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平府有女真人这几年开辟出的大量熟田，甚至还有一茬麦子可以收，可以吸引到一些人口。
但李慢侯不喜欢用土地来固定人口，他依然采用经济化的手段，将土地拍卖给土豪。这些土豪有的是办法去经营农业，虽然有破产的，但大多数都是很好的农业资本家。是最能高效利用农业土地的专业人士。
这样当然吸引不到多少人口，因此燕王治下的辽东地区，必然不是一个人口殷实之地，但却是一个经济化程度极高，富庶之地。
刘佶在辽东的动作，很常规。将一座座猛安谋克寨子，改作屯堡，只是改了一个名字。用的还是保甲法制度，谋克为保长，猛安为都保长，整个辽东全部保甲化。跟女真猛安谋克制不同的是，保甲只是一种管理制度，老百姓是要纳税的，军民一体。这跟唐朝府兵制都不一样，府兵至少是不纳税的，只是承担兵役和装备。但刘佶的部民，不但要纳税，还要服兵役。反倒跟春秋战国的耕战制度相似。但比秦国的耕战人性的是，刘佶不需要部门自备铠甲和粮草。
这是一种夹在耕战制和府兵制之间的制度。
另外刘佶还改革了保甲制里的保马法，不要求每户都养马，哪怕是辽东，也有些地方不适合养马，强行摊派只会虐民。他只要求每保要保有三百匹随时能战的战马，可以自己养，也可以从外面买。这样每保一百兵源，可以一人三马，随时出征。战马由保长管理负责，责任到人。
武器放牧，则是官府管理。又借用了宋朝的军监制度，都保之上设县，每县设武库，负责储备、维护武器装备。制造则由都护府直接管辖，设军监，允许自造和采购，然后向武库下发。
宋朝的武器管理制度是很完善的，跟其他朝代衰落时期不同，宋朝人在武器上，始终不怎么吃亏。女真人有铁浮屠，宋人也有步人甲。
宋朝的各种制度，都比前朝后朝更加规范，执行的也比较严格，唯独是人不行。人不行又不是人种不行，而是制度上对人的限制太大，重文抑武也不会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如果文人可以打的话，那也行，关键是文人又从文化和心理上轻武，性情之娇弱，也是历朝历代之冠。所以制度不管多么优秀，也改变不了军事上的弱势。
刘佶现在这么玩，实际上在军事上非常强势。深谙商君之道，弱民而强国。如果是一个正常社会，这种政策是玩不下去的，可刘佶又用保甲将老百姓死死固定在土地上，这些辽民逃又逃不走。
杜绝逃人，就需要另一套制度配合，那就是抑商。刘佶治下当然少不了商人，但又不能让所有人都去做商人，那就没人当兵了。所以他的商人，那都是要具保的，一人获罪，保人株连。规定每一个保，只能有一个商人，由保长联保。
这就成了一种官商制度，可以想象，保长肯定会让自己人去经商，这会给保长带来商业特权。保长既不愿意，也不敢让不相信的人去经商，因为他是要负责的。久而久之，保长在地方上的经济实力都得到加强，成为土豪一样的势力。
土豪太大是会威胁到中央的，因此打击土豪也有一套策略，那就是抑制兼并。刘佶严格限制土地买卖，一户分地两百亩，只能耕作，不能买卖。这跟宋朝不抑兼并的政策，背道而驰。
刘佶当然是总结了宋朝的弊端，然后建立这套制度的。这套制度，也不是空想出来的，而是经过辽南地区长期检验的产物。刘佶能一次拉出十三万大军，就是这套制度的结果。
李慢侯详细了解过刘佶的制度，他知道这套知道可以保证极强的军事化。但他也知道弊端，宋朝虽然不抑兼并，地方土豪势力强大，但还威胁不到中央，小土豪变打土豪之后，又通过科举转向士族，融入统治阶级。土地兼并的结果是贫富分化极度不均，集中的财富，容易成为资本，所以宋朝商业发达。但同时，过于贫困的下层，会让社会持续动荡，所以宋朝的农民起义很多，有统计的高达四百二十多次，平均每年一次半。可没有一次起义，蔓延到都城，威胁到统治的，因为绝大多数都在地方上被土豪自己扑灭了。
