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要知道经历了自宋朝以来的长期发展，从明代中后期起，江南市镇开始走向全面兴盛，不仅数量大幅增加，个体空间规模不断扩大，更值得关注的是工商业的空前发达，商品经济跃上了一个新的水平。
如果有一份当时的清明上河图的话，大家便可以看到，哪里各市镇手工作坊和商业店铺林立，四方商贾负资云集，商品生产和流通活跃。
而且苏州府盛泽镇、嘉兴府濮院镇和王江泾镇都是典型的丝织业专业市镇。
盛泽镇在明嘉靖年间“居民百家，以绸绫为市”，进入清代以后，发展为“日出万绸，衣被天下”，交易额“日逾万金”的巨镇。
而濮院镇除明清之际因战乱人口一度减少外，其居民一直在万户以上，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四方商贾负资云集”。
包括王江泾亦是“烟户万家”的巨镇，其居民“多织缯为业，日出千匹，衣被数州郡”。
松江府枫泾镇、朱泾镇则是著名的棉业市镇，镇上棉业经营商家繁多。
“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朱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
自然，发达的工商业，显而易见的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员参与其中，雇佣群体的规模也不断发展壮大。
在许多市镇，雇佣人员逐渐形成了颇为庞大的社会群体。
像是在明朝后期，石门镇油坊雇佣的工匠就有800多人。
到了清康熙初年，朱泾镇上布局所雇的染匠、砑匠数量很多，仅当时发生的踹匠与镇民冲突事件中，死去的踹匠就有数百人之多。
此后清代中叶，濮院镇的丝业练染作坊，“每坊佣者数十人”。
而盛泽镇仅从事丝织业的雇佣人员就有数千人。
史载：“中元夜，四乡佣织多人及俗称曳花者约数千计，汇聚东庙并升明桥，赌唱山歌，编成新调，喧阗达旦。”
黄溪市丝织业发达，入清后，“机户益多”，“雇人织挽”之风颇盛。
双林镇上有皂坊、黑坊、胶坊多家，仅皂坊雇工就多达数百人。
不断增大的市镇雇佣群体，就其地缘结构而言，可以分为本地人员和外来人员两部分。
本地人员主要是指来自周边乡村地区的雇佣劳动者。
随着江南众多丝织业和棉织业市镇的兴起和兴盛，使得原本作为家庭副业的丝织业和棉织业越来越多地转变为农民的主业。
农民除了自己纺织外，还受雇于市镇的机户进行丝绸和棉布的生产、加工。
濮院镇，“机户自镇及乡，北至斗门，东至泰石桥，南至清泰桥，西至于永新港，皆务于织”，四乡皆以丝织为业，“间有业田者，田事皆雇西头（石门、桐乡县界）人为之”。
机杼成为了濮院镇周边乡村居民的生活所寄。
他们“生平足不出里巷，目不见外事。衣于是，食于是，尽其力而终身焉，非止”。
唯亭镇蔡顾巷，“比户习织，工匠各有专头，计日受值。匠或无主，黎明林立，以候相呼，名曰换找”。
因此康熙年间，常熟县城乡铺户染手虽不抵苏松一大店，但“开张染铺，雇倩一二染手，必系土著始留”。
双林镇染包头绢的黑坊和染五色裱绫的胶坊，其雇工均为本镇人。
这些有着专业技艺的本地纺织工匠，在市镇丝绸、棉布的生产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此外，市镇商品流通的活跃，需要大量从事搬运工作的脚夫，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本地人。
部分市镇还出现了由本地脚夫组成的帮会组织，并禁止外来人员入帮，“惟外来流民，不得伙入扛帮”，目的在于保护工作岗位。
