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是一件李慢侯当政时期，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李慢侯极力支持契丹人在草原上的存在，他认为依靠契丹人羁縻漠北人，这是代价最小的维持漠北稳定的方法。可是代价最小，未必最稳妥。
最稳妥的方式，永远是自己直接控制。
于是李睿集团决然撕破了李慢侯跟耶律大石建立的长久联盟关系，通过策反燕云豪族控制的草原东西商道，将上百个头下军州贸然纳入东藩府管辖，让西辽帝国跟东藩彻底翻脸。
可战争没有到来，因为契丹这头狮子老了，否则李睿也绝不敢轻易下手。
契丹人这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果东藩在背后支持他们，他们就能对草原形成表面上的控制，虽然无法实际控制，可又不至于让草原秩序失控。这其实是一种十分理想的平衡，但可惜李睿不想要这种可靠的平衡。
契丹人的衰弱，给他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耶律大石死后，契丹人虚弱的太快了。主要是权贵阶层失去了进取心，萧斡里剌、撒八那些人，不是老死，就是腐朽，早打不动了。一大批创业权贵，靠着头下军州这样的封建地盘，迅速成为封建权贵，开始奢侈享乐。西辽政权中，最后生机的，反而是韩英这样的燕云汉儿。
耶律大石死后，契丹人的重心无法脱离西域，东方持续空虚，越来越依靠燕云豪族维持统治。辽西基本掌握在怨军集团手中，漠北则是乌古、敌烈部这样的契丹外帐控制。辽西、漠北和西域三大版块之间，则是一百多座以燕云豪族建设起来的头下军州串联起来的商道。
这条商道，价值不高。更多是作为契丹人东西大迁徙，控制广袤国土的驿站。因为要翻过大兴安岭、狼居胥山，和阿尔泰山，实际上并不具备多高的经济价值。也就是西部从克烈人的土地上通行的克烈道，因为接通狼居胥城和狐狼道，算是草原丝绸之路，还有点价值。东部大兴安岭以东的辽西道、中部狼居胥山跟大兴安岭之间的乌古敌烈道，基本上只是契丹人势力内部的沟通，人都没有多少，贸易自然没有多大。对于控制着河西走廊，还有海上丝绸之路的东藩势力，争夺这条道路，实在是没多大游说。
可李睿就是动手了，而且是完全处在背信弃义一方。他首先策动克烈道的燕云汉儿豪强家族主动向东藩投诚，理由十分牵强。因为克烈人内乱，克烈道一度断绝，西域和克烈道之间的沟通中断。这些豪族请求东藩保护他们，东藩立刻调动狼居胥城的一万大军开进克烈道数十座屯堡，将金山（阿尔泰山）以东到狼居胥城之间的克烈道全部控制。在克烈人内乱平息之后，契丹人卷土重来，狼居胥军却不撤军。
萧塔不烟派人来交涉，李睿强词夺理，声称契丹人控制不了这条商道，东藩府愿意提供帮助。
辽国为此交涉了数次不果，果断派兵夺取，显然衰落的契丹铁骑在漠北人面前彻底暴露了虚实，他们在强悍的狼居胥军面前，没有夺下任何一座土堡。东藩府又以契丹人背盟为借口，直接出兵攻占了辽西道，并跟终于辽国的乌古敌烈统军司开战。
战争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契丹人在这里的力量实在太虚弱。虽然从耶律大石开始，就往东方回迁和安置了大量契丹部族，但腐朽的民族已经不在骁勇，在辽东铁骑的打击下，很快土崩瓦解。
面对蛮不讲理的东藩府，契丹人不想吞下这个苦果，但却没有反击之力。萧塔不烟忍下了一口恶气，派人来交涉。将乌古敌烈等契丹外帐，和辽西十二万帐契丹讨要回去，全都迁徙去了西域。之后彻底跟东藩翻脸，关闭了克烈道西段的阿尔泰山要塞。并且开始通过其他途径，跟南宋朝廷秘密结盟，建立夹击东藩的同盟。
