出现问题。”
“韩副使越说越远了，以汝之意奸相贾似道实施‘打算法’岂不是消除弊政，治世之良策，又怎么会被时人视为亡国之道呢？”陈任翁这时插言道。
“陈尚书所言是也不是，彼时军中腐败，将领虚报军费，贪污钱粮，理应整治。但错在奸相心怀祸心，贾似道既罔上要功，恶阃外之臣与已分功，乃行打算法以诸路，欲于军兴时支散官物为罪系去之。成为其打击异己的手段，以致引发不可预知的动乱。”韩振解释道。他的说法也令几位曾亲身经历者深以为是，尤其是吕师文，他们吕氏也是深受其害，为后日叛宋埋下了伏笔。
“嗯！”赵昺暗自点头，知其分析正切中要害。他明白对于国家来说，钱主要来自税收，但如果税收不上或钱不够咋办呢？而一提及税收，在历史书上常常会出现“与民争利”的字样。但实际上不会那么简单，而且史书上的“民”和我们一般认为的“民”，很多时候可不是一回事。具体说来，国家感觉财政吃紧的时候，基本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从一些人手里抠钱，让他们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吐出来；另一种是找新的赚钱途径。
南宋实行打算法，一是因为没钱了，二是因为军队太腐败了，所以朝廷要从那些将帅身上抠钱。不过打算法作为南宋解决财政措施的手段，一直备受争议，一些将领无辜躺枪。
如号称‘一生以儒治军’的赵葵，就因为两件事挨整：第一是张灯宴钱；第二是招军钱超支。严格的说这两件事并不算出格，只能算上瑕疵，却被扩大化，成了此项政策的牺牲品。更点背的是曹世雄、向士璧，他们在战场上立了功，但是因为以核诸兵费，……皆坐侵盗官钱贬远州。且因此逼反了悍将刘整，直接引发了襄阳沦陷、南宋灭亡。所以便成了亡国之策。
然而赵昺以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实施打算法看起来没错，也是好办法。但错在实施不当，并不是那么个搞法。贾似道将打算法弄成整人的工具，且那些施政的官吏节操也靠不住，导致因此法获罪的将帅甚多，江阃史岩之、淮阃杜庶、广西帅皆受监钱之苦，累及妻子，徐、李、杜逮系狱，杜死后，追钱犹未停止。结果造成刘整叛变，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而当下真金启用桑哥再度实施钩考法，其本意也是为了解决失去江南后产生的财政困难。但桑哥却是另有打算，他意在借此打击汉法派，保证宗族派的利益，如此一来就变了味儿。玉昔帖木儿同样也怀着这种心思，意图借机拉拢河南山东行省的官员，以便巩固自己的地位，其对策就是发动南侵来延迟，或是破坏朝廷的钩考。
“韩副使所言，吾仍不敢苟同。”陈任翁却没有被说服，反驳道，“敌酋玉昔帖木儿意欲南侵正是以此来避免受钩考之难，如此也可避免了所谓的缺钱之虞，韩副使所言还是令吾难以信服。”
“陈尚书言之不错，玉昔帖木儿的对策正是如此来避免山东河南行省的动荡。但世事难料，前时桑哥又有新政出台，修改钞法、增加课程，使得其所辖行省负担大增，秋税几被耗尽，如此便无力在实施南侵了！”韩振听了却难得的笑笑道。
“这……这，吾怎么未曾听说呢？”陈任翁有些尴尬地道。
“韩副使所言不假。”这时枢密院机宜司郎中茅湘接言道，“今年端午后，桑哥向真金奏报建议增加课程税收，盐引自中统钞三十贯增加为一锭，茶引自五贯增为十贯，酒醋税课两淮增额十万锭，内地五万锭，只输半赋的协济户增收全赋。又增征商税，腹里地区增至二十万锭，两淮二十五万锭。”
“与此同时，又建议改钞法，称钞法虚溃，意颁行新钞——至元宝钞，与中统钞同时通行，但至元钞一贯文要折合中统钞五贯文。”
“如此一来，岂不是尽敛天下之财，使得朝野动荡，而如此大事，吾竟全然忽略了。”陈任翁听罢免有愧色道，而心中已有八分认同了韩振所说。
“陈尚书忙于公务，且这些事情又无关本部事务，可能有所忽略了。”韩振没有为刚才的争执记仇，反而为其开脱道。
“为将帅者，不仅要熟知天文地理，观天下大事，亦要了解事实变迁，缺一者不可！”赵昺叹口气道，可此言其实既是提醒众将，又何尝不是有自省之意在其中。蒙元政策的变动，事实上他比其他人要先知一步，但并未与当前的战事联系起来，韩振之言也是点醒了自己。
在农业时代，土地是主要的财富来源。在古代情况下，朝廷没钱了，往往会采用暴力手段对非法侵占土地的人进行严厉打击，当前蒙元侵田是极为猖獗的时代，宗王贵族和地方官员本身已经占有大量土地，但在贪婪的趋势下，又将手伸向族民和自耕农，甚至军田。而享有的种种特权，又使他们可以逃避税赋，最终的后果是有钱的不交钱，负担全落在贫苦百姓头上，使得朝廷和百姓的矛盾激化。
