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还可以给大家举一个更加具体的例子，就是夜郎的改土归流。
夜郎的话，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因为夜郎自大这个词大家一定不陌生。
夜郎是哪呢，其实是贵州，因为在《史记》、《汉书》中称的“南夷”中的夜郎就是古代贵州的代名词。
书中记载夜郎是17个方国联盟拥戴的中心。
它们在贵州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衍发展，与今日世居的17个少数民族群体有内在联系。
怎么说呢，可以说从贵州有文字记载的2560年历史中，这里由于社会结构的封闭性，崇山阻隔入主流社会后，中央王朝对这里的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统治管理，政权建设，所以始终围绕了这个故事的主题，也就是“改土归流”这个焦点，演绎了血与火的历史。
在祖国的大西南，四川盆地与广西丘陵地带之间，以横亘的苗岭山脉为分水岭，北有乌江流域流入长江，南有南、北生盘江流域流向珠江，江河沟壑纵横密布，群峰连绵不断的高原山地。
它低纬度、高海拔，近江、近海、近边，是大西南的咽喉地带。
的确，这里气候和土壤多样，雨水丰沛，物产丰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相对稳定。
这里就是今日贵州的主体区域，世居着17个少数民族的特殊群体;这里也是古贵州的主体。
因此，《史记》、《汉书》中称的“南夷”，其中夜郎很久以来就一直是古贵州的代名词。
“夜郎自大”这家喻户晓的成语把贵州与夜郎紧密连在一起，至今依然流传全国。
这一典故虽然讲秦汉时夜郎人被大山封闭，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不知外部世界有多大，但它从另一侧面说明夜郎创造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它的影响经沧桑而长存。
例如史学家朱俊明在《夜郎史稿》是这样解读秦汉时期的夜郎:“夜郎”二字其意是种田人。
它们结成的社会是耕作骆田(不懂中耕除草的田)为主的农业社会。
他们生存的地区是野兽出没的林莽芒野，简陋的生产工具，只能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依靠集体力量与大自然进行有效的斗争，财产公有制，有人口聚居的村落和城镇雏形，故《史记》里称“邑聚而居，能耕田”。
按他们显露“风俗”“五常之性”“民族成分”，在这地区秦设黔中郡，汉改为牂柯象征祖先牡器加以崇拜的图腾，反映了他们是父权奴隶制大家族社会，是封建领主制形成基础的。
到元明清演变为大小土司，画地为牢，自雄一隅，互不相属的若干封建壁垒，割据分离局面使社会经济长期停滞，发展缓慢。
夜郎在两周时代产生若干小国并在相互间形成初步联盟后，到西汉中期达到兴盛阶段，这群体方国发展到17个，汉王朝因其内部存在的联盟联系，将他们所在区域设牂柯郡，这区域是乌江流域，南、北盘江流域中上游地区。
唐蒙上书汉武帝称:“窃闻夜郎精兵可得十余万。”
说明夜郎国具有相当雄厚的军事实力而成为盟主。
《史记西南夷列传》第一句是:“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
《史记》、《汉书》中还记载，汉王朝诏封为王国者为夜郎，鉤町，进桑;确认且兰，漏卧，同并为候国。
这三王，三候封号存在时间较长，有的竟延续了四个世纪。
世居贵州的17个少数民族群体虽“俗无文字，刻木为契”缺乏文献述说源远流长历史，但世代口碑、传说、风俗，反映了与17个方国繁衍发展有内在联系。
所谓改土归流，狭义讲是指形成于元，发展于明，结束于清的贵州土司制度管理，变为中央王朝派流官来管理;广义讲，贵州的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体一旦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管理，统治者采用族政策，虽各个时代尽管有差异，但都离不开派流官来管理，或者利用当地土官来管理。
