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前世就知道钱的重要性，为此自己被困在那艘船上好几年。不过那会儿还是基于个人的私利，即便如此也让他明白没钱寸步难行的道理。而穿越到宋末之时，更让他明白没钱的痛苦，从最初的几十人，到几百人，直至当前统治几千万人口的半壁江山，缺钱几乎伴随始终。
不过在由弱到强的立国过程中，赵昺也体会到即便在势均力敌的战争中，获胜的一方往往是财政组织最出色的一方，且不分古今。而他亦发现终清一朝将《三国演义》当作宝典，从努尔哈赤青年时期追随李成梁，接触到《三国演义》；到创业打天下，向子侄、将领推荐，《三国演义》就一直是清朝将领的枕边书、军事书目“爆款”，而皇太极更是将《三国演义》当兵法看是有道理的。
当然赵昺知道《三国演义》是本演义，其中三分实七分虚，但因其语言生动活泼，并不晦涩，又加以故事性强，引人入胜，所以非常适合文化水平并不高的普通将领，自己也曾以此来作为军事初级范本来教育自己的侍卫们。
但赵昺对内容解读却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其反应的不仅有军事上的奇谋妙计，还有战争财政的秘密。可以说，三国的竞争，首先是财政的竞争，其次才是军事的斗争，谁能够建立起更加持久有效的财政体系，谁才能击败其他的竞争者。
人所共知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属于典型的战乱期。董卓之乱后，整个东汉帝国的财政体系彻底崩塌。这一年，整个中原都处于混乱之中：袁术、袁绍、吕布、公孙瓒等各霸一方，征战不止。这也是东汉末年最残酷的时期，每一个军阀都拼命挣扎，图谋吞并别家，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而各地的州牧和将军们为了供养部队，首先实行的是掠夺式财政政策。
作为灭亡东汉的第一推手，董卓也是推行掠夺式财政政策的典型代表。攻克了城池之后，他的军队都会将城市的财富洗劫一空。根据以往的经验，更看重货币。他认为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买到一切。他劫持了皇帝之后，就废除了五铢钱，铸造另一种小钱来流通，希望持有更多数量的铸钱。
在和平时期，这种做法可以直接从民间抽取大量的财富。但在战争时期，由于民间已经抛弃了货币，董卓的做法最终失败。但不管是劫掠钱财，还是铸造更多的铜钱，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军粮。有了军粮，才能招募更多的士兵，才能形成战斗力。但在战乱时期，许多百姓都无法耕种田地，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这时，不管出多高的价格，都无法买到军粮，钱币又有什么用处呢？
董卓被吕布刺死后，部将郭汜、李傕继续作乱。当时的物价已经涨到了一石粟五十万，一石豆麦二十万，大约是和平时期物价的一万倍。由于没有足够的粮食，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白骨成堆，腐烂的人肉和残缺的尸体处处可见。
以劫掠作为财政支柱向来是暂时的，正是由于董卓、郭汜、李傕等人大肆掠夺西部，导致农民无法种粮，至于曾经繁华的长安城，更是一无所有，连人都看不到，整个关中平原成为一片荒地。随着粮食的枯竭，军队也成了受害者，战斗力下降，最终西北军阀被东部的军阀所消灭，正是这种暴虐的做法促成了他们的败亡。
在东部的中原一带，与曹操争天下的二袁——袁绍和袁术，同样不知道后勤的重要性。在争霸战争进行期间，他们的军费是临时筹措的，也以掠夺为主。彼时中原一带尚分布着大面积的水域，有丰富的水产，可以暂时解决军队的食品供应。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这些水产却无法成为辎重。以致袁绍的军队要靠路边的野枣糊口，而袁术的军队则寻找贝壳充饥。
