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中国和西方的哲学史，究竟哪个诞生的更早，其实很难说，就像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的思想基础一样，西方的古希腊罗马哲学，是欧洲文明的摇篮。公元前7至前6世纪，古希腊的哲学家们重视宇宙本原的研究，这个阶段的哲学被称为自然哲学。由于对世界本原的回答不同、哲学家居住的地区不同，形成了米利都学派、爱非斯学派、毕达哥拉学派、爱利亚学派等。
当然自然哲学的影响，远远不如随后产生的人本主义和系统哲学的影响巨大，哲学家们讨论的中心不再是自然界宇宙生成等问题，而集中到人类社会政治伦理和看待世界的方法上面来，他们逐渐开始探讨事物的本质、联系和客观规律，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的唯心派与亚里士多德这个唯物派进行了对立和交汇，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从未间断，甚至到文艺复兴，再到启蒙运动和现代哲学。
哲学不分东方和西方，本质上都是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和探讨，而世界上所有的真理都是普遍适用的，所以不论东西方，对哲学的追求都是一样的，而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两千年前的东西方，都出现了唯物和唯心的理论，而它们的对立和分歧，几乎不谋而合。
比如老子的著作《道德经》所提出的思想，是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为基础，展开以自然为义理的“道”的哲学。天道运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学即在解明此一原理性内涵，而得以提出认识一个世界运行秩序之无定限、无执著，道家哲学发展的社会哲学。这在西方哲学中，就有相同的理论著述。他们认为万物的本质不是物质性的元素，而是一些抽象的原则，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是“数”，以巴门尼德为代表的爱利亚学派认为是“存在”，并认为“存在”是不变的，不生不灭的，运动变化的只是事物的现象。他们提出的非物质性的抽象原则，对以后唯心主义哲学的产生影响很大。
又比如说，亚里士多德通过六篇逻辑学著作《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题篇》、《辩谬篇》为西方形式逻辑奠定了基础，而比他早几十年，墨子就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他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他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墨子的“辩”虽然统指辩论技术，但却是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
甚至古代希腊哲学中还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哲学主意，如诡辩论、怀疑论、神秘主义、相对主义、折衷主义以及各种颓废没落的人生哲学，在中国古代都能找到相同的东西，难道“庄周梦蝶”不是一种怀疑论吗？
不过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哲学的起源是如此相同，而后来的发展，中西方却走上了越行越远的歧路。中国人的主流从某一个时期开始，渐渐走向了彻底的唯心，间或有一二唯物的喊声，也激不起任何浪花。而西方的唯心与唯物进行了数不清的对立和激辩后，各自占据了两大阵营，但即使天主教在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各方面都占据了统治地位，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这个时候反而唯物主义的理论越发完善，促使哲学愈益脱离神学。
而西方即使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他们也将世界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马克思说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受到的歪曲比较少，因此能够向我们提供比较正确的、虽然是幼稚的世界观。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挨得很近的事情，一个叫“焚书坑儒”，一个叫“罢黜百家”。作为两场实质上是统一思想的运动，陈惇发现历史应该给与这两件事情一个理性的思考。政治思想领域中不同主张的争议影响到他们各项改革政令的推行，但秦始皇并没有焚尽天下之书，而汉武帝却钳制了天下的思想。
对于“罢黜百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是由汉武帝与董仲舒君臣撮合而成的，一个是为了建立大一统帝国的需要，一个是出于争夺学术地位的需要，因此，三道策问，一拍即合。学术上排他，政治思想上的禁锢，百家争鸣昙花一现后，终于由缓慢扼杀变为了一枪毙命。
