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天气格外的好，阳光十分的明媚，但是地面的温度却不是很高，塞外的风出来，带着风雪，如同一片片小刀一样割在人的身上，天气冷到连老鼠都不愿意出洞的地步，大同府的军卒们，却正在整装待发。
这一次，他们的目标不是归化城，也不是林丹汗，而是盘踞在大同府的豪商黄家。
黄家少主黄少发在京城主持应对大明皇帝收矿税之事，和大明皇帝起了冲突，可是最后黄少发却是输的一塌糊涂，最后甚至连自己的命都搭了进去，京师黄家的掌柜的黄石，也成为了大明锦衣卫民间探查的商贾。
本来晋商盘踞在大明的矿税上，如同铁板一块的晋商十家终于在黄家这里漏出了一个缺口。
耿如杞之所以敢揽下山西巡抚的职位，并且在皇帝面前许下保住归化城的海口，并非他不知道守住归化城的难度，而是确定自己可以守住，显然晋商十家就是他的目标之一。
他们不是商贾，他们更多的像是商匪。
从关内运送建奴缺少的硝石、火器、烟草、食盐甚至连大明自己本身都奇缺无比的养马所需要的豆料，他们对建奴的供应都是敞开了供应。
耿如杞已经十分确认，晋商十大家已经形成了叛国的实质。
而这次官舍的冲突，有建奴的尚虞备用处的奸细，在四处的煽风点火，弄的耿如杞十分被动，这里面有奸细在作祟，同样也有这些豪商们在其中浑水摸鱼，导致情况进一步的复杂。
耿如杞让包统住的官舍，本来就是官府所营建，只不过有些人以权谋私，将这些官舍或者低价租赁或者低价贩售给了豪商，而豪商们便利用这些官舍，进行盈利。
大明有房号税的说法。兵马司官每个月都要率领总甲，到房号官衙出点卯三次，每年应征收十二个月，若是闰年，则征收十三个月。
而大同府的百姓内外小民疾苦，隆庆四年的时候，隆庆皇帝下令，大同府每岁五、六、七月俱免房号钱，来庇佑黎民。而这一仁政一直贯彻到了现在。
大明皇帝修的宅子，大明皇帝让大明百姓居住，而且五六七月三月免房租，若是能够遇到闰五六七月，那就是四个月的免税。
但是这个皇恩浩荡的实际例子，却是得不到落实，因为几乎所有的官舍，都已经被豪商们侵占，秦士文当初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都难上加上。
而现在，耿如杞不准备等了，以房号税为突破口，直接到晋商十家之中，抄家寻账目，而耿如杞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可是下了无数的心思，自从到了大同府之后，他就一直在密谋此事。
在给万岁的上书中，耿如杞陈明利害关系。
房号税到底如何合理避税？
就是很合理，他们拿到官舍之后，就开始更名居住为业，在官府的备案中就变成了民舍，而不是门店。
官舍里有大量的门面房，门面房系重号，所有的门面房以间架为单位，收取房号银，一直到隆庆年间，仅仅大同府的房号税就可以有四万余两，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大同府的房号税去年仅一百两左右，而修缮官舍的费用高达三千两左右。
更改使用用途，进而避税的手段，在后世被叫做商住两用。
最终，耿如杞对晋商的行动，得到了大明皇帝的首肯之后，耿如杞终于将自己精心挑选的农家良子的卫所军卒挑了一个五千人的军队来。
这批农家两家子的卫所军卒，都是军屯被侵占的受害者，本来一人当兵全家免税的政策就得不到落实，军田还被侵占，他们的生活本就困难，而商贾奢靡之风日显。
为什么要这么多人？五千人？
