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黔抚爱必达同样注意到:(水城厅)土司久革，其子孙私称为土目者，喜争讼。
凡官勾摄，必先檄土目会役传提，否则逃不赴案也。
(威宁州)夷民俱听土目约束，地方有命盗案及征粮等事，皆责成土目协差分办如乡约。
所以由此可见，黔西北原有的“勾”政权体制并未完全在原住民的心中消亡，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认为土目就是管自己的官。
由此清王朝的流官反而缺乏权威，各种征徭与命盗案件，只有委托土目，才能够顺利处理。
直到1949年前，许多地方的土目依然代收税粮，甲长、保长收齐后交给土目，再由土目上交县里，甚至许多汉族、苗族上税时都要先交给土目，这样自然就给土目提供了一个吃虚额的机会，是一种很不利的现象。
像是赫章县古达乡的王定芳老先生称，古达官家就是他们的政府，连打官司都要找他。
不过也有不同情况，例如雉街乡发达村的陆开良等人则称，据老人讲，他们种的是自己的地，清朝时就直接到威宁上粮，不用缴给土目。
还有就是主奴之争与主佃之争，明代亲履黔省的官员、文人们已经注意到土民对土目、土司的服从，并将其归结为安氏能够长期统治黔西北的原因。
比如嘉靖年间的进士田汝成云:安氏有贵州，千余年矣。
岂其先世有大功德于诸蛮哉～何其诈之绵永也，罗鬼憨而恋主，与诸夷异，即暴虐不怨，其强族不得代有之，故不易姓，今虽授官给印，直名羁之，不能令也。
这是一个经典性的解释，被明清时期的士大夫们广泛引用，直到乾隆初年鄂尔泰等人编修《贵州通志》时仍然持同样的观点。
这种见解在明代可能有其合理性，但清代黔西北的整个社会制度已发生了巨大变迁，原住民“憨而恋主”、“暴虐不怨”的鲜明形象亦随之淡化——士大夫们带有感性化的描述只揭示出他们顺从的一面。
其实，许多家奴、佃户已懂得怎样利用现行的制度争取自身利益，他们与土目之间的冲突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
需要说明，在1949年以前，黔西北地区的土目以及富有的彝人都普遍养有许多供自己役使之人，女性称为“柏”，男性称为“者”，在讲西南官话时，称为“丫头”、“娃子”，汉语书面语一般统称“家奴”。
如乾隆八年(1743)，威宁镇总兵曾长治奏称:土目之家各蓄有家奴，以供使唤。
多者百余户，少者亦有数十户不等。
家奴的族类成分包括彝、苗、汉等，其来源主要有:强迫佃户、帮工为奴;购买贫穷人家无力养活的子女为奴;收养亲人亡故的孤儿寡女为奴;将欠土目之债无力偿还者沦为奴;此外，丫头、娃子所生子女世为“柏者”。
家奴住在主人家中，常年为主人服务，没有亲权(子女非己所有)与婚权(是否结婚、与谁结婚由主人决定)，主人可将其随意买卖，甚至将家奴一家数口卖给不同的人，官方文书、档案中称为“拆卖”。
有的娃子成婚后，得到主人允准，另立门户，成为“家外娃子”，彝语称为“陆外”。
有的“陆外”非常能干，能给主人一定身价或被主人重用，成为“半身奴”。
这种人可自由经营自己的土地，有的甚至发展到有自己的佃民和奴仆，但在土目面前他依然还是奴仆身份。
有时“半身奴”拥有的家奴成家后，又养有家奴，这样层层蓄养，在水城等地产生了“七道娃子”的说法。
乾隆四年(1739)，在大定府威宁州，经过策划，数百名家奴突然一起离开主家，逃匿山箐之中，歃血结盟，“踞产背主”，希冀“出户”，获得自由之身。
愤怒不已的土目们纷纷赴官控告，呈请提究叛奴。
官员们清楚地认识到，破天荒的叛逃行动标志着土目权威的衰减，这正是朝廷及地方官历年打压、干涉的结果，贵州总督兼巡抚张广泗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
臣查黔省地方，苗倮环居下游一带，尽属苗蛮，散处山谷之中，并无酋长统率。
上游则倮夷最为繁盛，……其中头目夷民各畜有家奴，以供驱使。
