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不凡抛出了这个法表儒里的理论之后，大家也都在认真倾听。时不凡刚刚总结出了历朝历代的儒表法里的理论，可是再次跑出了一个法表儒里，这样正好颠倒了过来。
“所谓法表儒里，也就是表面上用法家的手段来治国，可是在制定‘法’之时，却采用儒家的仁德思想来进行制定律法。一切以仁德作为立法之根基，以仁德作为立法的核心。以仁德作为立法根基，采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思维来立法。凡是任何犯了小错的人，都给予他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而对于那些犯了大罪，或者是屡教不改之人才会进行严惩。一般小错，并非是要以严惩为主，反而是以教化为主。这个和法家严刑酷法，正好相反。表面看是我们以法家手段来治国，可是内心却还是秉承着儒家之仁德来治国。”
“而仁德，也是根据天下万民的天良来进行制定。天下万民公认的公共道德，乃是立法之根基。只有符合天下万民公共道德的律法，才算是‘儒之法’。儒家之法，乃是天下万民公共道德的最底线，这样维护天下万民公共道德，让大家君臣父子有序，万民相亲相爱，这样维持最低限的道德。至于以后我们可以辅以教化手段，逐步提高万民的仁德思想，这样可以不断的根据天下万民的公德所思所想，调整这个‘儒之法’的条例，维系天下公认的秩序。”
时不凡讲解了这个法表儒里，让在场的所有人也都因此议论纷纷，因为这样是一个完全新鲜的思想，甚至是颠覆了过去都儒家和法家的思维。儒家完全讲究以道德感化，可是法家却主张以严刑酷法来统治。而儒家太软，法家太刚，这两个都不是好办法。而后来统治者总结出来了儒表法里的策略，所以很大的延续了这个天下的稳定。不过现在时不凡再次提出了正好颠倒过来的策略，也就是法表儒里，这样让大家再次陷入了一种沉思。
时不凡所言的最重要的是在立法方面，时不凡所主张的立法权力，在于根据天下万民所公认的公德来进行立法。立法思想是在于法律是天下万民道德的底线，是维系道德社会的最低点，维系最基本的秩序。这个立法思想其实是非常先进的，也是最符合儒家思想的想法。儒家一直讲究道德，可儒家毕竟太软了，只是主张道德感化，可是对于那些违反道德的人，却没有太好的处置方法。可是时不凡提倡以儒家为核心，设立法律，然后利用国家的暴利机器司法机构来维系这个儒家道德法律的最基本的东西。
当然，这个道德也都并不是一层不变的，而是结合了时不凡之前所提倡的“心学”。这个心学的核心在于挖掘每一个人内心的“天良”，然后可以真正的做出一个可以尽可能让天下更多人都尽可能满意的法律。
这个也就是时不凡的立法丝线，那也就是以人为本，以人类公认的道德作为标准。如果人类道德思想改变，那法律也都必须要跟着改变。以道德为核心，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限度，这个也就是时不凡的立法思想。
时不凡这个立法思想自认为是最接近于后世的，后世的立法思想是以人为本，时不凡这个法表儒里的立法思想是以社会公德为标准，这样相对是最接近的，也是这个时代儒家最能够接受的一种想法。
时不凡学习法律的时候，自然知道上古先秦的法家。古代法家提倡法制，可是这个“法制”绝非等同于后世的“法治”。后世的法治的核心意义在于百姓选出一些人作为代表，有些国家叫做议员，有些叫做民意代表等等不同的说法。然后由他们来代替行使立法权，而政府对法律负责，那也就是在间接的对国家公民负责，这样可以实现所谓的“民主”，这个才是真正的“依法治国”。
可是古代的法家，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古代的法家的核心思想完全不同，古代法家的立法思想是在于君王。古代法家的立法权在于君王，君王号称是口含天宪，言出法随。古代法家提倡的立法权在于君王，而君王是唯一一个超脱于法律之上的，是可以随便立法的人。君王对于法律有设立权，修改权，甚至特别赦免等等权力。可以说法家所提倡的“法制”，那是为了维护君王中央集权的思想。