孔子本人对“天”有两种并行的理解：一是把“天”看成是主宰人世万事万物的人格神，另一种是把“天意”看成自然和事物变化的内在规律。当他强调“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时候，他表达的是神学的天命观；当他感叹“天何言哉？四时生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又把“天”看成大自然和大自然不断变化的内在规律。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说的也是自然的必然性，它不依赖于人间的好恶而发生变化。人不可违背这一规律，而只能严格地遵守它。
其实儒家思想发展到荀子时，是向唯物主义方向走的，荀子具备朴素唯物主义价值观，但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更像是他个人的坚持而非整个儒家学派的坚持，他的两个学生韩非子和李斯反到成为了法家的代表人物。当然孔子有很多思想，很难一句话来判断他是唯物还是唯心，但《论语》中也有“子不语怪力乱神”一句，儒家思想综合来说，表现为一种入世的哲学，但为什么后面却走到了彻底的唯心论上，当然还得把董仲舒这个人拎出来说一说。
董仲舒把儒家思想宗教化了，事实上他是将神权和君权做了一个统一，就是给与了一个正式名分，称为君权神授。一套“天人感应”论，是把《春秋》中所记载的自然现象，都用来解释社会政治衰败的结症。
这套理论简直可笑，司马迁这样想。他极力反对在科学知识上面附上宗教迷信，他对“天人感应”的神学世界观持批评的态度。在《史记》中，司马迁在同自然科学有关的一些问题上，显示了自己的求实精神，其《天官书》是中国现存的第一篇系统描述全天星官的著作；《历书》则表达了他关于历法的主张；《律书》、《河渠书》、《货殖列传》等则有关于音律学、水利、地理知识的记述。他是第一个开创在史书中记录科学技术史料的先例——当然他的反对无效，最后被汉武帝施以宫刑。
于是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一代代的孔孟门徒开始不再关注宇宙事物的真相，而是将目光放在了研究天人关系上，从天理来解释人性，从人性再上升到天理去。
在宋明理学中，这一研究更是登峰造极，对“天”的理解明显由客观唯心主义完成了向主观唯心主义的方向转变，认为天只是人心性的根基，道德的依据。在程颐、朱熹看来，天、理、性、心是一脉相承的。再后来王阳明的“心学”横空出世，说“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他认为心和天一样无所不包，“心即道，道即心，知心则知道、知天”。
“天是一颗大心，心是一片小天”，他们认为，要向自己的内心世界探求，挖掘内心的过程就是体悟天道的过程，如此日积月累，有一天就能忽然顿悟，然后便可了解这世界上的所有的奥秘，通晓万事万物的规律，则观天下，如在掌中矣。
这个世界观方法论有错吗？
没有，但是问题就这个方法论太过高深，从古至今做到的人寥寥无几，古圣贤做到了，上古先王，尧舜禹汤，孔孟也做到了，当然能看到的还有一个王阳明，肉身成圣了。
可是要看到，做不到的人太多了，这几乎不是普遍和特殊，而是个别与整体的对比。举个例子来说，那个流传很久的佛偈，神秀和尚“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六祖慧能大师则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所有人分析过他们的境界，都得出慧能比神秀高的结论，便没有了下文。
但是实际上慧能的法虽然直指人心，明心见性，但能传承的人太少，能透彻的人寥寥无几，从古到今大部分人修行走的还是“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的路子。
儒家这个本为入世的学派，也走上了高端的、不能为普罗大众所用的道路，何况佛家和道家。除了极少数天才，普通百姓不可能用这种唯心的思想，来真正认识、了解、甚至掌握这个世界。然而二千年来华夏大地上只有这三家的哲学，所以中国人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也就渐渐难以前进，最后终于被西方迎头赶上。
如果用“心”去认识和改造这个世界太难，何不用西方的哲学思想——借助工具呢？
工具是什么，陈惇几乎要脱口而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显然马克思还没有出生，而陈惇能记得住《聊斋》这样的作品，却难以将《资本论》的一切东西，明明白白地书于纸上。
如此陈惇在精心选择后，决定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古代的系统哲学中选取对这个时代有益的哲学框架，虽然这些大多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包含的理性主义因素，在西方的哲学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中，起过重大的作用——这恰恰也适用于大明这个时代，唯心主义更能引起东方的共鸣。