而头目中畜家奴多者每至百余户，少者亦有数十户不等。
夷俗于主仆之分甚严，而各土目之役使家奴，酷虐异常，迥非情理，或勒派家奴子女为陪嫁，或强夺家奴之妇为侍妾，稍不遂意，轻则拆卖全家，重则立毙情命，任意欺凌，生杀自主。
而各夷奴亦遂甘心忍受，在伊等又岂知上下之等、威冠履立名分，盖积威所致，不敢稍有抗违。
自昭通、镇雄等处改土设流以来，屡用兵威，官法严肃，各夷目等始知凛畏法纪，不敢生杀自由，肆行凌虐。
而各夷奴中之凶狡者及又唆使各户家奴，结党背主。
彝人实行等级婚制，主奴之间联姻或媾合为道德、伦理所不容，甚至会遭致族人惩处，“强夺家奴之妇为侍妾”或系想当然之语。
但土目凌虐、拆卖奴户以及改土归流对土目势力的打击等分析却是有相当的根据——几乎所有当事官员都持此看法。
官员们当然不能对主、奴之争放任自流，破坏地方秩序。
张广泗接到呈控后，立即指示贵东道王玠、大定府知府牛天申、护威宁镇印务大定协副将马似龙赴威宁州调解，最后主奴双方达成协议，土目从此不准非礼、凌虐家奴，而家奴等不得复行背主，甘结在案。
用书面形式保证家奴的权益，反映了地方官员们削弱土目力量的目的以及人道方面的考虑。
经过调解，啸聚山箐的数百名家奴很快解散，由主人领回服役，但大化里土目安巡如的家奴者厦、白革等却阳奉阴违，“占据伊主庄田，抗不遵断。”由此引出了一场不算太大的风波。
而安巡如名疆，字巡如，其先祖原系乌撒君长所属的扯处乌土目，其后裔包括有1949年前威宁北部山区的大官寨土目、补块土目等。
自康熙十年(1671)正月俄凹、阿蜡等归顺以来，扯处乌土目积极顺应新的形势，效忠清朝，为朝廷东征西伐。
自雍正四年(1726)起，鄂尔泰开始在滇东北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安巡如“自备鞍马，纠集属夷，为王师前驱”，被改土归流战争的重要将领哈元生赐给“叛产”五百四十亩，昭通镇总兵徐成贞亦授予其“为善最乐”的匾额，而黔抚陈惪荣更是对其赞赏有加。
象安巡如一样不但没有受到改流运动的重创，其势力在某些方面反而有所扩张的情形并不多见，正如其墓碑碑文所称:
然以余所睹，记改土以来，他氏子孙半多衰歇，独公??，今方兴未艾，岂非凭籍者厚欤～
有意思的是，对这样一位恭顺土目与家奴的斗争，官员们的态度却颇为暧昧:
然而夷目、家奴自相携二，只宜从缓化导，不便遽加咸惩。
看来，只要家奴的“抗不遵断”维持在适当的限度内，官员们是可以稍加纵容的。
在控诉“叛奴”时，由于安巡如“词涉不检”，震怒不已的贵州总督张广泗甚至打算将其法办，幸得黔抚陈惪荣的解劝才使其躲过一厄。
但事态的发展要求官员采取进一步的干预，者厦、白革等纠集了几十户家奴，占据了安巡如的白素寨，情形开始变得严重，并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因为威宁毗邻原来的芒部(即清代的镇雄州)、乌蒙(即清代的昭通府)君长国，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威宁土目的许多家奴就是来自这两个地方。
官员们相信，者厦等区区二十余户家奴，“敢于负固不服”，除了高山密箐，险阻可恃外，自以为昭通、镇雄的“夷猓巢穴可为退步”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判断并无差错，者厦等人确实有联络昭通、镇雄的企图。
尤令官员们忧虑的是，者厦、白革的叛主行动可能会引起滇黔二省家奴的连锁反应，导致地方“缉事无已”。
于是贵州总督张广泗一面奏报朝廷，一面命令该管地方文武官员实行更深程度的干预，酌量派兵解散啸聚家奴。
他特别指示，改流前地方辑捕事务原系土目自理，但现在绝不容许他们插手:
现今法纪严明，断不便复令各夷目逞其故智。
由于事关滇、黔两省，所以云南方面亦积极协助办理此事，冲突很快平息，啸聚家奴纷纷投首，态度强硬的者厦则在昭通落网。
