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想通了江钲要退出朝堂的原因，可其采用如此激烈的手段，还是让赵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其完全可以在夺取襄阳后再功成身退。反正在这个年代，连个体温计都没有，更别说ct，核磁共振了，你要坚持说有病，再摆出副病恹恹的样子，根本没有人能查出来真假。
即便官员们也清楚权臣和皇族最容易受到猜忌，而皇帝皇帝很大程度上都是一个时代的最高权利者，他想找你的毛病是很容易的，被猜忌的大臣大多是能力突出且居功自傲，有明显的政治队伍且不和皇帝一心。如此臣子面对帝王的猜忌，从而做出防卫措施也算是正当。
而赵昺也明白官员们其实是有两个生命，一个是他的本人生命，另一个是他的政治生命，一旦受猜忌，政治生命就面临着完结，人身安全也很难得到保障。即便保全了性命，也是活的艰难。正如前世看的一部电影《元首回来了》中，其有一句台词：“我除了从政什么也不会。”
但是赵昺知道，他不是不会，已经当过元首的人还会去维也纳街头卖画吗？而政治家不都是这样吗，赵普不会再去教书，韩信不会再去蹭饭。而自己丢了皇位，不会再去船场中去做一名工匠。对于这些人来说，失去了政治，他们就是一群行尸走肉。
赵昺现在想不通的是自己对于江钲一直很信任，从未猜忌其会有不忠的行为，别说对他人说起，就是在心里压根没生出过这个念头。所以江钲完全没有必要惊惧到如此地步，他此时以非正常手段强行退隐等于是放弃了后半辈子的荣华富贵，影响到后世子孙，甚至反而会更容易引发怀疑。
当然同样让赵昺十分困惑，难道是自己无意间的言行，让江钲误会了？他觉得这个问题有必要搞清楚，否则肯能会影响到朝廷的稳定，毕竟一个镇守一方的重臣，在没有什么过错的情况下突然去职，足够引发朝野无数的遐想。
难道是因为赵孟锦改任鸿庆宫使，放弃军权退居二线的缘故？赵昺猛然想到了这一点，而王应麟也刚刚也恰好与他说起安史之乱，其中是否暗示自己江钲要去职的原因呢？捋出了线索，他不禁讶然，正是自己调整原江东置司的事情让其感到了什么，干脆以伤病为由‘体面’的退出朝堂。
刚刚在讨论安史之乱后，唐廷在处理大军团危机的过程中，就处理时序和方式而言，已经体现出了明显的地域差异。唐廷最关心的是帝国的政治中心关中，因此虽然关中的几大派系都对平叛或抵御异族有过重要贡献，但德宗最先打压的还是此地的朔方军、四镇北庭军以及稍后入驻的幽州军。
尽管在打压过程中引发了“奉天之难”这样严重的危机事件，但事件平息后关中藩镇的问题确实是唐廷最先、也是最为彻底地解决的。而实际上，从朝廷与地方的关系来看，安史之乱前，以关中为政治中心的唐帝国，随着将它的军事力量逐渐部署在边境，政府部门需要不断到位于河南的东都来获取食粮。
河南运路的开辟并漕转江淮粮饷入京，让一个原先主要以关中就可自立的朝廷，现在不得不将军事、经济权力移交于其他地区，它就已经在逐渐瓦解“关中本位政策”了。安史之乱爆发后的藩镇时代，只是加快了这一转变的进程，并且使之变得更有“效益”。
所谓的“效益”，就是帝国现在仅需要关中——河南——江淮这三个地区就可以维持其统治。它不需要亲力亲为地参与河北的军事布防，因为安史乱后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幽州已经承担了为帝国抵御东北异族的责任。所以就统治效益而言，牺牲江淮的财力与不顾威胁帝国心脏地带的西部异族，去利用禁军或河南藩军收复既无太大经济价值又可能导致军事压力的河北地区，意义显然是不大的。
而关中、江淮、河南相比，帝国对河北的态度要复杂得多。安史之乱既然起于河北，因此河北的幽州、平卢势力对帝国的威胁毫无疑问是最早也是最严重的，但乱后河北依旧由出于安史集团的叛军旧将占领。而这一放弃不仅是关乎唐廷有没有能力收复河朔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唐廷有没有意愿收复河朔的问题。