大同府是黄家的大本营，与官员环环相扣，在大同府的影响力，可以用如日中天来形容，而黄家养的家人和群小，就超过了三千之众，还有无数的旁系，盘根交错。
五千人去平掉黄家，耿如杞都觉得有点少。
他曾经办过高家的案子，就是小瞧了高家的影响力，抓了一辈子的鹰，差点被雀儿啄了眼睛。
他没想到这些士绅的势力如此强大。
耿如杞选择农家子，当然不是在挑唆民愤，大明的百姓已经足够的愤怒了，不用他的挑唆，就已经到了极致。
他只是想让自己的行动保密，不让晋商十大家得知罢了。
为了这次行动的保密，耿如杞连奏疏都走的密谕的通道，而不是平日里送往文渊阁，再由文渊阁送往司礼监，再到大明皇帝的手中，就是怕朝中有朝臣与晋商勾结，导致此次行动的失败。
当大明的军卒云集的时候，甚至连跟随的将官都不太清楚，耿如杞到底要做什么，当大同府营地的营门打开的时候，即使泄露也为时晚矣。
大同的军卒鱼贯而出，奔着晋商黄家而去。
晋商十大家，并非都在大同府，而是分布在山西、陕西等地，而这次的行动，早就通过了书信约定了今天的日子，各地卫所军卒和耿如杞原来的旧僚，都会在这一天一起行动。
而此时的大明皇帝朱由检，正站在西暖阁里，望着山西的方向忧心忡忡。
耿如杞的行动，得到了朱由检的首肯，他从来不否认自己的贪心，同意耿如杞如此作为，完全是朱由检无法提供给耿如杞更多的援助了。
大明国帑内帑空虚至极，归化城又不容有失，但是他又没有更多的钱给耿如杞办事，那只能让耿如杞自己行动了。
并非朱由检歧视商贾之家。
比如毛文龙母亲家中，就是杭州首富，并且做得买卖还是违法的勾当，但是朱由检却未曾处罚，因为沈家做的事，是大明朝廷一直想做，却做不到的事。
对大明有好处的事情，朱由检自然不会去惩处，甚至还会鼓励商贾们进行行动，鼓励民间团体进行活动，但是这种活动必须是正面的。
只是朱由检对耿如杞的未来十分担心，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治下的商贾进行如此的军事行动，他势必要被仕林口诛笔伐。
如果军卒们的刀可以杀人的话，那么文人的笔杆子就是诛心。
耿如杞的行动，是将自己放在火刑架上炙烤，还翻着面的烤，对于是否能够成事。
朱由检并不担心，耿如杞任山西巡抚多年，真的要处理山西各项事物，绝对没有问题，他担心的是仕林一旦知道了耿如杞的作为，会不会把他写成前古未有之大奸臣？
耿如杞就真的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的身后名吗？
这个时候的朱由检，并不清楚，其实耿如杞下定决心如此行动的根本原因，还是他让人锦衣卫捎给耿如杞的烟草和酒。
东西都不算贵重，但是重要的是作为薄凉寡恩，在京城办了数次答案，和朝臣们势若水火的大明皇帝，居然还记得他五毒之刑的刑罚，这让耿如杞抓回包统之后，心境数次变化，最终决定为皇帝效力。
朱由检作为一个现代人，他对这种君君臣臣的理解，还是不太到位，他以为笼络人心的小手段，在臣子眼中，那就是君视臣心腹了。
“王伴伴，你说以后的文人们会怎么评价我们这个时候呢？”朱由检看着远处的雪景喃喃的说道。
“不知道，大概不会太好，但是万岁爷在乎吗？”王承恩给皇帝泡茶，笑着说道。
他了解自己的万岁爷，对于所谓的身后名，万岁爷其实并不感冒，万岁爷更务实一些。
朱由检叹气的看着手中的账目，房号银为突破口进行追查士绅豪商的违法行径，同时也在家京城进行着，毕自严主持。
五城兵马司负责稽查房号银，而他手中有一个账本。