本地雇佣群体的发展壮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以市镇为核心的农村商品经济的兴盛和雇佣关系的常态化。
市镇工商业的发展使得本地劳动力短缺，需要吸收外来的劳动力。
与之相联系，从明代中后期开始，江南人口流动进入一个发展的高峰期。
在此基础上，市镇外来雇佣人员逐渐增多，其地域来源主要有两个层次：一是来自本地邻近府县。
明后期嘉兴府崇德县石门镇榨油业发达，因本地劳动力不足，镇上的油坊常常“募旁邑民为佣”，所雇佣的工匠总数经常有800多人。
湖州府归安县双林镇油坊的雇工，有相当部分来自同府的长兴县，“籍则长兴及江宁为多”。
前文提及的盛泽、濮院之类的丝织业市镇，其专业生产和经营活动中雇佣邻近府县工匠和相关人员的现象更为常见；二是来自江南其他地区的府县。
明嘉靖年间，沈济从湖州府迁居嘉兴府桐乡县炉头镇，创设沈亦昌冶坊，所雇“冶工均无锡人”。
到了清代中期，双林镇各皂坊的雇佣人员有数百人，绝大多数是安徽泾县人；其油坊的雇佣人员部分来自同府长兴县，部分属于江宁籍；至于酒坊，则大多雇佣绍兴技师。
嘉兴府濮院镇，“典当司柜多徽州人，成衣、木局多宁波人，镊工半句容人，染坊、银匠多绍兴人，漆工多江西人”。
康熙初年，松江府枫泾镇有很多布局，“局中所雇的染匠、砑匠，皆江宁人”。
苏州府盛泽镇的练坊、染坊、踹坊，从明末清初绍兴籍人的陆续迁入起，“数百年来，皆为绍兴人专利之业”。
外来雇佣人员的不断增加，既反映出江南市镇经济的发展活力，也折射出市镇社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不过，在工种的选择上，外来雇佣人员大多处于劣势。
前文提到部分市镇的染匠、踹匠、油坊工匠之类多为外地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这些工作比较苦累，本地居民不愿应雇，只能招募外来人员。
至于江南市镇雇佣群体的职业结构的话。
前文好像已经简单的提到过了，工商业的专业化是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
“士农之外，惟工自食其力，古称三百六十行，又称一百二十行。”
与此相联系，市镇雇佣群体在职业结构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从职业性质的角度讲，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雇佣群体可分为体力类、技艺类和管理类三部分。
体力类雇佣人员主要以体力谋食，从事丝、棉业中的练、染、踹，榨油业中的杵油，以及货物搬运等之类的工作。练坊“皆男子事”，
练手负责煮、沤、曝、炙等工序，杵油工“须壮有力者”，砑匠“非精壮而强有力者不能”，脚夫“资其力，肩挑背负”。
枟木棉谱枠详细记载了踹匠的工作情形：“有踹布坊，下置磨光石版为承，取无色布，卷木轴上，上压大石，如凹字形者，重可千斤，一人足踏其两端，往来施转运之，则布质紧薄而有光。”
从这段材料我们可以看到，踹布时脚踏的是重千斤的凹字形大石头，且要左右运转，力大者方能转动。
体力类雇佣人员除了有强壮的身体条件，还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社会特点：一是出身大多十分贫困，几乎都属于穷民阶层；二是恃勇好斗。
康熙年间，苏州府的踹匠“皆系膂力凶悍之人”常常聚众肆横。
枫泾镇的染匠、砑匠往来成群，扰害闾里的事情经常发生。
石门镇的油坊工人“恃勇好斗，擎拳攘臂，良民畏之”。
三是人员混杂，游手生事之徒、地棍流氓、逃犯都有。
技艺类雇佣人员以专业技能谋生，主要从事具有一定技术要求的工作。
