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麟听着陛下之言，似有所感，想到当年朱熹也是意识到当年“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打算重新踏上求师之路，决心拜李侗为师，因得承袭二程“洛学”的正统。而陛下难道也是从拜山之中领悟了治国大道。
“五哥儿所言可是意指九华山的僧众正是因为忘记了根本，以致佛法再难精进，终会步入道家的后尘？”谢枋得思索片刻问道。
“不仅是释、道、阴阳、墨、名、法，乃至儒，在早起的发展中皆是以‘普世’为宗旨，用以宣扬自己的思想，但是为何有的依然存在，有的已经消失，而有的不得不融入其它教派，而儒家得以独尊？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赵昺先问后答道。
王应麟知道陛下所言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是司马谈在《六家要旨》中，引《易大传》论儒、法两家所言。其所表述的意思是指儒法二家只是视角不同，观念上有差异，但目标是一致的，从结果上看也是相辅相承。
而从统治者的角度讲，不同时期有所侧重而已。乱世的时候，为了治乱，故要有重典，偏重于法家的思想和法术。在治世，则偏重于儒家，比较强调人的道德修养。这一切都因时因地而异，走极端只是一时的需要，过去了又会返正。
前述亦是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一文所言，其所分析出自春秋战国以来重要的学术流派，也反映出汉武时代以儒家思想为主，兼用阴阳家、法家和道家“黄老”的学说，即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而并不“纯任德教”的思想。其六家之说，不仅为后来司马迁给先秦诸子作传以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也为西汉末期名儒刘向、刘歆父子给先秦谱子分类奠定基础。
“五哥儿以为，道家失去本心而式微，释家因为入世而崛起。儒家如今也在走向衰落，皆因忘记了本心？”王应麟道。
“正是！”赵昺点点头道，“我朝崇尚儒学，以士大夫理政、治国，可当前他们却忘记了‘以民为本’的宗旨，也就失去了本心。而今士风日下，皆已谋取私利为要，视民为草芥，已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若是不思变革被取代也只是早晚之事。”
“五哥儿有何高见？”王应麟听罢沉默半晌，他知道这话从小皇帝嘴里说出来就已经很重了，且也明白陛下对于当前士人的表现很不满意，否则京城的事态不会闹得如此严重。而他也清楚小皇帝既然当着自己这些人的面说出来，也是在犹豫，同时也是给他们机会。
“汝等如何看待义利之说？”赵昺问道。
“君子重义，小人重利，此乃圣人所言，五哥儿又有何解？”谢枋得道。
“此说是言君子重大义，小人重利益。那又何为大义？”赵昺再问道。
“……”
“大义是什么？吾以为大义只是相对而言，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大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人的立场和眼界！”在众人不语，赵昺言道。
“比如在蒙元大举入侵江南之际，有的官员坚决抵抗，不惜城破人亡，举城百姓为之决定殉国，他们为国家的利益，可被我们视为大义；可有的官员为保城中军民免于被屠戮，献城迎降，投降蒙元，他们也声称自己行的是大义。但是他们背叛了国家，背叛了君王，却被世人唾弃，称其为背信弃义，而因其得活的百姓和蒙元却视其为仁义之士。所以大义在世人眼中皆有不同。”
“因而才有小人重利之言！”陈识时在旁轻声道。
“嗯，这是因为当时被困城中的人中没有你的父母、儿女、子弟，若是汝切身实地，还会不会做此想呢？”赵昺却是听到了，扭脸反问道。
“这……”陈识时含糊了，他是经历过国乱的，父叔舍家赴难，抵抗蒙元。在失败后，遭到蒙元军队的追杀，不得不四处逃亡，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自己那时若说没有想法是不可能的。