最大的两次，是超出了土豪控制力的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宋江起义是因为天灾，这不是土豪能抗的，方腊起义是因为宋徽宗在江南普遍的搜刮引起了公愤，否则不会闹那么大。而且即便是方腊起义，也不过蔓延几个州府，连都城的边都没摸到。宋江起义更是直接被地方州就给扑灭了，跟黄巢起义、黄巾起义这些农民起义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刘佶这种玩法，会让前期财富非常平均，人口快速增加，但在后期，人口增加引起土地经济崩溃，农民起义会摧毁政权。这完全是一种农业军事联合体。李慢侯的制度，则是商业军事联合体，用商业力量驱动军事行为，用军事力量维护商业利益，从长远来看，商业是一种更加持久的力量，因为不管出现什么样的灾难，商业总是能盈利的。
只要中国商人集团能够持续盈利，他的体系就不会完全崩盘。而且商业是一个纽带，会驱动农业、工业全面发展，而不是限制这些产业的发展。重农就要抑商，但重商的国家，可没听说过有抑农的。重商的文化下，其他任何产业的发展，都会带动商业的繁荣。因为商业本身，就是交换，没有其他产业的盈余，就没有剩余产品进行交易。
可为什么还是会出现重农抑商的文化呢？因为商业会制造流动人口，人口一旦流动起来，就很难控制，很难让他们从事不愿意的行业，比如当兵。所以重农抑商的朝代，往往是军事强大的朝代，至少是为了军事化，而推行重农抑商策略的。
李慢侯看的很清楚，重商社会，一定要跟募兵制结合来维系军事力量，所以他的策略是寻找最好的兵源，用最好的待遇吸引他们。
军事问题容易解决，无法解决的难题是，重商文化下，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李慢侯并不担忧大商人聚积的情况，那是资本积累，迟早都要走这条路，他担心的主要是小民过于贫困，乃至于挣扎在死亡线上，这是无序竞争的必然结果，一个社会中，有强者，就有弱者。博弈之下，弱者的生存空间会被无限剥夺，最弱势的群体，只能挣扎在死亡线上，少有天灾顺逆，就可能饥贫而死。
他治下的社会，是生机最大的社会，也是贫富差别最大的社会。有无数人责骂李慢侯，认为他是一个壕无人性的暴君。可他们都没骂道点子上，一个聪慧的府学学生，不愿意去当官，家里很有钱，做起了民间学者。他用归纳对比的简单方法，写出了一片反燕王的雄文。这个家伙，开挖了许多古墓，有唐朝前期的墓葬，唐朝中期和晚期的墓葬，还有大量宋人的墓葬，蔡京的漏泽园埋葬着大量无主的孤坟，给他提供了大量素材。
这家伙挖墓可不是为了挖宝，他挖的都是普通平民的坟墓，他将尸骨拉出来对比。发现唐朝初期府兵制时期的人均身高相差很小，中后期差别越来越大，富人身高比穷人平均可以高三寸以上。而宋朝前期的人均身高，又比漏泽园里饥寒而死的拼命更高，最后他将漏泽园里的穷人身高，跟燕王治下最贫穷的城市穷人对比，发现竟然比这些穷人还高半寸左右。
这给了无数儒士攻击燕王制造了铁证。
道理李慢侯怎么会不知道，这样的对比美国人也做过，有一个美国学者，测量了一万六千个印第安人的身高，发现平均一米七一，而且高低差别极小，比欧洲人要高几厘米。可欧洲人的身高差距极大，营养丰富的贵族骑士，跟农庄里的农奴简直不像是一个民族。仿佛是印度的种姓制下的不同阶层一样差别巨大。
而欧洲工业革命时期，身高最低的，恰恰是日后世界上人均身高最高的荷兰人，原因就是荷兰人商业化程度最高，富人最富，穷人最穷。
围绕这片雄文，不但让男方儒士责难燕王，反推出如今世风日下，宋人不如唐人，晚唐不如中唐，中唐不如初唐，继而得出结论，三代之治必然是百姓和谐，连府学精英都分裂成两派。一派认为，燕王虽然保国保种匡扶了中原，但却没给天下百姓带来福祉，应该实行轻徭薄赋的休息之策；一派支持燕王，那思辨式的反诘拷问归纳式的雄文，反问，如果城里的穷人过的不如意，为什么不回乡？
有人说穷人无地，所以回乡也挣不到钱。这个结论很快就被推到了，因为立刻就有先生带着学生去做实地考察，他们发现，同样是做工，农村雇工的工资低于城里，可是农村人的身高却更高一些。不存在回农村吃不饱饭的问题，因为燕王治下的人口始终比较紧张，地多人少，给人做佃户，地租比南方低，收获比南方大，吃得饱，穿得暖。更何况，真的在城里活不下去的话，还可以去辽东啊，哪里土地更多，大地主登报招工，给的工钱极丰厚。
又有人说故土难离。可明明已经离开故土进城了，还有什么难离的？