江南市镇的丝业和棉业尤为发达，形成了高度专业化的产业分工体系。
就丝业生产和经营活动而言，其络丝、纺织、牵经、刷边、运经、扎扣、接头等工序，都需要雇佣有专门技能的工匠；绸行收购产品时，则雇佣专业人员辨别绸质的好坏，判定价格的高低，时人称之为“看庄”。
棉业也是如此，“漂布、染布、看布、行布各有其人”，其中布行负责看布的被称为“贾师”。
在其他行业，同样有不少技艺类雇佣人员。
如苏州府平望镇米加工业十分活跃，镇上的砻坊、碓坊普遍采用杵臼治米的方法，其器具有大小之分，在杵臼过程中，要求所操作人员具有熟练的技巧，彼此配合一致且用力均匀，否则会损坏米粒，影响质量。
“大者五六人执之，其力齐米不损；小者一人执之，力不均则米损。”
松江府朱家角镇汇聚了不少从事金属制品的银匠、铜匠、铁匠、锡匠，皆为“攻金之工”。
与其他类型的雇佣人员相比，技艺类雇佣人员具有专业分工精细、职业传承稳定的特点。
管理类雇佣人员分布于市镇的各色作坊、商号、牙行、店铺，主要从事不同行业的经营活动。
如市镇典当铺的“管栈之人”负责日常典当业务的管理，踹坊的包头负责工匠工作的分派、监督和工资发放，商号的管事负责交易的运作。
钱肇然枟续外冈志枠记载，徽州王某在嘉定县谋职，被该镇外冈镇永昌典铺聘为总管。
叶承庆枟乡志类稿枠记载，清代嘉兴府王江泾镇人叶明楠，“经理青浦朱家角，南浔刘氏之源康、同和两典”。
王某和叶明楠，皆属典型的管理类雇佣人员。
从行业分布的角度讲，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雇佣群体涉及的行业领域十分广泛，其中在丝、棉生产和加工业、榨油业、酿酒业、典当业、酒馆茶楼业等行业分布较为集中。
进一步讲，他们更多地是被与这些行业相关的各类牙行、作坊、店铺以及商号所雇佣，为其工作，获取报酬。
分布于江南各市镇的牙行、作坊、店铺和商号，不仅类型广，而且数量多。
仅苏州府盛泽镇，根据冯梦龙枟醒世恒言枠中对该镇嘉靖年间牙行数量的描述，其“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仅到此上市”。
同府的娄塘镇，据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统计，仅布铺牙行就有125家；同里镇的米行，“官牙七十二家，商贾云集”。
嘉兴府濮院镇上有丝绸行、桑叶行、烟叶行，湖州府南浔镇上有丝行、树行、西木行、米行。
在市镇榨油业领域，苏州府唯亭镇、甫里镇、周庄镇、陈墓镇、震泽镇，湖州府双林镇、南浔镇、乌青镇、菱湖镇，嘉兴府石门镇等市镇都集中了一批油坊。苏州府唯亭镇油坊“在外跨塘、阳城、淀泾”，元和县油坊“在娄葑两门及甫里、周庄、陈墓等处”。
湖州府南浔镇，清代顺治年间，镇上行铺捐货重修云兴寺，在油坊、典铺、盐木各行的捐货者中，油坊居于首位。
该镇榨油专用水牛拉油车，由于本地饲料不足，油坊还到外地购买，“南浔、震泽诸油坊买以饲牛，舟载不绝”。
乌青镇油坊在清前期最著名的有四房车。
嘉兴府石门镇，明后期镇上有油坊20家。
这众多的商行、作坊，集聚了不同数量的雇佣人员，从事各种商品贸易和手工生产与加工活动。
此外，随着市镇本地和外来人员大量参与市镇工商业活动，多种运输、服务需求大增，船夫、脚夫、轿夫、乐人（工）、土工、剃头等在内的临时雇佣人员数量增多。
船夫、脚夫和轿夫等承担着市镇水陆运输的工作，尤其是脚夫，不仅是民间凡遇婚丧嫁娶及铺户挑运一切货物的扛抬者。
而且他们还承担着“市肆货物迁运出入，以及客舟起载”的任务。
这类雇佣人员数量的增多对满足、协调市镇商品流通起到了重要作用。
乐人、土工是有着重婚丧习俗传统的江南所不可缺少的。
按民间习俗，“红白事俱用吹鼓手”，“入殓必用鼓吹、炮手、僧道，出殡及葬亦如此”，土工则是“司送终之事，火葬者必用之”。