“其实义与利并非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具有同一性的。义在大的层面上恰恰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且是利益中最为根本的，反之利又是我们利益中相对必要的。”赵昺接着言道，“从大局上来说，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大义，其实也是我们个人的最根本的利益，如果没有了这些，也就没有了我们所有的一切，更不用说那些私利了。”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的私利与大义的关系，就像树干与枝叶的关系。没有大义这个树干，就没有私利这些树叶的生存基础、没有个人私利的实现，树干同样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基础。一个没有大义的民族走不长远，一个没有欲望的民族同样也不会有的长远，所以义要在利前。”
“嗯，五哥儿所言不无道理！”马端临言道，而王、谢二人没要吭声，显然在待下文。
“当然义和利之间亦有差异。说的具体点儿就是个人与整体，局部与大局利益产生冲突时，损害个人利益，并不会给个人的未来带来任何好处，而只会给整个国家和百姓的未来带来好处。而只有这个层面的义，也就是我们常言的义。”赵昺喝口水道。
“但是世上并非人人皆是圣人，很多人在这种时候就会产生退缩的念头，毕竟每个人的命都只有一条。有这种想法，也并不奇怪。可如果我们依此为前提设想一下这样做的后果，就会发现，这个民族是不会在世界上长久的存在的，到最后只可能被其他民族所欺凌甚至屠杀，在我朝三百年的历史中已经得到了多次验证，皆是血淋淋的教训。”
“嗯，正是如此！”王应麟点点头道。
“所以，即便在二者差异的层面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二者的同一性。简单的说，二者是我们未来的子孙的利益，与我们当前的个人利益的冲突。我们只是在选择要坚守当下的个人利益，还是要争取未来子孙的的利益，仅此而已。”赵昺看二人已然心动，加重口气道。
“在这个层面上，主要的是国家民族的大义，为了他人，为了集体，从本质上来说，不是为了当下的自己，就是为了未来子孙们的利益，最纯粹的也是基于家国认同感基础上的，把他人当成自己亲人的亲人的利益。二者统一与我们每个人自身的利益，只不过是有显像与隐形、当下与长远的区别。”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更纯粹的义，那便是抛弃自己所有的利益，依然选择舍生取义者。其自己的牺牲，不会给自己，也不会给后代带来任何好处，但依然会义无反顾。”赵昺又叹声道，“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感知到自我本身，那就是自己对于集体，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其把他人认同成了自己的亲人，大义就是特殊意义上的所有的亲人所构成的集体的共同利益，亦即仍然还是其自身的利益，而他们可以称之圣人了。”
“扩而言之，吾心怀天下，救世安民，行的就是大义；尔等治国有方，民生安乐，做的也是大义之事；军卒抵御外敌，缉盗保民也是行大义；百姓耕种田地，缴纳赋税，同样做的也是大义之事。”赵昺言道。
“五哥儿之言让吾等茅塞顿开！”谢枋得有些激动地道。
“汝尚未明白！”赵昺却是不客气地道，“吾此次挥兵北伐行的表面上看是恢复故土，救民于水火，可视为大义。但深层次来看，其实也是为了利，江南人口数千万，土地开发殆尽，众多百姓无地可重，或分拨的土地不足以养活全家，我们只有开疆拓土才能满足对土地的需要，以及子孙后代之用。”
“嗯，正是此理。”王应麟点头道，“百姓失地，就失去了生存的根本，四处流窜，聚而成患，北伐正可解决地狭人稠之患，正合五哥儿刚刚‘义利同一’之言。”
“但是吾提议北伐之初，朝中反对者甚重，说吾嗜杀好战，穷兵黩武，耗费钱粮，乃是不义之事！”赵昺言道，“其中又以江南士绅反对声最重，而他们不过是担心朝廷北伐会加收赋税，将江南财富转移到江北，从而影响到自己的利益而已。”
“嗯，他们是将利放在了义前，自然不能体会到五哥儿的深意，实为小人之举！”谢枋得言道。
“当初在琼州，德祐帝及太皇太后接受蒙元敕封，吾将他们开除宗籍，撤销一切封号。有人认为吾不顾天理伦常，行悖逆之事，还为他们辩解称太皇太后倾向，乃是救民于兵火的大义之举。”赵昺言道，“而吾一力坚持将他们开除宗籍，是因为他们身为君王就当有抵御外敌，救民救国之责，但他们虽保临安军民免于刀兵，但是让大宋国灭，百姓沦于异族铁蹄之下，就失了大义！”