这些西圣的思想成为了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基础，说明它的力量的确是巨大的，现在就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唤醒中国沉睡千年的科学和探索精神。或者经由他们的思想，去重新认识诸子百家的思想，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东西方的文明在陈惇的有意引导下提前相遇，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其实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从鸦片战争打开国门开始，西方的一切文明才突兀地涌入，给中国人造成巨大冲击的其实是西方先进而雄伟的工业，在思索为什么中国与西方差距如此之大的时候，自然会最先研究他们的文化思想，于是得出了孔子之学落后，而西方之学先进的结论，于是要求“****、羞孔废儒”。
但现在，中国依旧是世界大国，昂首东方，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文明，都有资本充满自信，而西方还没有迎来工业革命的洗礼，甚至连宗教改革都进行地一波三折，没有让中国震惊的资本，而华夏文明也没有弱势到被同化的程度；那么西方哲学的引入，很有可能像是一颗石子投入了水中，短暂地激起一阵水花，然后就泯灭于无形。
要想避免这种可能，陈惇已经想出了办法，一是在自己的《苏州报》中，开辟西理探究版面，循序渐进地向知识分子介绍这些泰西名儒，以及他们的思想。二是他需要精通外国文字的译著家，将晦涩艰难的西方文字转译成朴实而简易明白的中文，务必要在不改变真髓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贴近文人的习惯和喜好。
当然自然哲学的影响，远远不如随后产生的人本主义和系统哲学的影响巨大，哲学家们讨论的中心不再是自然界宇宙生成等问题，而集中到人类社会政治伦理和看待世界的方法上面来，他们逐渐开始探讨事物的本质、联系和客观规律，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的唯心派与亚里士多德这个唯物派进行了对立和交汇，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从未间断，甚至到文艺复兴，再到启蒙运动和现代哲学。
哲学不分东方和西方，本质上都是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和探讨，而世界上所有的真理都是普遍适用的，所以不论东西方，对哲学的追求都是一样的，而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两千年前的东西方，都出现了唯物和唯心的理论，而它们的对立和分歧，几乎不谋而合。
比如老子的著作《道德经》所提出的思想，是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为基础，展开以自然为义理的“道”的哲学。天道运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学即在解明此一原理性内涵，而得以提出认识一个世界运行秩序之无定限、无执著，道家哲学发展的社会哲学。这在西方哲学中，就有相同的理论著述。他们认为万物的本质不是物质性的元素，而是一些抽象的原则，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是“数”，以巴门尼德为代表的爱利亚学派认为是“存在”，并认为“存在”是不变的，不生不灭的，运动变化的只是事物的现象。他们提出的非物质性的抽象原则，对以后唯心主义哲学的产生影响很大。
又比如说，亚里士多德通过六篇逻辑学著作《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题篇》、《辩谬篇》为西方形式逻辑奠定了基础，而比他早几十年，墨子就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他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他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墨子的“辩”虽然统指辩论技术，但却是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
甚至古代希腊哲学中还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哲学主意，如诡辩论、怀疑论、神秘主义、相对主义、折衷主义以及各种颓废没落的人生哲学，在中国古代都能找到相同的东西，难道“庄周梦蝶”不是一种怀疑论吗？
不过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哲学的起源是如此相同，而后来的发展，中西方却走上了越行越远的歧路。中国人的主流从某一个时期开始，渐渐走向了彻底的唯心，间或有一二唯物的喊声，也激不起任何浪花。而西方的唯心与唯物进行了数不清的对立和激辩后，各自占据了两大阵营，但即使天主教在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各方面都占据了统治地位，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这个时候反而唯物主义的理论越发完善，促使哲学愈益脱离神学。