……
……
……
如果有一份当时的清明上河图的话，大家便可以看到，哪里各市镇手工作坊和商业店铺林立，四方商贾负资云集，商品生产和流通活跃。
而且苏州府盛泽镇、嘉兴府濮院镇和王江泾镇都是典型的丝织业专业市镇。
盛泽镇在明嘉靖年间“居民百家，以绸绫为市”，进入清代以后，发展为“日出万绸，衣被天下”，交易额“日逾万金”的巨镇。
而濮院镇除明清之际因战乱人口一度减少外，其居民一直在万户以上，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四方商贾负资云集”。
包括王江泾亦是“烟户万家”的巨镇，其居民“多织缯为业，日出千匹，衣被数州郡”。
松江府枫泾镇、朱泾镇则是著名的棉业市镇，镇上棉业经营商家繁多。
“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朱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
自然，发达的工商业，显而易见的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员参与其中，雇佣群体的规模也不断发展壮大。
在许多市镇，雇佣人员逐渐形成了颇为庞大的社会群体。
像是在明朝后期，石门镇油坊雇佣的工匠就有800多人。
到了清康熙初年，朱泾镇上布局所雇的染匠、砑匠数量很多，仅当时发生的踹匠与镇民冲突事件中，死去的踹匠就有数百人之多。
此后清代中叶，濮院镇的丝业练染作坊，“每坊佣者数十人”。
而盛泽镇仅从事丝织业的雇佣人员就有数千人。
史载：“中元夜，四乡佣织多人及俗称曳花者约数千计，汇聚东庙并升明桥，赌唱山歌，编成新调，喧阗达旦。”
黄溪市丝织业发达，入清后，“机户益多”，“雇人织挽”之风颇盛。
双林镇上有皂坊、黑坊、胶坊多家，仅皂坊雇工就多达数百人。
不断增大的市镇雇佣群体，就其地缘结构而言，可以分为本地人员和外来人员两部分。
本地人员主要是指来自周边乡村地区的雇佣劳动者。
随着江南众多丝织业和棉织业市镇的兴起和兴盛，使得原本作为家庭副业的丝织业和棉织业越来越多地转变为农民的主业。
农民除了自己纺织外，还受雇于市镇的机户进行丝绸和棉布的生产、加工。
濮院镇，“机户自镇及乡，北至斗门，东至泰石桥，南至清泰桥，西至于永新港，皆务于织”，四乡皆以丝织为业，“间有业田者，田事皆雇西头（石门、桐乡县界）人为之”。
机杼成为了濮院镇周边乡村居民的生活所寄。
他们“生平足不出里巷，目不见外事。衣于是，食于是，尽其力而终身焉，非止”。
唯亭镇蔡顾巷，“比户习织，工匠各有专头，计日受值。匠或无主，黎明林立，以候相呼，名曰换找”。
因此康熙年间，常熟县城乡铺户染手虽不抵苏松一大店，但“开张染铺，雇倩一二染手，必系土著始留”。
双林镇染包头绢的黑坊和染五色裱绫的胶坊，其雇工均为本镇人。
这些有着专业技艺的本地纺织工匠，在市镇丝绸、棉布的生产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此外，市镇商品流通的活跃，需要大量从事搬运工作的脚夫，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本地人。
部分市镇还出现了由本地脚夫组成的帮会组织，并禁止外来人员入帮，“惟外来流民，不得伙入扛帮”，目的在于保护工作岗位。
本地雇佣群体的发展壮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以市镇为核心的农村商品经济的兴盛和雇佣关系的常态化。
市镇工商业的发展使得本地劳动力短缺，需要吸收外来的劳动力。
与之相联系，从明代中后期开始，江南人口流动进入一个发展的高峰期。
