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的话，就像前面说的，因为吴敬梓生活在清政权已趋稳固的时代，随着王朝在军事政治上的步步取得成功，它的文化统制的毒害也愈来愈深。
因此文土们醉心举业，八股文之外，百不经意。
而吴敬梓是十分憎恶当时士子的热中科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风气，把希望寄于落拓不得意的文士和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
于是怀着这种心情，他写出了这部卓绝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共五十五回，现存最早的卧闲草堂刻本，共五十六回，末回乃后人伪作(见金和《儒林外史跋》)。
并且需要说明，书中人物，大都有当时真人真事做影子，只不过为了避免清代统治阶级的迫害，作者故意把故事背景说成是明代而已。
此外闲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
以及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这段话就足以说明了这部小说的主题，这部作品正是以反对科举和功名富贵为中心并旁及当时官僚制度下、人伦关系以至整个社会风尚的。
并且作者在楔子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
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
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
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象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兔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
这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
“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
邹弢《三借庐笔谈》载，作者作此书时，常设茶烟于道旁，“见行者过，必强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
这传说虽未必完全可信，但可见它的题材来源的广泛。
而且《聊斋志异》的创作态度，也是严肃的。
因为《聊斋自志》中说：“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这正说明《聊斋志异》是作者有所寄托的，而不是“妄言妄听，记而存之”(袁枚《新齐谐序》)的作品。
他之所以采用鬼狐故事，是因为它便于避免清初严酷的文网和自由地表现生活理想。
因此，其中不少篇章虽取材于民间传说，却表现了作者的理想和爱憎，有明确的主题和鲜明的倾向。
《聊斋志异》现存的版本主要有：手稿本，仅存上半部，乾隆十六年(1752)铸雪斋抄本；乾隆三十一年(1766)青柯亭刻本，即一般通行本的底本。
此外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会校会注会评本采录最为完备，共收作品四百九十一篇。
这将近五百篇作品，体裁并不一致，像是一部分篇幅短小，记述简要，还是笔记小说的体制。
另有一小部分描写是作者亲身见闻的作品，则具有素描，特写的性质。大部分作品则是具
有完整的故事、曲折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的短篇小说，是我国文言小说中的
珍品，也是《聊斋志异》思想艺术成就最高的部分。
第二节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聊斋志异》中的优秀作品，反映了广阔的现实生活，提出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态度。
它们或者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或者抨击科举制度的腐朽，或者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
描写爱情主题的作品，在全书中数量最多，它们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精神。
其中一些作品，通过花妖狐魅和人的恋爱，表现了作者理想的爱情。
如《婴宁》、《莲香》、《香玉》都在没有恋爱自由的当时写出了青年男女自由相爱的故事。
篇中的男女主角不顾封建礼教的约束，按照自己的感情和意愿，大胆地追求心爱的人，并都获得了幸福的结局。
如《香玉》中的黄生在劳山下清宫中爱上了白牡丹花妖香玉，不幸花为他人移去，他日日临穴哭吊，终于感动花神使香玉复生宫中。
《莲香》中的女鬼李氏热爱桑生，使桑生害了重病，当她不得不忍痛分手之后，却“愤不归墓，随风漾泊”，终于游至张家，借尸还魂，和桑生结成了美满姻缘。
同时在《小谢》中，作者更写出男女双方经过一段自由接触逐步发展了爱情的故事。
女鬼秋容、小谢和陶生开始只是师友相处。后来陶生因事入狱，秋容、小谢为之奔走相救，秋容被城隍祠黑判抢去，也得到陶生的搭救。
他们在与黑暗势力的斗争中彼此互助，发展了爱情，才结为夫妇。
这在男女被绝对禁止社交的封建社会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
要知道封建婚姻的决定权操在父母之手，可是这些作品中的青年男女，他们自由地相爱，自由地结合，和封建婚姻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些充满幻想的故事，无疑是现实爱情生活中新生因素的集中和升华，真切地表达了广大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憧憬和渴望。
描写爱情主题的另一些作品，揭露了封建社会对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种种阻碍，表现了他们的反抗斗争。
而《鸦头》、《细侯》、《连城》、《宦娘》都是这方面的优秀作品。
《鸦头》中的狐女鸦头是一个敢于反抗家长淫威的女性形象。
《细侯》则揭露了富商大贾对青年幸福的破坏和妓女细侯的激烈反抗行动。
《连城》写乔生和连城争取自由婚姻的斗争，尤为曲折动人。史孝廉征诗择婿，乔生的诗得到女儿连城的喜爱，史却以乔生家贫而不许婚。
乔生深感连城知己。后连城病死，乔前往临吊，一恸而绝。
他在阴间找到连城，并在好友顾生的帮助下，被准许还魂，二人相携回到里门：
连城曰：“重生后，惧有反复。清索妾骸骨来，妾以君家生，当无悔也。”生然之。
偕归生家。女惕惕若不能步，生伫待之。女曰；“妾至此，四肢摇摇，似无所主。志恐不遂，尚宜审谋，不然，生后何能自由?”
