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大石笑道：“你的山羊送我一批，我试一试。”
李慢侯道：“可以啊。你要是能养出来，绒布我包销都没问题。”
随着稳定的通番海道的建立，李慢侯搜集到了越来越多不同民族的民情，大批不事生产的民族，确实让人头疼。
亚洲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都是如此。他们以杀戮为业，强盛的时候建立庞大的帝国，帝国崩溃之后，变成其他国家的雇佣兵。
还有一些民族以生产为主，典型的是中国人和印度人。中国人还算好的，印度人最让人头疼。
之前，李慢侯之所以迟迟无法打开印度市场，主要就是因为印度人也是一个什么都不进口的文明。恒河口一带的孟加拉地区，印度河口的信德地区，都是如此。使者描述道，“城池街市，聚货通商，繁华类中国”。
恒河下游，统治者广袤的孟加拉地区的犀那王朝，是一个印度教文明。正处于一个上升期，出现了一代雄主，名叫毗阇耶犀那，统一孟加拉，又征服北比哈尔、阿萨姆和奥里萨等邻邦君主，强势阻挡着中亚回教势力东侵。但其本身的宗教却十分腐朽，盛行印度教，维护种姓制。
种姓制文化下，大批低种姓族群，无法经商，无法务农，只能从事手工业，千百年来从事棉纺织等生产，纺织成为无数家庭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傲娇，并不强烈地追求利润。生产的棉布，根据他们自己的习惯，完全没有标准，尺寸宽度长短，各地都不相同。种类十分繁杂，任何一个集市上，就拥有数以百计的不同种类的棉纺织品。
虽然种姓制限制了人才跨阶层的流通，无法形成中国科举制这种“天下英雄尽入我吾彀中矣”这样的人才集中服务于帝王的情况，却间接的保持了一个相对庞大的手工业族群。这个族群，文化水平不高，很难持续对技术进行跨越式的改进，但他们却能持续不断的精益求精，生产出品类繁杂的精美工艺品。
犀那王朝并不拒绝贸易，可当中国商船靠岸之后，发现卖不出多少货物，丝绸、瓷器倒是容易卖掉，可丝绸瓷器是紧俏物，在哪里都是龙头商品，而且产量有限，不可能无限制供应。印度人又有可以取代的替代物，精美的棉布，因此他们不太愿意为中国丝绸开出天价，并且印度人自己也生产丝绸。所以丝绸并不会卖给印度人，瓷器同样如此，印度人有自己的陶器，他们也买瓷器，但出价低，价高了，他们就不要了。
结果商船只能用真金白银购买印度的棉布和手工艺品，贸易很难平衡，因此贸易规模迟迟无法扩大，燕王势力就迟迟无法在印度洋立足。
控制恒河下游的犀那王朝如此也就罢了，连控制了印度河下游的信德也是如此。这里属于回教势力范围，早在倭马亚王朝时期，阿拉伯帝国就扩张到了信德，从印度河口一直到中游的木尔坦都是他们的地盘。倭马亚王朝崩溃之后，留在这里的回教封建主成为土邦领主，一直控制着这里。
信德省控制的印度河下游，只有西岸地区有狭小的农耕土地，东岸地区是广袤的沙漠。真正开发起来，还是英国人修建了水利设施之后的事情。印度没有强大的中央王朝，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开发，因此信德省的农耕区域实在很狭小。长久以来，也是印度河流域的边缘地带，印度河流域的中心一直是中上游的五河流域，这里河流密布，是旁遮普人的领地。现在被伽色尼王朝统治。
仅仅是信德省这个偏僻的土邦，就十分富庶，倭马亚王朝时期，从这里每年可以征收到一千两百万银币。这里出口大量的白糖、大米、枣、香蕉、椰子、竹子、骆驼、大象、孔雀、象牙、木箱、鞋、铜器、棉布，但进口极少。
