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自严的反应，其实并未逃脱自古以来，千年间建立的以道德为约束力量的君君臣臣的束缚和框架。
朱由检看了无数大明朝从隆庆年间到天启七年的宫廷御览的文书存档，对大明朝的脉络了解的更加清楚。
大明亡于万历，这句话并非说的亡于万历皇帝，而是说亡于那个年代。
万历皇帝，年少的时候，在张居正的教育下，一直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这是张居正的要求，也是一个被经学教育的皇帝，这样一个皇帝，无法逃脱轮回的宿命。
万历十三年之后，万历皇帝的惰政，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反抗。
大明皇帝，实际上是一个统治的象征，大明帝制这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
真正掌控大明帝国的是历时近千年，从武周之后，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官吏集团。
官吏集团，以道德为托词和约束，以舆论为力量和推手，对大明的皇帝、大明的朝局、大明的人情往来、大明的所有，去要求这个世界变成他们想要的模样，力求将整个大明的世界，笼罩在四书五经之下。
然而，这群以孔孟圣徒自我标榜的官吏本身，大部分都是知行分离的伪善者，一嘴的道貌岸然，但是满肚子的男盗女娼，蝇营狗苟。
名义上为了天下黎明苍生，实在为了个人的利益，以道德为工具，操纵整个帝国。
一部分人纯粹将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道德当做升官发财的工具，一部分人严格要求自己践行儒家经学的宗旨，比如海笔架海瑞，就是其中的代表。
当然，更多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官员，闻风而动，都是顺风倒的墙头草。讽刺的是，这完全符合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也算是践行着他们心目中的儒学经学的秩序。
在张居正还活着的时候，万历皇帝这个小胖子，不用面对这些风风雨雨，他只需要按着自己心目中的那个明君的样子去活着，所有的脏活累活，都交给张居正，他当然可以维持着自己勤政爱民的样貌。
当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朱翊钧直面这表面上四海升平，海晏河清，实际上却是千疮百孔，岌岌可危，大厦将倾的朝局，朝臣们以同乡分为浙党、楚党、西党、京党，又以座师人情分出了东林、复社、几社，而又根据不同的科举中第的年份，以同窗区分。
朝臣们这种不断内斗，帝国的行政效率每况日下，面对这种局面的时候，张居正选择了摄权，以师相自居，以考成法和一鞭法为左右手，企图抹杀掉官吏体系中的分化，让所有的官吏，都按照他的意志行事。
这种行为注定是失败的，教员曾经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想要禁绝党争，团结在一面旗帜下，在一个口号、目标、纲领下行动，就如同不让官吏们吃饭喝水、拉屎放屁一样困难。
而万历皇帝，作为张居正培养的接班人，当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可以顺手接过大明朝政这个烂摊子。
但可惜的是，万历皇帝并没有顺利拿到张居正的政治遗产，反而对其进行了全面的粉碎，这种粉碎的结果，就是典型的贼喊捉贼。
而继任首辅申时行，又是一个典型的斡旋家，主张调和政策，努力维系着官吏集团的内部稳定，以及官吏集团和万历的和衷共济。
极致的斡旋，并没有让党争稍加平复，反而在极致斡旋中，养出了东林和阉党两只庞大的怪兽。