古代的法家是君王集权的工具，是为君王集中权力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古代的“法家”所提倡都是君王拥有绝对立法权，而万民和臣子必须要服从于“法”。通过服从于“法”来表现对君王的忠诚。
这个也就是古代的立法权和后世的立法权的最大区别，可是却代表了完全不同的执政思维，和对待百姓的思维。后世的国家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每一个人都有间接的立法权，不过却是要通过一些代表来代替行使。不过古代那个完全是君王的玩物，古代的法完全是维护君王统治的手段。今天为了君王的利益可以设立这部法律，明天可以修改，完全是在于君王的个人利益和皇家利益所在。
所以古代的法家，并不是后世的“法家”，这两者差别大了。古代的法家代表的是封建君主的****，可是后世的“法家”却完全是代表普通百姓，这两者之间代表的阶级完全不一样，千万不能混为一谈。
“我所说这个‘儒之法’，最根基的还是为了维护天下万民的教化。我们不能够奢求天下万民一日之内全体成为不图私我的圣人，可是我们却可以维系最基本的仁德，不至于让天下大乱。过去我们儒家太过于偏软，让那些违反道德的人很少受到严惩，所以带动了更多的人突破道德底线。可是我们不如借鉴法家之手段，可是却没有法家如此狠辣的严刑酷法，以教育为主，除非是罪大恶极或者是屡教不改之人才会进行严惩。这样避免了不教而诛，也都可以让天下万民真正的明白，公德的底线是在哪，哪些事情是不能够突破的。我们只有先守住了天下仁德的底线，那才能够有所进步。可是如果连底线都无法守住，那我们何谈能够进步呢？”
“兵法有言，善战者首先立于不败之地。我们教化万民也都可以借鉴，首先要维持我们天下万民道德不会崩溃，这样才能够逐步进步。不然一旦崩溃，那我们重建秩序之后，却还是无法能够维持底线，最后一次次突破，而我们都是在做无用功。所以我深刻认识到，仁德没有武力是无能的，武力没有仁德，那是****。我们以仁德之心掌握武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儒之法’作为维系天下秩序之根本。这样可以避免儒家之太软，法家过刚，这个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啊！”
“至于儒表法里，固然可以教化万民，可是却无法掩盖法家之过于刚强的情况，而儒家却无法有效的纠正律法的残酷。可是我们以儒家之仁德之心来立法，这样从根基上保证了律法的仁德，慎杀少杀，以教化为主，惩治为辅，这样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天下归心！”
时不凡说完之后，任雅相马上大喊：“时校书郎说得好！”
“说得好，法表儒里，这个才是长治久安之道！”“没错，时校书郎说的不错，太好了！”……
大家纷纷表达了赞同，哪怕是孔颖达也都表示主动抚摸着胡须，连连表达满意。因为时不凡这个法表儒里对于儒家的地位，不但没有任何打压，反而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儒家偏于软弱的特性。如果能以儒家的仁德思想来立法，这样对于儒家在于天下的影响力不但没有半点减弱，反而是加强了很多倍。过去儒家只能够以道德感化作为主要手段，可是现在如果能够设立规则，通过儒家的仁德思想来设立一个道德的“底线”，这样也就是“儒之法”的由来，这样完全可以再次提高了儒家的影响力。
时不凡这个“法表儒里”的理论，哪怕是孔颖达也都知道这个理论未必比当年的董仲舒提倡的独尊儒术更差。董仲舒只是做到了独尊儒术，可是却没有能真正做到以儒家思想来统治天下。可是时不凡这个主张以仁德思想来立法，然后作为统治万民的手段，这样可真的是进步了一个很大部分。如果真的实现了这个“儒之法”，那儒家可是真正的深入到了每一个人心里。不但是文人心里，更是间接的深入到了每一个百姓心里。
