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舟也在诸多的战船护卫下毫发无损驶离江口水域，袭击船队的贼寇也很快被剿灭。在事件中，袭击御舟的贼寇船只尽数被击毁，现场共擒获贼寇十余人，打捞出尸体六十余具。行营下令沿江州县严加搜索两岸，抓捕漏网余孽，搜寻尸体。
当晚江上大雾所江，船队泊于池州，由于刚刚发生了袭击御舟事件，圣驾没有上岸，依然留在御舟之上，池州知府请求觐见也被拒绝。为了查明事件真相，王应麟作为随扈大臣受命亲审被擒获的贼寇，谢枋得也领旨从旁协助。
贼寇的此次行动，欲伏于江口之中，待船队经过时以船只撞开护航的战船，直取御舟。在袭击船队行动受阻后，化妆成商船的贼寇立刻制造混乱，佯装躲避靠近御舟，在受到阻拦无法登舟后，又迅速派出水鬼欲潜水袭击御舟。
整个行动从选择的地点和发动的时机及所用的手段来看，就可以看出这绝非是偶发事件，而是一场经过周密策划、目的明确的行刺行动。从能够一次出动大小船只十余艘，动用百十个擅于水战的死士，也可以说明行动谋划已久，且组织者也绝非寻常人物，否则无法收买如此的的死士和动用这么多的船只。
只通过这些基本就可以判定是谋逆案了，现在要查实的是何方势力组织策划的。王应麟作为随扈大臣，深知自己在其中责任重大，发生此等事情自己无论如何也难逃其咎；而谢枋得同样紧张，船队刚出湖广地界，就发生刺驾之事，自己又是搭乘御舟回京。若是有人多想，那么自己的处境就会极为不妙。
所以不论公私，两人都要尽快察明真相。当晚他们便移至岸上，会同有司和御前相关人员连夜突审，两人都是发了狠的，尽管捕获的贼寇声称自己只是江上的水盗，看到御船高大只认为是官船，运载的是财物。进而铤而走险，欲借江上大雾潜上船去，劫取财物。
但是王应麟两人怎么肯信，下令用刑拷问。大刑之下，又有几个人能熬得过去，很快有人招认。他们是广西南路静江府齐家的庄客，本是江上的水寇，由于朝廷严加清剿，无法立足，便投入齐家作了庄客，这次受主家之命前来行事，再问就不知道了。
静江乃是湖广置司、安抚使司和广西南路的治所，谢枋得却是知道此人。齐家称得上是静州大户，其祖做过知府，父亲曾在户部五品主事，但在江南沦陷之前已经致仕还乡，也算是官宦世家。当下齐家主事人名叫齐贤，也过了乡试和州试，却因战乱未能赴京参加科考未能入仕。
但是齐家颇有家财，在静江府周边州县皆有田地，商铺。入元后科举无望，他便安心在乡中当起了富家翁，教育族中子弟读书。因为其有功名在身，又好交游，常与那些士绅和旧官、遗老在一起吟诗唱和，在周边府郡有些名望。
在朝廷收复湖广之后，因为齐家并没有什么劣迹，也无勾结蒙元的罪行，并没有受到‘镇反’的波及。且经查证齐贤确系通过州试，承认了其功名，不过并没有被征辟入仕。谢枋得与其也曾有交往，参加过其组织的诗会，但并没有什么深交。
这名庄客指认出被俘获中的一人乃是郝家的大管事，此行皆听命于他。王应麟两人不敢怠慢，立刻进行提审，初时其还咬死不认，可在被点出其身份和严刑之下，也不得不交待了此行的目的。而让人意外的是，他们刺杀的目标却不是皇帝，而是谢枋得和自己。再细问之后，才知其中原委，而这更让两人心情极为沉重。
原来静江府被蒙元占据之时，赋税比之大宋要轻的多，且阿里海牙为官也算清正，对于广南前朝士绅并没有为难，甚至还加以保护。因此齐家也没有遭受刁难，而朝廷收复湖广后，齐贤认为朝廷征收的赋税要高于蒙元，因而多有不满。
另外，前岁朝廷开科，齐家子弟也参加科举，其中有两人过了乡试和州试，但是在省试时皆名落孙山。而齐贤在与其他士绅说话时，得知他们族中子弟也皆落榜，便认为朝廷在有意打压湖广士子。而紧接着朝廷又颁布法令，实施士绅一体纳税，而谢枋得作为湖广安抚使执行甚是严苛，让他们由怨生恨。
收复荆襄之后，圣旨传来调谢枋得回京任职。这些士绅们以为现在朝政皆由江浙人把持，小皇帝被他们蛊惑才会打压湖广士子，取消了士绅们减免税赋的特权。而此次谢枋得在北伐之中甚是得力，回京之后必然会受到重用，那么湖广人将更无出头之日。
