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话，可以对间谍说，有些话则不能说，有些则是说了也无用。
西河的事、墨者的事、秦公子的事，吴起心中自有打算。
他说小才未必不如大才，并非随口一说，而是有自己的考虑。
他在西河算是制政者，所以他不需要墨翟、禽滑厘之类的“制政”者来西河。
这些人的确有大才，但是他们的才能大到可以制定政策而不只是执行政策，这就意味着除非与吴起对天下利益的看法一致，否则不可能说到一起去，更谈不上用他们。
吴起需要的是一批又一批基层官吏，不需要他们懂得天下、利益、本源等等这一切，只需要他们能够执行好定好的政策就行。
依样画葫芦……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可真正需要这样的人手的时候，吴起深感这种人太少，这件事太难，绝非听起来这么简单。
吴起知道墨翟等人的才能，包括刚刚声名鹊起、雄文草帛新谷等事物传到魏地的适的才能，吴起都认可，而且相当认可。
但正是因为这些人太有才能了，有才能到对天下和利益有了自己的理解、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解释天下的理念，所以不能用、也用不了。
反倒是那些才能不算太多，但是可以遵守墨者纪律、能够执行好墨者规矩、学过一些文字的人，才是他最想要的。
魏国暂时不需要相与帅，需要的是吏与士。
对于在沛地的间谍焦禾传来的种种消息，吴起并不怀疑这些消息的真实性。
惊讶之后，他没有对墨者产生太大的警惕，却对逃亡在魏都生活的秦公子连有了警惕。
老聃曾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无论如何评价，单从能力来看，吴起无疑称得上是上士，因而他看得比常人更远一些。
他相信墨者在沛地做的那些事都是真的，相信稼穑之事可以做到那种地步，相信草帛书义的重要性，相信那些隐藏在数字内部的寻常人难以触摸到的治政之术的内涵……甚至相信关于所谓乐土的推论都是合理的。
但是，有什么用呢？
吴起认为，墨者对于天下的理解有错、对于人性的理解有错、对于权力根源的理解有错。
就像一匹快马，是伯乐看中的千里马，可明明应该往北，却偏偏向南疾驰。
即便比别的马都快，终究还是不可能达成目的的。
就像是墨者所谓的尚贤一样，这是极好的，但什么算是贤才呢？
就像是墨者所谓的上下同义一样，这是极好的，但同的这个义是什么呢？
在尚贤选拔官吏这件事上，吴起很认可焦禾传来的那些“关于草帛出现后尚贤之试行办法”的说法。
里面夹杂了不少墨者的言论，但只要去除掉那些言论，不但可以听甚至可以用。
草帛他已经在安邑见过。
那些简化之后标准的、任何一字都可拆分为八笔的字也已见过。
因为那些墨者已经依靠那些商铺、商人或是本地的墨者，将那些东西传播了过来。
一夜之间，安邑之士，各个念诵“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那几张传到这里的草帛，也印证了那些墨者宣讲的未来。
那些规规矩矩可以拆分成八种笔画的文字，也比原本的文字更为方便。
配合上墨者所说的将来如何尚贤、如何选拔人才的办法，完全可以想象出一个色彩缤纷而又有根基有细节的未来。
可吴起却觉得墨者太傻，傻到真的想要利天下。
可却忘了有个夫子叫仲尼，仲尼有个弟子叫子夏，子夏来到了西河，西河兴起了学派，学派经世致用也对天下有自己的理解，而且这个学派扎根已久，人才济济。
草帛墨者可以用、八笔字墨者可以用，但别人一样可以用。
一把剑，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关键在于谁握在手里。
子夏学派本就在西河扎根，如果能够求来墨者的草帛制作办法，采用墨者那种传授弟子徒众的方式，并无滞涩。
同义，当然要同义，可这义是什么？
尚贤，当然要尚贤，可怎么才算是贤？
不相信墨者之义的，一样可以用草帛、八笔字、选贤试、稼穑法……
魏是如今天下唯一一个可能用墨者这种似乎是“幻想”出来的选拔培养官吏方式的邦国。
