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刘掌柜迎送出饭铺之后，王浩和张三木继续沿着瓮市子北大街，朝着白虎桥的方向巡街。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卯时四刻的光景，天色已经放亮了大半，街道上的行人也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街道两侧的店铺和摊贩，也都开始了一天的营业。
他们沿街往北行了大概二里地路程，在瓮市子北大街的东侧，便有气势恢宏的大宅院，这引起了王浩的注意。
昨个儿，在瓮市子北大街巡视时，王浩满脑子都是如何化解他跟顶头上司之间因为上贡事宜产生的矛盾冲突，全然没有对街道两侧的宅院和商铺太过于关注。
不仅如此，昨个儿一整天的时间，在瓮市子北大街来回巡视了不下二十遍，王浩却没有向被抓了现行侵街占道经营的商铺和摊贩罚钱，更多的还是以劝说罚钱为主，所罚的钱自然也就落入了他们自己的腰包。
即便是遇到了主动上交银钱者，王浩也都让张三木一个人手下，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现代人，穿越到了古代，怎么能够以权谋私收取钱财呢。
按照当时颁布的《宋刑统》规定：“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
也就是说，凡是被街道司负责巡街身穿“青衫子一领”的兵卒发现，有侵街占道的行为，是要接受当众杖打七十的惩罚。
值得一提的是，侵街占道者在接受完七十的杖罚后，还得恢复原状，这跟现代社会的城管罚钱了事，有着很大的不同。
另外，对于乱丢垃圾的行为，《宋刑统》更有严苛的规定：“其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
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把尿屎垃圾弄到大街上，影响到了公共卫生，不只当事人倒霉，必须接受杖打六十的惩罚，而且，就连街道司的司丞也要一并受罚。
北宋都城东京街道司的现任司丞就是逼迫手下每隔一段时间上交份子钱的孙有财，若是瓮市子北大街一旦出了问题，连司丞都要跟着受罚，作为巡街直接负责人的王浩和张三木，恐怕难辞其咎，肯定也会跟着遭殃。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么，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古往今来，皆是如此。
只要侵街占道的情况不是特别严重，街道司负责巡街的兵卒们，按照情况的严重程度罚一些钱，令侵街占道着恢复原状，就免受皮肉之苦。
毕竟，像王浩和张三木这种在街道司的最底层兵卒，每个月领取两千钱，换算成银子也就是二两，一个人的日常开销，一个月自然是绰绰有余。
可是，要是养家糊口的话，哪怕是一个三口之家，依靠这两千钱的月俸，日子也会过得比较拮据，也就不难怪街道司巡街的兵卒们会私下向侵街占道者罚款收钱。
这个时候，王浩和张三木二人行至瓮市子北街的东侧，这一处气势恢宏的宅院门前，王浩先是驻足了片刻的个功夫，用手指了指宅院大门上面写着“夏府”二字的匾额，以及大门两侧前方蹲卧的石狮子，便向跟他并肩而立的张三木，用好奇的口吻，问询道：“三木兄弟，这一处大宅院的主人是谁，你知道吗？”
突然被王浩这么一问，张三木先是愣了一下神，随即用疑惑不解的口吻，反问道：“浩哥儿，你这喝醉了一次酒，该不会出现了失忆非常重要的情况吧？这处大宅院的主人，现如今可是权倾朝野，是咱们大宋当朝副宰相夏竦的宅邸。”
直到这个时候，王浩才终于认识到书生并非百无一用，他这个从现代社会穿越过来的人，幸亏是上了大学，对于张三木口中所提到的“夏竦”这个名字，作为高中历史课代表的他，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印象的。
思忖了片刻的功夫，王浩凭借着他此前在高中时期所学历史教科书中，关于北宋仁宗时期的相关历史事件和名臣奸佞，夏竦虽在北宋仁宗时期算得上一代良将，却难以配得上“良臣”二字。
而夏竦在官宦生涯当中的一大人生污点就是，他作为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发起“庆历新政”的反对派代表性人物，其手段奸诈阴险，他令人依照石介笔迹，诬蔑富弼欲行伊霍之事，私撰废立诏草，离间宋仁宗跟改革派之间的关系，致使“庆历新政”历时一年多的时间无疾而终。
想到这里，就让王浩莫名地感到有些恼怒，因为当年在高中的历史课堂上，他对于范仲淹发起“亲历新政”的失败而痛心疾首。