孔颖达的孔家靠谁混饭吃，不就是靠着孔子后代混饭吃吗？孔家的士族身份，其实都是虚的。只要儒家没有倒闭，那他们孔家永远是这个世界的名流，衰败不到哪里去的。
时不凡提高儒家地位，提高儒家影响力，那对于孔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哪怕士族的利益因此受损，孔家也都无所谓。因为孔家更看重儒家影响力，所谓士族和庶族之间的矛盾，对于他们影响不大。
“时校书郎今天所言，哪怕是让老夫也都茅塞顿开啊！如果时校书郎早生二十年，不，哪怕早生十年，老夫也都说不定会豁出脸皮来拜师了！”孔颖达回答。
孔颖达这个是豁出老脸来给时不凡造势了，代表了孔家正式接受了时不凡的说法，以法表儒里作为思想，代表了孔家承认了时不凡的理论。而孔家是孔子的后代，他们承认了时不凡的学术思想，那往往也就是意味着时不凡的思想正式被儒家核心所接受了。这样以后时不凡可以获得一个“学术大家”的名头，对于他以后仕途肯定有无比重要的好处。
在这个古代学术和政治关系密切的情况下，这个是互相促进的。学术搞好了可以去当官，当官往往也是要依靠学术思想来获得升迁和执政，甚至是用学术思想来抨击政敌进行斗争。时不凡的“心学”思想，还有随之而来的“法表儒里”思想，那代表了孔家承认了他的研究成果，甚至接受成为了“正统”了。
“孔学士谬赞了，天下谁不知道孔学士乃是儒学大家，孔学士也多对我颇有启发，以后我还是希望您能够多多指教！”时不凡说道。
孔颖达摇头说：“我还有什么可以教导你的呢？以后，你我以师兄师弟相称吧！”
周围无数人也都羡慕嫉妒恨啊，这个孔颖达居然承认时不凡是“师弟”了，这样意味着他们是平辈了。如果这么算来，那时不凡在天下各大家族，甚至是在学术界政治界的“辈分”得以提高了很多倍啊！这个辈分，可是要了人老命的东西。中国人都喜欢辈分高，辈分高可是一个很大的资本。辈分代表了“资历”的一种，所以谁都羡慕被孔颖达称之为师弟了。甚至刚才孔颖达都说如果时不凡年轻十岁，说不定都豁出脸皮来拜师。如果到时候，一大群和孔颖达差不多年龄的大师们也多要吐血，到时候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师叔那他们不得晕死了吗？
那个时候几乎全天下的学者也都是时不凡的晚辈，那要多坑人啊？孔颖达这个年龄，那已经是年龄不小了，比孔颖达辈分高的人，那已经不多了。所以时不凡成为了孔颖达的师弟，那辈分可真的是无以伦比的，在学术圈里面可以横着走了。
“看来，以后我也要小心了。以后说不定会有人过来挑衅我，希望把我踩下去来扬名立万的！”时不凡心里嘀咕，显然不管是武林还是儒林，都是有那么一群初出牛犊不怕虎的家伙，希望踩着前辈的身上去扬名立万，获得大家的尊重。
自己这次在这里搞辩论，那以后一定会有不少人效仿的，这也是肯定的。说不定，还会有人把目标打到自己头上，然后可以趁机踩着时不凡上去。
“时师弟，以后说不定你能够成为我儒家的又一位圣人啊！”孔颖达感慨的说道。
“儒家圣人？”时不凡颇有些无语。
时不凡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孔颖达如此称赞，自己居然成了儒家的圣人了？当然，时不凡知道自己不可能否认自己是“儒家”，因为在古代，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儒家，那最后肯定是要倒霉的。儒家已经统治了整个学术界，要是标新立异是不行的。哪怕要自立门户，也是要在儒家这个大框架里面进行。
后来的朱熹，甚至还有王守仁，不也都是打着儒家的旗号，然后发展自己的“私货”吗？在唐朝的儒家，其实并非是那个明清时期的腐儒。孔子也不是一个腐朽封建的老夫子，儒家思想其实是被后来的统治者所歪曲了。古代人统治者为了方便统治，这才到处歪曲儒家学说。在孔子时代，甚至在宋朝之前，儒家的思想并不是那么腐朽封建，反而非常的开放，并不是彻头彻尾的封建的。
时不凡对于宋朝之前，甚至可以说是南宋之前的儒家并不反感，反而他们有不少的促进社会发展的学术思想。可是在南宋之后，儒家思想越来越变态，变得不可救药了。所以时不凡不反对自己做一个唐朝的儒家子弟，甚至愿意改变这个儒家，把儒家思想改变成为更适合于未来发展的思想。