回教统治者征收的赋税极重，除了要求百姓缴纳税赋之外，还向印度人征收人头税，富人每年缴纳四十八个银币，中等家庭每人缴纳二十四个银币，穷人也得缴纳十二个银币。
除了少数权贵之外，老百姓都太穷了，穷的只能出口物资，买不起舶来品。而他们的权贵，则热衷于互相攻伐。倭马亚王朝扩张到这里之后，分封了大量封建领主，整个信德省分为四个州，每个州任命一个瓦利（州长），给一些有功的军官甚至战士，也分配了大量土地。
倭马亚王朝崩溃之后，高官开始独立，但不久就开始跟地方州长争夺权力，他们征收到的税赋，不是拿来消费，而是从西部贫瘠的俾路支雇佣战士打仗。
这导致大宋商人在印度河下游的贸易，受到极大的影响，动不动就被抢了。以前也就放弃了，这几年燕王海军却开始对这里进行整治，使者多次警告当地封建领主。可这些领主也很无奈，俾路支是迁移来的阿拉伯牧民，不雇佣他们打仗，自己会被吞并，雇佣他们打仗，这些人军纪很不好。
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都容易解决，东藩大军还没有丢掉手艺。崛起的海商集团，拥有足够的财力雇佣战士，来自东方，久经沙场的老兵，对付这些俾路支人绰绰有余。
主要问题还是经济问题，信德人不购买商品是个大问题。在阿拉伯帝国眼中，信德还是一个贫瘠的地区。当年倭马亚王朝准备从海路进攻这里，作为征服印度跳板的时候，做过侦查。调查报告给皇帝，说“信德少水，多石，土地贫瘠，人民勇敢。如派少量军队，会被打败。如派大量军队，会被饿死”。这导致乌尔玛王朝哈里发奥斯曼放弃攻打信德的准备，知道后来倭马亚王朝才征服这里。
信德在回教势力眼中，大概跟宋人眼中由契丹人统治的燕云十六州一样，事实上，放在全世界，燕云也算一个富饶之地，但对宋人来说，就是贫瘠之地，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信德在印度人眼中也是如此，所以占领了恒河上游的伽色尼王朝，宁可沿着恒河向下游发展，去政府犀那王朝那种印度教国家，也不想正眼看一下沙漠地带的信德。让信德王公们割据了几百年。
可这里很重要，因为通过印度河上朔，可以直通富饶的旁遮普。信德都能每年榨取一千多万银币，以富庶文明的旁遮普，就更不用说了。伽色尼王朝这种货色，控制这里，每年给契丹人缴纳一百万金币，眼睛都不眨一下。
尤其是当控制了霍尔木兹岛和巴士拉之后，对大宋海商来说，印度人让人讨厌的不采购进口商品的习惯，已经不是问题，因为大宋控制的商道通向西方之后，印度人就成了这条商道上串联起来的一个环节，他们不作为消费者，作为生产商也一样可以为商路提供利益。
薛宁之前之所以选择占领霍尔木兹岛而不是在波斯南部的陆地上占据一处港口，就是因为霍尔木兹岛当时是沟通波斯湾沿岸地区贸易的中枢，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的商品在这里交汇。反倒是沿岸港口，没什么开发价值，因为波斯是一个高原文明，缺乏通海的大江大河，尤其是南部地区，没有深入内陆的长河，因此沿岸港口价值有限，反倒是这个卡在波斯湾出入口的小岛价值很大。
占据霍尔木兹和巴士拉之后，就能将印度商品大量输送到巴士拉，通过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直接输送到下亚细亚，之后卖给东罗马帝国、威尼斯、热那亚商人。换取欧洲跟非洲的黄金，再用黄金从印度人手里换取棉布。
