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昔帖木儿军团被歼，江南则重新恢复平静，两淮则成为了战争的焦点。而同时整个格局也发生了变化，蒙元在调动侍卫亲军南下的同时，赵昺又接到情报，驻扎在漠北的元军也开始调动，准备南下。众人皆知漠北不仅是蒙古帝国的发源地，也是蒙古起家之地，也拥有大量战斗力强的核心部队。
根据情报显示，驻守漠北的元军除了亲军前卫都指挥使玉硅失部下的阿速军并其余诸卫军马，蒙古军各万户，还有哈喇赤军十九个千户。以及安西王、汪古部驸马、赤乞列思驸马在内的诸王驸马所部。懂得一点蒙古军事都能看出，元朝驻扎漠北的军队不但数量很多，而且都是元军中的精锐部队，其素质远远超过驻扎在中原和两淮地区的卫军及万户军。
赵昺明白这些元军纷纷南调，给自己一直暗中谋划的进取中原的计划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不过他以为这同时也是机会。两国精锐云集于此决战，若是己方胜了，则可北进中原；而蒙元则输光了老底儿，不仅从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坠落成了二流军事国家，也没有在与大宋争锋的本钱，只有退出中原才能苟延残喘。
但是赵昺也清楚的知道中国历代王朝的统一，往往都是北方统一南方，而自南向北统一全国却鲜有成功的，据他所知也只有明太祖朱元璋做到了。他还记得明朝君臣在商议北伐方略时，将领们多主张直取大都，而朱元璋却以为：
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走行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矣。
而历史朱元璋北伐前是以金陵为基础，西平陈友谅，控制荆襄上游；东灭张士诚，巩固三吴根本。控制荆襄，保障了对长江形势的控制；巩固三吴，保障了大后方的稳固。可元朝在经历了刘福通起义的冲击后武备不振，它所倚重的统兵将领如盘据山西的扩廓帖木尔、拥兵关中的李思济、张良弼等却争权夺利，各谋保境割据，相互攻伐，不相统一。这也正好给了朱元璋各个击破和直捣大都的机会。
赵昺以为当下的形势与朱元璋北伐时相比，虽然不若其有利，但是大势上并不差。自己先遣文天祥西征川蜀，即便无法收复全境，可也阻断了蒙元从川蜀沿江来犯的通路。且江东之战，歼灭了蒙元屯驻河南、山东两个都万户府，占据了淮南之地，在战略上已经取得主动，是可以借鉴其攻略的。
当下元朝在失去对江淮以南地域的控制之后，只能依赖河南、山东作为南方藩篱，抵御宋军北伐。而赵昺以为攻略山东应是重点，其不但是大都的南面屏障，还监控着南北水路运输的大动脉，在南北之间居于枢纽性地位，故宜先取之，以撤其屏蔽。
元朝一旦失去山东则等于门户大开，再无天然屏障以御宋军的进攻。而己方攻占山东后，可以利用大运河的北段，顺流长驱。取河南则可保护己方的侧翼。至于攻取河南之后，赵昺也以为凭借己方的综合实力，尚不足以用兵关中，应该暂时在西路处于守势，阻遏关中元军之东出。
赵昺也明白在任何全局性的角逐中，中原都是必争之地，那里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只有中原四通八达的地理条件，才能获得控御八方的形势。中原安定，四方才可能安定；若中原纷乱，则四方形势必致散裂。不经营好中原，则无以问鼎天下；不经营好中原，则无以谋天下之长治久安。
不过地处天下之中的中原在天下纷乱之时，也会变成四面皆可受敌之地，而四方分崩的离心力可足以撕裂中原形势，会使中原成为一个动荡的交汇之地，汇集的洪流可冲毁任何据守中原的努力。但此时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易，而据中原四战之地者难。
所以赵昺借鉴了朱元璋北伐中原的战略，首先攻占山东，然后向西旋转攻取河南，进而进军河北，攻元大都。大都既下，再入山西，以此为跳板进军关陇、夺巴蜀，统一天下。而不同的是，他现在是四处开花，采用扰乱云南，进军川蜀以牵制蒙元的兵力，再攻略两淮使敌无法四处相顾的战术，让蒙元方面只能被动的跟着自己的节奏动，而失去了对战略主动权的掌控。