用时不凡的说法，这个也就是——再造一个天！
“所谓法表儒里，也就是表面上用法家的手段来治国，可是在制定‘法’之时，却采用儒家的仁德思想来进行制定律法。一切以仁德作为立法之根基，以仁德作为立法的核心。以仁德作为立法根基，采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思维来立法。凡是任何犯了小错的人，都给予他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而对于那些犯了大罪，或者是屡教不改之人才会进行严惩。一般小错，并非是要以严惩为主，反而是以教化为主。这个和法家严刑酷法，正好相反。表面看是我们以法家手段来治国，可是内心却还是秉承着儒家之仁德来治国。”
“而仁德，也是根据天下万民的天良来进行制定。天下万民公认的公共道德，乃是立法之根基。只有符合天下万民公共道德的律法，才算是‘儒之法’。儒家之法，乃是天下万民公共道德的最底线，这样维护天下万民公共道德，让大家君臣父子有序，万民相亲相爱，这样维持最低限的道德。至于以后我们可以辅以教化手段，逐步提高万民的仁德思想，这样可以不断的根据天下万民的公德所思所想，调整这个‘儒之法’的条例，维系天下公认的秩序。”
时不凡讲解了这个法表儒里，让在场的所有人也都因此议论纷纷，因为这样是一个完全新鲜的思想，甚至是颠覆了过去都儒家和法家的思维。儒家完全讲究以道德感化，可是法家却主张以严刑酷法来统治。而儒家太软，法家太刚，这两个都不是好办法。而后来统治者总结出来了儒表法里的策略，所以很大的延续了这个天下的稳定。不过现在时不凡再次提出了正好颠倒过来的策略，也就是法表儒里，这样让大家再次陷入了一种沉思。
时不凡所言的最重要的是在立法方面，时不凡所主张的立法权力，在于根据天下万民所公认的公德来进行立法。立法思想是在于法律是天下万民道德的底线，是维系道德社会的最低点，维系最基本的秩序。这个立法思想其实是非常先进的，也是最符合儒家思想的想法。儒家一直讲究道德，可儒家毕竟太软了，只是主张道德感化，可是对于那些违反道德的人，却没有太好的处置方法。可是时不凡提倡以儒家为核心，设立法律，然后利用国家的暴利机器司法机构来维系这个儒家道德法律的最基本的东西。
当然，这个道德也都并不是一层不变的，而是结合了时不凡之前所提倡的“心学”。这个心学的核心在于挖掘每一个人内心的“天良”，然后可以真正的做出一个可以尽可能让天下更多人都尽可能满意的法律。
这个也就是时不凡的立法丝线，那也就是以人为本，以人类公认的道德作为标准。如果人类道德思想改变，那法律也都必须要跟着改变。以道德为核心，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限度，这个也就是时不凡的立法思想。
时不凡这个立法思想自认为是最接近于后世的，后世的立法思想是以人为本，时不凡这个法表儒里的立法思想是以社会公德为标准，这样相对是最接近的，也是这个时代儒家最能够接受的一种想法。
时不凡学习法律的时候，自然知道上古先秦的法家。古代法家提倡法制，可是这个“法制”绝非等同于后世的“法治”。后世的法治的核心意义在于百姓选出一些人作为代表，有些国家叫做议员，有些叫做民意代表等等不同的说法。然后由他们来代替行使立法权，而政府对法律负责，那也就是在间接的对国家公民负责，这样可以实现所谓的“民主”，这个才是真正的“依法治国”。
可是古代的法家，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古代的法家的核心思想完全不同，古代法家的立法思想是在于君王。古代法家的立法权在于君王，君王号称是口含天宪，言出法随。古代法家提倡的立法权在于君王，而君王是唯一一个超脱于法律之上的，是可以随便立法的人。君王对于法律有设立权，修改权，甚至特别赦免等等权力。可以说法家所提倡的“法制”，那是为了维护君王中央集权的思想。
古代的法家是君王集权的工具，是为君王集中权力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古代的“法家”所提倡都是君王拥有绝对立法权，而万民和臣子必须要服从于“法”。通过服从于“法”来表现对君王的忠诚。