中国有丝绸之路的叫法，响彻世界，这是一个德国人提出来的，中国古代自己不这么称呼。唐宋将通往西方大食国的海路成为通番海道，海图上一直连通到了非洲。只有西方人才会这么叫，因为他们最看重这条路上输送给他们的丝绸，可对中国人来说，胡姬名马可能更吸引眼球。而这些往往以进贡的形势输入，因此也称商道为贡道。由于西方商品，主要是一些稀罕物，没有一个标志性的商品存在，所以也就无法用丝绸、瓷器这样的特殊商品命名。
印度人是有媲美丝绸的优势商品的，就是他们的棉布，所以在中国大打丝绸之路战略的时候，印度人也提出了棉布之路的叫法。历史上也确实有以印度棉布为驱动，形成的商路。只可惜跟丝绸之路基本重合，被丝绸的光芒死死压制，成为丝绸之路上一个补益，而不是主流。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棉布的特性，印度人的棉布，无论怎么精美，都不可能媲美丝绸，西方人不会用等重量的黄金换取棉布。一直到大航海时代之后，英国人才将大量棉布输送到西方，但却十分懊恼，英国人用“无阶层属性”来概括棉布。因为棉布是各个阶层都能消费的商品，大大冲击了英国本土的毛纺织品。丝绸就不会这样，丝绸在西方人眼中，始终是带有“贵族性”特征的，长期以来只有贵族用的起，当凯撒穿着全身丝绸出现在罗马元老院的时候，震惊了所有人，都觉得凯撒太过奢侈，连凯撒这样的人，身穿全身丝绸制品，都被认为奢侈，其他贵族就只能以拥有一两件丝绸织物为荣了。
丝绸具有贵族性的原因，是它本身的稀缺性决定的，即便在原产地，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消费的起的，在李慢侯引入棉纺织技术之前，大宋的老百姓大多只能穿着麻布，丝绸是作为富人的专属，甚至是权贵的特权，司马光对老百姓穿丝履始终耿耿于怀。
但棉布的非阶层性，其实才是最好的贸易品，因为产量可以做到很大，是最好的大宗商品。所以在几年前夺取霍尔木兹岛之后，李慢侯就让海军开始经略印度。
李慢侯道：“可以啊。你要是能养出来，绒布我包销都没问题。”
随着稳定的通番海道的建立，李慢侯搜集到了越来越多不同民族的民情，大批不事生产的民族，确实让人头疼。
亚洲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都是如此。他们以杀戮为业，强盛的时候建立庞大的帝国，帝国崩溃之后，变成其他国家的雇佣兵。
还有一些民族以生产为主，典型的是中国人和印度人。中国人还算好的，印度人最让人头疼。
之前，李慢侯之所以迟迟无法打开印度市场，主要就是因为印度人也是一个什么都不进口的文明。恒河口一带的孟加拉地区，印度河口的信德地区，都是如此。使者描述道，“城池街市，聚货通商，繁华类中国”。
恒河下游，统治者广袤的孟加拉地区的犀那王朝，是一个印度教文明。正处于一个上升期，出现了一代雄主，名叫毗阇耶犀那，统一孟加拉，又征服北比哈尔、阿萨姆和奥里萨等邻邦君主，强势阻挡着中亚回教势力东侵。但其本身的宗教却十分腐朽，盛行印度教，维护种姓制。
种姓制文化下，大批低种姓族群，无法经商，无法务农，只能从事手工业，千百年来从事棉纺织等生产，纺织成为无数家庭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傲娇，并不强烈地追求利润。生产的棉布，根据他们自己的习惯，完全没有标准，尺寸宽度长短，各地都不相同。种类十分繁杂，任何一个集市上，就拥有数以百计的不同种类的棉纺织品。
虽然种姓制限制了人才跨阶层的流通，无法形成中国科举制这种“天下英雄尽入我吾彀中矣”这样的人才集中服务于帝王的情况，却间接的保持了一个相对庞大的手工业族群。这个族群，文化水平不高，很难持续对技术进行跨越式的改进，但他们却能持续不断的精益求精，生产出品类繁杂的精美工艺品。