在此基础上，市镇外来雇佣人员逐渐增多，其地域来源主要有两个层次：一是来自本地邻近府县。
明后期嘉兴府崇德县石门镇榨油业发达，因本地劳动力不足，镇上的油坊常常“募旁邑民为佣”，所雇佣的工匠总数经常有800多人。
湖州府归安县双林镇油坊的雇工，有相当部分来自同府的长兴县，“籍则长兴及江宁为多”。
前文提及的盛泽、濮院之类的丝织业市镇，其专业生产和经营活动中雇佣邻近府县工匠和相关人员的现象更为常见；二是来自江南其他地区的府县。
明嘉靖年间，沈济从湖州府迁居嘉兴府桐乡县炉头镇，创设沈亦昌冶坊，所雇“冶工均无锡人”。
到了清代中期，双林镇各皂坊的雇佣人员有数百人，绝大多数是安徽泾县人；其油坊的雇佣人员部分来自同府长兴县，部分属于江宁籍；至于酒坊，则大多雇佣绍兴技师。
嘉兴府濮院镇，“典当司柜多徽州人，成衣、木局多宁波人，镊工半句容人，染坊、银匠多绍兴人，漆工多江西人”。
康熙初年，松江府枫泾镇有很多布局，“局中所雇的染匠、砑匠，皆江宁人”。
苏州府盛泽镇的练坊、染坊、踹坊，从明末清初绍兴籍人的陆续迁入起，“数百年来，皆为绍兴人专利之业”。
外来雇佣人员的不断增加，既反映出江南市镇经济的发展活力，也折射出市镇社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不过，在工种的选择上，外来雇佣人员大多处于劣势。
前文提到部分市镇的染匠、踹匠、油坊工匠之类多为外地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这些工作比较苦累，本地居民不愿应雇，只能招募外来人员。
至于江南市镇雇佣群体的职业结构的话。
前文好像已经简单的提到过了，工商业的专业化是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
“士农之外，惟工自食其力，古称三百六十行，又称一百二十行。”
与此相联系，市镇雇佣群体在职业结构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从职业性质的角度讲，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雇佣群体可分为体力类、技艺类和管理类三部分。
体力类雇佣人员主要以体力谋食，从事丝、棉业中的练、染、踹，榨油业中的杵油，以及货物搬运等之类的工作。练坊“皆男子事”，
练手负责煮、沤、曝、炙等工序，杵油工“须壮有力者”，砑匠“非精壮而强有力者不能”，脚夫“资其力，肩挑背负”。
枟木棉谱枠详细记载了踹匠的工作情形：“有踹布坊，下置磨光石版为承，取无色布，卷木轴上，上压大石，如凹字形者，重可千斤，一人足踏其两端，往来施转运之，则布质紧薄而有光。”
从这段材料我们可以看到，踹布时脚踏的是重千斤的凹字形大石头，且要左右运转，力大者方能转动。
体力类雇佣人员除了有强壮的身体条件，还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社会特点：一是出身大多十分贫困，几乎都属于穷民阶层；二是恃勇好斗。
康熙年间，苏州府的踹匠“皆系膂力凶悍之人”常常聚众肆横。
枫泾镇的染匠、砑匠往来成群，扰害闾里的事情经常发生。
石门镇的油坊工人“恃勇好斗，擎拳攘臂，良民畏之”。
三是人员混杂，游手生事之徒、地棍流氓、逃犯都有。
技艺类雇佣人员以专业技能谋生，主要从事具有一定技术要求的工作。
江南市镇的丝业和棉业尤为发达，形成了高度专业化的产业分工体系。
就丝业生产和经营活动而言，其络丝、纺织、牵经、刷边、运经、扎扣、接头等工序，都需要雇佣有专门技能的工匠；绸行收购产品时，则雇佣专业人员辨别绸质的好坏，判定价格的高低，时人称之为“看庄”。