中央王权如政权更迭不休，或巩固困难，无力顾及，则土官会发展坐大，长期割据，影响中央王朝统一，必定对流官造成巨大威胁，争斗不可避免。
中央王朝战略眼光一旦看到这里重要政治和军事战略价值，必定对这地区加强开发，派军队镇压土官，加强流官管理，获取战略物资需求，或者借道去征服边远少数民族割据，自雄称霸一方封建领主。
从有文字记载2560年贵州史中，我们领略了这个争斗焦点，也演绎了一部血与火的历史。
在秦汉版图中，中央王朝四周有四夷(夷是当时对当数民族的称呼):匈奴，西羌、百濮、西南夷。
西南夷中的“南夷”有“耕田，有邑聚”的人口村落和城镇的定居农耕社会。
百濮(东南沿海少数民族)是移秆的半农半牧经济，匈奴、西羌是“随畜迁徒“的半农半牧经济，南夷定居农耕经济稳定，也带来人口稳定发展，是“四夷”中人口最多的，因而在政治上是显赫的群体，在中央王朝眼光中是有地位的。
秦统一六国后，曾经把眼光略微看到古夜郎，这便是派常安页修五尺道。
五尺道从今川南宜宾，入滇东北进黔西北，过赫章、威宁，复云南曲靖，支线由汉阳县通鄨县到遵义贵阳一线，即今合江县、赤水、习水到桐梓去遵义贵阳。
秦统一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
古贵州设为黔中郡。以掌兵权的“尉”为一郡的最高长官，设郡临耒“察事”，皆有县令。
黔中郡各县受制于握有重兵的最高长官。
这是“流官”管理，为戎守和开发南夷，曾多次遣发中原人士和成年女子前去婚配，日久他们都融进当地少数民族群体中。
汉王朝建立到汉武帝的70年间是修养生息换耒国力富强时期，南夷各地均处于自葆状态。
汉武帝时期，北方匈奴威胁排除，为结束南越的割据，实现统一，开发和管理南夷提到议事日程，制定了“和平内属”“以其故俗治”政策，即不强迫当地少数民族改变世代相袭的语言文化、生活习惯、意识信仰，不按内地制度强行改变世社会形态，土流并治。
《史记西南夷传》、《华阳国志南中志》提到的吴霸、陈立、万年、周钦、谢暹等，便是汉中央委任的“流官”，而对于夜郎各部的“君长”“邑君”等大、小首领，汉中央仍加以承认，任随他们按原有习惯掌握本部事务，保持他们独立经济和社会地位。
而不服“流官”管理，或者少数首领以武力破坏统一，制造骚乱，则用重兵镇压或者诛杀其君长、首领。
如治南夷时用兵镇压了夜郎中一些顽固势力，诛且兰国君，陈立太守诛夜郎国君王兴。
不料，兴妻父翁指与兴子邪务除余兵，迫胁旁二十二邑反。
由于叛乱规模较大，陈立奏请招募当地少数民族人民与都尉万年等分头攻击叛乱者，“蛮夷共斩翁指，持首出降”。
夜郎王国此后不复见于记载，其政权在此时绝灭。
夜郎王国的灭亡导致了夜联盟因失去中心而瓦解，此后原联盟成员多散而不聚。
陈立太守诛杀夜郎王兴及斩翁指的消息传开，鉤町王禹，漏臣候愈震恐，“入栗千斛，牛羊劳吏士”，他们怕恐不安地表示继续臣服于汉王朝。
鉤町王国未能取代夜郎王国而成为新联盟盟主。
但它国的势力向牂柯、益州、郁林三郡交接地带扩展，成为“三边蛮夷”的核心。
新莽时期王莽改变汉制，施行错误民族政策，王莽令五威将军王奇等12人，带着符命，印绶给“四夷”更名，“皆受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
“五威将帅出，改鉤町为候”引起当时鉤町王邯怨恨，王莽乃命牂柯大尹周钦诈杀邯。
邯弟承为兄报仇又攻杀周钦，王莽令所有州郡出兵攻击鉤町未能奏效。
在王莽歧视和掠夺少数民族政策施行下，三边蛮夷愁怨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
王莽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发天水，陇西骑士及广汉、巴、蜀、犍为诸郡吏民兵者10万人，20万人运送辎重，前去征讨，后更换廉丹，遗派复位大司马郭兴，庸部牧李晔、周师和仲曹助部兴出击鉤町。
这样，在整个新莽时期的十几年中，鉤町及其影响下的“三边蛮夷”一直被大规模征讨，但他们没被镇压下去。
总之，两汉期间采取“和平内附”按“故俗”治理政策，在南夷各少数民族群体的配合下，基本上做到夷、汉相安，同时还推行了“募豪民田南夷”移民屯田政策，配合郡县设置及军队驻防，使这里的局势长期保持稳定状态。
到了三国时，刘备在在成都建立了蜀汉政权。