威宁州叛奴事件并不是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但它却蕴涵着相当丰富的信息。
主、奴之争是在彝制崩溃、流官政权建立的背景下发生的，它折射出改土归流后土目权势的衰减。
官员们无疑想借此机会进一步规定、限制、削弱土目的权力，例如书面保障家奴的权益、纵容他们适当程度的背主、禁止土目参预辑捕事务等，但官员们亦非常清楚，在一块新近纳入“版图”的地方，完全抛弃土目将难以维持社会秩序，上文对此已有所阐释，在此再引证一段曾参预处理叛奴事件的威宁镇总兵曾长治的奏折:
窃臣驻扎之威宁州，自改土归流，即编立八里，纳粮隶于地方官管辖。
缘夷倮数目难稽，向有土目约束，一切钱粮讼狱，俱责成土目提唤。
这样，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当事态扩大时，张广泗等人立即应土目之请求，出兵收捕、解散结党之家奴。
既要打击土目，但又不能使其完全丧失权威，官员力图在其中寻求最佳的平衡点，这种苦心在他们关于善后事宜的奏折中表露无遗。像是贵州按察使宋厚奏称:
臣查黔省威宁与滇省昭通、镇雄接壤，该处猓夷最称繁盛，半为夷目家奴。
但其中实系夷目之世仆者固多，或因佃其田土、附其管辖，久而遂成家奴者亦有……因其结党背主，即断令为良，不特凡有家奴之头目、夷民心不甘服，抑且凶狡夷奴得遂其意，势必闻风效尤，滋事无已。
如仍概令为奴，其中不无亦有屈抑。
臣愚以为家奴既有不同，办理亦当各异。
如果系实在该夷目等佃户，或因向附管辖，遂致为奴者，即应开放为良，以免其子孙之累，且可渐分土目之势，免致日后尾大之虑;其实在该夷目之家奴，确有证据，我固不可遽令出户，以长刁风。
惟是各奴已有离心，家主更增嫌隙，若仍断令东主领回，必致别生事端，决无相安之势。
应将该夷奴照律惩治外，仍按其人口之多寡，当官定价卖给别夷目为奴，所得身价交与东主收领。
为此，在夷奴肆其凶狡，徒犯法纲，终不免于为奴，咸知背主之无益;在夷目刻待家奴，激成背主，使不得复有家奴，亦知残虐之有损，使彼此各有顾虑。
释放一部分家奴，让其“出户”，以收“渐分土目之势”的效果，同时又要惩治一些凶狡之奴，并转卖给其他土目，以表明“背主之无益”，宋厚的平衡策略深得乾隆皇帝赏识，朱批云:“所见是，知道了，钦此。”
同年十一月，云南按察使张坦熊进一步提出，应敕令云、贵、川、广的督抚各官禁止土目强迫佃户、帮工为奴，不得拆卖奴户家庭，违者依律惩治。
由此，在各级流官的积极参预下，大化里土目安巡如与家奴者厦、白革等人的争斗终于在乾隆八年(1743)告一段落。
不过六十多年后，安巡如之孙孙安秉健又卷入与佃户的长期冲突中，特别是与佃户安国瑞的诉讼竟然惊动宸阍。
据说安国瑞的祖父阿固亦属土目，最初居住在威宁州致化里，康熙年间迁居四川乌蒙土府。
阿固与安巡如的命运大不相同，雍正四年(1726)，云南巡抚兼管总督事务的鄂尔泰进兵乌蒙、镇雄，改土归流。
阿固在这场战争中被杀身亡，其妻携幼子阿木云逃回威宁州大化里，佃耕土目安巡如在发嫩扣坡的田土，每年交莜麦若干。
阿木云长成后，继续以佃为生，并为两个儿子取了汉姓，大儿子名安国瑞，小儿子名安国荣。
嘉庆五年(1800)，阿木云身故，安国瑞又向安巡如之孙安秉健请求开垦别鲁块地方，照例交租。
安秉健素来怀疑安国瑞的人品，虽然答应增佃田土，但要求订立一份总契约，将旧佃、新佃土地全部写明，每年交莜租一石。安国瑞表示同意。
安秉健显然是想用书面形式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保证自己的土地不被侵占，租粮能够按时征收。
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改土归流后黔西北社会经济的变化之一。
租佃关系至迟在明代已经出现于水西安氏所辖地区，在“勾”政权体制下，鉴于土目的权势，佃户绝不敢霸占田土，抵赖租粮——土目根本不需要契约来保障自己的权利。