这个也就是古代的立法权和后世的立法权的最大区别，可是却代表了完全不同的执政思维，和对待百姓的思维。后世的国家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每一个人都有间接的立法权，不过却是要通过一些代表来代替行使。不过古代那个完全是君王的玩物，古代的法完全是维护君王统治的手段。今天为了君王的利益可以设立这部法律，明天可以修改，完全是在于君王的个人利益和皇家利益所在。
所以古代的法家，并不是后世的“法家”，这两者差别大了。古代的法家代表的是封建君主的****，可是后世的“法家”却完全是代表普通百姓，这两者之间代表的阶级完全不一样，千万不能混为一谈。
“我所说这个‘儒之法’，最根基的还是为了维护天下万民的教化。我们不能够奢求天下万民一日之内全体成为不图私我的圣人，可是我们却可以维系最基本的仁德，不至于让天下大乱。过去我们儒家太过于偏软，让那些违反道德的人很少受到严惩，所以带动了更多的人突破道德底线。可是我们不如借鉴法家之手段，可是却没有法家如此狠辣的严刑酷法，以教育为主，除非是罪大恶极或者是屡教不改之人才会进行严惩。这样避免了不教而诛，也都可以让天下万民真正的明白，公德的底线是在哪，哪些事情是不能够突破的。我们只有先守住了天下仁德的底线，那才能够有所进步。可是如果连底线都无法守住，那我们何谈能够进步呢？”
“兵法有言，善战者首先立于不败之地。我们教化万民也都可以借鉴，首先要维持我们天下万民道德不会崩溃，这样才能够逐步进步。不然一旦崩溃，那我们重建秩序之后，却还是无法能够维持底线，最后一次次突破，而我们都是在做无用功。所以我深刻认识到，仁德没有武力是无能的，武力没有仁德，那是****。我们以仁德之心掌握武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儒之法’作为维系天下秩序之根本。这样可以避免儒家之太软，法家过刚，这个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啊！”
“至于儒表法里，固然可以教化万民，可是却无法掩盖法家之过于刚强的情况，而儒家却无法有效的纠正律法的残酷。可是我们以儒家之仁德之心来立法，这样从根基上保证了律法的仁德，慎杀少杀，以教化为主，惩治为辅，这样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天下归心！”
时不凡说完之后，任雅相马上大喊：“时校书郎说得好！”
“说得好，法表儒里，这个才是长治久安之道！”“没错，时校书郎说的不错，太好了！”……
大家纷纷表达了赞同，哪怕是孔颖达也都表示主动抚摸着胡须，连连表达满意。因为时不凡这个法表儒里对于儒家的地位，不但没有任何打压，反而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儒家偏于软弱的特性。如果能以儒家的仁德思想来立法，这样对于儒家在于天下的影响力不但没有半点减弱，反而是加强了很多倍。过去儒家只能够以道德感化作为主要手段，可是现在如果能够设立规则，通过儒家的仁德思想来设立一个道德的“底线”，这样也就是“儒之法”的由来，这样完全可以再次提高了儒家的影响力。
时不凡这个“法表儒里”的理论，哪怕是孔颖达也都知道这个理论未必比当年的董仲舒提倡的独尊儒术更差。董仲舒只是做到了独尊儒术，可是却没有能真正做到以儒家思想来统治天下。可是时不凡这个主张以仁德思想来立法，然后作为统治万民的手段，这样可真的是进步了一个很大部分。如果真的实现了这个“儒之法”，那儒家可是真正的深入到了每一个人心里。不但是文人心里，更是间接的深入到了每一个百姓心里。
孔颖达的孔家靠谁混饭吃，不就是靠着孔子后代混饭吃吗？孔家的士族身份，其实都是虚的。只要儒家没有倒闭，那他们孔家永远是这个世界的名流，衰败不到哪里去的。