在对河朔的打击中，唐廷现在更多地要视江淮的财力、以及关中禁军与河南藩军的兵力来行动。所以说，帝国的维系现在主要依靠、而且几乎只要依靠前三个地区就能进行，于是“收复”河朔在唐朝君臣看来反倒成了一桩赔本买卖。
事实上，当前宋廷的面临的形势与唐末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现在的经济中心已经从关中转移到了江东。可以说朝廷的开支，多半来自于江东的税赋，军粮也取自于此。且临安位于江东腹地，面临敌军的正面威胁，必然是防守上的重中之重，在此投入了巨大的军事力量。
湖广地区虽然在大战略上扼守长江中游，阻断敌军顺江南下的通路。但是湖广地区不比现代，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要弱于江东。而临近的贵州和云南皆是俚族的世居之地，朝廷的统治力历朝都是薄弱地区，也不为重视，只要不作乱就任其自生自灭。
而这次发起北伐之役的重要原也是为了占据两淮，增加战略纵深，保护江东这个政治和经济中心免受威胁。荆湖战场主要是策应主战场，保护东集团侧翼安全，并夺取襄阳改善江东被动防御态势。当然主要兵力也是投入到了两淮战场，赵昺亲征指挥。
不过赵昺不以为江钲是因为受到忽视才负气请辞，就要有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主要原因很可能是来自于自己重构军事布局，将大军团拆分，并撤销了江东制置司，主帅委与虚职调回京师，只以军将镇守军事要地，将行政事务归于文官系统。
因为旨意是明发到各军的，赵昺估计正是这道旨意让江钲感到了危机，更加坚定其的想法。加之其出身相门，对于大宋的制度理解的更为透彻，政策的调整更为敏感。而对太祖杯酒释兵权及高宗的‘抑藩振朝’的事迹更是知之甚详。
现在皇帝的做法，江钲便理解为巩固皇权，打击封疆大吏的方式，从重构朝廷结构向更为实质的‘扬文抑武’国策的转变。即开始进一步分割和弱化掌握兵权大将的权力，对那些在军中具有影响力的旧将一并进行革除，起用那些出身低微，缺乏背景的一些新兴将领，进入权力中坚层。
其实江钲对政策部分的理解并没有错误，此时朝廷已经进入新老交替的时期，一波如应节严、马廷鸾、陈仲微及徐宗仁等省、部重臣皆已经进入古稀之年，并多次请求致仕。他们虽然为国操劳多年，但终归年老体虚，上朝议政对他们来说都难以坚持下来，赵昺想留也不能够不顾他们的死活了，而这也需要一批新人填补留下来的空间。
而另外如陆秀夫、文天祥和刘黻等一班人，虽然勉强能称之为壮年，可他们已经久居相位十余年，已经位极人臣，快到了封无可封的地步。从本心来说，这些人与自己配合多年，用起来也顺手，可是他们已经成了新兴官员的‘拦路虎’，不利于朝廷架构的稳定，也可能形成政治集团。
所以赵昺正是想借北伐大胜之威对朝廷权力结构进行调整，让功勋卓著的老臣光荣退休，让一些有为的中年臣僚进入朝廷权力中心，而对久居高位的几位重臣也要另设相应的职位继续参与中枢事宜。但是他的意图并非对那些在复国中立下大功的将帅弃而不用，而是要将他们调回京师重入朝堂，加强武臣在朝中的力量。
显然江钲的惯性思维，让他以为皇帝是要对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动手，消除割据的危险。而他镇守西南边陲，以番俚为邻，又掌握鄂州和江汉部分地区，手下兵将尽是多年的部下，若是在夺取襄阳那么就能够控制长江中游广大地区。如此任谁来看皆完全具备割据一方，与朝廷讨价还价，封疆裂土的条件。
在江钲看来皇帝同样是人，且非昏庸之辈，自不会放任自己发展。即便一直小心翼翼的规避，可谁又能猜得透皇帝的心思，以其因为被陛下猜忌而被免职，灰溜溜的回朝，还不若选择一个稍微体面的方式去职。如此还能让皇帝感年其多年来忠心耿耿的份上，可以平安度过余生，余荫子孙。