彝制崩溃后，文契的必要性逐渐被认识到。
在水西地区，土目与佃户间的租佃契约可能出现得比较早，也较为普遍，并且彝族没有抛弃自己的文字传统，结果产生了许多彝文契约，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曾搜集到六份并译成汉文，兹抄录一份如下:
官家下的契约是真的，写这个约给老五。
老五用十七两银给官家，卜那(即白泥塘)的田一段，老五得了这段田，是一辈子的好处。
如果不犯事，子孙万代永远耕下去，永不扯土另安。
如有犯事、差租，官家的田由官家扯。六大升租谷，另外的租子四大斗。
乾隆三十年乙酉腊月十四写。
可见，这份契约所反映的权利与义务相对简单，有的文契则直接规定佃户必须上“人租”或“随唤随到”，服无偿劳役。
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承佃人没有欠租或犯事，可以子孙世代永远耕种，官家(即土目)无权“扯土”另佃——几份彝文契约对此都特别提及。
在这种习惯之下，清代黔西北的租佃关系应该比较稳定，安国瑞家祖孙三代，租种安巡如的土地长达六十多年就是一个例子。
尽管安秉健怀疑安国瑞的人品，但仍然没有另招佃户，只是要求将自己的财产与权利合法化、书面化。
安秉健对佃约的要求与他自身的经历有关，订立租佃契约在乌撒地区可能出现得比较晚，安秉健曾深受其害，乾隆五十七(1792)年，佃户苏友松、阿鲁约、杨受保曾联名告官，称他们系被安秉健“强压为佃”，以图赖租。
但安秉健的“创新”举动引起了安国瑞的猜疑，在他看来，“猓夷”地区的惯例，佃种土目田土从来不需要写立佃约，安秉健此举或许包藏祸心。
他进一步联想到，自己的祖父阿固同样是土目子孙，肯定承袭了祖遗的大笔产业，雍正年间乌蒙、镇雄改土归流时，安秉健之祖安巡如可能借帮助官兵征剿的机会，霸占了阿固的家业。
而安秉健显然是想利用佃约将祖父不光彩的行为合法化，以杜日后的争端。
……
……
……
凡官勾摄，必先檄土目会役传提，否则逃不赴案也。
(威宁州)夷民俱听土目约束，地方有命盗案及征粮等事，皆责成土目协差分办如乡约。
所以由此可见，黔西北原有的“勾”政权体制并未完全在原住民的心中消亡，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认为土目就是管自己的官。
由此清王朝的流官反而缺乏权威，各种征徭与命盗案件，只有委托土目，才能够顺利处理。
直到1949年前，许多地方的土目依然代收税粮，甲长、保长收齐后交给土目，再由土目上交县里，甚至许多汉族、苗族上税时都要先交给土目，这样自然就给土目提供了一个吃虚额的机会，是一种很不利的现象。
像是赫章县古达乡的王定芳老先生称，古达官家就是他们的政府，连打官司都要找他。
不过也有不同情况，例如雉街乡发达村的陆开良等人则称，据老人讲，他们种的是自己的地，清朝时就直接到威宁上粮，不用缴给土目。
还有就是主奴之争与主佃之争，明代亲履黔省的官员、文人们已经注意到土民对土目、土司的服从，并将其归结为安氏能够长期统治黔西北的原因。
比如嘉靖年间的进士田汝成云:安氏有贵州，千余年矣。
岂其先世有大功德于诸蛮哉～何其诈之绵永也，罗鬼憨而恋主，与诸夷异，即暴虐不怨，其强族不得代有之，故不易姓，今虽授官给印，直名羁之，不能令也。
这是一个经典性的解释，被明清时期的士大夫们广泛引用，直到乾隆初年鄂尔泰等人编修《贵州通志》时仍然持同样的观点。
这种见解在明代可能有其合理性，但清代黔西北的整个社会制度已发生了巨大变迁，原住民“憨而恋主”、“暴虐不怨”的鲜明形象亦随之淡化——士大夫们带有感性化的描述只揭示出他们顺从的一面。
其实，许多家奴、佃户已懂得怎样利用现行的制度争取自身利益，他们与土目之间的冲突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
