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第二次北伐，自然是朝堂上的重点。
吕颐浩坐镇前线，这就是他的本钱，吕颐浩党派再次翻身，在朝堂上开始跟赵鼎集团内斗。
吕颐浩的战斗力很强，从地方到中枢，他的人不断弹劾赵鼎。
第二次北伐，其实是失败的，但吕颐浩的捷报却不断。韩世忠仅仅在河北保住了卫州，就被吕颐浩描述成一场了不得的大胜。赵立保住了开德府一个濮阳县，也算到吕颐浩头上。丽琼出击泽州损兵折将，也高喊出兵的意义，报了很多没有斩首的捷报，说杀伤了好几万女真人。
赵鼎势力揪住这些漏洞，不断攻击吕颐浩，官司从地方打到中枢。
最终吕颐浩强势弹劾徐州和楚州地方官府，因为他们竟然遏籴，所谓遏籴，就是不让买米，或者遏制买粮。吕颐浩认为这影响了他部队的粮草供应，否则他都能打到保州去，收复祖宗陵寝之地。
这完全是借口。
事实上遏籴这种事，是一种普遍现象。从北宋蔓延到现在，地方州县之间，经常为此互相弹劾。遏籴的原因，一方面是粮食不足，一旦某地闹饥荒，当地官府第一反应，就是禁止外地人来买粮；另一方面，则是混乱的货币体系，尤其是南宋政权，前几年为了扩大财政，无所不用其极，滥发了太多钱引，又大规模缩减铸钱，逼迫老百姓不得不使用钱引。老百姓的对策是，铜钱储存，钱引尽快花出去，或者尽量不收钱引。本地人之间的交易，尤其是跟官府的交易不敢拒收，但外地钱引进来，不但可以拒收，本地地方官还会支持。
聪明的地方官都对钱引十分排斥，选择性的支持本地商人拒绝外地钱引。钱引本就有流通区域之分，铜钱其实也是。宋王朝限制铜钱出口，在边境地区常年采用铁钱，避免铜钱被对方换走，加剧钱荒；这种方式，后来被金国学到。现在在两淮地区，南宋王朝已经开始推行铁钱，严禁铜钱过江。就是防止铜钱流入刘豫政权。这是典型的重商主义手段，历史上西方也流行了很多年。
吕颐浩为什么弹劾徐州和泗州，就是因为他派人去两地采办军粮，而被当地商人拒绝，找当地官府，官府推诿不管。为什么徐州和泗州人不卖粮给吕颐浩？如果他拿着真金白银和铜钱去，有的是人做他的生意，可他拿着的是钱引，商人根本不想要。
吕颐浩手里钱引很多，是他自己印的。他当年在建康做都督，朝廷许他四千万缗经制钱，这次来开封坐镇，则许给他一万万经制钱。按说整个江北的财政都可以由吕颐浩截留，当然指的是那些藩镇外的地方州县，基本上是沿着运河一直到开封的一线。经制钱吕颐浩可以截留，但依然无法满足，朝廷给了他大量新印的钱引，数量高达三千万缗。
吕颐浩拿着这些钱引去买粮，在江南大概是可以买到的，可在江北商人却普遍抵触，因为江北流通过太久的粮票、盐票，商人根本不想要钱引。本地的不敢拒收，外地的就没什么顾忌。
而地方官，出于保护本地商业的考虑，也不想要太多钱引流通，因为大家的共识是，钱引越多市面越乱。加上徐州、泗州，毕竟收复时间不长，经济恢复的不如其他州县，粮食也不是很充足，所以地方官才选择遏籴。
当然这种弹劾背后，其实也是一种权力争夺，因为徐州、泗州的地方官，恰好是赵鼎的派系，而不是吕颐浩的派系。拒绝钱引的不止徐州、泗州，楚州、扬州也在拒绝钱引，淮阳军、海州一带的东藩境内，钱引更是买不到任何东西，但吕颐浩却没有弹劾这些地方遏籴，就死咬着是徐州、泗州遏籴，影响他的北伐大计。
以吕颐浩的权势，换两个地方知州是轻而易举的，他在建康坐镇的时候，建康府路的知州，他都是随便换的。但这次赵鼎却死撑着跟吕颐浩较劲，江北这些州县，是赵鼎从藩镇手里扣过来的，他不想轻易就交给吕颐浩。
直到冬天结束，这场激烈的朝堂之争才告终结，因为吕颐浩拿出了一份可以让朝堂闭嘴的战功，倒不是他自己打出来的，而是李慢侯打出来的。
“阵斩二十万。生擒八万！吕都督询问，是否来临安献俘？”
这是吕颐浩报告的军功，水分肯定有，但是不会太大，因为李慢侯也上了同样的捷报，阵斩八万，生擒六万。