如若“庆历新政”能够顺利得以实施，不出个三五年得时间，北宋当时的面貌就会焕然一新，缔造出一个大帝国。最起码西夏党项，辽国契丹，以及随后的金元两朝，都不一定是北宋的对手。
尤其是范仲淹和欧阳修，这两位北宋名臣和文学大家，都是王浩崇拜和仰慕的偶像，对于陷害改革派的夏竦，自然是打心底厌恶憎恨。
经过向张三木的问询，王浩得知，眼下已是庆历三年的农历三月初，而庆历新政是从庆历三年八九月份开始的，距离现在还有差不多五六月的时间。
于是，王浩觉得有必要在庆历新政实施之前，给夏竦这个拦路虎一个教训，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教训，也算是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在夏竦的宅邸前来回转悠了足足有一刻的功夫，王浩冲着紧闭着的宅邸大门认真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后，终于发现了可以利用他的职务之便找夏竦麻烦的一个正当理由。
“三木兄弟，你说在咱们当今官家的治下，是不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呢？”王浩拿定了主意后，向站在他旁侧的张三木问询道。
面对王浩的问询，张三木点了点头，应声回答道：“浩哥儿，咱们当今的赵官家，可是一代明君，多次下诏，王公大臣犯法，都要一律严办。尤其是咱们开封府的府尹包公，此前判罚过多位皇亲国戚，深得赵官家的赞赏。”
听到这里，王浩忍不住问询道：“三木兄弟，你说的这个包公，他的名字是不是叫包拯？”
“浩哥儿，你怎么能够对包公直呼其名呢，我们在人前都叫他‘包希仁’。不过，我还听闻，不少开封的百姓们，都叫他‘包青天’呢！他可真的是一位为民做主刚正不阿，惩治贪官污吏的清廉好官。”张三木听到王浩对包拯直呼其名，当即就不乐意了，没好气地责怪道。
紧接着，王浩就继续循循善诱道：“既然如此，那要是咱们当朝副宰相犯了法，是不是也得应该治罪呢？”
站在一旁的张三木，当即就毫不犹豫地回答道：“那是当然，虽听闻说赵官家向来宅心仁厚，却对于贪官污吏毫不手软，即便是宰相犯了法，副宰相更自不必说，赵官家想必定然也会治他的罪。”
直到这个时候，王浩才从身上掏出来一个小册子，一边盯着看了几眼夏竦府邸大门，一边写写画画记在了他手中的这本小册子上。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卯时四刻的光景，天色已经放亮了大半，街道上的行人也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街道两侧的店铺和摊贩，也都开始了一天的营业。
他们沿街往北行了大概二里地路程，在瓮市子北大街的东侧，便有气势恢宏的大宅院，这引起了王浩的注意。
昨个儿，在瓮市子北大街巡视时，王浩满脑子都是如何化解他跟顶头上司之间因为上贡事宜产生的矛盾冲突，全然没有对街道两侧的宅院和商铺太过于关注。
不仅如此，昨个儿一整天的时间，在瓮市子北大街来回巡视了不下二十遍，王浩却没有向被抓了现行侵街占道经营的商铺和摊贩罚钱，更多的还是以劝说罚钱为主，所罚的钱自然也就落入了他们自己的腰包。
即便是遇到了主动上交银钱者，王浩也都让张三木一个人手下，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现代人，穿越到了古代，怎么能够以权谋私收取钱财呢。
按照当时颁布的《宋刑统》规定：“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
也就是说，凡是被街道司负责巡街身穿“青衫子一领”的兵卒发现，有侵街占道的行为，是要接受当众杖打七十的惩罚。
值得一提的是，侵街占道者在接受完七十的杖罚后，还得恢复原状，这跟现代社会的城管罚钱了事，有着很大的不同。
另外，对于乱丢垃圾的行为，《宋刑统》更有严苛的规定：“其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
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把尿屎垃圾弄到大街上，影响到了公共卫生，不只当事人倒霉，必须接受杖打六十的惩罚，而且，就连街道司的司丞也要一并受罚。
北宋都城东京街道司的现任司丞就是逼迫手下每隔一段时间上交份子钱的孙有财，若是瓮市子北大街一旦出了问题，连司丞都要跟着受罚，作为巡街直接负责人的王浩和张三木，恐怕难辞其咎，肯定也会跟着遭殃。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么，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古往今来，皆是如此。