赵昺自然也清楚自己的战术弊端同样明显。首先四处用兵，使得财政压力很大，使得他无法无限制的增加兵力；而想要少花钱多办事，四面开花又让战线漫长，导致兵力分散，难以实施大包围、大迂回的战术，只能谨慎用兵，以脑子弥补体力的不足。
当下赵昺也正享受作茧自缚的痛苦，先是为了歼灭玉昔帖木儿兵团，在扬州城外冻了了好几个月，又以身犯险演了出空城计才将其摆平。而此刻明明中原近在眼前，汴梁似乎是唾手可得，却也不敢妄动，他明白大胆用兵不等于蛮干，凭着自己手里这点兵力夺了城也守不住，还要冒着被围困的风险。所以馋的抓耳挠腮也不敢去吃，只能在对岸遥望。
想取得战场上的胜利，又要解决兵力匮乏的办法，赵昺知道能用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伤其十指，不若断其一指’，也就是伟人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术。而当前双方都在向前线调兵，决战的战场就要摆在枢纽之地的徐州。
徐州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兵家必争之地，赵昺前世曾看过一个统计，发生在徐州的战争，仅有记载的就多达四百余次。最早的一次，发生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即彭伯寿征西河；最近的一次，即解放全国的三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算下来平均每十年左右，徐州这块地方就要打一回仗。就是在和平年代，徐州也有重兵把守并设立相当高级军事指挥机关，所以必争之地是名副其实。
那么，兵家为何争徐州？其实还是因为其地理位置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徐州一直是南北交界，处于北京和南京的中心位置，是防卫苏南税收重镇的屏障，可以说苏南的富庶和徐州的屏障作用密不可分。且它扼守在交通要冲，北可控制华北平原，南下可攻打江南，西去可以进中原腹地，东推可有海港作退路。史称北国锁钥，南国重镇！
而用徐州人的话说，他们生活的这座城市“不南不北，不大不小”。而在南方军事家眼里，占领了徐州，就等于拿到了打开北方大门之锁的一把钥匙；而在北方军事家眼里，夺下了徐州，就等于占领了向南方进军的桥头堡。因而古人才有“彭城之得失，辄关南北之盛衰”之说。
此地虽属黄淮平原，但鲁南山地伸延至此，故境内岗岭起伏，群山环抱，势如仰釜。这些山在冷兵器年代，就如徐州城的天然屏障，易守难攻，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徐州城外的河流，加上有时黄河经常改道，流经徐州，有黄河天险据守，同样也有天然防御作用。
再有自古徐州就有畅通的水路。南宋之前，徐州城的北面与东面有泗水环绕，西面有汴水流过。从泗水北上，可通金乡、曲阜、定陶；从汴水向西，可达开封、洛阳；沿泗水南下，可到淮阴。这些由徐州可以通达的城市，当时都很重要，有的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而打仗，特别是打大仗，必须调动军队，而且兵贵神速，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军事部署。除调兵之外，还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之常识。在此条件下，交通条件便成为一个关键。如果谁占领了徐州，运兵、运武器、运粮草，就没有多大困难了。此外陆路也通达四方，历代都在此设有驿站，可以快速传递消息，调动兵力。
尤其是南宋时，黄河决口，夺泗而流。元代之后，忽必烈当政整修大运河，泗水纳入京杭大运河水系，使得徐州交通枢纽的地位再上一个台阶。其时粮食却取之长江下游，如这条水上大动脉一旦阻塞，大都便嗷嗷待哺，京师危矣。而徐州便是这条水上大动脉的必经之处，故有“五省通衢”之誉，北上通山东、河北、京畿，南下通浙江。