新仇旧恨之下，这些士绅们便计划将谢枋得除掉，免除后患。于是众士绅便推举齐贤为首，众人皆出钱出力，并私下里重金收买江湖亡命之徒，准备实施刺杀。最初，他们事先打探清楚，谢枋得在鄂州支应军前，必然会从此离任，乘船回京。
于是商议在鄂州动手，这样既能除掉谢枋得，又能够震慑继任者。但是没想到谢枋得阴错阳差之下上了御舟，与大军通行，让他们无法下手。于是跟随船队顺江而下寻找机会，而此时他们获知王应麟也在船上，而其也是江浙人，便计划将其一同除掉。
而他们也明白袭击御舟那是什么罪过，所以一路追踪寻找机会，他们发现船队即便停泊补给，也没有发现谢枋得和王应麟落单的时候。眼看船队要驶入江东地界，他们便孤注一掷的实施了行动，而这时小皇帝也成了他们的目标，认为只要杀了皇帝便没有人支持江浙士人，那么他们便得以翻身。
于是一帮纸上谈兵的士绅和一群要钱不要命之徒，便趁江上大雾，船行缓慢的时机，策划了这场伏击，而结果就如鸡蛋碰石头，一场谋划许久的行动就如一颗小石子扔进江中，连个水花都没有溅起来……
讯问出结果后，王应麟和谢枋得不敢怠慢，次日清晨便上御舟奏报，并呈上口供。赵昺看后不仅哑然，觉得十分好笑，这帮士绅也真敢想，也真敢做，可终逃不过那句‘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俗语。但此事性质十分严重，即便自己是个搭头，刺杀朝廷重臣、封疆大吏也是重罪。
赵昺即刻下旨，令湖广安抚使司会同静江府即刻缉拿首犯齐贤及参与者，就地严加讯问，察明情况速报行营。而后对王、谢二人有加以安抚，让他们先行去休息，勿要多想。
送走二人，赵昺又看了一遍口供，觉得此事并非那么简单。要说‘地域歧视’古已有之，，宋代地域分隔很清楚，人群流动也小，主要是以仕人为主，这种以文人为代表的小规模地域流动，一经在朝廷中汇集，那必然有地域歧视的产生，南人北人，京师人局外人，各自博弈。
地域歧视说到底来源于经济、政治地位，北方发展得好，就有底气去歧视南方了。据传，宋太祖曾立碑“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为相、内主用兵，用南人为相、杀谏官，非吾子孙。”成书于宋徽宗朝的《道山清话》也记载有太祖尝有言：不用南人为相……南人补的坐吾此唐。
“不用南人为相”这一方针政策倒是在宋初两朝很好的贯彻落实了，但是在真宗时，发生了改变，宋真宗曾想任命江西临江军人王钦若为相，遭到时相大名府莘县人王旦的反对，王旦搬出宋太祖遗言“用南人为相、杀谏官，非吾子孙。”来震慑真宗，可实用主义的真宗哪里是遗言约束得住的，在王旦死后，王钦若登上相位。
从此，南方人也可以身居高堂了，但是仍然没有完全摒弃北方官僚对南方士人的偏见。就连历史上知名的文学家晏殊也深受地域歧视，寇准在为执政大臣期间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过“尤恶南人轻巧”，就是说啊，南方人喜欢偷奸耍滑，哪里比得上北方人耿直的意思。
江西抚州人晏殊被以神童召入朝廷，赐予同进士出身，这时候身居宰相之位的寇准又觉得很不开心，他委婉地说：“殊，江外人。”意思就是觉得晏殊是南方人，是不配这种高规格的拔擢的。晏殊还算好的，因为是江西人，江西在古代不算一个太有存在感的行政区划，中央、坊间对其蜚语也只是零零散散，不成太大的气候。
到了下一任皇帝宋仁宗，他提出“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的政策，朝廷才对南方士人的好感度提高了一丢丢。政治家范仲淹为苏州人，文学家欧阳修为庐陵人，哲学家周敦颐为道州人，他们皆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三君子皆萃于东南的局面，可见北宋时南方也是出人才的……