在万历十年时，查得五城原额门面房共计二十五万五千四百四十六间半，而天启七年，内见征房为二万七千二百一十五间。
整整少了二十三万间房号银征税，这是大明京师没有铺面和门面房了吗？
并非如此。
事实上，京师南北货物往来依旧十分频繁，各种门面房即使在冬日里，依旧是摩肩擦踵，好不热闹。
大明虽然不鼓励商贾，但是因为税收制度，相比较宋朝还要宽松，所以商贸的频繁，连海贼王都催生了出来。
这些豪商们，现在为什么胆敢如此大胆的直接把房舍用途更改之后，依旧在做买卖？
其实绕来绕去，还是绕到了水马驿之上。
万历七年，张居正在《给驿条例》中，增设了水马驿的民信局，业务中包括了经办汇兑，这个业务，任何大额的交易，都必须要求出示用途，而且还会在汇兑之后核对，尤其是用于商贸，大明还会由户部盘账，以此来实现大明的坐商收税的政策。
而现在，豪商们堂而皇之的绕开了水马驿的民信局，大明的朝臣们拼了命的鼓动大明皇帝废了驿站，其实就是为了将民信局的业务彻底剥离到民间。
税收制度是一环扣一环的，房号银的收取，建立在房舍间架的使用性质，商用则是重号，而民信局就负责监察各种汇兑的性质，进而确认所属房舍到底是商用还是民用。
随着驿站的崩溃，崩溃的还有大明的税收，包括房号银、坐商税等等。
当朱由检理清楚这其中的弯弯绕绕的时候，毕自严早已经带着户部各大使们，奔波在了北京五城的街头，开始对所有的房舍的性质进行盘查，而张维贤的巡铺，在其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巡铺的金吾卫军卒，密切配合户部行动。
这一查，毕自严自己都有点惊讶，那就是仅仅十多天，房号银查出少收了近三十余万两银子，但是补税又不现实。
即使从天启元年开始清算，也不太合理，因为这七年，这些屋舍也有过主人的变动。
毕自严上书请万岁蠲（juan，积欠的意思）免这些陈年旧账，过了年就要改元了，也图个好兆头，毕自严如此上书的主要原因是这笔积欠的房号银，也不太可能收的上来，既然收不上来，那索性就直接昭示皇恩了。
事实上，这也是朝廷经常的做法，苏淞地区累年欠税，几乎十年都会蠲免一次，这也是大明朝的常态。
但是毕自严在奏疏里的另外一件事，让朱由检有些犹豫不决。
【军兴烦费，新饷不支，会同兵部尚书孙承宗等讲求开节大端。】
会同兵部尚书进行讲求，这种行为，其实就是户部把手伸进了兵部，要对兵部的种种消耗进行盘点。
这是件好事，自从土木堡之变，于谦力挽狂澜于既倒之后，大明的兵部地位就一直很高，五军都督府和五城兵马司都要高上许多，若是户部介入账目调查，的确有益于军兴烦费，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这也是大明朝的常态，比如工部负责的大明皇帝朱由校澹峪岭陵寝户部就插手了。
甚至是大明皇帝设立的西山煤局，作为内署之一，户部的大使现在就在西山盘账。
事是好事，可是毕自严他这个户部尚书，不应该亲自去和孙承宗讲求。
这亲自下场的后果，就是户部和兵部水火不相容，这对朝政极其不利，按理说毕自严不应该如此才对，可是事情正在逐渐脱离朱由检的控制。
这让朱由检颇为头疼。
“孙帝师和袁军门到午门外了，正乘着小轿赶往乾清宫，万岁爷。”王承恩听着小黄门的耳语，赶忙向朱由检汇报着孙承宗和袁可立的行踪。
该来的还是来了，这两个人一个兵部尚书，一个太保，两个人联袂入宫，定然是来兴师问罪，毕自严要插手兵部之事，这手伸的实在是太长了。
“备上好茶。”朱由检吩咐王承恩去备茶。