相将入侧厢中。嘿定少时，连城笑曰：“君憎妾耶?”生惊问其故。赧然曰：“恐事不谐，重负君矣。请先以鬼报也。”生喜，极尽欢恋。因徘徊不敢遽生，寄厢中者三日。
这一情节充分暴露了封建社会的沉重压力，也突出表现了二人争取自由婚姻的坚决斗争。
这篇作品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提出了一种新的爱情观点，即知己之爱。
它比之向来“郎才女貌”的爱情，有更其深刻的社会意义。
《聊斋志异》的另一重要主题，是抨击科举制度的腐败。
作者饱含感情地揭露了科举制度埋没人才的罪恶。
《叶生》后只能让自己的鬼魂帮助一个邑令之子考中举人，“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
并且作者指出科举埋没人才的原因，即考官都是“乐正师旷、司库和峤”(《于去恶》)之流，不是眼瞎，便是爱钱。
像是《素秋》，《神女》、《阿宝》等篇都暗示了科举考试的贿赂公行；《司文郎》，《于去恶》等篇则有力地抨击了考官的有目无珠。
特别是《司文郎》的讽刺尤为辛辣尖刻，作品写一个能从烧成灰的文章中嗅出其好坏的瞎和尚，在嗅过王生的文章后说：“君初法大家，虽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适受之以脾。”
再嗅余杭生的文章，则咳逆数声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鬲；再焚，则作恶矣。”
可是榜发之后，余杭生高中，而王落第。
和尚闻讯叹道：“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于去恶》进一步揭出了这些考官鼻目双盲的底：
“得志诸公，目不睹坟典，不过少年持敲门砖，猎取功名，门既开，则弃去；再司簿书十余年，即文学土，胸中尚有字耶?”
庸俗利禄之徒以八股文为敲门砖，在猎取功名。掌握文柄之后，再大量录取凡庸之土。
正是在这种恶性循环里，“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就成为一种必然现象了。
作品一开始就通过周进、范进中举前后的悲喜剧，揭示了科举制度是怎样腐蚀着程晋芳《怀人诗》(作于1748—1750午)中说：“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
据此可知书大概成于1750午前。
公的嘲笑，还替前科新中的王举人扫了一早晨“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
后来连教馆之职也失去了，只得给商人记帐。
当他一见贡院号板，就禁不住万感俱发，一头撞去，哭得死去活来。
而当商人们答应替他捐个监生时，他竟爬到地上磕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
范进也是个连考十余次不取的老童生，发榜那天，家里没有早饭米，只得抱了正在下蛋的母鸡到集上去卖。
听到中举的消息后，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欢喜得发了疯。
直到挨了丈人胡屠户的耳光之后才清醒过来。从此他就“平步登天”，有许多人来奉承他，不到两三个月，田产房屋、奴仆丫鬟都有了。
由此可见，士子们的热中科举，不过是为了爬上统治阶级地位，升官发财，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臧蓼斋说他为什么要拚命花钱补个廪生时道：“廪生，一来中的多，中了就做官。
就是不中，十几年贡了，朝廷试过，就是去做知县推官，穿螺蛳结底的靴。坐堂、洒签、打人”。也清楚表明了这一点。
可见科举既然成了读书人猎取功名富贵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
文士的心灵，以及士子们热中科举的原因。六十多岁的周进，因未曾进学，不得不卑躬屈节，忍受着新进学的梅三相作品中的马二先生甚至迷信八股到这样的程度，他说。
“举业二字是从古至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
另二个人物鲁编修认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
在他的影响下，女儿鲁小姐也在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八股文。
甚至因丈夫八股“不甚在行”而愁眉泪眼，怨他误了自己终身。
匡超人出身贫困，原也还纯洁朴实，用自己的劳动养活父母。
自从听了马二先生的“劝导”后，逐渐热中举业，后来得到李知县的赏识，追求功名富贵之心更热切了。
为了府考，竟丢下重病的父亲。当他考取秀才后，就在杭州与那批斗方名士鬼混，选文章、骗饭吃。
还跟潘三一起，假刻图章，短截公文，设计代考。
以后又到京城攀高结贵，抛弃原妻，还恬不知耻地说：“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传为佳话，这又何妨!”就这样，
可见作者通过一连串人物活动，揭示了八股文、科举制度怎样使一些朴实的年青人，逐渐堕落为追求名利的庸人，甚至变成了忘恩负义的无赖。
……
……
……
因此文土们醉心举业，八股文之外，百不经意。
而吴敬梓是十分憎恶当时士子的热中科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风气，把希望寄于落拓不得意的文士和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
于是怀着这种心情，他写出了这部卓绝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共五十五回，现存最早的卧闲草堂刻本，共五十六回，末回乃后人伪作(见金和《儒林外史跋》)。
并且需要说明，书中人物，大都有当时真人真事做影子，只不过为了避免清代统治阶级的迫害，作者故意把故事背景说成是明代而已。