包托四川大渡河以南、云南、贵州大部份及广西北部沿边地区，古为“夷越之地”的南中，成为蜀国的后方。
南中的稳定对蜀国是命运攸关的。
蜀国采取了“西和诸戎，南扶夷越”的处理各民族关系的方针，采取了政治招徕政策，派“流官”李恢任降都督，坐镇平夷(贵州毕节)管理南中。
然而不能奏效，南中大姓，夷师乘蜀国与孙吴搞衡，无暇顾及南中之机，据地称雄，纷纷起兵反蜀。
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作了南征准备，出征南征胜利后，对南中郡县设置增多，派出“流官”增强，加强了统治与开发，各少数民族群体“渐去山林，徒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进一步发展定居农业。
魏晋南北朝，中原丧乱，南北长期分裂，政权更迭不休，中原王朝无力顾及古贵州。
西晋“永嘉之变”少数民族纷纷起义，据地称雄，盘距在贵州的南中大姓“龙、傅、尹、董、谢”等，加剧割据地盘，无力开发经济，时间长达250多年。
隋朝流官权势不大，主要由土著首领治理。
唐王朝沿袭秦汉旧制，实行内附性质的羁縻政策，即愿意归附的土蓍首领，赐以疆土，封予官职，充许世袭，“以夷治夷”地区社会相对稳定。
土官入京朝贡，带去了大型民族歌舞入京表演并取得轰动效应。寺官不定期入京朝贡，往往赏以将军、大将军、王等官衔爵。
通过朝贡，既密切了贵州少数民族群体与中央王朝的政治统属关系，又促进了贵州民族文化与京都文化的交流。
但逢唐与南诏的战争不断，贵州处于中间地带，不可能进行开发。
宋承唐制，凡少数民族首领献地归附，即以其地置州县长官司，“皆以番夷酋长之长”的土官治理。
宋太祖下诏说:“惟尔贵州，远在耍荒”。
从此才出现贵州之名。宋太祖这道诏书便是安排贵州少数民族首领的。
并且封他为官，让他服从中央王朝管辖。
到了元代设“站赤”(驿道)与全国各地沟通，但将贵州地域纳入四川、云南、湖广三行省。
中央王朝在这里推行土司制度，实行“汉夷兼治”之策。
参用少量流官，土职“以番夷酋长为之者实多”，大小土司百多林立。
至明代，土司制度发展到鼎盛。
对土司领地采取“土流兼治，军政分管”的方针，设卫囤兵对土司进行交错控制，逐渐强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
但三省都把这里当作边地任由大小百余土司以领主制世袭统治。
从战国、秦汉到元末，长达1780年，贵州就有上千年处于中央王朝开发圈之处，长期处于主流社会之外，分合无定。
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是很难与发达地区及政治文化中心密切联系，加上自然条件处于劣势，八山一水，又有落后的社会结构及生产关系，社会和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发展缓慢，相对封闭保守。
明王朝建立，朱元璋认识到:“那个三不管地带，恰恰是头等经营大西南军事战略要地。”
稳定西南，才能巩固全国统一大局。
他的著名军师刘基(号伯温)认为:“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
为明代千秋基业着想，他们施行了“改土归流”的民族政策，1382年初，征南胜局在握，朱元璋下旨:成立贵州都指挥司，分兵沿干线建立卫和所。
都使司相当省军区，我们贵州，迈出了建省第一部。他
派他内弟马烨驻镇今天贵阳为首任都使司，代以流官统治寻借口，与水西土司首领著香过招，但奢香为民族利益忍辱负重，千里迢迢，赴南京告御状。
在土官与流官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况，朱元璋作了智者选择:“奢香归附，胜过十万雄兵”处斩了马烨，流官的人头成了贵州初开省级建制的祭品。
但明王朝改土归流政策必定还要施行。
1413年3月3日永乐皇帝诏诰天下:“今设贵州布政使，列为第13个省。”
贵州以一省的名分列入中央王朝视野。
永乐帝以流官组建了布政司——省政府，同时派出五万虎狼之师严阵以待，借思州、思南两个宣慰使的之争，采取斩首行动，两个宣慰使被斩首，两个宣慰使被斩首，两个宣慰使被废除，地盘设八个府，府机关全由流官组成。
土官掌权被废除，由流官当政。这