需要说明，在1949年以前，黔西北地区的土目以及富有的彝人都普遍养有许多供自己役使之人，女性称为“柏”，男性称为“者”，在讲西南官话时，称为“丫头”、“娃子”，汉语书面语一般统称“家奴”。
如乾隆八年(1743)，威宁镇总兵曾长治奏称:土目之家各蓄有家奴，以供使唤。
多者百余户，少者亦有数十户不等。
家奴的族类成分包括彝、苗、汉等，其来源主要有:强迫佃户、帮工为奴;购买贫穷人家无力养活的子女为奴;收养亲人亡故的孤儿寡女为奴;将欠土目之债无力偿还者沦为奴;此外，丫头、娃子所生子女世为“柏者”。
家奴住在主人家中，常年为主人服务，没有亲权(子女非己所有)与婚权(是否结婚、与谁结婚由主人决定)，主人可将其随意买卖，甚至将家奴一家数口卖给不同的人，官方文书、档案中称为“拆卖”。
有的娃子成婚后，得到主人允准，另立门户，成为“家外娃子”，彝语称为“陆外”。
有的“陆外”非常能干，能给主人一定身价或被主人重用，成为“半身奴”。
这种人可自由经营自己的土地，有的甚至发展到有自己的佃民和奴仆，但在土目面前他依然还是奴仆身份。
有时“半身奴”拥有的家奴成家后，又养有家奴，这样层层蓄养，在水城等地产生了“七道娃子”的说法。
乾隆四年(1739)，在大定府威宁州，经过策划，数百名家奴突然一起离开主家，逃匿山箐之中，歃血结盟，“踞产背主”，希冀“出户”，获得自由之身。
愤怒不已的土目们纷纷赴官控告，呈请提究叛奴。
官员们清楚地认识到，破天荒的叛逃行动标志着土目权威的衰减，这正是朝廷及地方官历年打压、干涉的结果，贵州总督兼巡抚张广泗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
臣查黔省地方，苗倮环居下游一带，尽属苗蛮，散处山谷之中，并无酋长统率。
上游则倮夷最为繁盛，……其中头目夷民各畜有家奴，以供驱使。
而头目中畜家奴多者每至百余户，少者亦有数十户不等。
夷俗于主仆之分甚严，而各土目之役使家奴，酷虐异常，迥非情理，或勒派家奴子女为陪嫁，或强夺家奴之妇为侍妾，稍不遂意，轻则拆卖全家，重则立毙情命，任意欺凌，生杀自主。
而各夷奴亦遂甘心忍受，在伊等又岂知上下之等、威冠履立名分，盖积威所致，不敢稍有抗违。
自昭通、镇雄等处改土设流以来，屡用兵威，官法严肃，各夷目等始知凛畏法纪，不敢生杀自由，肆行凌虐。
而各夷奴中之凶狡者及又唆使各户家奴，结党背主。
彝人实行等级婚制，主奴之间联姻或媾合为道德、伦理所不容，甚至会遭致族人惩处，“强夺家奴之妇为侍妾”或系想当然之语。
但土目凌虐、拆卖奴户以及改土归流对土目势力的打击等分析却是有相当的根据——几乎所有当事官员都持此看法。
官员们当然不能对主、奴之争放任自流，破坏地方秩序。
张广泗接到呈控后，立即指示贵东道王玠、大定府知府牛天申、护威宁镇印务大定协副将马似龙赴威宁州调解，最后主奴双方达成协议，土目从此不准非礼、凌虐家奴，而家奴等不得复行背主，甘结在案。
用书面形式保证家奴的权益，反映了地方官员们削弱土目力量的目的以及人道方面的考虑。
经过调解，啸聚山箐的数百名家奴很快解散，由主人领回服役，但大化里土目安巡如的家奴者厦、白革等却阳奉阴违，“占据伊主庄田，抗不遵断。”由此引出了一场不算太大的风波。
而安巡如名疆，字巡如，其先祖原系乌撒君长所属的扯处乌土目，其后裔包括有1949年前威宁北部山区的大官寨土目、补块土目等。
自康熙十年(1671)正月俄凹、阿蜡等归顺以来，扯处乌土目积极顺应新的形势，效忠清朝，为朝廷东征西伐。
自雍正四年(1726)起，鄂尔泰开始在滇东北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安巡如“自备鞍马，纠集属夷，为王师前驱”，被改土归流战争的重要将领哈元生赐给“叛产”五百四十亩，昭通镇总兵徐成贞亦授予其“为善最乐”的匾额，而黔抚陈惪荣更是对其赞赏有加。
象安巡如一样不但没有受到改流运动的重创，其势力在某些方面反而有所扩张的情形并不多见，正如其墓碑碑文所称:
然以余所睹，记改土以来，他氏子孙半多衰歇，独公??，今方兴未艾，岂非凭籍者厚欤～