中国社会历来如此，在各种正式规定的规章制度之下，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上都存在这一个不成文而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被认定为内部章程的东西。
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是规定，支配者整个现实生活。
而申时行，将人们口头上认可的公理、道德标准称之为“阳”，而把不可告人的私欲和规章制度，称之为“阴”，阴阳共济，是申时行奉行的标准。
而斡旋家申时行，因为大明皇帝立储之事，破坏了自己的斡旋政策，打破了自己本身的阴阳，不得已离开了文渊阁。
万历皇帝看着一塌糊涂的朝政，调和已经变得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
他的选择是逃避，躲在了皇宫里，三十年不上朝，一辈子也就出宫了一次，第二次出宫，就是自己出殡的时候了。
万历皇帝，本人就是在官吏集团的代表人物张居正的教育下长大的。
他已经没有足够的权威和能力，来使得整个官吏集团对他绝对服从，他纵然可以掌控任何一个官员的生杀予夺，但他没办法对付整个官吏集团。
他所采取的策略是消极应对，不上早朝，拒绝递补官员职位。
在其御宇的万历四十三年到四十五年时期，六部尚书都无法凑齐，文华殿二十六席廷议席位，都空缺半阙以上。
高级官员的职位空缺严重，这相当于扼杀了官员晋升的途径，使得他们努力考取的功名毫无意义。
而朱由检毫不怀疑朱翊钧，是以此作为对文官集团的报复。
这自然无可避免使帝国，陷入更深的危机。
朱由检每次看到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至四百余万，内帑千万金的时候，都在苦笑，他要是有这么厚的家底，哪里还用得着这么累死累活？
万历皇帝可以选择逃避，是因为当时大明帝国国力鼎盛，府库充盈。
吏治在经过张居正改革后，还能够完善的运行，而军制在戚继光的鼎力施为下，大明也从征兵制，成功过度到了募兵制。
虽然中间开中法闹出了不少笑话和乱子，甚至导致了到现在大明朝廷每年倒欠浙江盐政几十万两银子。
但是总归算是完成了兵制的改良，大明军队还能赢下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就是这种军制改革行之有效的证明。
若非有萨尔浒之战的败北，万历皇帝的评价也并不会高上一个台阶，毕竟他的惰政，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党争的白热化。
但是现在朱由检面对的是连皇帝都要紧衣缩食的日子，连周婉言这位大明皇后，都以喜欢素色为借口，来节省开支。
他避无可避。
官吏集团和大明的百姓，从来都不是利益共同体，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极端对立而又相互依存寄生的关系。
但是这些官吏们也好，缙绅们也罢，他们总喜欢站出来，代表大明的百姓。
当然，这些官吏中，时不时的会出现一些“直肠子”的“叛徒”出现。
比如此时此刻在山西屠刀高举的耿如杞；比如现在手已经伸向了六部的毕自严；比如现在南海子和军卒们同舟共济吃着大锅饭的孙传庭；比如正在辽东大地上吃着雪，奔赴义州战场的毛文龙；比如带着乡勇们，明年开春奔赴陕西平定民乱的卢象升。
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台下这群官吏的叛徒。
朱由检此时身着皮弁服，端坐在午门设立的御座之上，俯视着面前广阔的花岗石做成的广场，年久失修的广场有些斑驳，但还算有几分大明帝国的体面。
而在朱由检的身后左手边是英国公，他带着五军都督府和五城兵马司的都尉们，站在左侧。而右侧依次是文渊阁大学士，五部尚书和他们的左右侍郎。