这个问题引发了大讨论，双方都在抽丝剥茧寻找答案，试图证明燕王之治是不是善治。
但李慢侯不喜欢用土地来固定人口，他依然采用经济化的手段，将土地拍卖给土豪。这些土豪有的是办法去经营农业，虽然有破产的，但大多数都是很好的农业资本家。是最能高效利用农业土地的专业人士。
这样当然吸引不到多少人口，因此燕王治下的辽东地区，必然不是一个人口殷实之地，但却是一个经济化程度极高，富庶之地。
刘佶在辽东的动作，很常规。将一座座猛安谋克寨子，改作屯堡，只是改了一个名字。用的还是保甲法制度，谋克为保长，猛安为都保长，整个辽东全部保甲化。跟女真猛安谋克制不同的是，保甲只是一种管理制度，老百姓是要纳税的，军民一体。这跟唐朝府兵制都不一样，府兵至少是不纳税的，只是承担兵役和装备。但刘佶的部民，不但要纳税，还要服兵役。反倒跟春秋战国的耕战制度相似。但比秦国的耕战人性的是，刘佶不需要部门自备铠甲和粮草。
这是一种夹在耕战制和府兵制之间的制度。
另外刘佶还改革了保甲制里的保马法，不要求每户都养马，哪怕是辽东，也有些地方不适合养马，强行摊派只会虐民。他只要求每保要保有三百匹随时能战的战马，可以自己养，也可以从外面买。这样每保一百兵源，可以一人三马，随时出征。战马由保长管理负责，责任到人。
武器放牧，则是官府管理。又借用了宋朝的军监制度，都保之上设县，每县设武库，负责储备、维护武器装备。制造则由都护府直接管辖，设军监，允许自造和采购，然后向武库下发。
宋朝的武器管理制度是很完善的，跟其他朝代衰落时期不同，宋朝人在武器上，始终不怎么吃亏。女真人有铁浮屠，宋人也有步人甲。
宋朝的各种制度，都比前朝后朝更加规范，执行的也比较严格，唯独是人不行。人不行又不是人种不行，而是制度上对人的限制太大，重文抑武也不会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如果文人可以打的话，那也行，关键是文人又从文化和心理上轻武，性情之娇弱，也是历朝历代之冠。所以制度不管多么优秀，也改变不了军事上的弱势。
刘佶现在这么玩，实际上在军事上非常强势。深谙商君之道，弱民而强国。如果是一个正常社会，这种政策是玩不下去的，可刘佶又用保甲将老百姓死死固定在土地上，这些辽民逃又逃不走。
杜绝逃人，就需要另一套制度配合，那就是抑商。刘佶治下当然少不了商人，但又不能让所有人都去做商人，那就没人当兵了。所以他的商人，那都是要具保的，一人获罪，保人株连。规定每一个保，只能有一个商人，由保长联保。
这就成了一种官商制度，可以想象，保长肯定会让自己人去经商，这会给保长带来商业特权。保长既不愿意，也不敢让不相信的人去经商，因为他是要负责的。久而久之，保长在地方上的经济实力都得到加强，成为土豪一样的势力。
土豪太大是会威胁到中央的，因此打击土豪也有一套策略，那就是抑制兼并。刘佶严格限制土地买卖，一户分地两百亩，只能耕作，不能买卖。这跟宋朝不抑兼并的政策，背道而驰。
刘佶当然是总结了宋朝的弊端，然后建立这套制度的。这套制度，也不是空想出来的，而是经过辽南地区长期检验的产物。刘佶能一次拉出十三万大军，就是这套制度的结果。
李慢侯详细了解过刘佶的制度，他知道这套知道可以保证极强的军事化。但他也知道弊端，宋朝虽然不抑兼并，地方土豪势力强大，但还威胁不到中央，小土豪变打土豪之后，又通过科举转向士族，融入统治阶级。土地兼并的结果是贫富分化极度不均，集中的财富，容易成为资本，所以宋朝商业发达。但同时，过于贫困的下层，会让社会持续动荡，所以宋朝的农民起义很多，有统计的高达四百二十多次，平均每年一次半。可没有一次起义，蔓延到都城，威胁到统治的，因为绝大多数都在地方上被土豪自己扑灭了。
最大的两次，是超出了土豪控制力的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宋江起义是因为天灾，这不是土豪能抗的，方腊起义是因为宋徽宗在江南普遍的搜刮引起了公愤，否则不会闹那么大。而且即便是方腊起义，也不过蔓延几个州府，连都城的边都没摸到。宋江起义更是直接被地方州就给扑灭了，跟黄巢起义、黄巾起义这些农民起义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刘佶这种玩法，会让前期财富非常平均，人口快速增加，但在后期，人口增加引起土地经济崩溃，农民起义会摧毁政权。这完全是一种农业军事联合体。李慢侯的制度，则是商业军事联合体，用商业力量驱动军事行为，用军事力量维护商业利益，从长远来看，商业是一种更加持久的力量，因为不管出现什么样的灾难，商业总是能盈利的。