因为魏国是唯一一个有和官方密切的学派的国家，至少此时是，而且学派的思想基本很统一，只有少数分歧。
这正是墨者所谓的“同义”。只是同的是“子夏之儒”的义，而非“墨者”的义。
只要保证这种“义”是垄断的，那么选拔出来的贤人也一定认同魏人的政策，同时又能成为很好的官吏。
而墨者想要的利天下，太难了，在吴起看来也不可能实现。
因而，吴起并不担心那些远在沛地、做出来能让他、让西门豹、让段干木、让李悝、甚至让魏侯惊诧不已赞赏不休的事的墨者，能威胁到他的野望、威胁到魏的霸权。
相反，那些源源不断为了“利天下之人”的事物传播，只会让魏变得更加强大。
至于是否非攻……在于君王的想法，可有雄心的君王会做非攻这样的事吗？而没有雄心的君王又何必尚贤？
所以吴起对墨者不警惕，不担心，因为墨者对天下、对人平等的这些理解，根本就是世义之下流，不可能风靡天下，更不可能让君王相信。
没有君王的支持，是可以做成事的吗？
吴起认为这是做不成的，自己如果没有魏斯的支持，什么都做不成。
做不成事，又担忧什么呢？
相反，对于秦公子连拉拢胜绰那些叛墨的事，吴起却充满了警惕。
他有自己的看法，也确信必须要尽快将这件事禀告魏侯。
因为他是西河守，他面对的敌人就是秦国，所以警惕的也就比别人更深。
秦公子连收拢了胜绰等叛墨，这并不是秘密，尤其是魏人亲自聘用胜绰却被拒绝之后，更是如此。
叛墨不会讲什么义与不义。
可魏斯用人也多重才能而轻德行，吃儿子的、杀妻子的、无视儿子之死仇怨的、当过市井无赖的……都可以在魏名震天下。
况且又有吴起李悝进言，魏斯确实想要招揽胜绰等人，就像当年招揽段干木一样。
可那些叛墨一口回绝，反而投靠了如今看起来毫无希望的秦公子连。
吴起知道，虽秦人屡屡战败，失掉西河，但秦人终究是千里之国，也曾成霸业，而且周边局势也不像是宋郑那般险恶——非是处在四战之地，只要抓住时机就总有崛起的机会。
可以说魏斯对于秦国充满了警觉，不然也不会将吴起这样的大才放到西河。
当初厚待出逃的秦公子连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晋六卿之乱，智氏的许多失败者逃亡秦国，魏斯和秦人有没有秦晋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没有太多理由收留公子连。
只要将来有机会，便可以送公子连入秦，扶植一个亲魏的附庸政权。
秦人不傻，每一任秦国国君都希望改变那种贵族乱政、甚至可以废立君王、逼君王自杀的局面。
君权和贵族权力本就是最大的矛盾，即便如今的秦君赢悼子算是政变上台。
他在台下的时候自然希望贵族权力大而君王权力小；到了台上则必然会希望君王权力大而贵族权力小。
如今秦人连连败绩，不复穆公之时，由是秦国国君赢悼子也做出了一些改革。
为了对抗西河的私有土地制度导致的西河秦人归心、大量的秦人逃亡魏国的局面，秦国内部也已经开始征收私亩税：从法律上承认了那些私田的合法性，这件事悬而未决，国君随时都可以用破坏井田礼制的缘故收拾那些有大量私田的大贵族——敢不敢做是一回事，有没有做的借口又是另一回事。
不只是私亩税的改革，秦人的等级制度也稍微出现了一丝松动。原本带剑只是贵族的特权，但是赢悼子还是以秦人好私斗固需吏佩剑防身为理由，在等级制度上打开了一个口子。
秦国的贱民阶层终于可以佩剑了，能不能买得起是一回事，生下来就没有资格配剑又是另一回事。
这种改革，引起了魏人的一些担忧。
可在吴起看来，完全没有担忧的必要。
秦人就算改革，也要先来一场对抗旧贵族的屠杀和血雨腥风，而且短时间之内也不可能成功。
就算改革了，那么哪里有那么多贤明的基层官吏呢？
秦人地处西陲，东进压晋、南下巴蜀的战略，在百年内全部失败，彻底堵住了和中原的联系。
而魏地处中原，各国的游士都可以很方便地来到魏地，这才是魏国可以变革的基础，一个独立于旧贵族、没有庞大家族力量的新阶层。
吴起、乐羊、段干木等等这些人，俱是如此，他们天然地会和君王站在一边，对抗那些掣肘的贵族——因为他们除了君王的信任之外一无所有，他们能也只能站在加强君权这一边。
这些人作为吴起所说的“制政者”，对抗那些“守旧政”的贵族。
当然也需要一些“行令者”，来作为基层官吏，这样才能完善魏国变法后的权力分配。