此外徐州位于苏鲁豫皖接壤地区，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在千年的历史中，曾有过较长时间的繁荣和发达。因为这里资源丰富，气候适中，“有地宜粮，有山宜林，有滩宜果，有水宜鱼”，有“丰沛收养九州”之说。打仗和驻扎重兵时，粮草不成问题。且徐州历来人口密度也比较大，兵源充足。
根据情报显示，驻守漠北的元军除了亲军前卫都指挥使玉硅失部下的阿速军并其余诸卫军马，蒙古军各万户，还有哈喇赤军十九个千户。以及安西王、汪古部驸马、赤乞列思驸马在内的诸王驸马所部。懂得一点蒙古军事都能看出，元朝驻扎漠北的军队不但数量很多，而且都是元军中的精锐部队，其素质远远超过驻扎在中原和两淮地区的卫军及万户军。
赵昺明白这些元军纷纷南调，给自己一直暗中谋划的进取中原的计划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不过他以为这同时也是机会。两国精锐云集于此决战，若是己方胜了，则可北进中原；而蒙元则输光了老底儿，不仅从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坠落成了二流军事国家，也没有在与大宋争锋的本钱，只有退出中原才能苟延残喘。
但是赵昺也清楚的知道中国历代王朝的统一，往往都是北方统一南方，而自南向北统一全国却鲜有成功的，据他所知也只有明太祖朱元璋做到了。他还记得明朝君臣在商议北伐方略时，将领们多主张直取大都，而朱元璋却以为：
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走行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矣。
而历史朱元璋北伐前是以金陵为基础，西平陈友谅，控制荆襄上游；东灭张士诚，巩固三吴根本。控制荆襄，保障了对长江形势的控制；巩固三吴，保障了大后方的稳固。可元朝在经历了刘福通起义的冲击后武备不振，它所倚重的统兵将领如盘据山西的扩廓帖木尔、拥兵关中的李思济、张良弼等却争权夺利，各谋保境割据，相互攻伐，不相统一。这也正好给了朱元璋各个击破和直捣大都的机会。
赵昺以为当下的形势与朱元璋北伐时相比，虽然不若其有利，但是大势上并不差。自己先遣文天祥西征川蜀，即便无法收复全境，可也阻断了蒙元从川蜀沿江来犯的通路。且江东之战，歼灭了蒙元屯驻河南、山东两个都万户府，占据了淮南之地，在战略上已经取得主动，是可以借鉴其攻略的。
当下元朝在失去对江淮以南地域的控制之后，只能依赖河南、山东作为南方藩篱，抵御宋军北伐。而赵昺以为攻略山东应是重点，其不但是大都的南面屏障，还监控着南北水路运输的大动脉，在南北之间居于枢纽性地位，故宜先取之，以撤其屏蔽。
元朝一旦失去山东则等于门户大开，再无天然屏障以御宋军的进攻。而己方攻占山东后，可以利用大运河的北段，顺流长驱。取河南则可保护己方的侧翼。至于攻取河南之后，赵昺也以为凭借己方的综合实力，尚不足以用兵关中，应该暂时在西路处于守势，阻遏关中元军之东出。
赵昺也明白在任何全局性的角逐中，中原都是必争之地，那里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只有中原四通八达的地理条件，才能获得控御八方的形势。中原安定，四方才可能安定；若中原纷乱，则四方形势必致散裂。不经营好中原，则无以问鼎天下；不经营好中原，则无以谋天下之长治久安。
不过地处天下之中的中原在天下纷乱之时，也会变成四面皆可受敌之地，而四方分崩的离心力可足以撕裂中原形势，会使中原成为一个动荡的交汇之地，汇集的洪流可冲毁任何据守中原的努力。但此时据四角山川险固之地者易，而据中原四战之地者难。
所以赵昺借鉴了朱元璋北伐中原的战略，首先攻占山东，然后向西旋转攻取河南，进而进军河北，攻元大都。大都既下，再入山西，以此为跳板进军关陇、夺巴蜀，统一天下。而不同的是，他现在是四处开花，采用扰乱云南，进军川蜀以牵制蒙元的兵力，再攻略两淮使敌无法四处相顾的战术，让蒙元方面只能被动的跟着自己的节奏动，而失去了对战略主动权的掌控。
赵昺自然也清楚自己的战术弊端同样明显。首先四处用兵，使得财政压力很大，使得他无法无限制的增加兵力；而想要少花钱多办事，四面开花又让战线漫长，导致兵力分散，难以实施大包围、大迂回的战术，只能谨慎用兵，以脑子弥补体力的不足。