有意思的是，对这样一位恭顺土目与家奴的斗争，官员们的态度却颇为暧昧:
然而夷目、家奴自相携二，只宜从缓化导，不便遽加咸惩。
看来，只要家奴的“抗不遵断”维持在适当的限度内，官员们是可以稍加纵容的。
在控诉“叛奴”时，由于安巡如“词涉不检”，震怒不已的贵州总督张广泗甚至打算将其法办，幸得黔抚陈惪荣的解劝才使其躲过一厄。
但事态的发展要求官员采取进一步的干预，者厦、白革等纠集了几十户家奴，占据了安巡如的白素寨，情形开始变得严重，并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因为威宁毗邻原来的芒部(即清代的镇雄州)、乌蒙(即清代的昭通府)君长国，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威宁土目的许多家奴就是来自这两个地方。
官员们相信，者厦等区区二十余户家奴，“敢于负固不服”，除了高山密箐，险阻可恃外，自以为昭通、镇雄的“夷猓巢穴可为退步”是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判断并无差错，者厦等人确实有联络昭通、镇雄的企图。
尤令官员们忧虑的是，者厦、白革的叛主行动可能会引起滇黔二省家奴的连锁反应，导致地方“缉事无已”。
于是贵州总督张广泗一面奏报朝廷，一面命令该管地方文武官员实行更深程度的干预，酌量派兵解散啸聚家奴。
他特别指示，改流前地方辑捕事务原系土目自理，但现在绝不容许他们插手:
现今法纪严明，断不便复令各夷目逞其故智。
由于事关滇、黔两省，所以云南方面亦积极协助办理此事，冲突很快平息，啸聚家奴纷纷投首，态度强硬的者厦则在昭通落网。
威宁州叛奴事件并不是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但它却蕴涵着相当丰富的信息。
主、奴之争是在彝制崩溃、流官政权建立的背景下发生的，它折射出改土归流后土目权势的衰减。
官员们无疑想借此机会进一步规定、限制、削弱土目的权力，例如书面保障家奴的权益、纵容他们适当程度的背主、禁止土目参预辑捕事务等，但官员们亦非常清楚，在一块新近纳入“版图”的地方，完全抛弃土目将难以维持社会秩序，上文对此已有所阐释，在此再引证一段曾参预处理叛奴事件的威宁镇总兵曾长治的奏折:
窃臣驻扎之威宁州，自改土归流，即编立八里，纳粮隶于地方官管辖。
缘夷倮数目难稽，向有土目约束，一切钱粮讼狱，俱责成土目提唤。
这样，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当事态扩大时，张广泗等人立即应土目之请求，出兵收捕、解散结党之家奴。
既要打击土目，但又不能使其完全丧失权威，官员力图在其中寻求最佳的平衡点，这种苦心在他们关于善后事宜的奏折中表露无遗。像是贵州按察使宋厚奏称:
臣查黔省威宁与滇省昭通、镇雄接壤，该处猓夷最称繁盛，半为夷目家奴。
但其中实系夷目之世仆者固多，或因佃其田土、附其管辖，久而遂成家奴者亦有……因其结党背主，即断令为良，不特凡有家奴之头目、夷民心不甘服，抑且凶狡夷奴得遂其意，势必闻风效尤，滋事无已。
如仍概令为奴，其中不无亦有屈抑。
臣愚以为家奴既有不同，办理亦当各异。
如果系实在该夷目等佃户，或因向附管辖，遂致为奴者，即应开放为良，以免其子孙之累，且可渐分土目之势，免致日后尾大之虑;其实在该夷目之家奴，确有证据，我固不可遽令出户，以长刁风。
惟是各奴已有离心，家主更增嫌隙，若仍断令东主领回，必致别生事端，决无相安之势。
应将该夷奴照律惩治外，仍按其人口之多寡，当官定价卖给别夷目为奴，所得身价交与东主收领。
为此，在夷奴肆其凶狡，徒犯法纲，终不免于为奴，咸知背主之无益;在夷目刻待家奴，激成背主，使不得复有家奴，亦知残虐之有损，使彼此各有顾虑。
释放一部分家奴，让其“出户”，以收“渐分土目之势”的效果，同时又要惩治一些凶狡之奴，并转卖给其他土目，以表明“背主之无益”，宋厚的平衡策略深得乾隆皇帝赏识，朱批云:“所见是，知道了，钦此。”