“五哥儿所言可是意指九华山的僧众正是因为忘记了根本，以致佛法再难精进，终会步入道家的后尘？”谢枋得思索片刻问道。
“不仅是释、道、阴阳、墨、名、法，乃至儒，在早起的发展中皆是以‘普世’为宗旨，用以宣扬自己的思想，但是为何有的依然存在，有的已经消失，而有的不得不融入其它教派，而儒家得以独尊？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赵昺先问后答道。
王应麟知道陛下所言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是司马谈在《六家要旨》中，引《易大传》论儒、法两家所言。其所表述的意思是指儒法二家只是视角不同，观念上有差异，但目标是一致的，从结果上看也是相辅相承。
而从统治者的角度讲，不同时期有所侧重而已。乱世的时候，为了治乱，故要有重典，偏重于法家的思想和法术。在治世，则偏重于儒家，比较强调人的道德修养。这一切都因时因地而异，走极端只是一时的需要，过去了又会返正。
前述亦是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一文所言，其所分析出自春秋战国以来重要的学术流派，也反映出汉武时代以儒家思想为主，兼用阴阳家、法家和道家“黄老”的学说，即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而并不“纯任德教”的思想。其六家之说，不仅为后来司马迁给先秦诸子作传以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也为西汉末期名儒刘向、刘歆父子给先秦谱子分类奠定基础。
“五哥儿以为，道家失去本心而式微，释家因为入世而崛起。儒家如今也在走向衰落，皆因忘记了本心？”王应麟道。
“正是！”赵昺点点头道，“我朝崇尚儒学，以士大夫理政、治国，可当前他们却忘记了‘以民为本’的宗旨，也就失去了本心。而今士风日下，皆已谋取私利为要，视民为草芥，已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若是不思变革被取代也只是早晚之事。”
“五哥儿有何高见？”王应麟听罢沉默半晌，他知道这话从小皇帝嘴里说出来就已经很重了，且也明白陛下对于当前士人的表现很不满意，否则京城的事态不会闹得如此严重。而他也清楚小皇帝既然当着自己这些人的面说出来，也是在犹豫，同时也是给他们机会。
“汝等如何看待义利之说？”赵昺问道。
“君子重义，小人重利，此乃圣人所言，五哥儿又有何解？”谢枋得道。
“此说是言君子重大义，小人重利益。那又何为大义？”赵昺再问道。
“……”
“大义是什么？吾以为大义只是相对而言，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大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个人的立场和眼界！”在众人不语，赵昺言道。
“比如在蒙元大举入侵江南之际，有的官员坚决抵抗，不惜城破人亡，举城百姓为之决定殉国，他们为国家的利益，可被我们视为大义；可有的官员为保城中军民免于被屠戮，献城迎降，投降蒙元，他们也声称自己行的是大义。但是他们背叛了国家，背叛了君王，却被世人唾弃，称其为背信弃义，而因其得活的百姓和蒙元却视其为仁义之士。所以大义在世人眼中皆有不同。”
“因而才有小人重利之言！”陈识时在旁轻声道。
“嗯，这是因为当时被困城中的人中没有你的父母、儿女、子弟，若是汝切身实地，还会不会做此想呢？”赵昺却是听到了，扭脸反问道。
“这……”陈识时含糊了，他是经历过国乱的，父叔舍家赴难，抵抗蒙元。在失败后，遭到蒙元军队的追杀，不得不四处逃亡，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自己那时若说没有想法是不可能的。
“其实义与利并非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具有同一性的。义在大的层面上恰恰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且是利益中最为根本的，反之利又是我们利益中相对必要的。”赵昺接着言道，“从大局上来说，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大义，其实也是我们个人的最根本的利益，如果没有了这些，也就没有了我们所有的一切，更不用说那些私利了。”