而子夏当年在西河，为魏国留下了庞大的遗产：西河学派让魏国成为了三晋的文化中心，不断地依靠讲学制造源源不绝的基层官吏。
如今就算赢悼子想要变革，而且看起来已经做了两件看似雄心壮志以为后来的事，但在魏国高层看来，这还早得很。
与旧贵族争权、培养大批新的基层官吏。
这两者相辅相成：没有足够的士、落魄贵族等基层官吏，就没办法对抗旧贵族。与旧贵族争权不成功，君王就无法提拔大量的新贵。
秦立国不早，却至少比今年刚刚封侯的魏早。
晋六卿之乱，杀了这么久，魏的贵族们才刚刚站稳脚跟，还未形成根深蒂固不可撼动的集团，没有旧贵族掣肘，所以三晋变法都容易一些。
可秦国的贵族力量太大，和三晋根本没法比。
魏国变法，看似简单而不血腥，因为魏国的贵族阶层还不成型，所以可以绕开你死我活的这一阶段。然而魏可以绕开，秦却绕不开。
你死我活之后，还要有充足的游士、庞大的对抗大夫卿家族的士和落魄贵族。
以及，源源不断地基层官吏。
这些秦国都没有。
可是，吴起知道胜绰等叛墨投靠了公子连。
胜绰的才能，吴起还是认可的。当年齐鲁交战，两人四战，吴起胜二平二，虽说一个弱鲁一是强齐，可吴起认为能和自己打平的人，已经相当难得。
况且……墨者的才能，可不只是野战对阵，甚至这只是守城中“上守出城决战”的一部分。
墨者的义，吴起觉得不可能成功，所以他可以不警惕那些没有叛义的墨者。
但是，胜绰这些人已经叛了墨者的义、叛了吴起看来无需警惕墨者原因的义……
秦国缺乏一群依附君王的游士去对抗旧贵。
秦国缺乏一个属于秦国的“西河学派”来培养基层官吏。
吴起知道，秦国现在什么都没有。
可万一有一天公子连入秦呢？
这部分叛墨入秦，就只能依附君王去对抗旧贵族，来获取权力。
这部分叛墨入秦，完全可以建起属于秦人自己的“西河学派”，去掉墨者的义，而又什伍、明令、尊法、同上的一个新的学派。
吴起担忧，秦人将来什么都会有。
他必须向魏侯进言两件事。
其一，继续派人去沛邑，求请学习墨者的那些利天下之物，甚至可以百金千金去聘用一些人。
其二，想办法解决秦人崛起的可能性。要么继续压制秦人，彻底让秦崩溃后再南下、东进；要么……放弃对公子连的幻想。
西河的事、墨者的事、秦公子的事，吴起心中自有打算。
他说小才未必不如大才，并非随口一说，而是有自己的考虑。
他在西河算是制政者，所以他不需要墨翟、禽滑厘之类的“制政”者来西河。
这些人的确有大才，但是他们的才能大到可以制定政策而不只是执行政策，这就意味着除非与吴起对天下利益的看法一致，否则不可能说到一起去，更谈不上用他们。
吴起需要的是一批又一批基层官吏，不需要他们懂得天下、利益、本源等等这一切，只需要他们能够执行好定好的政策就行。
依样画葫芦……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可真正需要这样的人手的时候，吴起深感这种人太少，这件事太难，绝非听起来这么简单。
吴起知道墨翟等人的才能，包括刚刚声名鹊起、雄文草帛新谷等事物传到魏地的适的才能，吴起都认可，而且相当认可。
但正是因为这些人太有才能了，有才能到对天下和利益有了自己的理解、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解释天下的理念，所以不能用、也用不了。
反倒是那些才能不算太多，但是可以遵守墨者纪律、能够执行好墨者规矩、学过一些文字的人，才是他最想要的。
魏国暂时不需要相与帅，需要的是吏与士。
对于在沛地的间谍焦禾传来的种种消息，吴起并不怀疑这些消息的真实性。
惊讶之后，他没有对墨者产生太大的警惕，却对逃亡在魏都生活的秦公子连有了警惕。
老聃曾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无论如何评价，单从能力来看，吴起无疑称得上是上士，因而他看得比常人更远一些。
他相信墨者在沛地做的那些事都是真的，相信稼穑之事可以做到那种地步，相信草帛书义的重要性，相信那些隐藏在数字内部的寻常人难以触摸到的治政之术的内涵……甚至相信关于所谓乐土的推论都是合理的。
但是，有什么用呢？
吴起认为，墨者对于天下的理解有错、对于人性的理解有错、对于权力根源的理解有错。