如果换一个人，朝廷肯定让他们献俘，不是为了夸功，而是为了遏制将领乱报。因此现在很多战功中，不但没有斩获数字，也没有俘虏数字，比如仙人关大捷，奏报就是杀敌无算，没有任何准确数字。
可是李慢侯的战功，往往是两份，一份是跟吕颐浩一致的数字，显然是跟吕颐浩讨论过的。另一份则是通过公主给皇帝的私报，现在已经被皇帝相信是准确数字，往往精确到个位数，你真要，他真能拿出来。
吕颐浩的水分也容易挤出来，你让他来献俘八万，他送来六万人，说路上死了两万，谁也拿他没办法。
如果是几百人，献个俘热闹一下也就算了。可是这几万人，赵构可不敢要。几万人都杀了，显得他不仁，几万人养在临安，他要睡不好觉。那可是几万女真人。也未必是女真人，李慢侯明确上报说是女真人从草原上征发的部落骑兵，有党项人三千，白鞑靼人一万，阻卜人两万，另有黠嘎斯人五千，契丹人一万，女真人两千。女真人中还细分了奚族人、渤海人、契丹人和燕云汉人。
尽管李慢侯经过审讯，尽可能将战报写的很细，让那些文官更清楚实情。可是文官们却根本不清楚女真人和这些草原人的区别，将他们等同为蛮夷，认为战斗力相当。因此杀俘十几万游牧骑兵的战果，瞬间就吓到了他们。女真人竟然能调动如此规模的兵力，想想真是太恐怖。东藩竟然能把他们杀光，想想更恐怖。
尽管仗是东藩打的，可吕颐浩作为名义上节制东藩的都督，这份功劳就要算吕颐浩一份，名义上就是吕颐浩指挥下打的。
这让赵鼎根本无法跟吕颐浩争斗，吕颐浩的派系，大肆宣扬，如果这十几万女真蛮夷南下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
在这种后果面前，撤掉几个吕颐浩不喜欢的知州，根本无足道哉。而吕颐浩现在已经不在争执于两个知州的任免，他要求朝廷授予他任免江北地方官的全权。
这种权力不是吕颐浩开的头，最先开头的是张浚，他在川陕就有全权，而且还向朝廷上书，要求他任免的官员，朝廷不能动。也只有文官敢开这种口子，武将如果要这种权力的话，那肯定是要被弹劾意图谋反。
吕颐浩有如此大功，他的党羽气势就够盛。尤其是当赵鼎最大的盟友张浚，一直在川陕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让张浚拥有比吕颐浩更大的权力就是不合理的。最终的结果是，赵构被迫任命吕颐浩知枢密院，坐镇开封，开都督府，张浚头上的宰相头衔给了吕颐浩。
伴随着头衔的转移，张浚手下的那些广泛的权力，也授予吕颐浩。整个江北，包括已经被朝廷收回的扬州、真州、高邮、天长军、楚州、泗州、徐州、庐州、寿州等地，都归吕颐浩掌控，他可以在这里任用官员，截留税赋。
吕颐浩得到这些权力后，倒也没有真的大量任用亲信，那种权力更多是一种威慑，让大量中间派官员听话。真敢都换自己人，吕颐浩的官也就当到头了。
吕颐浩的大动作，除了撤换两个跟他作对的知州，就是任命了一个大员。
将扬州知州晏湲升为淮南东西路转运使，转运使这个官职很怪，有人说是高于路的一种官职，有人说是一种临时性官职，主要责任是催收各路上交的财税，是位于中枢和地方之间的一种官职。有人主要是跟路一级官员沟通，没有节制权，有人说可以直通地方州郡，路一级官职才是虚设。
实权还是虚权，主要看是谁在用，谁在管。晏湲的权力就是实实在在的，他直接向吕颐浩负责，而不是向中枢负责，主要职责是给吕颐浩敛财。江北的财政不是递解到中枢，而是直接解到吕颐浩的都督府。
晏湲的转运司也没有设在临安，而是在扬州，他头上的扬州知州并没有掉，转运使更多是兼职，只不过大大提高了他的品级，成为二品大员。
晏湲能做这个转运使，以及当了转运使后，立刻推出了一项充满争议的措施，在整个江北默许粮票、盐票流通，许民自便。不许官府强制商民使用钱引，也不禁商民储钱。
更争议的是，晏湲打算给吕颐浩筹集粮票、盐票作为军费。而吕颐浩还接受，引起了新一轮朝堂争斗。