“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的私利与大义的关系，就像树干与枝叶的关系。没有大义这个树干，就没有私利这些树叶的生存基础、没有个人私利的实现，树干同样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基础。一个没有大义的民族走不长远，一个没有欲望的民族同样也不会有的长远，所以义要在利前。”
“嗯，五哥儿所言不无道理！”马端临言道，而王、谢二人没要吭声，显然在待下文。
“当然义和利之间亦有差异。说的具体点儿就是个人与整体，局部与大局利益产生冲突时，损害个人利益，并不会给个人的未来带来任何好处，而只会给整个国家和百姓的未来带来好处。而只有这个层面的义，也就是我们常言的义。”赵昺喝口水道。
“但是世上并非人人皆是圣人，很多人在这种时候就会产生退缩的念头，毕竟每个人的命都只有一条。有这种想法，也并不奇怪。可如果我们依此为前提设想一下这样做的后果，就会发现，这个民族是不会在世界上长久的存在的，到最后只可能被其他民族所欺凌甚至屠杀，在我朝三百年的历史中已经得到了多次验证，皆是血淋淋的教训。”
“嗯，正是如此！”王应麟点点头道。
“所以，即便在二者差异的层面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二者的同一性。简单的说，二者是我们未来的子孙的利益，与我们当前的个人利益的冲突。我们只是在选择要坚守当下的个人利益，还是要争取未来子孙的的利益，仅此而已。”赵昺看二人已然心动，加重口气道。
“在这个层面上，主要的是国家民族的大义，为了他人，为了集体，从本质上来说，不是为了当下的自己，就是为了未来子孙们的利益，最纯粹的也是基于家国认同感基础上的，把他人当成自己亲人的亲人的利益。二者统一与我们每个人自身的利益，只不过是有显像与隐形、当下与长远的区别。”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更纯粹的义，那便是抛弃自己所有的利益，依然选择舍生取义者。其自己的牺牲，不会给自己，也不会给后代带来任何好处，但依然会义无反顾。”赵昺又叹声道，“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感知到自我本身，那就是自己对于集体，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其把他人认同成了自己的亲人，大义就是特殊意义上的所有的亲人所构成的集体的共同利益，亦即仍然还是其自身的利益，而他们可以称之圣人了。”
“扩而言之，吾心怀天下，救世安民，行的就是大义；尔等治国有方，民生安乐，做的也是大义之事；军卒抵御外敌，缉盗保民也是行大义；百姓耕种田地，缴纳赋税，同样做的也是大义之事。”赵昺言道。
“五哥儿之言让吾等茅塞顿开！”谢枋得有些激动地道。
“汝尚未明白！”赵昺却是不客气地道，“吾此次挥兵北伐行的表面上看是恢复故土，救民于水火，可视为大义。但深层次来看，其实也是为了利，江南人口数千万，土地开发殆尽，众多百姓无地可重，或分拨的土地不足以养活全家，我们只有开疆拓土才能满足对土地的需要，以及子孙后代之用。”
“嗯，正是此理。”王应麟点头道，“百姓失地，就失去了生存的根本，四处流窜，聚而成患，北伐正可解决地狭人稠之患，正合五哥儿刚刚‘义利同一’之言。”
“但是吾提议北伐之初，朝中反对者甚重，说吾嗜杀好战，穷兵黩武，耗费钱粮，乃是不义之事！”赵昺言道，“其中又以江南士绅反对声最重，而他们不过是担心朝廷北伐会加收赋税，将江南财富转移到江北，从而影响到自己的利益而已。”
“嗯，他们是将利放在了义前，自然不能体会到五哥儿的深意，实为小人之举！”谢枋得言道。
“当初在琼州，德祐帝及太皇太后接受蒙元敕封，吾将他们开除宗籍，撤销一切封号。有人认为吾不顾天理伦常，行悖逆之事，还为他们辩解称太皇太后倾向，乃是救民于兵火的大义之举。”赵昺言道，“而吾一力坚持将他们开除宗籍，是因为他们身为君王就当有抵御外敌，救民救国之责，但他们虽保临安军民免于刀兵，但是让大宋国灭，百姓沦于异族铁蹄之下，就失了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