此外闲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
以及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这段话就足以说明了这部小说的主题，这部作品正是以反对科举和功名富贵为中心并旁及当时官僚制度下、人伦关系以至整个社会风尚的。
并且作者在楔子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
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
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
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象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兔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
这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
“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
邹弢《三借庐笔谈》载，作者作此书时，常设茶烟于道旁，“见行者过，必强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
这传说虽未必完全可信，但可见它的题材来源的广泛。
而且《聊斋志异》的创作态度，也是严肃的。
因为《聊斋自志》中说：“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这正说明《聊斋志异》是作者有所寄托的，而不是“妄言妄听，记而存之”(袁枚《新齐谐序》)的作品。
他之所以采用鬼狐故事，是因为它便于避免清初严酷的文网和自由地表现生活理想。
因此，其中不少篇章虽取材于民间传说，却表现了作者的理想和爱憎，有明确的主题和鲜明的倾向。
《聊斋志异》现存的版本主要有：手稿本，仅存上半部，乾隆十六年(1752)铸雪斋抄本；乾隆三十一年(1766)青柯亭刻本，即一般通行本的底本。
此外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会校会注会评本采录最为完备，共收作品四百九十一篇。
这将近五百篇作品，体裁并不一致，像是一部分篇幅短小，记述简要，还是笔记小说的体制。
另有一小部分描写是作者亲身见闻的作品，则具有素描，特写的性质。大部分作品则是具
有完整的故事、曲折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的短篇小说，是我国文言小说中的
珍品，也是《聊斋志异》思想艺术成就最高的部分。
第二节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聊斋志异》中的优秀作品，反映了广阔的现实生活，提出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态度。
它们或者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或者抨击科举制度的腐朽，或者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
描写爱情主题的作品，在全书中数量最多，它们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精神。
其中一些作品，通过花妖狐魅和人的恋爱，表现了作者理想的爱情。
如《婴宁》、《莲香》、《香玉》都在没有恋爱自由的当时写出了青年男女自由相爱的故事。
篇中的男女主角不顾封建礼教的约束，按照自己的感情和意愿，大胆地追求心爱的人，并都获得了幸福的结局。
如《香玉》中的黄生在劳山下清宫中爱上了白牡丹花妖香玉，不幸花为他人移去，他日日临穴哭吊，终于感动花神使香玉复生宫中。
《莲香》中的女鬼李氏热爱桑生，使桑生害了重病，当她不得不忍痛分手之后，却“愤不归墓，随风漾泊”，终于游至张家，借尸还魂，和桑生结成了美满姻缘。
同时在《小谢》中，作者更写出男女双方经过一段自由接触逐步发展了爱情的故事。
女鬼秋容、小谢和陶生开始只是师友相处。后来陶生因事入狱，秋容、小谢为之奔走相救，秋容被城隍祠黑判抢去，也得到陶生的搭救。
他们在与黑暗势力的斗争中彼此互助，发展了爱情，才结为夫妇。
这在男女被绝对禁止社交的封建社会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
要知道封建婚姻的决定权操在父母之手，可是这些作品中的青年男女，他们自由地相爱，自由地结合，和封建婚姻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些充满幻想的故事，无疑是现实爱情生活中新生因素的集中和升华，真切地表达了广大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憧憬和渴望。
描写爱情主题的另一些作品，揭露了封建社会对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种种阻碍，表现了他们的反抗斗争。
而《鸦头》、《细侯》、《连城》、《宦娘》都是这方面的优秀作品。
《鸦头》中的狐女鸦头是一个敢于反抗家长淫威的女性形象。
《细侯》则揭露了富商大贾对青年幸福的破坏和妓女细侯的激烈反抗行动。
《连城》写乔生和连城争取自由婚姻的斗争，尤为曲折动人。史孝廉征诗择婿，乔生的诗得到女儿连城的喜爱，史却以乔生家贫而不许婚。
乔生深感连城知己。后连城病死，乔前往临吊，一恸而绝。
他在阴间找到连城，并在好友顾生的帮助下，被准许还魂，二人相携回到里门：
连城曰：“重生后，惧有反复。清索妾骸骨来，妾以君家生，当无悔也。”生然之。
偕归生家。女惕惕若不能步，生伫待之。女曰；“妾至此，四肢摇摇，似无所主。志恐不遂，尚宜审谋，不然，生后何能自由?”