“唉，你想的太多了！”都说女人的心思最难猜，赵昺今天才明白手下的心思最难猜，若非自己了解江钲的为人，也许真的会误以为其是拥兵自重，借襄阳相胁……
即便官员们也清楚权臣和皇族最容易受到猜忌，而皇帝皇帝很大程度上都是一个时代的最高权利者，他想找你的毛病是很容易的，被猜忌的大臣大多是能力突出且居功自傲，有明显的政治队伍且不和皇帝一心。如此臣子面对帝王的猜忌，从而做出防卫措施也算是正当。
而赵昺也明白官员们其实是有两个生命，一个是他的本人生命，另一个是他的政治生命，一旦受猜忌，政治生命就面临着完结，人身安全也很难得到保障。即便保全了性命，也是活的艰难。正如前世看的一部电影《元首回来了》中，其有一句台词：“我除了从政什么也不会。”
但是赵昺知道，他不是不会，已经当过元首的人还会去维也纳街头卖画吗？而政治家不都是这样吗，赵普不会再去教书，韩信不会再去蹭饭。而自己丢了皇位，不会再去船场中去做一名工匠。对于这些人来说，失去了政治，他们就是一群行尸走肉。
赵昺现在想不通的是自己对于江钲一直很信任，从未猜忌其会有不忠的行为，别说对他人说起，就是在心里压根没生出过这个念头。所以江钲完全没有必要惊惧到如此地步，他此时以非正常手段强行退隐等于是放弃了后半辈子的荣华富贵，影响到后世子孙，甚至反而会更容易引发怀疑。
当然同样让赵昺十分困惑，难道是自己无意间的言行，让江钲误会了？他觉得这个问题有必要搞清楚，否则肯能会影响到朝廷的稳定，毕竟一个镇守一方的重臣，在没有什么过错的情况下突然去职，足够引发朝野无数的遐想。
难道是因为赵孟锦改任鸿庆宫使，放弃军权退居二线的缘故？赵昺猛然想到了这一点，而王应麟也刚刚也恰好与他说起安史之乱，其中是否暗示自己江钲要去职的原因呢？捋出了线索，他不禁讶然，正是自己调整原江东置司的事情让其感到了什么，干脆以伤病为由‘体面’的退出朝堂。
刚刚在讨论安史之乱后，唐廷在处理大军团危机的过程中，就处理时序和方式而言，已经体现出了明显的地域差异。唐廷最关心的是帝国的政治中心关中，因此虽然关中的几大派系都对平叛或抵御异族有过重要贡献，但德宗最先打压的还是此地的朔方军、四镇北庭军以及稍后入驻的幽州军。
尽管在打压过程中引发了“奉天之难”这样严重的危机事件，但事件平息后关中藩镇的问题确实是唐廷最先、也是最为彻底地解决的。而实际上，从朝廷与地方的关系来看，安史之乱前，以关中为政治中心的唐帝国，随着将它的军事力量逐渐部署在边境，政府部门需要不断到位于河南的东都来获取食粮。
河南运路的开辟并漕转江淮粮饷入京，让一个原先主要以关中就可自立的朝廷，现在不得不将军事、经济权力移交于其他地区，它就已经在逐渐瓦解“关中本位政策”了。安史之乱爆发后的藩镇时代，只是加快了这一转变的进程，并且使之变得更有“效益”。
所谓的“效益”，就是帝国现在仅需要关中——河南——江淮这三个地区就可以维持其统治。它不需要亲力亲为地参与河北的军事布防，因为安史乱后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幽州已经承担了为帝国抵御东北异族的责任。所以就统治效益而言，牺牲江淮的财力与不顾威胁帝国心脏地带的西部异族，去利用禁军或河南藩军收复既无太大经济价值又可能导致军事压力的河北地区，意义显然是不大的。
而关中、江淮、河南相比，帝国对河北的态度要复杂得多。安史之乱既然起于河北，因此河北的幽州、平卢势力对帝国的威胁毫无疑问是最早也是最严重的，但乱后河北依旧由出于安史集团的叛军旧将占领。而这一放弃不仅是关乎唐廷有没有能力收复河朔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唐廷有没有意愿收复河朔的问题。
在对河朔的打击中，唐廷现在更多地要视江淮的财力、以及关中禁军与河南藩军的兵力来行动。所以说，帝国的维系现在主要依靠、而且几乎只要依靠前三个地区就能进行，于是“收复”河朔在唐朝君臣看来反倒成了一桩赔本买卖。