就像一匹快马，是伯乐看中的千里马，可明明应该往北，却偏偏向南疾驰。
即便比别的马都快，终究还是不可能达成目的的。
就像是墨者所谓的尚贤一样，这是极好的，但什么算是贤才呢？
就像是墨者所谓的上下同义一样，这是极好的，但同的这个义是什么呢？
在尚贤选拔官吏这件事上，吴起很认可焦禾传来的那些“关于草帛出现后尚贤之试行办法”的说法。
里面夹杂了不少墨者的言论，但只要去除掉那些言论，不但可以听甚至可以用。
草帛他已经在安邑见过。
那些简化之后标准的、任何一字都可拆分为八笔的字也已见过。
因为那些墨者已经依靠那些商铺、商人或是本地的墨者，将那些东西传播了过来。
一夜之间，安邑之士，各个念诵“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那几张传到这里的草帛，也印证了那些墨者宣讲的未来。
那些规规矩矩可以拆分成八种笔画的文字，也比原本的文字更为方便。
配合上墨者所说的将来如何尚贤、如何选拔人才的办法，完全可以想象出一个色彩缤纷而又有根基有细节的未来。
可吴起却觉得墨者太傻，傻到真的想要利天下。
可却忘了有个夫子叫仲尼，仲尼有个弟子叫子夏，子夏来到了西河，西河兴起了学派，学派经世致用也对天下有自己的理解，而且这个学派扎根已久，人才济济。
草帛墨者可以用、八笔字墨者可以用，但别人一样可以用。
一把剑，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关键在于谁握在手里。
子夏学派本就在西河扎根，如果能够求来墨者的草帛制作办法，采用墨者那种传授弟子徒众的方式，并无滞涩。
同义，当然要同义，可这义是什么？
尚贤，当然要尚贤，可怎么才算是贤？
不相信墨者之义的，一样可以用草帛、八笔字、选贤试、稼穑法……
魏是如今天下唯一一个可能用墨者这种似乎是“幻想”出来的选拔培养官吏方式的邦国。
因为魏国是唯一一个有和官方密切的学派的国家，至少此时是，而且学派的思想基本很统一，只有少数分歧。
这正是墨者所谓的“同义”。只是同的是“子夏之儒”的义，而非“墨者”的义。
只要保证这种“义”是垄断的，那么选拔出来的贤人也一定认同魏人的政策，同时又能成为很好的官吏。
而墨者想要的利天下，太难了，在吴起看来也不可能实现。
因而，吴起并不担心那些远在沛地、做出来能让他、让西门豹、让段干木、让李悝、甚至让魏侯惊诧不已赞赏不休的事的墨者，能威胁到他的野望、威胁到魏的霸权。
相反，那些源源不断为了“利天下之人”的事物传播，只会让魏变得更加强大。
至于是否非攻……在于君王的想法，可有雄心的君王会做非攻这样的事吗？而没有雄心的君王又何必尚贤？
所以吴起对墨者不警惕，不担心，因为墨者对天下、对人平等的这些理解，根本就是世义之下流，不可能风靡天下，更不可能让君王相信。
没有君王的支持，是可以做成事的吗？
吴起认为这是做不成的，自己如果没有魏斯的支持，什么都做不成。
做不成事，又担忧什么呢？
相反，对于秦公子连拉拢胜绰那些叛墨的事，吴起却充满了警惕。
他有自己的看法，也确信必须要尽快将这件事禀告魏侯。
因为他是西河守，他面对的敌人就是秦国，所以警惕的也就比别人更深。
秦公子连收拢了胜绰等叛墨，这并不是秘密，尤其是魏人亲自聘用胜绰却被拒绝之后，更是如此。
叛墨不会讲什么义与不义。
可魏斯用人也多重才能而轻德行，吃儿子的、杀妻子的、无视儿子之死仇怨的、当过市井无赖的……都可以在魏名震天下。
况且又有吴起李悝进言，魏斯确实想要招揽胜绰等人，就像当年招揽段干木一样。
可那些叛墨一口回绝，反而投靠了如今看起来毫无希望的秦公子连。
吴起知道，虽秦人屡屡战败，失掉西河，但秦人终究是千里之国，也曾成霸业，而且周边局势也不像是宋郑那般险恶——非是处在四战之地，只要抓住时机就总有崛起的机会。
可以说魏斯对于秦国充满了警觉，不然也不会将吴起这样的大才放到西河。
当初厚待出逃的秦公子连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晋六卿之乱，智氏的许多失败者逃亡秦国，魏斯和秦人有没有秦晋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没有太多理由收留公子连。