是改土归流的突破，也是开端，在此基础上，建贵州布政司——省机关，按朝制设左、右布政使(相当于高官)全由流官组成。
次年，司法监察机构按察使司配置完毕，省一级建制基本完备。
1600年明末平播之役是继永十一年平定两思土司之争建立贵州布政司之后，明代调动八省24万兵力分八路围剿播州土司杨应龙而进行重大的改土归流事件。
是官、土两方矛盾已达白炽化程度，非大战不足以平息的唯一选择，是流官制与土司制的大决战。
决战的结果显而易见，这是一场非均衡的战争。
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明王朝是正统，战争的政治目的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反对割据和分裂，以利于人民安居乐业，顺应民心，政治上处于绝于优势。
杨应龙举旗反叛，破坏社会稳定，造成国家动乱，人心背向，政治上处于绝对劣势。
平播之役的胜利，为改土归流的政治变革扫清障碍。
仅仅两年，贵州全面进行了“改土归流”政治变革。
清代改土归流，重点是治理“苗疆”(即黔东南少数民族聚在区)，将过去尚未设流官的少数民族地区纳入统一行政建制。
结合“改土归流”将原属四川的遵义府和乌撒府划归贵州，从此确定了现今贵州的境域。
“改土归流”打破了一个个土司割据的壁垒，建立起如同内地一样的府州县，将长期盛行的封建领土制推毁，把土地和人民纳入国家“户籍”使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体融入社会主流圈内，从而使贵州社会经济向内地靠拢，加快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改土归流”顺应历史潮流，具有社会进步意义，是一场极其重要的历史变革，但姗姗来迟，它革除了人身依附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它的土地受人民承种，极大地促进农业和其他相关经济的发展，它使文化教育进入一个新发展时期，出现了“三千举人，七百进士”盛况，清代还出现了“三状元一探花”打破了二千多年来贵州无状元的零纪录，对社会的发展带来积极结果，“改土归流”是贵州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
……
……
夜郎的话，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因为夜郎自大这个词大家一定不陌生。
夜郎是哪呢，其实是贵州，因为在《史记》、《汉书》中称的“南夷”中的夜郎就是古代贵州的代名词。
书中记载夜郎是17个方国联盟拥戴的中心。
它们在贵州这块土地上生存繁衍发展，与今日世居的17个少数民族群体有内在联系。
怎么说呢，可以说从贵州有文字记载的2560年历史中，这里由于社会结构的封闭性，崇山阻隔入主流社会后，中央王朝对这里的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统治管理，政权建设，所以始终围绕了这个故事的主题，也就是“改土归流”这个焦点，演绎了血与火的历史。
在祖国的大西南，四川盆地与广西丘陵地带之间，以横亘的苗岭山脉为分水岭，北有乌江流域流入长江，南有南、北生盘江流域流向珠江，江河沟壑纵横密布，群峰连绵不断的高原山地。
它低纬度、高海拔，近江、近海、近边，是大西南的咽喉地带。
的确，这里气候和土壤多样，雨水丰沛，物产丰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相对稳定。
这里就是今日贵州的主体区域，世居着17个少数民族的特殊群体;这里也是古贵州的主体。
因此，《史记》、《汉书》中称的“南夷”，其中夜郎很久以来就一直是古贵州的代名词。
“夜郎自大”这家喻户晓的成语把贵州与夜郎紧密连在一起，至今依然流传全国。
这一典故虽然讲秦汉时夜郎人被大山封闭，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不知外部世界有多大，但它从另一侧面说明夜郎创造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它的影响经沧桑而长存。
例如史学家朱俊明在《夜郎史稿》是这样解读秦汉时期的夜郎:“夜郎”二字其意是种田人。