由于东藩和西辽政权同盟破裂，繁荣了上千年的路上丝绸之路彻底中断，悠悠的驼铃声消失在了草原古道之上。
这并没有多么影响契丹人的利益，却大大影响了漠北诸部的生计。契丹人已经发展的相当不错，这些年吸引了数十万燕云汉儿，这些人力资源大大加速了西辽统治区的经济发展。早在克烈道切断之前，这条路上实际上已经很少有驼队运输大宗商品，过去的中原丝绸已经不在向西方出口，因为契丹人在于阗发展的桑蚕业完全取代了中原产品。西辽甚至发展出了制瓷工艺，尽管很粗劣，可很廉价，对于重视实用性的中亚地区，已经完全取代了中国货。通过西亚、欧洲的瓷器，现在更多是走海路，运量巨大，南海一号那种普通海船，一艘都能运输几十万件瓷器，这是骆驼运输所不能比拟的。
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驼队，主要以运输奢侈品为主，高档织锦、刺绣、书籍、药品等，输送进来的，主要是黄金、玉石等。
可这条道路，对草原民族来说，却关乎生存。漠南的白鞑靼部，如今半耕半牧半商业，活跃在草原上的驼队，大多都是白鞑靼部的商队，他们常年组织上万人的大型商队做贸易，缺少了贸易的补充，白鞑靼部的经济大受影响。而影响更大的是漠北部族，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条劫掠的通道，他们生产落后，在之前长达二十年间，就靠着劫掠西方为生。中断了西域商道，他们无法继续向西劫掠。光靠游牧经济，已经很难养活膨胀的人口。
于是李慢侯担心的内卷化，最先在草原地区出现。
蒙古人和塔塔尔人争夺，克烈人内战，白鞑靼部不断吸收和兼并克烈部边缘氏族，并向西与乃蛮人不断冲突，试图打通商道。蔑儿乞人灭亡后，林木部族失去霸主，各部之间也混战不休。
整个草原上，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开始了血腥厮杀，新一轮的洗牌开始了，最后只有最强大的部族，或者最聪明的部族，才能笑到最后。
这些情况让李慢侯忧心不已，他当然知道情况，从始至终他都知道，因为契丹人一直派人联系他。可他始终没有出面干涉，常常在太湖的山水间叹息，却不愿意重新出山。
对于李慢侯来讲，是否此时融合草原地区，并不重要。中国的历史很悠久，未来更长，此时融合草原，并不是好时机。中原文明的高度，应该还没有达到可以轻易融合草原文明的程度。真正的绝对高度，应该是工业化后的文明，对农耕、游牧等所有文明进行降维打击。
他不愿意干涉，是他担心引起更严重的后果。他很清楚李睿集团如此做的原因，并不是有多在意草原地区。他们一心向南，中国这块土地上，在政治层面，始终带有大一统的强烈观念，任何一个政权，都不愿意割据，最大的政治抱负，往往就是混同域内，一统江山。
有雄心的君王如此，李睿这种官僚依然如此。李睿集团的意志既然是要一统天下，最终必然要南下灭宋。灭宋并不容易，打败南宋朝廷的官军可能容易一些，但彻底混同半壁江山则很难。
经过三十年的分化，南宋社会跟东藩社会构成，已经形成了迥异的差别。虽然南宋和东藩的兼并都很严重，双方的社会中坚阶层，都是一个个豪族。但是差别还是很大，宋朝的豪族更加顽固一些。而东藩的豪族，则更加激进一些。
南宋的豪族，不是南迁的北方名门，就是当地的土豪和世家大族。隋唐北宋一统天下之后，都大量安抚南方豪族，这是一支跟中原豪强皆然不同的土著力量。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之后东晋南渡，更加壮大了南方士族。这些传承久远的南方士族，靠的是耕读传家的优势，一代代积聚力量，他们的底蕴，甚至比屡经战乱的北方豪族更深厚，也更顽固。
不管是南渡的名门还是土著的世家大族，他们都兼并了大量土地，而且参与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宋朝文人很务实，可能嘴里也喊着重农抑商，可文人阶层大规模介入商业，而且垄断经营。