当晚江上大雾所江，船队泊于池州，由于刚刚发生了袭击御舟事件，圣驾没有上岸，依然留在御舟之上，池州知府请求觐见也被拒绝。为了查明事件真相，王应麟作为随扈大臣受命亲审被擒获的贼寇，谢枋得也领旨从旁协助。
贼寇的此次行动，欲伏于江口之中，待船队经过时以船只撞开护航的战船，直取御舟。在袭击船队行动受阻后，化妆成商船的贼寇立刻制造混乱，佯装躲避靠近御舟，在受到阻拦无法登舟后，又迅速派出水鬼欲潜水袭击御舟。
整个行动从选择的地点和发动的时机及所用的手段来看，就可以看出这绝非是偶发事件，而是一场经过周密策划、目的明确的行刺行动。从能够一次出动大小船只十余艘，动用百十个擅于水战的死士，也可以说明行动谋划已久，且组织者也绝非寻常人物，否则无法收买如此的的死士和动用这么多的船只。
只通过这些基本就可以判定是谋逆案了，现在要查实的是何方势力组织策划的。王应麟作为随扈大臣，深知自己在其中责任重大，发生此等事情自己无论如何也难逃其咎；而谢枋得同样紧张，船队刚出湖广地界，就发生刺驾之事，自己又是搭乘御舟回京。若是有人多想，那么自己的处境就会极为不妙。
所以不论公私，两人都要尽快察明真相。当晚他们便移至岸上，会同有司和御前相关人员连夜突审，两人都是发了狠的，尽管捕获的贼寇声称自己只是江上的水盗，看到御船高大只认为是官船，运载的是财物。进而铤而走险，欲借江上大雾潜上船去，劫取财物。
但是王应麟两人怎么肯信，下令用刑拷问。大刑之下，又有几个人能熬得过去，很快有人招认。他们是广西南路静江府齐家的庄客，本是江上的水寇，由于朝廷严加清剿，无法立足，便投入齐家作了庄客，这次受主家之命前来行事，再问就不知道了。
静江乃是湖广置司、安抚使司和广西南路的治所，谢枋得却是知道此人。齐家称得上是静州大户，其祖做过知府，父亲曾在户部五品主事，但在江南沦陷之前已经致仕还乡，也算是官宦世家。当下齐家主事人名叫齐贤，也过了乡试和州试，却因战乱未能赴京参加科考未能入仕。
但是齐家颇有家财，在静江府周边州县皆有田地，商铺。入元后科举无望，他便安心在乡中当起了富家翁，教育族中子弟读书。因为其有功名在身，又好交游，常与那些士绅和旧官、遗老在一起吟诗唱和，在周边府郡有些名望。
在朝廷收复湖广之后，因为齐家并没有什么劣迹，也无勾结蒙元的罪行，并没有受到‘镇反’的波及。且经查证齐贤确系通过州试，承认了其功名，不过并没有被征辟入仕。谢枋得与其也曾有交往，参加过其组织的诗会，但并没有什么深交。
这名庄客指认出被俘获中的一人乃是郝家的大管事，此行皆听命于他。王应麟两人不敢怠慢，立刻进行提审，初时其还咬死不认，可在被点出其身份和严刑之下，也不得不交待了此行的目的。而让人意外的是，他们刺杀的目标却不是皇帝，而是谢枋得和自己。再细问之后，才知其中原委，而这更让两人心情极为沉重。
原来静江府被蒙元占据之时，赋税比之大宋要轻的多，且阿里海牙为官也算清正，对于广南前朝士绅并没有为难，甚至还加以保护。因此齐家也没有遭受刁难，而朝廷收复湖广后，齐贤认为朝廷征收的赋税要高于蒙元，因而多有不满。
另外，前岁朝廷开科，齐家子弟也参加科举，其中有两人过了乡试和州试，但是在省试时皆名落孙山。而齐贤在与其他士绅说话时，得知他们族中子弟也皆落榜，便认为朝廷在有意打压湖广士子。而紧接着朝廷又颁布法令，实施士绅一体纳税，而谢枋得作为湖广安抚使执行甚是严苛，让他们由怨生恨。
收复荆襄之后，圣旨传来调谢枋得回京任职。这些士绅们以为现在朝政皆由江浙人把持，小皇帝被他们蛊惑才会打压湖广士子，取消了士绅们减免税赋的特权。而此次谢枋得在北伐之中甚是得力，回京之后必然会受到重用，那么湖广人将更无出头之日。