犀那王朝并不拒绝贸易，可当中国商船靠岸之后，发现卖不出多少货物，丝绸、瓷器倒是容易卖掉，可丝绸瓷器是紧俏物，在哪里都是龙头商品，而且产量有限，不可能无限制供应。印度人又有可以取代的替代物，精美的棉布，因此他们不太愿意为中国丝绸开出天价，并且印度人自己也生产丝绸。所以丝绸并不会卖给印度人，瓷器同样如此，印度人有自己的陶器，他们也买瓷器，但出价低，价高了，他们就不要了。
结果商船只能用真金白银购买印度的棉布和手工艺品，贸易很难平衡，因此贸易规模迟迟无法扩大，燕王势力就迟迟无法在印度洋立足。
控制恒河下游的犀那王朝如此也就罢了，连控制了印度河下游的信德也是如此。这里属于回教势力范围，早在倭马亚王朝时期，阿拉伯帝国就扩张到了信德，从印度河口一直到中游的木尔坦都是他们的地盘。倭马亚王朝崩溃之后，留在这里的回教封建主成为土邦领主，一直控制着这里。
信德省控制的印度河下游，只有西岸地区有狭小的农耕土地，东岸地区是广袤的沙漠。真正开发起来，还是英国人修建了水利设施之后的事情。印度没有强大的中央王朝，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开发，因此信德省的农耕区域实在很狭小。长久以来，也是印度河流域的边缘地带，印度河流域的中心一直是中上游的五河流域，这里河流密布，是旁遮普人的领地。现在被伽色尼王朝统治。
仅仅是信德省这个偏僻的土邦，就十分富庶，倭马亚王朝时期，从这里每年可以征收到一千两百万银币。这里出口大量的白糖、大米、枣、香蕉、椰子、竹子、骆驼、大象、孔雀、象牙、木箱、鞋、铜器、棉布，但进口极少。
回教统治者征收的赋税极重，除了要求百姓缴纳税赋之外，还向印度人征收人头税，富人每年缴纳四十八个银币，中等家庭每人缴纳二十四个银币，穷人也得缴纳十二个银币。
除了少数权贵之外，老百姓都太穷了，穷的只能出口物资，买不起舶来品。而他们的权贵，则热衷于互相攻伐。倭马亚王朝扩张到这里之后，分封了大量封建领主，整个信德省分为四个州，每个州任命一个瓦利（州长），给一些有功的军官甚至战士，也分配了大量土地。
倭马亚王朝崩溃之后，高官开始独立，但不久就开始跟地方州长争夺权力，他们征收到的税赋，不是拿来消费，而是从西部贫瘠的俾路支雇佣战士打仗。
这导致大宋商人在印度河下游的贸易，受到极大的影响，动不动就被抢了。以前也就放弃了，这几年燕王海军却开始对这里进行整治，使者多次警告当地封建领主。可这些领主也很无奈，俾路支是迁移来的阿拉伯牧民，不雇佣他们打仗，自己会被吞并，雇佣他们打仗，这些人军纪很不好。
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都容易解决，东藩大军还没有丢掉手艺。崛起的海商集团，拥有足够的财力雇佣战士，来自东方，久经沙场的老兵，对付这些俾路支人绰绰有余。
主要问题还是经济问题，信德人不购买商品是个大问题。在阿拉伯帝国眼中，信德还是一个贫瘠的地区。当年倭马亚王朝准备从海路进攻这里，作为征服印度跳板的时候，做过侦查。调查报告给皇帝，说“信德少水，多石，土地贫瘠，人民勇敢。如派少量军队，会被打败。如派大量军队，会被饿死”。这导致乌尔玛王朝哈里发奥斯曼放弃攻打信德的准备，知道后来倭马亚王朝才征服这里。
信德在回教势力眼中，大概跟宋人眼中由契丹人统治的燕云十六州一样，事实上，放在全世界，燕云也算一个富饶之地，但对宋人来说，就是贫瘠之地，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信德在印度人眼中也是如此，所以占领了恒河上游的伽色尼王朝，宁可沿着恒河向下游发展，去政府犀那王朝那种印度教国家，也不想正眼看一下沙漠地带的信德。让信德王公们割据了几百年。