东藩豪族，表面上看，跟南宋豪族是一个德性。都是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务农经商，对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广泛涉猎。不同的是，北方豪族，大多是在大乱之后，在残破的山河基础上，重新发展起来的，根基很浅。东洲豪族主要来源也是两种，一种是兼并土地土豪家族，他们趁着战乱，从土豪变成大土豪，通过培养家族子弟入仕取得政治地位，成为新的名门望族。另一种是商业资本发展而来，是一个个大商人，用商业中积聚的资本收购土地，兼营农业，同样培养家族子弟入仕，最后成为名门望族。
看似相似的表象下，是截然不同的出身，发展过程，以及因此而形成的不同的世界观。
南方豪族，坚持耕读传家，科举入仕这样的程序。非常依赖特权，不管是兼并土地还是进行商业，他们都借助自身的特权。张俊这样的巧取豪夺的军阀，晏氏这种垄断酒业的官僚，没有背后的权力，他们是不可能经营这些产业的。而东藩豪族，则从一开始，就是在一个公平的资本市场中厮杀，不管是商业还是农业，他们靠的是资本规模和管理能力，而不是靠特权。同时一穷二白起家的东藩豪族，也没多深的耕读传家的底蕴，他们很容易通过李慢侯打造的精密的府学体系，形成新式官僚集团。
由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支柱势力，导致东藩想要彻底融合南方豪族非常困难。因此正面击败南宋官军之后，极有可能面对的是无穷无尽支持赵宋皇室的地方豪强势力，李睿集团很难猜测这种反抗会有多激烈，会持续多少年，因此他们必须心无旁骛的将力量完全用于平定南方上，对于北方无法顾及。
所以控制北方草原地区，实际上是在为南下做准备。不控制的危险很大，哪怕草原看似掌握在盟友契丹人手中，可这个契丹人更让人不放心！
最稳妥的方式，永远是自己直接控制。
于是李睿集团决然撕破了李慢侯跟耶律大石建立的长久联盟关系，通过策反燕云豪族控制的草原东西商道，将上百个头下军州贸然纳入东藩府管辖，让西辽帝国跟东藩彻底翻脸。
可战争没有到来，因为契丹这头狮子老了，否则李睿也绝不敢轻易下手。
契丹人这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果东藩在背后支持他们，他们就能对草原形成表面上的控制，虽然无法实际控制，可又不至于让草原秩序失控。这其实是一种十分理想的平衡，但可惜李睿不想要这种可靠的平衡。
契丹人的衰弱，给他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耶律大石死后，契丹人虚弱的太快了。主要是权贵阶层失去了进取心，萧斡里剌、撒八那些人，不是老死，就是腐朽，早打不动了。一大批创业权贵，靠着头下军州这样的封建地盘，迅速成为封建权贵，开始奢侈享乐。西辽政权中，最后生机的，反而是韩英这样的燕云汉儿。
耶律大石死后，契丹人的重心无法脱离西域，东方持续空虚，越来越依靠燕云豪族维持统治。辽西基本掌握在怨军集团手中，漠北则是乌古、敌烈部这样的契丹外帐控制。辽西、漠北和西域三大版块之间，则是一百多座以燕云豪族建设起来的头下军州串联起来的商道。
这条商道，价值不高。更多是作为契丹人东西大迁徙，控制广袤国土的驿站。因为要翻过大兴安岭、狼居胥山，和阿尔泰山，实际上并不具备多高的经济价值。也就是西部从克烈人的土地上通行的克烈道，因为接通狼居胥城和狐狼道，算是草原丝绸之路，还有点价值。东部大兴安岭以东的辽西道、中部狼居胥山跟大兴安岭之间的乌古敌烈道，基本上只是契丹人势力内部的沟通，人都没有多少，贸易自然没有多大。对于控制着河西走廊，还有海上丝绸之路的东藩势力，争夺这条道路，实在是没多大游说。