新仇旧恨之下，这些士绅们便计划将谢枋得除掉，免除后患。于是众士绅便推举齐贤为首，众人皆出钱出力，并私下里重金收买江湖亡命之徒，准备实施刺杀。最初，他们事先打探清楚，谢枋得在鄂州支应军前，必然会从此离任，乘船回京。
于是商议在鄂州动手，这样既能除掉谢枋得，又能够震慑继任者。但是没想到谢枋得阴错阳差之下上了御舟，与大军通行，让他们无法下手。于是跟随船队顺江而下寻找机会，而此时他们获知王应麟也在船上，而其也是江浙人，便计划将其一同除掉。
而他们也明白袭击御舟那是什么罪过，所以一路追踪寻找机会，他们发现船队即便停泊补给，也没有发现谢枋得和王应麟落单的时候。眼看船队要驶入江东地界，他们便孤注一掷的实施了行动，而这时小皇帝也成了他们的目标，认为只要杀了皇帝便没有人支持江浙士人，那么他们便得以翻身。
于是一帮纸上谈兵的士绅和一群要钱不要命之徒，便趁江上大雾，船行缓慢的时机，策划了这场伏击，而结果就如鸡蛋碰石头，一场谋划许久的行动就如一颗小石子扔进江中，连个水花都没有溅起来……
讯问出结果后，王应麟和谢枋得不敢怠慢，次日清晨便上御舟奏报，并呈上口供。赵昺看后不仅哑然，觉得十分好笑，这帮士绅也真敢想，也真敢做，可终逃不过那句‘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俗语。但此事性质十分严重，即便自己是个搭头，刺杀朝廷重臣、封疆大吏也是重罪。
赵昺即刻下旨，令湖广安抚使司会同静江府即刻缉拿首犯齐贤及参与者，就地严加讯问，察明情况速报行营。而后对王、谢二人有加以安抚，让他们先行去休息，勿要多想。
送走二人，赵昺又看了一遍口供，觉得此事并非那么简单。要说‘地域歧视’古已有之，，宋代地域分隔很清楚，人群流动也小，主要是以仕人为主，这种以文人为代表的小规模地域流动，一经在朝廷中汇集，那必然有地域歧视的产生，南人北人，京师人局外人，各自博弈。
地域歧视说到底来源于经济、政治地位，北方发展得好，就有底气去歧视南方了。据传，宋太祖曾立碑“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为相、内主用兵，用南人为相、杀谏官，非吾子孙。”成书于宋徽宗朝的《道山清话》也记载有太祖尝有言：不用南人为相……南人补的坐吾此唐。
“不用南人为相”这一方针政策倒是在宋初两朝很好的贯彻落实了，但是在真宗时，发生了改变，宋真宗曾想任命江西临江军人王钦若为相，遭到时相大名府莘县人王旦的反对，王旦搬出宋太祖遗言“用南人为相、杀谏官，非吾子孙。”来震慑真宗，可实用主义的真宗哪里是遗言约束得住的，在王旦死后，王钦若登上相位。
从此，南方人也可以身居高堂了，但是仍然没有完全摒弃北方官僚对南方士人的偏见。就连历史上知名的文学家晏殊也深受地域歧视，寇准在为执政大臣期间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过“尤恶南人轻巧”，就是说啊，南方人喜欢偷奸耍滑，哪里比得上北方人耿直的意思。
江西抚州人晏殊被以神童召入朝廷，赐予同进士出身，这时候身居宰相之位的寇准又觉得很不开心，他委婉地说：“殊，江外人。”意思就是觉得晏殊是南方人，是不配这种高规格的拔擢的。晏殊还算好的，因为是江西人，江西在古代不算一个太有存在感的行政区划，中央、坊间对其蜚语也只是零零散散，不成太大的气候。
到了下一任皇帝宋仁宗，他提出“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的政策，朝廷才对南方士人的好感度提高了一丢丢。政治家范仲淹为苏州人，文学家欧阳修为庐陵人，哲学家周敦颐为道州人，他们皆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三君子皆萃于东南的局面，可见北宋时南方也是出人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