可这里很重要，因为通过印度河上朔，可以直通富饶的旁遮普。信德都能每年榨取一千多万银币，以富庶文明的旁遮普，就更不用说了。伽色尼王朝这种货色，控制这里，每年给契丹人缴纳一百万金币，眼睛都不眨一下。
尤其是当控制了霍尔木兹岛和巴士拉之后，对大宋海商来说，印度人让人讨厌的不采购进口商品的习惯，已经不是问题，因为大宋控制的商道通向西方之后，印度人就成了这条商道上串联起来的一个环节，他们不作为消费者，作为生产商也一样可以为商路提供利益。
薛宁之前之所以选择占领霍尔木兹岛而不是在波斯南部的陆地上占据一处港口，就是因为霍尔木兹岛当时是沟通波斯湾沿岸地区贸易的中枢，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的商品在这里交汇。反倒是沿岸港口，没什么开发价值，因为波斯是一个高原文明，缺乏通海的大江大河，尤其是南部地区，没有深入内陆的长河，因此沿岸港口价值有限，反倒是这个卡在波斯湾出入口的小岛价值很大。
占据霍尔木兹和巴士拉之后，就能将印度商品大量输送到巴士拉，通过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直接输送到下亚细亚，之后卖给东罗马帝国、威尼斯、热那亚商人。换取欧洲跟非洲的黄金，再用黄金从印度人手里换取棉布。
中国有丝绸之路的叫法，响彻世界，这是一个德国人提出来的，中国古代自己不这么称呼。唐宋将通往西方大食国的海路成为通番海道，海图上一直连通到了非洲。只有西方人才会这么叫，因为他们最看重这条路上输送给他们的丝绸，可对中国人来说，胡姬名马可能更吸引眼球。而这些往往以进贡的形势输入，因此也称商道为贡道。由于西方商品，主要是一些稀罕物，没有一个标志性的商品存在，所以也就无法用丝绸、瓷器这样的特殊商品命名。
印度人是有媲美丝绸的优势商品的，就是他们的棉布，所以在中国大打丝绸之路战略的时候，印度人也提出了棉布之路的叫法。历史上也确实有以印度棉布为驱动，形成的商路。只可惜跟丝绸之路基本重合，被丝绸的光芒死死压制，成为丝绸之路上一个补益，而不是主流。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棉布的特性，印度人的棉布，无论怎么精美，都不可能媲美丝绸，西方人不会用等重量的黄金换取棉布。一直到大航海时代之后，英国人才将大量棉布输送到西方，但却十分懊恼，英国人用“无阶层属性”来概括棉布。因为棉布是各个阶层都能消费的商品，大大冲击了英国本土的毛纺织品。丝绸就不会这样，丝绸在西方人眼中，始终是带有“贵族性”特征的，长期以来只有贵族用的起，当凯撒穿着全身丝绸出现在罗马元老院的时候，震惊了所有人，都觉得凯撒太过奢侈，连凯撒这样的人，身穿全身丝绸制品，都被认为奢侈，其他贵族就只能以拥有一两件丝绸织物为荣了。
丝绸具有贵族性的原因，是它本身的稀缺性决定的，即便在原产地，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消费的起的，在李慢侯引入棉纺织技术之前，大宋的老百姓大多只能穿着麻布，丝绸是作为富人的专属，甚至是权贵的特权，司马光对老百姓穿丝履始终耿耿于怀。
但棉布的非阶层性，其实才是最好的贸易品，因为产量可以做到很大，是最好的大宗商品。所以在几年前夺取霍尔木兹岛之后，李慢侯就让海军开始经略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