可李睿就是动手了，而且是完全处在背信弃义一方。他首先策动克烈道的燕云汉儿豪强家族主动向东藩投诚，理由十分牵强。因为克烈人内乱，克烈道一度断绝，西域和克烈道之间的沟通中断。这些豪族请求东藩保护他们，东藩立刻调动狼居胥城的一万大军开进克烈道数十座屯堡，将金山（阿尔泰山）以东到狼居胥城之间的克烈道全部控制。在克烈人内乱平息之后，契丹人卷土重来，狼居胥军却不撤军。
萧塔不烟派人来交涉，李睿强词夺理，声称契丹人控制不了这条商道，东藩府愿意提供帮助。
辽国为此交涉了数次不果，果断派兵夺取，显然衰落的契丹铁骑在漠北人面前彻底暴露了虚实，他们在强悍的狼居胥军面前，没有夺下任何一座土堡。东藩府又以契丹人背盟为借口，直接出兵攻占了辽西道，并跟终于辽国的乌古敌烈统军司开战。
战争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契丹人在这里的力量实在太虚弱。虽然从耶律大石开始，就往东方回迁和安置了大量契丹部族，但腐朽的民族已经不在骁勇，在辽东铁骑的打击下，很快土崩瓦解。
面对蛮不讲理的东藩府，契丹人不想吞下这个苦果，但却没有反击之力。萧塔不烟忍下了一口恶气，派人来交涉。将乌古敌烈等契丹外帐，和辽西十二万帐契丹讨要回去，全都迁徙去了西域。之后彻底跟东藩翻脸，关闭了克烈道西段的阿尔泰山要塞。并且开始通过其他途径，跟南宋朝廷秘密结盟，建立夹击东藩的同盟。
由于东藩和西辽政权同盟破裂，繁荣了上千年的路上丝绸之路彻底中断，悠悠的驼铃声消失在了草原古道之上。
这并没有多么影响契丹人的利益，却大大影响了漠北诸部的生计。契丹人已经发展的相当不错，这些年吸引了数十万燕云汉儿，这些人力资源大大加速了西辽统治区的经济发展。早在克烈道切断之前，这条路上实际上已经很少有驼队运输大宗商品，过去的中原丝绸已经不在向西方出口，因为契丹人在于阗发展的桑蚕业完全取代了中原产品。西辽甚至发展出了制瓷工艺，尽管很粗劣，可很廉价，对于重视实用性的中亚地区，已经完全取代了中国货。通过西亚、欧洲的瓷器，现在更多是走海路，运量巨大，南海一号那种普通海船，一艘都能运输几十万件瓷器，这是骆驼运输所不能比拟的。
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驼队，主要以运输奢侈品为主，高档织锦、刺绣、书籍、药品等，输送进来的，主要是黄金、玉石等。
可这条道路，对草原民族来说，却关乎生存。漠南的白鞑靼部，如今半耕半牧半商业，活跃在草原上的驼队，大多都是白鞑靼部的商队，他们常年组织上万人的大型商队做贸易，缺少了贸易的补充，白鞑靼部的经济大受影响。而影响更大的是漠北部族，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条劫掠的通道，他们生产落后，在之前长达二十年间，就靠着劫掠西方为生。中断了西域商道，他们无法继续向西劫掠。光靠游牧经济，已经很难养活膨胀的人口。
于是李慢侯担心的内卷化，最先在草原地区出现。
蒙古人和塔塔尔人争夺，克烈人内战，白鞑靼部不断吸收和兼并克烈部边缘氏族，并向西与乃蛮人不断冲突，试图打通商道。蔑儿乞人灭亡后，林木部族失去霸主，各部之间也混战不休。
整个草原上，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开始了血腥厮杀，新一轮的洗牌开始了，最后只有最强大的部族，或者最聪明的部族，才能笑到最后。
这些情况让李慢侯忧心不已，他当然知道情况，从始至终他都知道，因为契丹人一直派人联系他。可他始终没有出面干涉，常常在太湖的山水间叹息，却不愿意重新出山。