同年十一月，云南按察使张坦熊进一步提出，应敕令云、贵、川、广的督抚各官禁止土目强迫佃户、帮工为奴，不得拆卖奴户家庭，违者依律惩治。
由此，在各级流官的积极参预下，大化里土目安巡如与家奴者厦、白革等人的争斗终于在乾隆八年(1743)告一段落。
不过六十多年后，安巡如之孙孙安秉健又卷入与佃户的长期冲突中，特别是与佃户安国瑞的诉讼竟然惊动宸阍。
据说安国瑞的祖父阿固亦属土目，最初居住在威宁州致化里，康熙年间迁居四川乌蒙土府。
阿固与安巡如的命运大不相同，雍正四年(1726)，云南巡抚兼管总督事务的鄂尔泰进兵乌蒙、镇雄，改土归流。
阿固在这场战争中被杀身亡，其妻携幼子阿木云逃回威宁州大化里，佃耕土目安巡如在发嫩扣坡的田土，每年交莜麦若干。
阿木云长成后，继续以佃为生，并为两个儿子取了汉姓，大儿子名安国瑞，小儿子名安国荣。
嘉庆五年(1800)，阿木云身故，安国瑞又向安巡如之孙安秉健请求开垦别鲁块地方，照例交租。
安秉健素来怀疑安国瑞的人品，虽然答应增佃田土，但要求订立一份总契约，将旧佃、新佃土地全部写明，每年交莜租一石。安国瑞表示同意。
安秉健显然是想用书面形式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保证自己的土地不被侵占，租粮能够按时征收。
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改土归流后黔西北社会经济的变化之一。
租佃关系至迟在明代已经出现于水西安氏所辖地区，在“勾”政权体制下，鉴于土目的权势，佃户绝不敢霸占田土，抵赖租粮——土目根本不需要契约来保障自己的权利。
彝制崩溃后，文契的必要性逐渐被认识到。
在水西地区，土目与佃户间的租佃契约可能出现得比较早，也较为普遍，并且彝族没有抛弃自己的文字传统，结果产生了许多彝文契约，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曾搜集到六份并译成汉文，兹抄录一份如下:
官家下的契约是真的，写这个约给老五。
老五用十七两银给官家，卜那(即白泥塘)的田一段，老五得了这段田，是一辈子的好处。
如果不犯事，子孙万代永远耕下去，永不扯土另安。
如有犯事、差租，官家的田由官家扯。六大升租谷，另外的租子四大斗。
乾隆三十年乙酉腊月十四写。
可见，这份契约所反映的权利与义务相对简单，有的文契则直接规定佃户必须上“人租”或“随唤随到”，服无偿劳役。
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承佃人没有欠租或犯事，可以子孙世代永远耕种，官家(即土目)无权“扯土”另佃——几份彝文契约对此都特别提及。
在这种习惯之下，清代黔西北的租佃关系应该比较稳定，安国瑞家祖孙三代，租种安巡如的土地长达六十多年就是一个例子。
尽管安秉健怀疑安国瑞的人品，但仍然没有另招佃户，只是要求将自己的财产与权利合法化、书面化。
安秉健对佃约的要求与他自身的经历有关，订立租佃契约在乌撒地区可能出现得比较晚，安秉健曾深受其害，乾隆五十七(1792)年，佃户苏友松、阿鲁约、杨受保曾联名告官，称他们系被安秉健“强压为佃”，以图赖租。
但安秉健的“创新”举动引起了安国瑞的猜疑，在他看来，“猓夷”地区的惯例，佃种土目田土从来不需要写立佃约，安秉健此举或许包藏祸心。
他进一步联想到，自己的祖父阿固同样是土目子孙，肯定承袭了祖遗的大笔产业，雍正年间乌蒙、镇雄改土归流时，安秉健之祖安巡如可能借帮助官兵征剿的机会，霸占了阿固的家业。
而安秉健显然是想利用佃约将祖父不光彩的行为合法化，以杜日后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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