刑部尚书薛贞被郭尚礼杀了，还在走流程，所以刑部暂时空缺。
近百名大汉将军站在午门的左右两侧，而午门之下，站着三百二十名大汉将军，今日万岁亲至午门观刑，大汉将军们，都严阵以待，唯恐出什么乱子。
朱由检在午门上，观刑，杀得是王化贞。
而在大量大明百姓、官吏和大明皇帝的注视下，锦衣卫将王化贞从诏狱中牵了出来，王化贞手上脚上都带着镣铐，一块开了圆孔的红布穿过头颅，遮挡在胸前和背后，被锦衣卫的军卒们吆喝拉拽着。
“跪下。”锦衣卫的军卒们让王化贞对着午门上的大明皇帝下跪，而王化贞带着怨恨抬头看了一眼午门上的人。
“今日我跪在这里引颈而戮，他日午门之上，人人都躲不过这宿命，哈哈！”
王化贞哈哈大笑的带着枷锁，跪在了午门外花岗岩广场之上，嘴里对午门上的人发出了诅咒，这份诅咒，也包含了大明皇帝在内。
“若非万岁爷仁善，饶你家人，此时在这午门外斩首示众的岂止你一人？”李国普叹气的看着王化贞，摇头说道。
什么叫做死不悔改？李国普在京执掌邢狱数年，见了太多太多死不悔改之人，这王化贞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王化贞牙口一咬，凶狠的眼神透过凌乱而无序的发间盯着李国普，厉声质问道：“还不是女眷充作教坊，男丁入西山煤局做那奴仆？世世代代为奴为仆？！你告诉我，哪里来的宽仁！哪里来的体恤！你说呀！”
李国普的面色终于变得奇怪起来。
按理来说，入了西山煤局做矿奴的下场的确是凄惨，但是大明朝的官吏们，都在互相嘀咕，若是真的入了西山煤局，也不算太坏的下场。
涂文辅和徐应元两个内侍，为了自己活命，把西山煤局上下打理的井井有条，而大明皇帝两次出京，两次视察西山煤局，每次都要求减少矿难次数，改善窑民生活，这给了西山煤局极大的压力，而户部的大使常驻，窑民们按斤支付，按劳所得，未有亏欠。
最近西山的窑民们，户户家门都挂着腊肉，还飘着肉香，连城里一些落魄的书生都到了西山煤局挂靠，因为最近西山煤局正在按照大明的惯例，组建学院。
窑民们的孩子，连学都有的上。
前段时间，大使们盘账，多出来的钱财，每户之中得银一两，虽然不多，但是放过去，能割肥肥肉一百余斤。
现在京中豆料价高，肥肥肉也应声而涨，只能割五十余斤，但是也算是不小的收入了。
正式基于这种待遇，眼下想入西山煤局上工的流民不计其数，据李国普所知，现在入西山煤局成为在籍窑民，需要铜三百索，或者银三十两，才能打通关系，进入煤局下窑。
而这银三十两，经过一些闲来无事的会计们核算，只需要三年时间，就能赚回来。
而王化贞家中男丁，虽然充入了西山煤局，但是做工也是会给钱的，皇帝不差饿兵。甚至连王化贞的后嗣，也是可以读书写字的。
这待遇，不管是李国普还是朝中的官吏们，都私底下唠叨，比当年的太岳相公要好上数倍。
太岳相公在大明就是指的张居正。
相比较之下，张居正的大儿子被逼死，其余孩子充军相比，王化贞的下场还不够好吗？
王化贞可是自己因为自己执意要出城驻扎，被努尔哈赤一波带走，丢掉了广宁，最后还利用种种权斗之术，把屎盆子扣在了熊廷弼的头上，导致的种种乱象，落得这个下场，大明皇帝还不够仁慈吗？
王化贞久在诏狱，并不清楚现在西山煤局在京师的地位，西山煤局的待遇可不差。
万岁要是真的心狠手辣之辈，直接启动非刑之正，连坐王化贞的全家，满朝文武，也不会有人反对。
毕竟王化贞左右横跳，得罪了东林又得罪了阉党。
李国普没有为王化贞解惑，他照本宣科的面对午门，将王化贞的罪行一五一十的交待清楚，包括户部查账，被建奴掳去的百万两白银之事，也被李国普说的清楚。
“万岁爷，文冤阁大学士兼刑部尚书李国普，请斩失陷广宁之臣，旧辽东巡抚王化贞。”王承恩按着流程俯首对大明皇帝小声说道。
朱由检看着台下面目狰狞的王化贞，点头说道：“拿去！”
大明皇帝的天语纶音被王承恩以高亢的嗓音传下，而站在午门两侧内侍，不断的高声郎喝着万岁爷的口谕，二传四，四传八，而后十六人，三十二人相次连声高喝，最后站在午门下的三百二十员大汉将军，以最大的嗓音齐声高喝“拿去！”