“万岁！毕自严那厮也欺人太甚了！这查账本是应有之意，臣并不反对，但是户部尚书这是要做甚？是要查我孙承宗吗？！”孙承宗骂骂咧咧的走进了乾清宫，一脸的不忿！
这一次，他们的目标不是归化城，也不是林丹汗，而是盘踞在大同府的豪商黄家。
黄家少主黄少发在京城主持应对大明皇帝收矿税之事，和大明皇帝起了冲突，可是最后黄少发却是输的一塌糊涂，最后甚至连自己的命都搭了进去，京师黄家的掌柜的黄石，也成为了大明锦衣卫民间探查的商贾。
本来晋商盘踞在大明的矿税上，如同铁板一块的晋商十家终于在黄家这里漏出了一个缺口。
耿如杞之所以敢揽下山西巡抚的职位，并且在皇帝面前许下保住归化城的海口，并非他不知道守住归化城的难度，而是确定自己可以守住，显然晋商十家就是他的目标之一。
他们不是商贾，他们更多的像是商匪。
从关内运送建奴缺少的硝石、火器、烟草、食盐甚至连大明自己本身都奇缺无比的养马所需要的豆料，他们对建奴的供应都是敞开了供应。
耿如杞已经十分确认，晋商十大家已经形成了叛国的实质。
而这次官舍的冲突，有建奴的尚虞备用处的奸细，在四处的煽风点火，弄的耿如杞十分被动，这里面有奸细在作祟，同样也有这些豪商们在其中浑水摸鱼，导致情况进一步的复杂。
耿如杞让包统住的官舍，本来就是官府所营建，只不过有些人以权谋私，将这些官舍或者低价租赁或者低价贩售给了豪商，而豪商们便利用这些官舍，进行盈利。
大明有房号税的说法。兵马司官每个月都要率领总甲，到房号官衙出点卯三次，每年应征收十二个月，若是闰年，则征收十三个月。
而大同府的百姓内外小民疾苦，隆庆四年的时候，隆庆皇帝下令，大同府每岁五、六、七月俱免房号钱，来庇佑黎民。而这一仁政一直贯彻到了现在。
大明皇帝修的宅子，大明皇帝让大明百姓居住，而且五六七月三月免房租，若是能够遇到闰五六七月，那就是四个月的免税。
但是这个皇恩浩荡的实际例子，却是得不到落实，因为几乎所有的官舍，都已经被豪商们侵占，秦士文当初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都难上加上。
而现在，耿如杞不准备等了，以房号税为突破口，直接到晋商十家之中，抄家寻账目，而耿如杞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可是下了无数的心思，自从到了大同府之后，他就一直在密谋此事。
在给万岁的上书中，耿如杞陈明利害关系。
房号税到底如何合理避税？
就是很合理，他们拿到官舍之后，就开始更名居住为业，在官府的备案中就变成了民舍，而不是门店。
官舍里有大量的门面房，门面房系重号，所有的门面房以间架为单位，收取房号银，一直到隆庆年间，仅仅大同府的房号税就可以有四万余两，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大同府的房号税去年仅一百两左右，而修缮官舍的费用高达三千两左右。
更改使用用途，进而避税的手段，在后世被叫做商住两用。
最终，耿如杞对晋商的行动，得到了大明皇帝的首肯之后，耿如杞终于将自己精心挑选的农家良子的卫所军卒挑了一个五千人的军队来。
这批农家两家子的卫所军卒，都是军屯被侵占的受害者，本来一人当兵全家免税的政策就得不到落实，军田还被侵占，他们的生活本就困难，而商贾奢靡之风日显。
为什么要这么多人？五千人？
大同府是黄家的大本营，与官员环环相扣，在大同府的影响力，可以用如日中天来形容，而黄家养的家人和群小，就超过了三千之众，还有无数的旁系，盘根交错。
五千人去平掉黄家，耿如杞都觉得有点少。