在军阀混战时期，货币经济也已经停止，中国重新回到了以物易物的时代。当战争向着长期化发展时，谁第一个反应过来，从掠夺式财政政策走向可持续的生产式财政政策，谁就会成为受益者。而最早发现战争财政秘密的是曹操。
当所有的人都关注军事，曹操却强调农事。他四下招募流民，把他们安置在许都一带的空田进行耕作，得到了百万石的粮食，为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保障。之后又将这个经验四处推广。许昌屯田成功后，他将经验向全国推广，每年粮食产量已经达到了几千万石。
定都邺城后，由于局势的稳定，除了屯田之外，曹操将普通农田的税收加以制度化：普通的耕地要求每亩收租四升，每户每年再缴纳两匹绢、二斤绵，除此之外不得擅自征收。自此，屯田成为惯例，他及此从强大的北方军阀中脱颖而出。这一看似不经意的举动，成为他统一北方的关键步骤。
而曹操也最早意识这条规律：战乱时期，最擅长筹措军费的人，就会成为最后的赢家，统一北方后，曹氏的魏国已经到了人人谈论发展经济，讨论如何获得更多粮食的地步。在这个阶段，精通各种经营的能臣辈出，经济头脑已经成为谋士必备的素质之一。
在三国的竞争中，曹魏也是最重视粮食生产的一方。为了快速生产粮食，政府招募大量的流民，令其耕种土地，这些人称为屯户。按照当时的规矩，如果屯户自己有牛，种地的粮食就和政府对半分；如果屯户没有牛，由政府提供牛，那么种出来的粮食由屯户分四成，剩下的六成给政府。而政府则保证这些屯户不缴其他的税，也不服兵役。屯户的生活反而比普通的农民还要舒服。
江东在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小，意味着孙吴并不迫切需要屯田；而门阀势力更强大，意味着皇帝的命令无法贯彻得那么彻底，行政效率更低下。但孙吴政权仍然进行了一定的屯田工作。由于曹氏统一了北方，江淮一带成了争霸的主战场，孙吴的财政需求也在增加，故而陆逊上表请求屯田。孙权亲自劳动，鼓励农耕，也获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三国中蜀汉的地盘最小，也有过短暂的屯田。丞相诸葛亮平南蛮，开拓了云南市场；他在四川也大力务农；在陕西境内，也有计划进行屯田，以供征伐，同时姜维在甘肃境内进行了屯田。然而，蜀国的粮食却浪费在了连年的北伐战争之中，这些战争大都没有结果，几乎每一次撤军，都受困于粮食的不足和运粮的困难。且蜀国缺乏应对危机的物质基础，最终蜀汉成为最早灭亡的国家……
赵昺的发家史是从两艘被其引进浅滩的元军战船开始的，其后他又攻取广州和泉州，也可以说是变相的劫掠财政。彼时他甚至对这种来钱快的买卖十分惬意，甚至有一旦在琼州无法立足就转行当海盗，专干这种没有本钱的买卖的念头。
行朝同样如此，失去了大片国土后，财政开支只能依靠逃出时携带的资财和爱国人士的捐献，随着流亡日久也将耗尽，没有了银钱支撑，别说招募新军，吃饭都成问题。也幸亏赵昺醒悟的早，知道仅靠劫掠和捐献是难以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行朝也就是形如流寇，早晚要灭亡的，所以赵昺在继位后一直谋划将行朝迁往琼州。
但是这条路也是走的十分艰难。赵昺十分清楚自己继承了大宋的衣钵，获得了前朝的‘统治权’，却也继承了前朝政权积累下的诸多毛病。虽然只是个流亡政府，可政权内部结构盘根错节，形成了巨大的惯性，这样的政权不可能重新设计政治和经济制度，只能在前朝的基础上做些许的改变，政权也就只能是维持式的，而不是革新式的。
赵昺在依靠忠于自己的帅府军和近臣的支持下削弱相权，确立了皇权主导地位后，想到的就是自己要想保持皇权独立的状态，就要控制财权，从而才能进一步左右朝廷的走向。所以他利用陆秀夫急于解决财政困难的心情，半强迫的与其达成协议，获得了盐税的分成和吸引人口进行民屯等经济政策。
与此同时，赵昺又利用事务局的特权，大肆进行走私和海贸聚起了大量的财富。而朝廷获得的财政收入一直处于饿不死也撑不着的状况，必须依靠向内藏库借贷才能维持运转，如此便又借机让总计司参与朝廷的财政，控制了钱物的走向，迫使朝廷不得不与其在政治问题上向他妥协。