吕颐浩坐镇前线，这就是他的本钱，吕颐浩党派再次翻身，在朝堂上开始跟赵鼎集团内斗。
吕颐浩的战斗力很强，从地方到中枢，他的人不断弹劾赵鼎。
第二次北伐，其实是失败的，但吕颐浩的捷报却不断。韩世忠仅仅在河北保住了卫州，就被吕颐浩描述成一场了不得的大胜。赵立保住了开德府一个濮阳县，也算到吕颐浩头上。丽琼出击泽州损兵折将，也高喊出兵的意义，报了很多没有斩首的捷报，说杀伤了好几万女真人。
赵鼎势力揪住这些漏洞，不断攻击吕颐浩，官司从地方打到中枢。
最终吕颐浩强势弹劾徐州和楚州地方官府，因为他们竟然遏籴，所谓遏籴，就是不让买米，或者遏制买粮。吕颐浩认为这影响了他部队的粮草供应，否则他都能打到保州去，收复祖宗陵寝之地。
这完全是借口。
事实上遏籴这种事，是一种普遍现象。从北宋蔓延到现在，地方州县之间，经常为此互相弹劾。遏籴的原因，一方面是粮食不足，一旦某地闹饥荒，当地官府第一反应，就是禁止外地人来买粮；另一方面，则是混乱的货币体系，尤其是南宋政权，前几年为了扩大财政，无所不用其极，滥发了太多钱引，又大规模缩减铸钱，逼迫老百姓不得不使用钱引。老百姓的对策是，铜钱储存，钱引尽快花出去，或者尽量不收钱引。本地人之间的交易，尤其是跟官府的交易不敢拒收，但外地钱引进来，不但可以拒收，本地地方官还会支持。
聪明的地方官都对钱引十分排斥，选择性的支持本地商人拒绝外地钱引。钱引本就有流通区域之分，铜钱其实也是。宋王朝限制铜钱出口，在边境地区常年采用铁钱，避免铜钱被对方换走，加剧钱荒；这种方式，后来被金国学到。现在在两淮地区，南宋王朝已经开始推行铁钱，严禁铜钱过江。就是防止铜钱流入刘豫政权。这是典型的重商主义手段，历史上西方也流行了很多年。
吕颐浩为什么弹劾徐州和泗州，就是因为他派人去两地采办军粮，而被当地商人拒绝，找当地官府，官府推诿不管。为什么徐州和泗州人不卖粮给吕颐浩？如果他拿着真金白银和铜钱去，有的是人做他的生意，可他拿着的是钱引，商人根本不想要。
吕颐浩手里钱引很多，是他自己印的。他当年在建康做都督，朝廷许他四千万缗经制钱，这次来开封坐镇，则许给他一万万经制钱。按说整个江北的财政都可以由吕颐浩截留，当然指的是那些藩镇外的地方州县，基本上是沿着运河一直到开封的一线。经制钱吕颐浩可以截留，但依然无法满足，朝廷给了他大量新印的钱引，数量高达三千万缗。
吕颐浩拿着这些钱引去买粮，在江南大概是可以买到的，可在江北商人却普遍抵触，因为江北流通过太久的粮票、盐票，商人根本不想要钱引。本地的不敢拒收，外地的就没什么顾忌。
而地方官，出于保护本地商业的考虑，也不想要太多钱引流通，因为大家的共识是，钱引越多市面越乱。加上徐州、泗州，毕竟收复时间不长，经济恢复的不如其他州县，粮食也不是很充足，所以地方官才选择遏籴。
当然这种弹劾背后，其实也是一种权力争夺，因为徐州、泗州的地方官，恰好是赵鼎的派系，而不是吕颐浩的派系。拒绝钱引的不止徐州、泗州，楚州、扬州也在拒绝钱引，淮阳军、海州一带的东藩境内，钱引更是买不到任何东西，但吕颐浩却没有弹劾这些地方遏籴，就死咬着是徐州、泗州遏籴，影响他的北伐大计。
以吕颐浩的权势，换两个地方知州是轻而易举的，他在建康坐镇的时候，建康府路的知州，他都是随便换的。但这次赵鼎却死撑着跟吕颐浩较劲，江北这些州县，是赵鼎从藩镇手里扣过来的，他不想轻易就交给吕颐浩。
直到冬天结束，这场激烈的朝堂之争才告终结，因为吕颐浩拿出了一份可以让朝堂闭嘴的战功，倒不是他自己打出来的，而是李慢侯打出来的。
“阵斩二十万。生擒八万！吕都督询问，是否来临安献俘？”
这是吕颐浩报告的军功，水分肯定有，但是不会太大，因为李慢侯也上了同样的捷报，阵斩八万，生擒六万。
如果换一个人，朝廷肯定让他们献俘，不是为了夸功，而是为了遏制将领乱报。因此现在很多战功中，不但没有斩获数字，也没有俘虏数字，比如仙人关大捷，奏报就是杀敌无算，没有任何准确数字。