他曾经办过高家的案子，就是小瞧了高家的影响力，抓了一辈子的鹰，差点被雀儿啄了眼睛。
他没想到这些士绅的势力如此强大。
耿如杞选择农家子，当然不是在挑唆民愤，大明的百姓已经足够的愤怒了，不用他的挑唆，就已经到了极致。
他只是想让自己的行动保密，不让晋商十大家得知罢了。
为了这次行动的保密，耿如杞连奏疏都走的密谕的通道，而不是平日里送往文渊阁，再由文渊阁送往司礼监，再到大明皇帝的手中，就是怕朝中有朝臣与晋商勾结，导致此次行动的失败。
当大明的军卒云集的时候，甚至连跟随的将官都不太清楚，耿如杞到底要做什么，当大同府营地的营门打开的时候，即使泄露也为时晚矣。
大同的军卒鱼贯而出，奔着晋商黄家而去。
晋商十大家，并非都在大同府，而是分布在山西、陕西等地，而这次的行动，早就通过了书信约定了今天的日子，各地卫所军卒和耿如杞原来的旧僚，都会在这一天一起行动。
而此时的大明皇帝朱由检，正站在西暖阁里，望着山西的方向忧心忡忡。
耿如杞的行动，得到了朱由检的首肯，他从来不否认自己的贪心，同意耿如杞如此作为，完全是朱由检无法提供给耿如杞更多的援助了。
大明国帑内帑空虚至极，归化城又不容有失，但是他又没有更多的钱给耿如杞办事，那只能让耿如杞自己行动了。
并非朱由检歧视商贾之家。
比如毛文龙母亲家中，就是杭州首富，并且做得买卖还是违法的勾当，但是朱由检却未曾处罚，因为沈家做的事，是大明朝廷一直想做，却做不到的事。
对大明有好处的事情，朱由检自然不会去惩处，甚至还会鼓励商贾们进行行动，鼓励民间团体进行活动，但是这种活动必须是正面的。
只是朱由检对耿如杞的未来十分担心，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治下的商贾进行如此的军事行动，他势必要被仕林口诛笔伐。
如果军卒们的刀可以杀人的话，那么文人的笔杆子就是诛心。
耿如杞的行动，是将自己放在火刑架上炙烤，还翻着面的烤，对于是否能够成事。
朱由检并不担心，耿如杞任山西巡抚多年，真的要处理山西各项事物，绝对没有问题，他担心的是仕林一旦知道了耿如杞的作为，会不会把他写成前古未有之大奸臣？
耿如杞就真的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的身后名吗？
这个时候的朱由检，并不清楚，其实耿如杞下定决心如此行动的根本原因，还是他让人锦衣卫捎给耿如杞的烟草和酒。
东西都不算贵重，但是重要的是作为薄凉寡恩，在京城办了数次答案，和朝臣们势若水火的大明皇帝，居然还记得他五毒之刑的刑罚，这让耿如杞抓回包统之后，心境数次变化，最终决定为皇帝效力。
朱由检作为一个现代人，他对这种君君臣臣的理解，还是不太到位，他以为笼络人心的小手段，在臣子眼中，那就是君视臣心腹了。
“王伴伴，你说以后的文人们会怎么评价我们这个时候呢？”朱由检看着远处的雪景喃喃的说道。
“不知道，大概不会太好，但是万岁爷在乎吗？”王承恩给皇帝泡茶，笑着说道。
他了解自己的万岁爷，对于所谓的身后名，万岁爷其实并不感冒，万岁爷更务实一些。
朱由检叹气的看着手中的账目，房号银为突破口进行追查士绅豪商的违法行径，同时也在家京城进行着，毕自严主持。
五城兵马司负责稽查房号银，而他手中有一个账本。
在万历十年时，查得五城原额门面房共计二十五万五千四百四十六间半，而天启七年，内见征房为二万七千二百一十五间。
整整少了二十三万间房号银征税，这是大明京师没有铺面和门面房了吗？
并非如此。
事实上，京师南北货物往来依旧十分频繁，各种门面房即使在冬日里，依旧是摩肩擦踵，好不热闹。