另一方面，此番增加课税，不仅调高了地方缴纳的税额，还将收税的对象扩大到此前半税的协济户，使得中央财务状况得到改善，却是地方财政陷入了困境。而地方屯军兵丁不仅要缴纳税赋，自身还要承担出征所需的钱粮、马匹、兵器，但是税赋的增加使他们无力承受。
钞法是关系到一国兴亡的重要金融政策，要想修订都要慎之又慎。而当前蒙元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如此轻率的发行新钞，并强行推广使用，短时间内确实可以敛取巨额财富，但定然也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富裕之户破产，普通百姓陷入绝境。
总的来说，古代社会在财政收入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出现支出过高或者说许多该收的钱没收上来的情况，这就容易没钱养军，导致军备废弛，内忧外患一起来。一旦出现这种现象，出兵也就成了妄谈，也就没有然后了……
“稍安勿躁，听韩副使解说！”赵昺听了却觉得不无可能，俗话说：“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对于一人一家是如此，对于一军一国更是如此。孙子也曰过：“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他压手让众人安静，看向韩振道。
“陛下，臣以为蒙元重新启用桑哥主理朝政，解决财政之困，其实施的‘钩考’之策与我朝奸相贾似道的‘打算法’有着相似之处，甚至如出一辙。”韩振此人向来是不苟言笑，且为人正直，治军严格，与同僚之间也少有往来，即便是同出帅府的诸将也向来是公事公办，私下少有往来。现下被众人嘲笑也是面带愠色，听陛下发问，向上施礼道。
“韩副使是不是想多了，即便他们用的是同一方法又与当前战事何干啊？”枢密院水军司都统刘洙有些不解地发问道。
“刘都统有疑问稍缓再问，先听韩副使言。”赵昺脸一沉道。他知道贾似道的‘打算法’，并对此也有所了解，“打算”一词的含义，此时的意思与现代不同，意思为核算，会计之意。而打算法简单来说就是对在外诸军进行的一次大范围的财务审计，与桑哥当下实施的钩考法却有相似，其继承于当年败落身死的阿合马，而深究两者倒是殊途同归。
“当年奸相贾似道推行打算法，起因是我朝与蒙元之间交战二十余年，财政已近于崩溃。国家版图日蹙，财力日耗……闻主计之臣，岁入之数不过一万二千余万，而督视之行，缗以七百万计;襄阃之犒赏，以五百万计;沿边命帅，以三百万计;诸将招军，以二百万计;蜀中抚谕，亦以一百万计，一兵之遣，一镪之支，皆仰朝廷，不可枚数。……诸路和籴子本不继，行赉居送，在在枵然。所出乃至二万五千余万。显见每岁支出以超出收入的两倍有余，朝廷已经无力承受！”韩振言道。
“淳佑十二年时，朝臣李曾伯上札子说:自开禧、嘉定以来，军政日坏，各路有制阃，各州有节制，往往侵夺诸戎司权柄，创招军分……，以此各处之新军日添，戎司之旧军日减……积而至于今日，沿江诸戎司遂致倒坏，盖不独鄂州都綂司一处也。其言直指彼时弊政，其时衙门林立，新的出现，旧的还在，外加像多要赏钱、一些钱款被挪用等等，就造成了财政出现问题。”
“韩副使越说越远了，以汝之意奸相贾似道实施‘打算法’岂不是消除弊政，治世之良策，又怎么会被时人视为亡国之道呢？”陈任翁这时插言道。
“陈尚书所言是也不是，彼时军中腐败，将领虚报军费，贪污钱粮，理应整治。但错在奸相心怀祸心，贾似道既罔上要功，恶阃外之臣与已分功，乃行打算法以诸路，欲于军兴时支散官物为罪系去之。成为其打击异己的手段，以致引发不可预知的动乱。”韩振解释道。他的说法也令几位曾亲身经历者深以为是，尤其是吕师文，他们吕氏也是深受其害，为后日叛宋埋下了伏笔。
“嗯！”赵昺暗自点头，知其分析正切中要害。他明白对于国家来说，钱主要来自税收，但如果税收不上或钱不够咋办呢？而一提及税收，在历史书上常常会出现“与民争利”的字样。但实际上不会那么简单，而且史书上的“民”和我们一般认为的“民”，很多时候可不是一回事。具体说来，国家感觉财政吃紧的时候，基本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从一些人手里抠钱，让他们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吐出来；另一种是找新的赚钱途径。