它们结成的社会是耕作骆田(不懂中耕除草的田)为主的农业社会。
他们生存的地区是野兽出没的林莽芒野，简陋的生产工具，只能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依靠集体力量与大自然进行有效的斗争，财产公有制，有人口聚居的村落和城镇雏形，故《史记》里称“邑聚而居，能耕田”。
按他们显露“风俗”“五常之性”“民族成分”，在这地区秦设黔中郡，汉改为牂柯象征祖先牡器加以崇拜的图腾，反映了他们是父权奴隶制大家族社会，是封建领主制形成基础的。
到元明清演变为大小土司，画地为牢，自雄一隅，互不相属的若干封建壁垒，割据分离局面使社会经济长期停滞，发展缓慢。
夜郎在两周时代产生若干小国并在相互间形成初步联盟后，到西汉中期达到兴盛阶段，这群体方国发展到17个，汉王朝因其内部存在的联盟联系，将他们所在区域设牂柯郡，这区域是乌江流域，南、北盘江流域中上游地区。
唐蒙上书汉武帝称:“窃闻夜郎精兵可得十余万。”
说明夜郎国具有相当雄厚的军事实力而成为盟主。
《史记西南夷列传》第一句是:“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
《史记》、《汉书》中还记载，汉王朝诏封为王国者为夜郎，鉤町，进桑;确认且兰，漏卧，同并为候国。
这三王，三候封号存在时间较长，有的竟延续了四个世纪。
世居贵州的17个少数民族群体虽“俗无文字，刻木为契”缺乏文献述说源远流长历史，但世代口碑、传说、风俗，反映了与17个方国繁衍发展有内在联系。
所谓改土归流，狭义讲是指形成于元，发展于明，结束于清的贵州土司制度管理，变为中央王朝派流官来管理;广义讲，贵州的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体一旦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管理，统治者采用族政策，虽各个时代尽管有差异，但都离不开派流官来管理，或者利用当地土官来管理。
中央王权如政权更迭不休，或巩固困难，无力顾及，则土官会发展坐大，长期割据，影响中央王朝统一，必定对流官造成巨大威胁，争斗不可避免。
中央王朝战略眼光一旦看到这里重要政治和军事战略价值，必定对这地区加强开发，派军队镇压土官，加强流官管理，获取战略物资需求，或者借道去征服边远少数民族割据，自雄称霸一方封建领主。
从有文字记载2560年贵州史中，我们领略了这个争斗焦点，也演绎了一部血与火的历史。
在秦汉版图中，中央王朝四周有四夷(夷是当时对当数民族的称呼):匈奴，西羌、百濮、西南夷。
西南夷中的“南夷”有“耕田，有邑聚”的人口村落和城镇的定居农耕社会。
百濮(东南沿海少数民族)是移秆的半农半牧经济，匈奴、西羌是“随畜迁徒“的半农半牧经济，南夷定居农耕经济稳定，也带来人口稳定发展，是“四夷”中人口最多的，因而在政治上是显赫的群体，在中央王朝眼光中是有地位的。
秦统一六国后，曾经把眼光略微看到古夜郎，这便是派常安页修五尺道。
五尺道从今川南宜宾，入滇东北进黔西北，过赫章、威宁，复云南曲靖，支线由汉阳县通鄨县到遵义贵阳一线，即今合江县、赤水、习水到桐梓去遵义贵阳。
秦统一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
古贵州设为黔中郡。以掌兵权的“尉”为一郡的最高长官，设郡临耒“察事”，皆有县令。
黔中郡各县受制于握有重兵的最高长官。
这是“流官”管理，为戎守和开发南夷，曾多次遣发中原人士和成年女子前去婚配，日久他们都融进当地少数民族群体中。
汉王朝建立到汉武帝的70年间是修养生息换耒国力富强时期，南夷各地均处于自葆状态。
汉武帝时期，北方匈奴威胁排除，为结束南越的割据，实现统一，开发和管理南夷提到议事日程，制定了“和平内属”“以其故俗治”政策，即不强迫当地少数民族改变世代相袭的语言文化、生活习惯、意识信仰，不按内地制度强行改变世社会形态，土流并治。
《史记西南夷传》、《华阳国志南中志》提到的吴霸、陈立、万年、周钦、谢暹等，便是汉中央委任的“流官”，而对于夜郎各部的“君长”“邑君”等大、小首领，汉中央仍加以承认，任随他们按原有习惯掌握本部事务，保持他们独立经济和社会地位。
而不服“流官”管理，或者少数首领以武力破坏统一，制造骚乱，则用重兵镇压或者诛杀其君长、首领。