声振屋瓦。
朱由检看了无数大明朝从隆庆年间到天启七年的宫廷御览的文书存档，对大明朝的脉络了解的更加清楚。
大明亡于万历，这句话并非说的亡于万历皇帝，而是说亡于那个年代。
万历皇帝，年少的时候，在张居正的教育下，一直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这是张居正的要求，也是一个被经学教育的皇帝，这样一个皇帝，无法逃脱轮回的宿命。
万历十三年之后，万历皇帝的惰政，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反抗。
大明皇帝，实际上是一个统治的象征，大明帝制这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
真正掌控大明帝国的是历时近千年，从武周之后，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官吏集团。
官吏集团，以道德为托词和约束，以舆论为力量和推手，对大明的皇帝、大明的朝局、大明的人情往来、大明的所有，去要求这个世界变成他们想要的模样，力求将整个大明的世界，笼罩在四书五经之下。
然而，这群以孔孟圣徒自我标榜的官吏本身，大部分都是知行分离的伪善者，一嘴的道貌岸然，但是满肚子的男盗女娼，蝇营狗苟。
名义上为了天下黎明苍生，实在为了个人的利益，以道德为工具，操纵整个帝国。
一部分人纯粹将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道德当做升官发财的工具，一部分人严格要求自己践行儒家经学的宗旨，比如海笔架海瑞，就是其中的代表。
当然，更多的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官员，闻风而动，都是顺风倒的墙头草。讽刺的是，这完全符合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也算是践行着他们心目中的儒学经学的秩序。
在张居正还活着的时候，万历皇帝这个小胖子，不用面对这些风风雨雨，他只需要按着自己心目中的那个明君的样子去活着，所有的脏活累活，都交给张居正，他当然可以维持着自己勤政爱民的样貌。
当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朱翊钧直面这表面上四海升平，海晏河清，实际上却是千疮百孔，岌岌可危，大厦将倾的朝局，朝臣们以同乡分为浙党、楚党、西党、京党，又以座师人情分出了东林、复社、几社，而又根据不同的科举中第的年份，以同窗区分。
朝臣们这种不断内斗，帝国的行政效率每况日下，面对这种局面的时候，张居正选择了摄权，以师相自居，以考成法和一鞭法为左右手，企图抹杀掉官吏体系中的分化，让所有的官吏，都按照他的意志行事。
这种行为注定是失败的，教员曾经说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想要禁绝党争，团结在一面旗帜下，在一个口号、目标、纲领下行动，就如同不让官吏们吃饭喝水、拉屎放屁一样困难。
而万历皇帝，作为张居正培养的接班人，当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可以顺手接过大明朝政这个烂摊子。
但可惜的是，万历皇帝并没有顺利拿到张居正的政治遗产，反而对其进行了全面的粉碎，这种粉碎的结果，就是典型的贼喊捉贼。
而继任首辅申时行，又是一个典型的斡旋家，主张调和政策，努力维系着官吏集团的内部稳定，以及官吏集团和万历的和衷共济。
极致的斡旋，并没有让党争稍加平复，反而在极致斡旋中，养出了东林和阉党两只庞大的怪兽。