对于李慢侯来讲，是否此时融合草原地区，并不重要。中国的历史很悠久，未来更长，此时融合草原，并不是好时机。中原文明的高度，应该还没有达到可以轻易融合草原文明的程度。真正的绝对高度，应该是工业化后的文明，对农耕、游牧等所有文明进行降维打击。
他不愿意干涉，是他担心引起更严重的后果。他很清楚李睿集团如此做的原因，并不是有多在意草原地区。他们一心向南，中国这块土地上，在政治层面，始终带有大一统的强烈观念，任何一个政权，都不愿意割据，最大的政治抱负，往往就是混同域内，一统江山。
有雄心的君王如此，李睿这种官僚依然如此。李睿集团的意志既然是要一统天下，最终必然要南下灭宋。灭宋并不容易，打败南宋朝廷的官军可能容易一些，但彻底混同半壁江山则很难。
经过三十年的分化，南宋社会跟东藩社会构成，已经形成了迥异的差别。虽然南宋和东藩的兼并都很严重，双方的社会中坚阶层，都是一个个豪族。但是差别还是很大，宋朝的豪族更加顽固一些。而东藩的豪族，则更加激进一些。
南宋的豪族，不是南迁的北方名门，就是当地的土豪和世家大族。隋唐北宋一统天下之后，都大量安抚南方豪族，这是一支跟中原豪强皆然不同的土著力量。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之后东晋南渡，更加壮大了南方士族。这些传承久远的南方士族，靠的是耕读传家的优势，一代代积聚力量，他们的底蕴，甚至比屡经战乱的北方豪族更深厚，也更顽固。
不管是南渡的名门还是土著的世家大族，他们都兼并了大量土地，而且参与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宋朝文人很务实，可能嘴里也喊着重农抑商，可文人阶层大规模介入商业，而且垄断经营。
东藩豪族，表面上看，跟南宋豪族是一个德性。都是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务农经商，对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广泛涉猎。不同的是，北方豪族，大多是在大乱之后，在残破的山河基础上，重新发展起来的，根基很浅。东洲豪族主要来源也是两种，一种是兼并土地土豪家族，他们趁着战乱，从土豪变成大土豪，通过培养家族子弟入仕取得政治地位，成为新的名门望族。另一种是商业资本发展而来，是一个个大商人，用商业中积聚的资本收购土地，兼营农业，同样培养家族子弟入仕，最后成为名门望族。
看似相似的表象下，是截然不同的出身，发展过程，以及因此而形成的不同的世界观。
南方豪族，坚持耕读传家，科举入仕这样的程序。非常依赖特权，不管是兼并土地还是进行商业，他们都借助自身的特权。张俊这样的巧取豪夺的军阀，晏氏这种垄断酒业的官僚，没有背后的权力，他们是不可能经营这些产业的。而东藩豪族，则从一开始，就是在一个公平的资本市场中厮杀，不管是商业还是农业，他们靠的是资本规模和管理能力，而不是靠特权。同时一穷二白起家的东藩豪族，也没多深的耕读传家的底蕴，他们很容易通过李慢侯打造的精密的府学体系，形成新式官僚集团。
由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支柱势力，导致东藩想要彻底融合南方豪族非常困难。因此正面击败南宋官军之后，极有可能面对的是无穷无尽支持赵宋皇室的地方豪强势力，李睿集团很难猜测这种反抗会有多激烈，会持续多少年，因此他们必须心无旁骛的将力量完全用于平定南方上，对于北方无法顾及。
所以控制北方草原地区，实际上是在为南下做准备。不控制的危险很大，哪怕草原看似掌握在盟友契丹人手中，可这个契丹人更让人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