如治南夷时用兵镇压了夜郎中一些顽固势力，诛且兰国君，陈立太守诛夜郎国君王兴。
不料，兴妻父翁指与兴子邪务除余兵，迫胁旁二十二邑反。
由于叛乱规模较大，陈立奏请招募当地少数民族人民与都尉万年等分头攻击叛乱者，“蛮夷共斩翁指，持首出降”。
夜郎王国此后不复见于记载，其政权在此时绝灭。
夜郎王国的灭亡导致了夜联盟因失去中心而瓦解，此后原联盟成员多散而不聚。
陈立太守诛杀夜郎王兴及斩翁指的消息传开，鉤町王禹，漏臣候愈震恐，“入栗千斛，牛羊劳吏士”，他们怕恐不安地表示继续臣服于汉王朝。
鉤町王国未能取代夜郎王国而成为新联盟盟主。
但它国的势力向牂柯、益州、郁林三郡交接地带扩展，成为“三边蛮夷”的核心。
新莽时期王莽改变汉制，施行错误民族政策，王莽令五威将军王奇等12人，带着符命，印绶给“四夷”更名，“皆受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
“五威将帅出，改鉤町为候”引起当时鉤町王邯怨恨，王莽乃命牂柯大尹周钦诈杀邯。
邯弟承为兄报仇又攻杀周钦，王莽令所有州郡出兵攻击鉤町未能奏效。
在王莽歧视和掠夺少数民族政策施行下，三边蛮夷愁怨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
王莽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发天水，陇西骑士及广汉、巴、蜀、犍为诸郡吏民兵者10万人，20万人运送辎重，前去征讨，后更换廉丹，遗派复位大司马郭兴，庸部牧李晔、周师和仲曹助部兴出击鉤町。
这样，在整个新莽时期的十几年中，鉤町及其影响下的“三边蛮夷”一直被大规模征讨，但他们没被镇压下去。
总之，两汉期间采取“和平内附”按“故俗”治理政策，在南夷各少数民族群体的配合下，基本上做到夷、汉相安，同时还推行了“募豪民田南夷”移民屯田政策，配合郡县设置及军队驻防，使这里的局势长期保持稳定状态。
到了三国时，刘备在在成都建立了蜀汉政权。
包托四川大渡河以南、云南、贵州大部份及广西北部沿边地区，古为“夷越之地”的南中，成为蜀国的后方。
南中的稳定对蜀国是命运攸关的。
蜀国采取了“西和诸戎，南扶夷越”的处理各民族关系的方针，采取了政治招徕政策，派“流官”李恢任降都督，坐镇平夷(贵州毕节)管理南中。
然而不能奏效，南中大姓，夷师乘蜀国与孙吴搞衡，无暇顾及南中之机，据地称雄，纷纷起兵反蜀。
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作了南征准备，出征南征胜利后，对南中郡县设置增多，派出“流官”增强，加强了统治与开发，各少数民族群体“渐去山林，徒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进一步发展定居农业。
魏晋南北朝，中原丧乱，南北长期分裂，政权更迭不休，中原王朝无力顾及古贵州。
西晋“永嘉之变”少数民族纷纷起义，据地称雄，盘距在贵州的南中大姓“龙、傅、尹、董、谢”等，加剧割据地盘，无力开发经济，时间长达250多年。
隋朝流官权势不大，主要由土著首领治理。
唐王朝沿袭秦汉旧制，实行内附性质的羁縻政策，即愿意归附的土蓍首领，赐以疆土，封予官职，充许世袭，“以夷治夷”地区社会相对稳定。
土官入京朝贡，带去了大型民族歌舞入京表演并取得轰动效应。寺官不定期入京朝贡，往往赏以将军、大将军、王等官衔爵。
通过朝贡，既密切了贵州少数民族群体与中央王朝的政治统属关系，又促进了贵州民族文化与京都文化的交流。
但逢唐与南诏的战争不断，贵州处于中间地带，不可能进行开发。
宋承唐制，凡少数民族首领献地归附，即以其地置州县长官司，“皆以番夷酋长之长”的土官治理。
宋太祖下诏说:“惟尔贵州，远在耍荒”。
从此才出现贵州之名。宋太祖这道诏书便是安排贵州少数民族首领的。
并且封他为官，让他服从中央王朝管辖。
到了元代设“站赤”(驿道)与全国各地沟通，但将贵州地域纳入四川、云南、湖广三行省。
中央王朝在这里推行土司制度，实行“汉夷兼治”之策。
参用少量流官，土职“以番夷酋长为之者实多”，大小土司百多林立。
至明代，土司制度发展到鼎盛。
对土司领地采取“土流兼治，军政分管”的方针，设卫囤兵对土司进行交错控制，逐渐强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