当然手中有钱，也让赵昺可以壮大自己的私军——御前护军和事务局，拉拢行朝中的臣僚，掌握了人事权，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让他更加深信财政为王的道理……
不过在由弱到强的立国过程中，赵昺也体会到即便在势均力敌的战争中，获胜的一方往往是财政组织最出色的一方，且不分古今。而他亦发现终清一朝将《三国演义》当作宝典，从努尔哈赤青年时期追随李成梁，接触到《三国演义》；到创业打天下，向子侄、将领推荐，《三国演义》就一直是清朝将领的枕边书、军事书目“爆款”，而皇太极更是将《三国演义》当兵法看是有道理的。
当然赵昺知道《三国演义》是本演义，其中三分实七分虚，但因其语言生动活泼，并不晦涩，又加以故事性强，引人入胜，所以非常适合文化水平并不高的普通将领，自己也曾以此来作为军事初级范本来教育自己的侍卫们。
但赵昺对内容解读却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其反应的不仅有军事上的奇谋妙计，还有战争财政的秘密。可以说，三国的竞争，首先是财政的竞争，其次才是军事的斗争，谁能够建立起更加持久有效的财政体系，谁才能击败其他的竞争者。
人所共知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属于典型的战乱期。董卓之乱后，整个东汉帝国的财政体系彻底崩塌。这一年，整个中原都处于混乱之中：袁术、袁绍、吕布、公孙瓒等各霸一方，征战不止。这也是东汉末年最残酷的时期，每一个军阀都拼命挣扎，图谋吞并别家，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而各地的州牧和将军们为了供养部队，首先实行的是掠夺式财政政策。
作为灭亡东汉的第一推手，董卓也是推行掠夺式财政政策的典型代表。攻克了城池之后，他的军队都会将城市的财富洗劫一空。根据以往的经验，更看重货币。他认为只要有了钱，就可以买到一切。他劫持了皇帝之后，就废除了五铢钱，铸造另一种小钱来流通，希望持有更多数量的铸钱。
在和平时期，这种做法可以直接从民间抽取大量的财富。但在战争时期，由于民间已经抛弃了货币，董卓的做法最终失败。但不管是劫掠钱财，还是铸造更多的铜钱，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军粮。有了军粮，才能招募更多的士兵，才能形成战斗力。但在战乱时期，许多百姓都无法耕种田地，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这时，不管出多高的价格，都无法买到军粮，钱币又有什么用处呢？
董卓被吕布刺死后，部将郭汜、李傕继续作乱。当时的物价已经涨到了一石粟五十万，一石豆麦二十万，大约是和平时期物价的一万倍。由于没有足够的粮食，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白骨成堆，腐烂的人肉和残缺的尸体处处可见。
以劫掠作为财政支柱向来是暂时的，正是由于董卓、郭汜、李傕等人大肆掠夺西部，导致农民无法种粮，至于曾经繁华的长安城，更是一无所有，连人都看不到，整个关中平原成为一片荒地。随着粮食的枯竭，军队也成了受害者，战斗力下降，最终西北军阀被东部的军阀所消灭，正是这种暴虐的做法促成了他们的败亡。
在东部的中原一带，与曹操争天下的二袁——袁绍和袁术，同样不知道后勤的重要性。在争霸战争进行期间，他们的军费是临时筹措的，也以掠夺为主。彼时中原一带尚分布着大面积的水域，有丰富的水产，可以暂时解决军队的食品供应。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这些水产却无法成为辎重。以致袁绍的军队要靠路边的野枣糊口，而袁术的军队则寻找贝壳充饥。
在军阀混战时期，货币经济也已经停止，中国重新回到了以物易物的时代。当战争向着长期化发展时，谁第一个反应过来，从掠夺式财政政策走向可持续的生产式财政政策，谁就会成为受益者。而最早发现战争财政秘密的是曹操。
