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扰民的皇帝,他没有祖父那样的雄才大略,但他很清楚,老百姓也是普通人,也要过日子,应该给他们生存下去的空间。
    在他执政的十年里,每天勤勤恳恳,工作加班,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处理各种朝政,能够妥善处理和蒙古的冲突问题,能不动兵尽量不动,所以在他的统治时期,一直没有出什么大事。
    这对于像我这样叙述故事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但对于当年的百姓们而言,却是功德无量。
    好的皇帝就如同现代足球场上的好裁判,四处都有他的身影,不知疲倦地奔跑,却从不轻易打断比赛的节奏,即使出现违规行为,也能够及时制止,并及时退出,不使自己成为场上的主角。
    这样的裁判才是好裁判。
    不干扰百姓们的生活,增加他们的负担,为其当为之事,治民若水,因势利导,才是皇帝治国的最高境界。
    这样的皇帝才是好皇帝。
    朱瞻基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好皇帝,而且从治国安民的角度来看,他比他的祖父要强得多。
    朱瞻基的痛苦
    朱瞻基是明君,是好皇帝,但他也有着自己的痛苦。
    世界上还有人能让皇帝痛苦?
    是的,确实存在这样的人。他们就是那些平日跪拜在大殿上,看似毕恭毕敬的大臣们。
    这些大臣们绝非看上去那么听话,在他们谦恭的姿态后面,是一个拥有可怕力量的庞然大物。
    自唐朝以来科举造就了很多文官,并确定了文官制度。历经几百年,这一制度终于在明朝开花结果,培养出了一个副产品。那些凭借着科举考试跃上龙门的精英们通过同乡、同门、同事的关系结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实力集团——文官集团。
    明仁宗朱高炽是一个公认的老实人、好皇帝,但就是这位好皇帝,却被一个叫李时勉的大臣狠狠地骂了一顿。朱高炽品行很好,怎么会骂他,这又是从何说起呢?
    原来朱高炽先生做了这样几件事,他登基之后,要换侍女,新君登基,这个要求似乎也不过分,此外他还整修了宫殿(规模并不大),最后由于身体不适,他曾有几天没有上朝见群臣。
    这些事情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可是李时勉却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数落了皇帝一通,全文逻辑性极强,骂人不吐脏字,水平很高,摘抄如下:
    所谓整修宫殿——“所谓节民力者此也。”
    所谓选侍女——“所谓谨嗜欲者此也。”(这句比较狠)
    所谓有几天不上朝——“所谓勤政事者此也。”(你李时勉就没有休息过?)
    还没有完,最狠的话在后面,总结发言——“所谓务正学者此也。”
    以上,翻译成通俗语言可以理解为穷奢极欲,好色之徒,消极怠工,不务正业。
    大胖子朱高炽虽然脾气好,但还是忍不住,把李时勉打了一顿。他的愤怒也是有道理的,勤勤恳恳干工作,虽然有这些小问题,却被戴上了这么大的帽子,实在让人难堪。毕竟当年还是封建社会,可这位李时勉却着实有点现代民主意识,把皇帝不当干部,就这么开口训斥,也怪不得朱胖子生气。
    朱胖子气得生了病,可这位李时勉虽然挨了顿打,但还是活了下来,到了朱瞻基继位,竟然又把这位骂过自己父亲的人放了出来,还表扬了他。
    坦言之,李时勉所说的这些东西确实是需要改正的,但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皇帝,这些行为实在不足以被扣上这么大的帽子。事实上,在这些所谓的直言进谏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政治背景。
    李时勉的行为并不是孤立的,他代表着一群人,这群人就是文官集团。
    文官集团特点如下:
    一、饱读诗书,特别是理学,整日研习所谓圣贤之道。
    二、坚持宽于律己,严于待人的原则,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别人(一部分)。
    三、擅长骂人,掐架,帮派斗争。
    座右铭:打死不要紧,青史留名在。
    要说明的是,这不过是文官集团的一般特征,也不是否定文官集团的积极意义,实际上,也有很大一部分的优秀文官是严于律己的。
    明宣宗辛辛苦苦干活,也不好色,没有什么其他娱乐,按说不应该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可善于研究问题的文官们还是找到了漏洞。
    这位明宣宗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活动,却有一个小爱好——闲暇之余斗蛐蛐。虽然这不算是健康的文体活动,倒也不是什么不良嗜好。皇帝也有自己的消闲方式,你总不能让他每天做一套广播体操当娱乐吧。
    但就连这点小小的爱好,也被文官们批判了很多次,后来不知是谁缺德,竟然给这位为工作和江山累得半死不活的好皇帝取了个外号“蛐蛐皇帝”。
    确实过分了。
    这些人的行为可以用矫枉过正来形容,无论谁当皇帝,恐怕都受不了,你想打他,那还是成全了他,当年因正义直言被打,可是一件光荣的事。
    如那位李时勉就是一个例子,被打之后不但毫无悔意,还洋洋自得,深以被打为荣。
    而在明宣宗时代,文官集团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内阁权力也越来越大,出现了所谓“票拟”。
    票拟,也称条旨,指的是大臣草拟对各种奏章的处理意见,并将这些意见附于奏章之上,送给皇帝御览。
    票拟的出现是必然的,朱瞻基明显没有他的祖先那样的工作精力,整日劳顿还是忙不过来,很多奏章不可能一一亲自看过处理,于是他便安排内阁人员代为浏览奏章,并提出处理意见,这样他也会轻松得多。
    可能有人会问,这样的话,皇帝还有什么权力呢,他不就被架空了吗?