南宋实行打算法，一是因为没钱了，二是因为军队太腐败了，所以朝廷要从那些将帅身上抠钱。不过打算法作为南宋解决财政措施的手段，一直备受争议，一些将领无辜躺枪。
如号称‘一生以儒治军’的赵葵，就因为两件事挨整：第一是张灯宴钱；第二是招军钱超支。严格的说这两件事并不算出格，只能算上瑕疵，却被扩大化，成了此项政策的牺牲品。更点背的是曹世雄、向士璧，他们在战场上立了功，但是因为以核诸兵费，……皆坐侵盗官钱贬远州。且因此逼反了悍将刘整，直接引发了襄阳沦陷、南宋灭亡。所以便成了亡国之策。
然而赵昺以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实施打算法看起来没错，也是好办法。但错在实施不当，并不是那么个搞法。贾似道将打算法弄成整人的工具，且那些施政的官吏节操也靠不住，导致因此法获罪的将帅甚多，江阃史岩之、淮阃杜庶、广西帅皆受监钱之苦，累及妻子，徐、李、杜逮系狱，杜死后，追钱犹未停止。结果造成刘整叛变，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而当下真金启用桑哥再度实施钩考法，其本意也是为了解决失去江南后产生的财政困难。但桑哥却是另有打算，他意在借此打击汉法派，保证宗族派的利益，如此一来就变了味儿。玉昔帖木儿同样也怀着这种心思，意图借机拉拢河南山东行省的官员，以便巩固自己的地位，其对策就是发动南侵来延迟，或是破坏朝廷的钩考。
“韩副使所言，吾仍不敢苟同。”陈任翁却没有被说服，反驳道，“敌酋玉昔帖木儿意欲南侵正是以此来避免受钩考之难，如此也可避免了所谓的缺钱之虞，韩副使所言还是令吾难以信服。”
“陈尚书言之不错，玉昔帖木儿的对策正是如此来避免山东河南行省的动荡。但世事难料，前时桑哥又有新政出台，修改钞法、增加课程，使得其所辖行省负担大增，秋税几被耗尽，如此便无力在实施南侵了！”韩振听了却难得的笑笑道。
“这……这，吾怎么未曾听说呢？”陈任翁有些尴尬地道。
“韩副使所言不假。”这时枢密院机宜司郎中茅湘接言道，“今年端午后，桑哥向真金奏报建议增加课程税收，盐引自中统钞三十贯增加为一锭，茶引自五贯增为十贯，酒醋税课两淮增额十万锭，内地五万锭，只输半赋的协济户增收全赋。又增征商税，腹里地区增至二十万锭，两淮二十五万锭。”
“与此同时，又建议改钞法，称钞法虚溃，意颁行新钞——至元宝钞，与中统钞同时通行，但至元钞一贯文要折合中统钞五贯文。”
“如此一来，岂不是尽敛天下之财，使得朝野动荡，而如此大事，吾竟全然忽略了。”陈任翁听罢免有愧色道，而心中已有八分认同了韩振所说。
“陈尚书忙于公务，且这些事情又无关本部事务，可能有所忽略了。”韩振没有为刚才的争执记仇，反而为其开脱道。
“为将帅者，不仅要熟知天文地理，观天下大事，亦要了解事实变迁，缺一者不可！”赵昺叹口气道，可此言其实既是提醒众将，又何尝不是有自省之意在其中。蒙元政策的变动，事实上他比其他人要先知一步，但并未与当前的战事联系起来，韩振之言也是点醒了自己。
在农业时代，土地是主要的财富来源。在古代情况下，朝廷没钱了，往往会采用暴力手段对非法侵占土地的人进行严厉打击，当前蒙元侵田是极为猖獗的时代，宗王贵族和地方官员本身已经占有大量土地，但在贪婪的趋势下，又将手伸向族民和自耕农，甚至军田。而享有的种种特权，又使他们可以逃避税赋，最终的后果是有钱的不交钱，负担全落在贫苦百姓头上，使得朝廷和百姓的矛盾激化。
另一方面，此番增加课税，不仅调高了地方缴纳的税额，还将收税的对象扩大到此前半税的协济户，使得中央财务状况得到改善，却是地方财政陷入了困境。而地方屯军兵丁不仅要缴纳税赋，自身还要承担出征所需的钱粮、马匹、兵器，但是税赋的增加使他们无力承受。
钞法是关系到一国兴亡的重要金融政策，要想修订都要慎之又慎。而当前蒙元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如此轻率的发行新钞，并强行推广使用，短时间内确实可以敛取巨额财富，但定然也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富裕之户破产，普通百姓陷入绝境。
总的来说，古代社会在财政收入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出现支出过高或者说许多该收的钱没收上来的情况，这就容易没钱养军，导致军备废弛，内忧外患一起来。一旦出现这种现象，出兵也就成了妄谈，也就没有然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