只要中国商人集团能够持续盈利，他的体系就不会完全崩盘。而且商业是一个纽带，会驱动农业、工业全面发展，而不是限制这些产业的发展。重农就要抑商，但重商的国家，可没听说过有抑农的。重商的文化下，其他任何产业的发展，都会带动商业的繁荣。因为商业本身，就是交换，没有其他产业的盈余，就没有剩余产品进行交易。
可为什么还是会出现重农抑商的文化呢？因为商业会制造流动人口，人口一旦流动起来，就很难控制，很难让他们从事不愿意的行业，比如当兵。所以重农抑商的朝代，往往是军事强大的朝代，至少是为了军事化，而推行重农抑商策略的。
李慢侯看的很清楚，重商社会，一定要跟募兵制结合来维系军事力量，所以他的策略是寻找最好的兵源，用最好的待遇吸引他们。
军事问题容易解决，无法解决的难题是，重商文化下，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李慢侯并不担忧大商人聚积的情况，那是资本积累，迟早都要走这条路，他担心的主要是小民过于贫困，乃至于挣扎在死亡线上，这是无序竞争的必然结果，一个社会中，有强者，就有弱者。博弈之下，弱者的生存空间会被无限剥夺，最弱势的群体，只能挣扎在死亡线上，少有天灾顺逆，就可能饥贫而死。
他治下的社会，是生机最大的社会，也是贫富差别最大的社会。有无数人责骂李慢侯，认为他是一个壕无人性的暴君。可他们都没骂道点子上，一个聪慧的府学学生，不愿意去当官，家里很有钱，做起了民间学者。他用归纳对比的简单方法，写出了一片反燕王的雄文。这个家伙，开挖了许多古墓，有唐朝前期的墓葬，唐朝中期和晚期的墓葬，还有大量宋人的墓葬，蔡京的漏泽园埋葬着大量无主的孤坟，给他提供了大量素材。
这家伙挖墓可不是为了挖宝，他挖的都是普通平民的坟墓，他将尸骨拉出来对比。发现唐朝初期府兵制时期的人均身高相差很小，中后期差别越来越大，富人身高比穷人平均可以高三寸以上。而宋朝前期的人均身高，又比漏泽园里饥寒而死的拼命更高，最后他将漏泽园里的穷人身高，跟燕王治下最贫穷的城市穷人对比，发现竟然比这些穷人还高半寸左右。
这给了无数儒士攻击燕王制造了铁证。
道理李慢侯怎么会不知道，这样的对比美国人也做过，有一个美国学者，测量了一万六千个印第安人的身高，发现平均一米七一，而且高低差别极小，比欧洲人要高几厘米。可欧洲人的身高差距极大，营养丰富的贵族骑士，跟农庄里的农奴简直不像是一个民族。仿佛是印度的种姓制下的不同阶层一样差别巨大。
而欧洲工业革命时期，身高最低的，恰恰是日后世界上人均身高最高的荷兰人，原因就是荷兰人商业化程度最高，富人最富，穷人最穷。
围绕这片雄文，不但让男方儒士责难燕王，反推出如今世风日下，宋人不如唐人，晚唐不如中唐，中唐不如初唐，继而得出结论，三代之治必然是百姓和谐，连府学精英都分裂成两派。一派认为，燕王虽然保国保种匡扶了中原，但却没给天下百姓带来福祉，应该实行轻徭薄赋的休息之策；一派支持燕王，那思辨式的反诘拷问归纳式的雄文，反问，如果城里的穷人过的不如意，为什么不回乡？
有人说穷人无地，所以回乡也挣不到钱。这个结论很快就被推到了，因为立刻就有先生带着学生去做实地考察，他们发现，同样是做工，农村雇工的工资低于城里，可是农村人的身高却更高一些。不存在回农村吃不饱饭的问题，因为燕王治下的人口始终比较紧张，地多人少，给人做佃户，地租比南方低，收获比南方大，吃得饱，穿得暖。更何况，真的在城里活不下去的话，还可以去辽东啊，哪里土地更多，大地主登报招工，给的工钱极丰厚。
又有人说故土难离。可明明已经离开故土进城了，还有什么难离的？
这个问题引发了大讨论，双方都在抽丝剥茧寻找答案，试图证明燕王之治是不是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