当所有的人都关注军事，曹操却强调农事。他四下招募流民，把他们安置在许都一带的空田进行耕作，得到了百万石的粮食，为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保障。之后又将这个经验四处推广。许昌屯田成功后，他将经验向全国推广，每年粮食产量已经达到了几千万石。
定都邺城后，由于局势的稳定，除了屯田之外，曹操将普通农田的税收加以制度化：普通的耕地要求每亩收租四升，每户每年再缴纳两匹绢、二斤绵，除此之外不得擅自征收。自此，屯田成为惯例，他及此从强大的北方军阀中脱颖而出。这一看似不经意的举动，成为他统一北方的关键步骤。
而曹操也最早意识这条规律：战乱时期，最擅长筹措军费的人，就会成为最后的赢家，统一北方后，曹氏的魏国已经到了人人谈论发展经济，讨论如何获得更多粮食的地步。在这个阶段，精通各种经营的能臣辈出，经济头脑已经成为谋士必备的素质之一。
在三国的竞争中，曹魏也是最重视粮食生产的一方。为了快速生产粮食，政府招募大量的流民，令其耕种土地，这些人称为屯户。按照当时的规矩，如果屯户自己有牛，种地的粮食就和政府对半分；如果屯户没有牛，由政府提供牛，那么种出来的粮食由屯户分四成，剩下的六成给政府。而政府则保证这些屯户不缴其他的税，也不服兵役。屯户的生活反而比普通的农民还要舒服。
江东在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小，意味着孙吴并不迫切需要屯田；而门阀势力更强大，意味着皇帝的命令无法贯彻得那么彻底，行政效率更低下。但孙吴政权仍然进行了一定的屯田工作。由于曹氏统一了北方，江淮一带成了争霸的主战场，孙吴的财政需求也在增加，故而陆逊上表请求屯田。孙权亲自劳动，鼓励农耕，也获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三国中蜀汉的地盘最小，也有过短暂的屯田。丞相诸葛亮平南蛮，开拓了云南市场；他在四川也大力务农；在陕西境内，也有计划进行屯田，以供征伐，同时姜维在甘肃境内进行了屯田。然而，蜀国的粮食却浪费在了连年的北伐战争之中，这些战争大都没有结果，几乎每一次撤军，都受困于粮食的不足和运粮的困难。且蜀国缺乏应对危机的物质基础，最终蜀汉成为最早灭亡的国家……
赵昺的发家史是从两艘被其引进浅滩的元军战船开始的，其后他又攻取广州和泉州，也可以说是变相的劫掠财政。彼时他甚至对这种来钱快的买卖十分惬意，甚至有一旦在琼州无法立足就转行当海盗，专干这种没有本钱的买卖的念头。
行朝同样如此，失去了大片国土后，财政开支只能依靠逃出时携带的资财和爱国人士的捐献，随着流亡日久也将耗尽，没有了银钱支撑，别说招募新军，吃饭都成问题。也幸亏赵昺醒悟的早，知道仅靠劫掠和捐献是难以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行朝也就是形如流寇，早晚要灭亡的，所以赵昺在继位后一直谋划将行朝迁往琼州。
但是这条路也是走的十分艰难。赵昺十分清楚自己继承了大宋的衣钵，获得了前朝的‘统治权’，却也继承了前朝政权积累下的诸多毛病。虽然只是个流亡政府，可政权内部结构盘根错节，形成了巨大的惯性，这样的政权不可能重新设计政治和经济制度，只能在前朝的基础上做些许的改变，政权也就只能是维持式的，而不是革新式的。
赵昺在依靠忠于自己的帅府军和近臣的支持下削弱相权，确立了皇权主导地位后，想到的就是自己要想保持皇权独立的状态，就要控制财权，从而才能进一步左右朝廷的走向。所以他利用陆秀夫急于解决财政困难的心情，半强迫的与其达成协议，获得了盐税的分成和吸引人口进行民屯等经济政策。
与此同时，赵昺又利用事务局的特权，大肆进行走私和海贸聚起了大量的财富。而朝廷获得的财政收入一直处于饿不死也撑不着的状况，必须依靠向内藏库借贷才能维持运转，如此便又借机让总计司参与朝廷的财政，控制了钱物的走向，迫使朝廷不得不与其在政治问题上向他妥协。
当然手中有钱，也让赵昺可以壮大自己的私军——御前护军和事务局，拉拢行朝中的臣僚，掌握了人事权，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让他更加深信财政为王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