只要将来有机会，便可以送公子连入秦，扶植一个亲魏的附庸政权。
秦人不傻，每一任秦国国君都希望改变那种贵族乱政、甚至可以废立君王、逼君王自杀的局面。
君权和贵族权力本就是最大的矛盾，即便如今的秦君赢悼子算是政变上台。
他在台下的时候自然希望贵族权力大而君王权力小；到了台上则必然会希望君王权力大而贵族权力小。
如今秦人连连败绩，不复穆公之时，由是秦国国君赢悼子也做出了一些改革。
为了对抗西河的私有土地制度导致的西河秦人归心、大量的秦人逃亡魏国的局面，秦国内部也已经开始征收私亩税：从法律上承认了那些私田的合法性，这件事悬而未决，国君随时都可以用破坏井田礼制的缘故收拾那些有大量私田的大贵族——敢不敢做是一回事，有没有做的借口又是另一回事。
不只是私亩税的改革，秦人的等级制度也稍微出现了一丝松动。原本带剑只是贵族的特权，但是赢悼子还是以秦人好私斗固需吏佩剑防身为理由，在等级制度上打开了一个口子。
秦国的贱民阶层终于可以佩剑了，能不能买得起是一回事，生下来就没有资格配剑又是另一回事。
这种改革，引起了魏人的一些担忧。
可在吴起看来，完全没有担忧的必要。
秦人就算改革，也要先来一场对抗旧贵族的屠杀和血雨腥风，而且短时间之内也不可能成功。
就算改革了，那么哪里有那么多贤明的基层官吏呢？
秦人地处西陲，东进压晋、南下巴蜀的战略，在百年内全部失败，彻底堵住了和中原的联系。
而魏地处中原，各国的游士都可以很方便地来到魏地，这才是魏国可以变革的基础，一个独立于旧贵族、没有庞大家族力量的新阶层。
吴起、乐羊、段干木等等这些人，俱是如此，他们天然地会和君王站在一边，对抗那些掣肘的贵族——因为他们除了君王的信任之外一无所有，他们能也只能站在加强君权这一边。
这些人作为吴起所说的“制政者”，对抗那些“守旧政”的贵族。
当然也需要一些“行令者”，来作为基层官吏，这样才能完善魏国变法后的权力分配。
而子夏当年在西河，为魏国留下了庞大的遗产：西河学派让魏国成为了三晋的文化中心，不断地依靠讲学制造源源不绝的基层官吏。
如今就算赢悼子想要变革，而且看起来已经做了两件看似雄心壮志以为后来的事，但在魏国高层看来，这还早得很。
与旧贵族争权、培养大批新的基层官吏。
这两者相辅相成：没有足够的士、落魄贵族等基层官吏，就没办法对抗旧贵族。与旧贵族争权不成功，君王就无法提拔大量的新贵。
秦立国不早，却至少比今年刚刚封侯的魏早。
晋六卿之乱，杀了这么久，魏的贵族们才刚刚站稳脚跟，还未形成根深蒂固不可撼动的集团，没有旧贵族掣肘，所以三晋变法都容易一些。
可秦国的贵族力量太大，和三晋根本没法比。
魏国变法，看似简单而不血腥，因为魏国的贵族阶层还不成型，所以可以绕开你死我活的这一阶段。然而魏可以绕开，秦却绕不开。
你死我活之后，还要有充足的游士、庞大的对抗大夫卿家族的士和落魄贵族。
以及，源源不断地基层官吏。
这些秦国都没有。
可是，吴起知道胜绰等叛墨投靠了公子连。
胜绰的才能，吴起还是认可的。当年齐鲁交战，两人四战，吴起胜二平二，虽说一个弱鲁一是强齐，可吴起认为能和自己打平的人，已经相当难得。
况且……墨者的才能，可不只是野战对阵，甚至这只是守城中“上守出城决战”的一部分。
墨者的义，吴起觉得不可能成功，所以他可以不警惕那些没有叛义的墨者。
但是，胜绰这些人已经叛了墨者的义、叛了吴起看来无需警惕墨者原因的义……
秦国缺乏一群依附君王的游士去对抗旧贵。
秦国缺乏一个属于秦国的“西河学派”来培养基层官吏。
吴起知道，秦国现在什么都没有。
可万一有一天公子连入秦呢？
这部分叛墨入秦，就只能依附君王去对抗旧贵族，来获取权力。
这部分叛墨入秦，完全可以建起属于秦人自己的“西河学派”，去掉墨者的义，而又什伍、明令、尊法、同上的一个新的学派。
吴起担忧，秦人将来什么都会有。
他必须向魏侯进言两件事。
其一，继续派人去沛邑，求请学习墨者的那些利天下之物，甚至可以百金千金去聘用一些人。
其二，想办法解决秦人崛起的可能性。要么继续压制秦人，彻底让秦崩溃后再南下、东进；要么……放弃对公子连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