当下赵昺也正享受作茧自缚的痛苦，先是为了歼灭玉昔帖木儿兵团，在扬州城外冻了了好几个月，又以身犯险演了出空城计才将其摆平。而此刻明明中原近在眼前，汴梁似乎是唾手可得，却也不敢妄动，他明白大胆用兵不等于蛮干，凭着自己手里这点兵力夺了城也守不住，还要冒着被围困的风险。所以馋的抓耳挠腮也不敢去吃，只能在对岸遥望。
想取得战场上的胜利，又要解决兵力匮乏的办法，赵昺知道能用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伤其十指，不若断其一指’，也就是伟人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术。而当前双方都在向前线调兵，决战的战场就要摆在枢纽之地的徐州。
徐州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兵家必争之地，赵昺前世曾看过一个统计，发生在徐州的战争，仅有记载的就多达四百余次。最早的一次，发生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即彭伯寿征西河；最近的一次，即解放全国的三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算下来平均每十年左右，徐州这块地方就要打一回仗。就是在和平年代，徐州也有重兵把守并设立相当高级军事指挥机关，所以必争之地是名副其实。
那么，兵家为何争徐州？其实还是因为其地理位置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徐州一直是南北交界，处于北京和南京的中心位置，是防卫苏南税收重镇的屏障，可以说苏南的富庶和徐州的屏障作用密不可分。且它扼守在交通要冲，北可控制华北平原，南下可攻打江南，西去可以进中原腹地，东推可有海港作退路。史称北国锁钥，南国重镇！
而用徐州人的话说，他们生活的这座城市“不南不北，不大不小”。而在南方军事家眼里，占领了徐州，就等于拿到了打开北方大门之锁的一把钥匙；而在北方军事家眼里，夺下了徐州，就等于占领了向南方进军的桥头堡。因而古人才有“彭城之得失，辄关南北之盛衰”之说。
此地虽属黄淮平原，但鲁南山地伸延至此，故境内岗岭起伏，群山环抱，势如仰釜。这些山在冷兵器年代，就如徐州城的天然屏障，易守难攻，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徐州城外的河流，加上有时黄河经常改道，流经徐州，有黄河天险据守，同样也有天然防御作用。
再有自古徐州就有畅通的水路。南宋之前，徐州城的北面与东面有泗水环绕，西面有汴水流过。从泗水北上，可通金乡、曲阜、定陶；从汴水向西，可达开封、洛阳；沿泗水南下，可到淮阴。这些由徐州可以通达的城市，当时都很重要，有的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而打仗，特别是打大仗，必须调动军队，而且兵贵神速，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军事部署。除调兵之外，还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之常识。在此条件下，交通条件便成为一个关键。如果谁占领了徐州，运兵、运武器、运粮草，就没有多大困难了。此外陆路也通达四方，历代都在此设有驿站，可以快速传递消息，调动兵力。
尤其是南宋时，黄河决口，夺泗而流。元代之后，忽必烈当政整修大运河，泗水纳入京杭大运河水系，使得徐州交通枢纽的地位再上一个台阶。其时粮食却取之长江下游，如这条水上大动脉一旦阻塞，大都便嗷嗷待哺，京师危矣。而徐州便是这条水上大动脉的必经之处，故有“五省通衢”之誉，北上通山东、河北、京畿，南下通浙江。
此外徐州位于苏鲁豫皖接壤地区，是区域性中心城市。在千年的历史中，曾有过较长时间的繁荣和发达。因为这里资源丰富，气候适中，“有地宜粮，有山宜林，有滩宜果，有水宜鱼”，有“丰沛收养九州”之说。打仗和驻扎重兵时，粮草不成问题。且徐州历来人口密度也比较大，兵源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