    这个请大家放心,古往今来的皇帝除了极个别之外,都不是白痴,给内阁票拟权只是为了要他们干活的,皇帝还留有一手后着,专门用来压制内阁的权力。
    这一后着就是同意的权力。
    不要忘记,大臣只是给皇帝打工的,一项政令是否可以实施,大臣只能提出意见,然后写上请领导审批的字样,送给皇帝大人审阅,如果皇帝大人不同意,你就是下笔千文,上万言书,也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
    朱瞻基良好地把握了这一点,他有效地发动大臣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努力干活,却又卡住了他们仆大欺主,翻身做人的可能性。所有经过票拟的奏章只有经过皇帝的批示,才可以实施。
    由于皇帝用于批示的是红笔,所以皇帝的这一权力被称为“批红”。
    至此,到明宣宗时,皇帝的权力被正式分为了“票拟”和“批红”两大部分,朱元璋做梦也不会想到,仅仅过了不到三十年,他苦心经营的政治体系就被轻易地击破并改动。
    此后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票拟”的权力一直为内阁大学士所占有,而“批红”的权力却并非一直握在皇帝的手中,在不久之后,这一权力将被另一群登上政治舞台的人所占据。
    这些人就是太监。
    明宣宗这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坏事,也不好酒色,除了喜欢斗蛐蛐被人说过几句外,没有什么劣迹,但有一件事情例外。
    有些后世的人甚至认为,明宣宗做的这件错事给大明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他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事呢?
    说穿了其实也没什么,他只不过搞了点教育事业——教太监读书。
    宣德元年(1426),明宣宗突然下令,设置“内书堂”,教导宦官们读书。大家应该知道,在传宗接代观念极其严重的中国,去做太监的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混口饭吃而已,这些人自然没有什么文化,而朱瞻基开设学堂的目的,正是为了给这些太监们扫盲。
    可他不会想到,这次文化启蒙运动不但扫掉了太监们的文盲,也扫掉了阻挡他们进入政坛的最后一道障碍。
    要知道,当一个坏人并不难,但要做一个坏到极点的极品坏人是很难的。没有文化的坏人干点小偷小摸,拦路抢劫之类的勾当,最多只能骚扰骚扰自家的邻居老百姓,而读过书的坏人却可以祸国殃民,危害四方。
    从事情的后续发展来看,朱瞻基的这一举措确实也培养了不少极品坏人。
    很多人认为,朱瞻基的这一措施确实是错误的,但其本意不过是要这些太监们学点文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企图。
    真的是这样吗?
    我认为不是,在我看来,朱瞻基是故意的,从法律上来解释,就是明知其行为会导致太监参权的结果,却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这位皇帝厚道,却不蠢,他的这一举措带有政治目的。
    而要揭示他这一行为背后的秘密,就必须引出我们下面的一个话题:
    太监是怎样炼成的
    先要说明,这个话题与生理方面无关,也不探究那要人命的一刀,只谈谈这个特殊的群体,及其参与政治的真正原因。
    太监这个名词大家都十分熟悉,而且大多数人还会在这个称呼前面加个死字,骂起人来十分提神,且通俗易懂。
    实际上在明代,要想混到太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谓太监是宦官的首领,不是谁都有资格被称为太监的。
    别说太监,就是想当普通宦官也很不容易,在明朝,宦官可是个抢手的工作。
    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混碗饭吃是不容易的,就算你有勇气挨那一刀,还要有运气进宫才行,不要以为当宦官那么简单,也是要经过挑选面试的。官方的阉割场所只阉割那些已经经过挑选的人。说句寒碜话,要是人家看不上,你连被阉的资格都没有。
    在明代经常有人在未经官方允许的情况下自行阉割,然后跑到北京去当太监。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没有被挑中,回家了此一生,当然,也有成功者(如鼎鼎大名的魏忠贤)。
    到了明朝中期,由于想当宦官的人太多,很多有志于投身宦官事业的人没有被官方处理的机会,便以大无畏的勇气自行了断子孙根,可到后来又没能进宫。他们不能成家立业,只能到处游荡,这些人自然成为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后期的明朝政府曾经颁布了一条十分特别的法令:
    严禁自行阉割!
    对此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
    明代宦官有很多级别,刚进宫时只能当典簿、长随、奉御,如果表现良好,就能被升迁为监丞,监丞再往上升是少监,少监的顶头上司就是闻名遐迩的太监。
    可见,要想干到太监实在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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