时不凡提高儒家地位，提高儒家影响力，那对于孔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哪怕士族的利益因此受损，孔家也都无所谓。因为孔家更看重儒家影响力，所谓士族和庶族之间的矛盾，对于他们影响不大。
“时校书郎今天所言，哪怕是让老夫也都茅塞顿开啊！如果时校书郎早生二十年，不，哪怕早生十年，老夫也都说不定会豁出脸皮来拜师了！”孔颖达回答。
孔颖达这个是豁出老脸来给时不凡造势了，代表了孔家正式接受了时不凡的说法，以法表儒里作为思想，代表了孔家承认了时不凡的理论。而孔家是孔子的后代，他们承认了时不凡的学术思想，那往往也就是意味着时不凡的思想正式被儒家核心所接受了。这样以后时不凡可以获得一个“学术大家”的名头，对于他以后仕途肯定有无比重要的好处。
在这个古代学术和政治关系密切的情况下，这个是互相促进的。学术搞好了可以去当官，当官往往也是要依靠学术思想来获得升迁和执政，甚至是用学术思想来抨击政敌进行斗争。时不凡的“心学”思想，还有随之而来的“法表儒里”思想，那代表了孔家承认了他的研究成果，甚至接受成为了“正统”了。
“孔学士谬赞了，天下谁不知道孔学士乃是儒学大家，孔学士也多对我颇有启发，以后我还是希望您能够多多指教！”时不凡说道。
孔颖达摇头说：“我还有什么可以教导你的呢？以后，你我以师兄师弟相称吧！”
周围无数人也都羡慕嫉妒恨啊，这个孔颖达居然承认时不凡是“师弟”了，这样意味着他们是平辈了。如果这么算来，那时不凡在天下各大家族，甚至是在学术界政治界的“辈分”得以提高了很多倍啊！这个辈分，可是要了人老命的东西。中国人都喜欢辈分高，辈分高可是一个很大的资本。辈分代表了“资历”的一种，所以谁都羡慕被孔颖达称之为师弟了。甚至刚才孔颖达都说如果时不凡年轻十岁，说不定都豁出脸皮来拜师。如果到时候，一大群和孔颖达差不多年龄的大师们也多要吐血，到时候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师叔那他们不得晕死了吗？
那个时候几乎全天下的学者也都是时不凡的晚辈，那要多坑人啊？孔颖达这个年龄，那已经是年龄不小了，比孔颖达辈分高的人，那已经不多了。所以时不凡成为了孔颖达的师弟，那辈分可真的是无以伦比的，在学术圈里面可以横着走了。
“看来，以后我也要小心了。以后说不定会有人过来挑衅我，希望把我踩下去来扬名立万的！”时不凡心里嘀咕，显然不管是武林还是儒林，都是有那么一群初出牛犊不怕虎的家伙，希望踩着前辈的身上去扬名立万，获得大家的尊重。
自己这次在这里搞辩论，那以后一定会有不少人效仿的，这也是肯定的。说不定，还会有人把目标打到自己头上，然后可以趁机踩着时不凡上去。
“时师弟，以后说不定你能够成为我儒家的又一位圣人啊！”孔颖达感慨的说道。
“儒家圣人？”时不凡颇有些无语。
时不凡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孔颖达如此称赞，自己居然成了儒家的圣人了？当然，时不凡知道自己不可能否认自己是“儒家”，因为在古代，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儒家，那最后肯定是要倒霉的。儒家已经统治了整个学术界，要是标新立异是不行的。哪怕要自立门户，也是要在儒家这个大框架里面进行。
后来的朱熹，甚至还有王守仁，不也都是打着儒家的旗号，然后发展自己的“私货”吗？在唐朝的儒家，其实并非是那个明清时期的腐儒。孔子也不是一个腐朽封建的老夫子，儒家思想其实是被后来的统治者所歪曲了。古代人统治者为了方便统治，这才到处歪曲儒家学说。在孔子时代，甚至在宋朝之前，儒家的思想并不是那么腐朽封建，反而非常的开放，并不是彻头彻尾的封建的。
时不凡对于宋朝之前，甚至可以说是南宋之前的儒家并不反感，反而他们有不少的促进社会发展的学术思想。可是在南宋之后，儒家思想越来越变态，变得不可救药了。所以时不凡不反对自己做一个唐朝的儒家子弟，甚至愿意改变这个儒家，把儒家思想改变成为更适合于未来发展的思想。
用时不凡的说法，这个也就是——再造一个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