可是李慢侯的战功，往往是两份，一份是跟吕颐浩一致的数字，显然是跟吕颐浩讨论过的。另一份则是通过公主给皇帝的私报，现在已经被皇帝相信是准确数字，往往精确到个位数，你真要，他真能拿出来。
吕颐浩的水分也容易挤出来，你让他来献俘八万，他送来六万人，说路上死了两万，谁也拿他没办法。
如果是几百人，献个俘热闹一下也就算了。可是这几万人，赵构可不敢要。几万人都杀了，显得他不仁，几万人养在临安，他要睡不好觉。那可是几万女真人。也未必是女真人，李慢侯明确上报说是女真人从草原上征发的部落骑兵，有党项人三千，白鞑靼人一万，阻卜人两万，另有黠嘎斯人五千，契丹人一万，女真人两千。女真人中还细分了奚族人、渤海人、契丹人和燕云汉人。
尽管李慢侯经过审讯，尽可能将战报写的很细，让那些文官更清楚实情。可是文官们却根本不清楚女真人和这些草原人的区别，将他们等同为蛮夷，认为战斗力相当。因此杀俘十几万游牧骑兵的战果，瞬间就吓到了他们。女真人竟然能调动如此规模的兵力，想想真是太恐怖。东藩竟然能把他们杀光，想想更恐怖。
尽管仗是东藩打的，可吕颐浩作为名义上节制东藩的都督，这份功劳就要算吕颐浩一份，名义上就是吕颐浩指挥下打的。
这让赵鼎根本无法跟吕颐浩争斗，吕颐浩的派系，大肆宣扬，如果这十几万女真蛮夷南下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
在这种后果面前，撤掉几个吕颐浩不喜欢的知州，根本无足道哉。而吕颐浩现在已经不在争执于两个知州的任免，他要求朝廷授予他任免江北地方官的全权。
这种权力不是吕颐浩开的头，最先开头的是张浚，他在川陕就有全权，而且还向朝廷上书，要求他任免的官员，朝廷不能动。也只有文官敢开这种口子，武将如果要这种权力的话，那肯定是要被弹劾意图谋反。
吕颐浩有如此大功，他的党羽气势就够盛。尤其是当赵鼎最大的盟友张浚，一直在川陕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让张浚拥有比吕颐浩更大的权力就是不合理的。最终的结果是，赵构被迫任命吕颐浩知枢密院，坐镇开封，开都督府，张浚头上的宰相头衔给了吕颐浩。
伴随着头衔的转移，张浚手下的那些广泛的权力，也授予吕颐浩。整个江北，包括已经被朝廷收回的扬州、真州、高邮、天长军、楚州、泗州、徐州、庐州、寿州等地，都归吕颐浩掌控，他可以在这里任用官员，截留税赋。
吕颐浩得到这些权力后，倒也没有真的大量任用亲信，那种权力更多是一种威慑，让大量中间派官员听话。真敢都换自己人，吕颐浩的官也就当到头了。
吕颐浩的大动作，除了撤换两个跟他作对的知州，就是任命了一个大员。
将扬州知州晏湲升为淮南东西路转运使，转运使这个官职很怪，有人说是高于路的一种官职，有人说是一种临时性官职，主要责任是催收各路上交的财税，是位于中枢和地方之间的一种官职。有人主要是跟路一级官员沟通，没有节制权，有人说可以直通地方州郡，路一级官职才是虚设。
实权还是虚权，主要看是谁在用，谁在管。晏湲的权力就是实实在在的，他直接向吕颐浩负责，而不是向中枢负责，主要职责是给吕颐浩敛财。江北的财政不是递解到中枢，而是直接解到吕颐浩的都督府。
晏湲的转运司也没有设在临安，而是在扬州，他头上的扬州知州并没有掉，转运使更多是兼职，只不过大大提高了他的品级，成为二品大员。
晏湲能做这个转运使，以及当了转运使后，立刻推出了一项充满争议的措施，在整个江北默许粮票、盐票流通，许民自便。不许官府强制商民使用钱引，也不禁商民储钱。
更争议的是，晏湲打算给吕颐浩筹集粮票、盐票作为军费。而吕颐浩还接受，引起了新一轮朝堂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