相将入侧厢中。嘿定少时，连城笑曰：“君憎妾耶?”生惊问其故。赧然曰：“恐事不谐，重负君矣。请先以鬼报也。”生喜，极尽欢恋。因徘徊不敢遽生，寄厢中者三日。
这一情节充分暴露了封建社会的沉重压力，也突出表现了二人争取自由婚姻的坚决斗争。
这篇作品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提出了一种新的爱情观点，即知己之爱。
它比之向来“郎才女貌”的爱情，有更其深刻的社会意义。
《聊斋志异》的另一重要主题，是抨击科举制度的腐败。
作者饱含感情地揭露了科举制度埋没人才的罪恶。
《叶生》后只能让自己的鬼魂帮助一个邑令之子考中举人，“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
并且作者指出科举埋没人才的原因，即考官都是“乐正师旷、司库和峤”(《于去恶》)之流，不是眼瞎，便是爱钱。
像是《素秋》，《神女》、《阿宝》等篇都暗示了科举考试的贿赂公行；《司文郎》，《于去恶》等篇则有力地抨击了考官的有目无珠。
特别是《司文郎》的讽刺尤为辛辣尖刻，作品写一个能从烧成灰的文章中嗅出其好坏的瞎和尚，在嗅过王生的文章后说：“君初法大家，虽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适受之以脾。”
再嗅余杭生的文章，则咳逆数声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鬲；再焚，则作恶矣。”
可是榜发之后，余杭生高中，而王落第。
和尚闻讯叹道：“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于去恶》进一步揭出了这些考官鼻目双盲的底：
“得志诸公，目不睹坟典，不过少年持敲门砖，猎取功名，门既开，则弃去；再司簿书十余年，即文学土，胸中尚有字耶?”
庸俗利禄之徒以八股文为敲门砖，在猎取功名。掌握文柄之后，再大量录取凡庸之土。
正是在这种恶性循环里，“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就成为一种必然现象了。
作品一开始就通过周进、范进中举前后的悲喜剧，揭示了科举制度是怎样腐蚀着程晋芳《怀人诗》(作于1748—1750午)中说：“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
据此可知书大概成于1750午前。
公的嘲笑，还替前科新中的王举人扫了一早晨“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
后来连教馆之职也失去了，只得给商人记帐。
当他一见贡院号板，就禁不住万感俱发，一头撞去，哭得死去活来。
而当商人们答应替他捐个监生时，他竟爬到地上磕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
范进也是个连考十余次不取的老童生，发榜那天，家里没有早饭米，只得抱了正在下蛋的母鸡到集上去卖。
听到中举的消息后，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欢喜得发了疯。
直到挨了丈人胡屠户的耳光之后才清醒过来。从此他就“平步登天”，有许多人来奉承他，不到两三个月，田产房屋、奴仆丫鬟都有了。
由此可见，士子们的热中科举，不过是为了爬上统治阶级地位，升官发财，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臧蓼斋说他为什么要拚命花钱补个廪生时道：“廪生，一来中的多，中了就做官。
就是不中，十几年贡了，朝廷试过，就是去做知县推官，穿螺蛳结底的靴。坐堂、洒签、打人”。也清楚表明了这一点。
可见科举既然成了读书人猎取功名富贵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
文士的心灵，以及士子们热中科举的原因。六十多岁的周进，因未曾进学，不得不卑躬屈节，忍受着新进学的梅三相作品中的马二先生甚至迷信八股到这样的程度，他说。
“举业二字是从古至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
另二个人物鲁编修认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
在他的影响下，女儿鲁小姐也在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八股文。
甚至因丈夫八股“不甚在行”而愁眉泪眼，怨他误了自己终身。
匡超人出身贫困，原也还纯洁朴实，用自己的劳动养活父母。
自从听了马二先生的“劝导”后，逐渐热中举业，后来得到李知县的赏识，追求功名富贵之心更热切了。
为了府考，竟丢下重病的父亲。当他考取秀才后，就在杭州与那批斗方名士鬼混，选文章、骗饭吃。
还跟潘三一起，假刻图章，短截公文，设计代考。
以后又到京城攀高结贵，抛弃原妻，还恬不知耻地说：“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传为佳话，这又何妨!”就这样，
可见作者通过一连串人物活动，揭示了八股文、科举制度怎样使一些朴实的年青人，逐渐堕落为追求名利的庸人，甚至变成了忘恩负义的无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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