棉业也是如此，“漂布、染布、看布、行布各有其人”，其中布行负责看布的被称为“贾师”。
在其他行业，同样有不少技艺类雇佣人员。
如苏州府平望镇米加工业十分活跃，镇上的砻坊、碓坊普遍采用杵臼治米的方法，其器具有大小之分，在杵臼过程中，要求所操作人员具有熟练的技巧，彼此配合一致且用力均匀，否则会损坏米粒，影响质量。
“大者五六人执之，其力齐米不损；小者一人执之，力不均则米损。”
松江府朱家角镇汇聚了不少从事金属制品的银匠、铜匠、铁匠、锡匠，皆为“攻金之工”。
与其他类型的雇佣人员相比，技艺类雇佣人员具有专业分工精细、职业传承稳定的特点。
管理类雇佣人员分布于市镇的各色作坊、商号、牙行、店铺，主要从事不同行业的经营活动。
如市镇典当铺的“管栈之人”负责日常典当业务的管理，踹坊的包头负责工匠工作的分派、监督和工资发放，商号的管事负责交易的运作。
钱肇然枟续外冈志枠记载，徽州王某在嘉定县谋职，被该镇外冈镇永昌典铺聘为总管。
叶承庆枟乡志类稿枠记载，清代嘉兴府王江泾镇人叶明楠，“经理青浦朱家角，南浔刘氏之源康、同和两典”。
王某和叶明楠，皆属典型的管理类雇佣人员。
从行业分布的角度讲，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雇佣群体涉及的行业领域十分广泛，其中在丝、棉生产和加工业、榨油业、酿酒业、典当业、酒馆茶楼业等行业分布较为集中。
进一步讲，他们更多地是被与这些行业相关的各类牙行、作坊、店铺以及商号所雇佣，为其工作，获取报酬。
分布于江南各市镇的牙行、作坊、店铺和商号，不仅类型广，而且数量多。
仅苏州府盛泽镇，根据冯梦龙枟醒世恒言枠中对该镇嘉靖年间牙行数量的描述，其“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仅到此上市”。
同府的娄塘镇，据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统计，仅布铺牙行就有125家；同里镇的米行，“官牙七十二家，商贾云集”。
嘉兴府濮院镇上有丝绸行、桑叶行、烟叶行，湖州府南浔镇上有丝行、树行、西木行、米行。
在市镇榨油业领域，苏州府唯亭镇、甫里镇、周庄镇、陈墓镇、震泽镇，湖州府双林镇、南浔镇、乌青镇、菱湖镇，嘉兴府石门镇等市镇都集中了一批油坊。苏州府唯亭镇油坊“在外跨塘、阳城、淀泾”，元和县油坊“在娄葑两门及甫里、周庄、陈墓等处”。
湖州府南浔镇，清代顺治年间，镇上行铺捐货重修云兴寺，在油坊、典铺、盐木各行的捐货者中，油坊居于首位。
该镇榨油专用水牛拉油车，由于本地饲料不足，油坊还到外地购买，“南浔、震泽诸油坊买以饲牛，舟载不绝”。
乌青镇油坊在清前期最著名的有四房车。
嘉兴府石门镇，明后期镇上有油坊20家。
这众多的商行、作坊，集聚了不同数量的雇佣人员，从事各种商品贸易和手工生产与加工活动。
此外，随着市镇本地和外来人员大量参与市镇工商业活动，多种运输、服务需求大增，船夫、脚夫、轿夫、乐人（工）、土工、剃头等在内的临时雇佣人员数量增多。
船夫、脚夫和轿夫等承担着市镇水陆运输的工作，尤其是脚夫，不仅是民间凡遇婚丧嫁娶及铺户挑运一切货物的扛抬者。
而且他们还承担着“市肆货物迁运出入，以及客舟起载”的任务。
这类雇佣人员数量的增多对满足、协调市镇商品流通起到了重要作用。
乐人、土工是有着重婚丧习俗传统的江南所不可缺少的。
按民间习俗，“红白事俱用吹鼓手”，“入殓必用鼓吹、炮手、僧道，出殡及葬亦如此”，土工则是“司送终之事，火葬者必用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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