只要侵街占道的情况不是特别严重，街道司负责巡街的兵卒们，按照情况的严重程度罚一些钱，令侵街占道着恢复原状，就免受皮肉之苦。
毕竟，像王浩和张三木这种在街道司的最底层兵卒，每个月领取两千钱，换算成银子也就是二两，一个人的日常开销，一个月自然是绰绰有余。
可是，要是养家糊口的话，哪怕是一个三口之家，依靠这两千钱的月俸，日子也会过得比较拮据，也就不难怪街道司巡街的兵卒们会私下向侵街占道者罚款收钱。
这个时候，王浩和张三木二人行至瓮市子北街的东侧，这一处气势恢宏的宅院门前，王浩先是驻足了片刻的个功夫，用手指了指宅院大门上面写着“夏府”二字的匾额，以及大门两侧前方蹲卧的石狮子，便向跟他并肩而立的张三木，用好奇的口吻，问询道：“三木兄弟，这一处大宅院的主人是谁，你知道吗？”
突然被王浩这么一问，张三木先是愣了一下神，随即用疑惑不解的口吻，反问道：“浩哥儿，你这喝醉了一次酒，该不会出现了失忆非常重要的情况吧？这处大宅院的主人，现如今可是权倾朝野，是咱们大宋当朝副宰相夏竦的宅邸。”
直到这个时候，王浩才终于认识到书生并非百无一用，他这个从现代社会穿越过来的人，幸亏是上了大学，对于张三木口中所提到的“夏竦”这个名字，作为高中历史课代表的他，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印象的。
思忖了片刻的功夫，王浩凭借着他此前在高中时期所学历史教科书中，关于北宋仁宗时期的相关历史事件和名臣奸佞，夏竦虽在北宋仁宗时期算得上一代良将，却难以配得上“良臣”二字。
而夏竦在官宦生涯当中的一大人生污点就是，他作为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发起“庆历新政”的反对派代表性人物，其手段奸诈阴险，他令人依照石介笔迹，诬蔑富弼欲行伊霍之事，私撰废立诏草，离间宋仁宗跟改革派之间的关系，致使“庆历新政”历时一年多的时间无疾而终。
想到这里，就让王浩莫名地感到有些恼怒，因为当年在高中的历史课堂上，他对于范仲淹发起“亲历新政”的失败而痛心疾首。
如若“庆历新政”能够顺利得以实施，不出个三五年得时间，北宋当时的面貌就会焕然一新，缔造出一个大帝国。最起码西夏党项，辽国契丹，以及随后的金元两朝，都不一定是北宋的对手。
尤其是范仲淹和欧阳修，这两位北宋名臣和文学大家，都是王浩崇拜和仰慕的偶像，对于陷害改革派的夏竦，自然是打心底厌恶憎恨。
经过向张三木的问询，王浩得知，眼下已是庆历三年的农历三月初，而庆历新政是从庆历三年八九月份开始的，距离现在还有差不多五六月的时间。
于是，王浩觉得有必要在庆历新政实施之前，给夏竦这个拦路虎一个教训，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教训，也算是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在夏竦的宅邸前来回转悠了足足有一刻的功夫，王浩冲着紧闭着的宅邸大门认真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后，终于发现了可以利用他的职务之便找夏竦麻烦的一个正当理由。
“三木兄弟，你说在咱们当今官家的治下，是不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呢？”王浩拿定了主意后，向站在他旁侧的张三木问询道。
面对王浩的问询，张三木点了点头，应声回答道：“浩哥儿，咱们当今的赵官家，可是一代明君，多次下诏，王公大臣犯法，都要一律严办。尤其是咱们开封府的府尹包公，此前判罚过多位皇亲国戚，深得赵官家的赞赏。”
听到这里，王浩忍不住问询道：“三木兄弟，你说的这个包公，他的名字是不是叫包拯？”
“浩哥儿，你怎么能够对包公直呼其名呢，我们在人前都叫他‘包希仁’。不过，我还听闻，不少开封的百姓们，都叫他‘包青天’呢！他可真的是一位为民做主刚正不阿，惩治贪官污吏的清廉好官。”张三木听到王浩对包拯直呼其名，当即就不乐意了，没好气地责怪道。
紧接着，王浩就继续循循善诱道：“既然如此，那要是咱们当朝副宰相犯了法，是不是也得应该治罪呢？”
站在一旁的张三木，当即就毫不犹豫地回答道：“那是当然，虽听闻说赵官家向来宅心仁厚，却对于贪官污吏毫不手软，即便是宰相犯了法，副宰相更自不必说，赵官家想必定然也会治他的罪。”
直到这个时候，王浩才从身上掏出来一个小册子，一边盯着看了几眼夏竦府邸大门，一边写写画画记在了他手中的这本小册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