大明虽然不鼓励商贾，但是因为税收制度，相比较宋朝还要宽松，所以商贸的频繁，连海贼王都催生了出来。
这些豪商们，现在为什么胆敢如此大胆的直接把房舍用途更改之后，依旧在做买卖？
其实绕来绕去，还是绕到了水马驿之上。
万历七年，张居正在《给驿条例》中，增设了水马驿的民信局，业务中包括了经办汇兑，这个业务，任何大额的交易，都必须要求出示用途，而且还会在汇兑之后核对，尤其是用于商贸，大明还会由户部盘账，以此来实现大明的坐商收税的政策。
而现在，豪商们堂而皇之的绕开了水马驿的民信局，大明的朝臣们拼了命的鼓动大明皇帝废了驿站，其实就是为了将民信局的业务彻底剥离到民间。
税收制度是一环扣一环的，房号银的收取，建立在房舍间架的使用性质，商用则是重号，而民信局就负责监察各种汇兑的性质，进而确认所属房舍到底是商用还是民用。
随着驿站的崩溃，崩溃的还有大明的税收，包括房号银、坐商税等等。
当朱由检理清楚这其中的弯弯绕绕的时候，毕自严早已经带着户部各大使们，奔波在了北京五城的街头，开始对所有的房舍的性质进行盘查，而张维贤的巡铺，在其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巡铺的金吾卫军卒，密切配合户部行动。
这一查，毕自严自己都有点惊讶，那就是仅仅十多天，房号银查出少收了近三十余万两银子，但是补税又不现实。
即使从天启元年开始清算，也不太合理，因为这七年，这些屋舍也有过主人的变动。
毕自严上书请万岁蠲（juan，积欠的意思）免这些陈年旧账，过了年就要改元了，也图个好兆头，毕自严如此上书的主要原因是这笔积欠的房号银，也不太可能收的上来，既然收不上来，那索性就直接昭示皇恩了。
事实上，这也是朝廷经常的做法，苏淞地区累年欠税，几乎十年都会蠲免一次，这也是大明朝的常态。
但是毕自严在奏疏里的另外一件事，让朱由检有些犹豫不决。
【军兴烦费，新饷不支，会同兵部尚书孙承宗等讲求开节大端。】
会同兵部尚书进行讲求，这种行为，其实就是户部把手伸进了兵部，要对兵部的种种消耗进行盘点。
这是件好事，自从土木堡之变，于谦力挽狂澜于既倒之后，大明的兵部地位就一直很高，五军都督府和五城兵马司都要高上许多，若是户部介入账目调查，的确有益于军兴烦费，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这也是大明朝的常态，比如工部负责的大明皇帝朱由校澹峪岭陵寝户部就插手了。
甚至是大明皇帝设立的西山煤局，作为内署之一，户部的大使现在就在西山盘账。
事是好事，可是毕自严他这个户部尚书，不应该亲自去和孙承宗讲求。
这亲自下场的后果，就是户部和兵部水火不相容，这对朝政极其不利，按理说毕自严不应该如此才对，可是事情正在逐渐脱离朱由检的控制。
这让朱由检颇为头疼。
“孙帝师和袁军门到午门外了，正乘着小轿赶往乾清宫，万岁爷。”王承恩听着小黄门的耳语，赶忙向朱由检汇报着孙承宗和袁可立的行踪。
该来的还是来了，这两个人一个兵部尚书，一个太保，两个人联袂入宫，定然是来兴师问罪，毕自严要插手兵部之事，这手伸的实在是太长了。
“备上好茶。”朱由检吩咐王承恩去备茶。
“万岁！毕自严那厮也欺人太甚了！这查账本是应有之意，臣并不反对，但是户部尚书这是要做甚？是要查我孙承宗吗？！”孙承宗骂骂咧咧的走进了乾清宫，一脸的不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