但三省都把这里当作边地任由大小百余土司以领主制世袭统治。
从战国、秦汉到元末，长达1780年，贵州就有上千年处于中央王朝开发圈之处，长期处于主流社会之外，分合无定。
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是很难与发达地区及政治文化中心密切联系，加上自然条件处于劣势，八山一水，又有落后的社会结构及生产关系，社会和经济发展长期滞后，发展缓慢，相对封闭保守。
明王朝建立，朱元璋认识到:“那个三不管地带，恰恰是头等经营大西南军事战略要地。”
稳定西南，才能巩固全国统一大局。
他的著名军师刘基(号伯温)认为:“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
为明代千秋基业着想，他们施行了“改土归流”的民族政策，1382年初，征南胜局在握，朱元璋下旨:成立贵州都指挥司，分兵沿干线建立卫和所。
都使司相当省军区，我们贵州，迈出了建省第一部。他
派他内弟马烨驻镇今天贵阳为首任都使司，代以流官统治寻借口，与水西土司首领著香过招，但奢香为民族利益忍辱负重，千里迢迢，赴南京告御状。
在土官与流官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况，朱元璋作了智者选择:“奢香归附，胜过十万雄兵”处斩了马烨，流官的人头成了贵州初开省级建制的祭品。
但明王朝改土归流政策必定还要施行。
1413年3月3日永乐皇帝诏诰天下:“今设贵州布政使，列为第13个省。”
贵州以一省的名分列入中央王朝视野。
永乐帝以流官组建了布政司——省政府，同时派出五万虎狼之师严阵以待，借思州、思南两个宣慰使的之争，采取斩首行动，两个宣慰使被斩首，两个宣慰使被斩首，两个宣慰使被废除，地盘设八个府，府机关全由流官组成。
土官掌权被废除，由流官当政。这
是改土归流的突破，也是开端，在此基础上，建贵州布政司——省机关，按朝制设左、右布政使(相当于高官)全由流官组成。
次年，司法监察机构按察使司配置完毕，省一级建制基本完备。
1600年明末平播之役是继永十一年平定两思土司之争建立贵州布政司之后，明代调动八省24万兵力分八路围剿播州土司杨应龙而进行重大的改土归流事件。
是官、土两方矛盾已达白炽化程度，非大战不足以平息的唯一选择，是流官制与土司制的大决战。
决战的结果显而易见，这是一场非均衡的战争。
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明王朝是正统，战争的政治目的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反对割据和分裂，以利于人民安居乐业，顺应民心，政治上处于绝于优势。
杨应龙举旗反叛，破坏社会稳定，造成国家动乱，人心背向，政治上处于绝对劣势。
平播之役的胜利，为改土归流的政治变革扫清障碍。
仅仅两年，贵州全面进行了“改土归流”政治变革。
清代改土归流，重点是治理“苗疆”(即黔东南少数民族聚在区)，将过去尚未设流官的少数民族地区纳入统一行政建制。
结合“改土归流”将原属四川的遵义府和乌撒府划归贵州，从此确定了现今贵州的境域。
“改土归流”打破了一个个土司割据的壁垒，建立起如同内地一样的府州县，将长期盛行的封建领土制推毁，把土地和人民纳入国家“户籍”使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体融入社会主流圈内，从而使贵州社会经济向内地靠拢，加快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改土归流”顺应历史潮流，具有社会进步意义，是一场极其重要的历史变革，但姗姗来迟，它革除了人身依附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它的土地受人民承种，极大地促进农业和其他相关经济的发展，它使文化教育进入一个新发展时期，出现了“三千举人，七百进士”盛况，清代还出现了“三状元一探花”打破了二千多年来贵州无状元的零纪录，对社会的发展带来积极结果，“改土归流”是贵州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