中国社会历来如此，在各种正式规定的规章制度之下，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上都存在这一个不成文而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被认定为内部章程的东西。
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是规定，支配者整个现实生活。
而申时行，将人们口头上认可的公理、道德标准称之为“阳”，而把不可告人的私欲和规章制度，称之为“阴”，阴阳共济，是申时行奉行的标准。
而斡旋家申时行，因为大明皇帝立储之事，破坏了自己的斡旋政策，打破了自己本身的阴阳，不得已离开了文渊阁。
万历皇帝看着一塌糊涂的朝政，调和已经变得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
他的选择是逃避，躲在了皇宫里，三十年不上朝，一辈子也就出宫了一次，第二次出宫，就是自己出殡的时候了。
万历皇帝，本人就是在官吏集团的代表人物张居正的教育下长大的。
他已经没有足够的权威和能力，来使得整个官吏集团对他绝对服从，他纵然可以掌控任何一个官员的生杀予夺，但他没办法对付整个官吏集团。
他所采取的策略是消极应对，不上早朝，拒绝递补官员职位。
在其御宇的万历四十三年到四十五年时期，六部尚书都无法凑齐，文华殿二十六席廷议席位，都空缺半阙以上。
高级官员的职位空缺严重，这相当于扼杀了官员晋升的途径，使得他们努力考取的功名毫无意义。
而朱由检毫不怀疑朱翊钧，是以此作为对文官集团的报复。
这自然无可避免使帝国，陷入更深的危机。
朱由检每次看到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至四百余万，内帑千万金的时候，都在苦笑，他要是有这么厚的家底，哪里还用得着这么累死累活？
万历皇帝可以选择逃避，是因为当时大明帝国国力鼎盛，府库充盈。
吏治在经过张居正改革后，还能够完善的运行，而军制在戚继光的鼎力施为下，大明也从征兵制，成功过度到了募兵制。
虽然中间开中法闹出了不少笑话和乱子，甚至导致了到现在大明朝廷每年倒欠浙江盐政几十万两银子。
但是总归算是完成了兵制的改良，大明军队还能赢下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就是这种军制改革行之有效的证明。
若非有萨尔浒之战的败北，万历皇帝的评价也并不会高上一个台阶，毕竟他的惰政，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党争的白热化。
但是现在朱由检面对的是连皇帝都要紧衣缩食的日子，连周婉言这位大明皇后，都以喜欢素色为借口，来节省开支。
他避无可避。
官吏集团和大明的百姓，从来都不是利益共同体，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极端对立而又相互依存寄生的关系。
但是这些官吏们也好，缙绅们也罢，他们总喜欢站出来，代表大明的百姓。
当然，这些官吏中，时不时的会出现一些“直肠子”的“叛徒”出现。
比如此时此刻在山西屠刀高举的耿如杞；比如现在手已经伸向了六部的毕自严；比如现在南海子和军卒们同舟共济吃着大锅饭的孙传庭；比如正在辽东大地上吃着雪，奔赴义州战场的毛文龙；比如带着乡勇们，明年开春奔赴陕西平定民乱的卢象升。
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台下这群官吏的叛徒。
朱由检此时身着皮弁服，端坐在午门设立的御座之上，俯视着面前广阔的花岗石做成的广场，年久失修的广场有些斑驳，但还算有几分大明帝国的体面。
而在朱由检的身后左手边是英国公，他带着五军都督府和五城兵马司的都尉们，站在左侧。而右侧依次是文渊阁大学士，五部尚书和他们的左右侍郎。
刑部尚书薛贞被郭尚礼杀了，还在走流程，所以刑部暂时空缺。