事实上，当前宋廷的面临的形势与唐末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现在的经济中心已经从关中转移到了江东。可以说朝廷的开支，多半来自于江东的税赋，军粮也取自于此。且临安位于江东腹地，面临敌军的正面威胁，必然是防守上的重中之重，在此投入了巨大的军事力量。
湖广地区虽然在大战略上扼守长江中游，阻断敌军顺江南下的通路。但是湖广地区不比现代，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要弱于江东。而临近的贵州和云南皆是俚族的世居之地，朝廷的统治力历朝都是薄弱地区，也不为重视，只要不作乱就任其自生自灭。
而这次发起北伐之役的重要原也是为了占据两淮，增加战略纵深，保护江东这个政治和经济中心免受威胁。荆湖战场主要是策应主战场，保护东集团侧翼安全，并夺取襄阳改善江东被动防御态势。当然主要兵力也是投入到了两淮战场，赵昺亲征指挥。
不过赵昺不以为江钲是因为受到忽视才负气请辞，就要有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主要原因很可能是来自于自己重构军事布局，将大军团拆分，并撤销了江东制置司，主帅委与虚职调回京师，只以军将镇守军事要地，将行政事务归于文官系统。
因为旨意是明发到各军的，赵昺估计正是这道旨意让江钲感到了危机，更加坚定其的想法。加之其出身相门，对于大宋的制度理解的更为透彻，政策的调整更为敏感。而对太祖杯酒释兵权及高宗的‘抑藩振朝’的事迹更是知之甚详。
现在皇帝的做法，江钲便理解为巩固皇权，打击封疆大吏的方式，从重构朝廷结构向更为实质的‘扬文抑武’国策的转变。即开始进一步分割和弱化掌握兵权大将的权力，对那些在军中具有影响力的旧将一并进行革除，起用那些出身低微，缺乏背景的一些新兴将领，进入权力中坚层。
其实江钲对政策部分的理解并没有错误，此时朝廷已经进入新老交替的时期，一波如应节严、马廷鸾、陈仲微及徐宗仁等省、部重臣皆已经进入古稀之年，并多次请求致仕。他们虽然为国操劳多年，但终归年老体虚，上朝议政对他们来说都难以坚持下来，赵昺想留也不能够不顾他们的死活了，而这也需要一批新人填补留下来的空间。
而另外如陆秀夫、文天祥和刘黻等一班人，虽然勉强能称之为壮年，可他们已经久居相位十余年，已经位极人臣，快到了封无可封的地步。从本心来说，这些人与自己配合多年，用起来也顺手，可是他们已经成了新兴官员的‘拦路虎’，不利于朝廷架构的稳定，也可能形成政治集团。
所以赵昺正是想借北伐大胜之威对朝廷权力结构进行调整，让功勋卓著的老臣光荣退休，让一些有为的中年臣僚进入朝廷权力中心，而对久居高位的几位重臣也要另设相应的职位继续参与中枢事宜。但是他的意图并非对那些在复国中立下大功的将帅弃而不用，而是要将他们调回京师重入朝堂，加强武臣在朝中的力量。
显然江钲的惯性思维，让他以为皇帝是要对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动手，消除割据的危险。而他镇守西南边陲，以番俚为邻，又掌握鄂州和江汉部分地区，手下兵将尽是多年的部下，若是在夺取襄阳那么就能够控制长江中游广大地区。如此任谁来看皆完全具备割据一方，与朝廷讨价还价，封疆裂土的条件。
在江钲看来皇帝同样是人，且非昏庸之辈，自不会放任自己发展。即便一直小心翼翼的规避，可谁又能猜得透皇帝的心思，以其因为被陛下猜忌而被免职，灰溜溜的回朝，还不若选择一个稍微体面的方式去职。如此还能让皇帝感年其多年来忠心耿耿的份上，可以平安度过余生，余荫子孙。
“唉，你想的太多了！”都说女人的心思最难猜，赵昺今天才明白手下的心思最难猜，若非自己了解江钲的为人，也许真的会误以为其是拥兵自重，借襄阳相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