近百名大汉将军站在午门的左右两侧，而午门之下，站着三百二十名大汉将军，今日万岁亲至午门观刑，大汉将军们，都严阵以待，唯恐出什么乱子。
朱由检在午门上，观刑，杀得是王化贞。
而在大量大明百姓、官吏和大明皇帝的注视下，锦衣卫将王化贞从诏狱中牵了出来，王化贞手上脚上都带着镣铐，一块开了圆孔的红布穿过头颅，遮挡在胸前和背后，被锦衣卫的军卒们吆喝拉拽着。
“跪下。”锦衣卫的军卒们让王化贞对着午门上的大明皇帝下跪，而王化贞带着怨恨抬头看了一眼午门上的人。
“今日我跪在这里引颈而戮，他日午门之上，人人都躲不过这宿命，哈哈！”
王化贞哈哈大笑的带着枷锁，跪在了午门外花岗岩广场之上，嘴里对午门上的人发出了诅咒，这份诅咒，也包含了大明皇帝在内。
“若非万岁爷仁善，饶你家人，此时在这午门外斩首示众的岂止你一人？”李国普叹气的看着王化贞，摇头说道。
什么叫做死不悔改？李国普在京执掌邢狱数年，见了太多太多死不悔改之人，这王化贞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王化贞牙口一咬，凶狠的眼神透过凌乱而无序的发间盯着李国普，厉声质问道：“还不是女眷充作教坊，男丁入西山煤局做那奴仆？世世代代为奴为仆？！你告诉我，哪里来的宽仁！哪里来的体恤！你说呀！”
李国普的面色终于变得奇怪起来。
按理来说，入了西山煤局做矿奴的下场的确是凄惨，但是大明朝的官吏们，都在互相嘀咕，若是真的入了西山煤局，也不算太坏的下场。
涂文辅和徐应元两个内侍，为了自己活命，把西山煤局上下打理的井井有条，而大明皇帝两次出京，两次视察西山煤局，每次都要求减少矿难次数，改善窑民生活，这给了西山煤局极大的压力，而户部的大使常驻，窑民们按斤支付，按劳所得，未有亏欠。
最近西山的窑民们，户户家门都挂着腊肉，还飘着肉香，连城里一些落魄的书生都到了西山煤局挂靠，因为最近西山煤局正在按照大明的惯例，组建学院。
窑民们的孩子，连学都有的上。
前段时间，大使们盘账，多出来的钱财，每户之中得银一两，虽然不多，但是放过去，能割肥肥肉一百余斤。
现在京中豆料价高，肥肥肉也应声而涨，只能割五十余斤，但是也算是不小的收入了。
正式基于这种待遇，眼下想入西山煤局上工的流民不计其数，据李国普所知，现在入西山煤局成为在籍窑民，需要铜三百索，或者银三十两，才能打通关系，进入煤局下窑。
而这银三十两，经过一些闲来无事的会计们核算，只需要三年时间，就能赚回来。
而王化贞家中男丁，虽然充入了西山煤局，但是做工也是会给钱的，皇帝不差饿兵。甚至连王化贞的后嗣，也是可以读书写字的。
这待遇，不管是李国普还是朝中的官吏们，都私底下唠叨，比当年的太岳相公要好上数倍。
太岳相公在大明就是指的张居正。
相比较之下，张居正的大儿子被逼死，其余孩子充军相比，王化贞的下场还不够好吗？
王化贞可是自己因为自己执意要出城驻扎，被努尔哈赤一波带走，丢掉了广宁，最后还利用种种权斗之术，把屎盆子扣在了熊廷弼的头上，导致的种种乱象，落得这个下场，大明皇帝还不够仁慈吗？
王化贞久在诏狱，并不清楚现在西山煤局在京师的地位，西山煤局的待遇可不差。
万岁要是真的心狠手辣之辈，直接启动非刑之正，连坐王化贞的全家，满朝文武，也不会有人反对。
毕竟王化贞左右横跳，得罪了东林又得罪了阉党。
李国普没有为王化贞解惑，他照本宣科的面对午门，将王化贞的罪行一五一十的交待清楚，包括户部查账，被建奴掳去的百万两白银之事，也被李国普说的清楚。
“万岁爷，文冤阁大学士兼刑部尚书李国普，请斩失陷广宁之臣，旧辽东巡抚王化贞。”王承恩按着流程俯首对大明皇帝小声说道。
朱由检看着台下面目狰狞的王化贞，点头说道：“拿去！”
大明皇帝的天语纶音被王承恩以高亢的嗓音传下，而站在午门两侧内侍，不断的高声郎喝着万岁爷的口谕，二传四，四传八，而后十六人，三十二人相次连声高喝，最后站在午门下的三百二十员大汉将军，以最大的嗓音齐声高喝“拿去！”
声振屋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