而西方即使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他们也将世界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马克思说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受到的歪曲比较少，因此能够向我们提供比较正确的、虽然是幼稚的世界观。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挨得很近的事情，一个叫“焚书坑儒”，一个叫“罢黜百家”。作为两场实质上是统一思想的运动，陈惇发现历史应该给与这两件事情一个理性的思考。政治思想领域中不同主张的争议影响到他们各项改革政令的推行，但秦始皇并没有焚尽天下之书，而汉武帝却钳制了天下的思想。
对于“罢黜百家”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是由汉武帝与董仲舒君臣撮合而成的，一个是为了建立大一统帝国的需要，一个是出于争夺学术地位的需要，因此，三道策问，一拍即合。学术上排他，政治思想上的禁锢，百家争鸣昙花一现后，终于由缓慢扼杀变为了一枪毙命。
孔子本人对“天”有两种并行的理解：一是把“天”看成是主宰人世万事万物的人格神，另一种是把“天意”看成自然和事物变化的内在规律。当他强调“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时候，他表达的是神学的天命观；当他感叹“天何言哉？四时生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又把“天”看成大自然和大自然不断变化的内在规律。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说的也是自然的必然性，它不依赖于人间的好恶而发生变化。人不可违背这一规律，而只能严格地遵守它。
其实儒家思想发展到荀子时，是向唯物主义方向走的，荀子具备朴素唯物主义价值观，但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更像是他个人的坚持而非整个儒家学派的坚持，他的两个学生韩非子和李斯反到成为了法家的代表人物。当然孔子有很多思想，很难一句话来判断他是唯物还是唯心，但《论语》中也有“子不语怪力乱神”一句，儒家思想综合来说，表现为一种入世的哲学，但为什么后面却走到了彻底的唯心论上，当然还得把董仲舒这个人拎出来说一说。
董仲舒把儒家思想宗教化了，事实上他是将神权和君权做了一个统一，就是给与了一个正式名分，称为君权神授。一套“天人感应”论，是把《春秋》中所记载的自然现象，都用来解释社会政治衰败的结症。
这套理论简直可笑，司马迁这样想。他极力反对在科学知识上面附上宗教迷信，他对“天人感应”的神学世界观持批评的态度。在《史记》中，司马迁在同自然科学有关的一些问题上，显示了自己的求实精神，其《天官书》是中国现存的第一篇系统描述全天星官的著作；《历书》则表达了他关于历法的主张；《律书》、《河渠书》、《货殖列传》等则有关于音律学、水利、地理知识的记述。他是第一个开创在史书中记录科学技术史料的先例——当然他的反对无效，最后被汉武帝施以宫刑。
于是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一代代的孔孟门徒开始不再关注宇宙事物的真相，而是将目光放在了研究天人关系上，从天理来解释人性，从人性再上升到天理去。
在宋明理学中，这一研究更是登峰造极，对“天”的理解明显由客观唯心主义完成了向主观唯心主义的方向转变，认为天只是人心性的根基，道德的依据。在程颐、朱熹看来，天、理、性、心是一脉相承的。再后来王阳明的“心学”横空出世，说“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他认为心和天一样无所不包，“心即道，道即心，知心则知道、知天”。
“天是一颗大心，心是一片小天”，他们认为，要向自己的内心世界探求，挖掘内心的过程就是体悟天道的过程，如此日积月累，有一天就能忽然顿悟，然后便可了解这世界上的所有的奥秘，通晓万事万物的规律，则观天下，如在掌中矣。
这个世界观方法论有错吗？
没有，但是问题就这个方法论太过高深，从古至今做到的人寥寥无几，古圣贤做到了，上古先王，尧舜禹汤，孔孟也做到了，当然能看到的还有一个王阳明，肉身成圣了。
可是要看到，做不到的人太多了，这几乎不是普遍和特殊，而是个别与整体的对比。举个例子来说，那个流传很久的佛偈，神秀和尚“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六祖慧能大师则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所有人分析过他们的境界，都得出慧能比神秀高的结论，便没有了下文。
但是实际上慧能的法虽然直指人心，明心见性，但能传承的人太少，能透彻的人寥寥无几，从古到今大部分人修行走的还是“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的路子。
儒家这个本为入世的学派，也走上了高端的、不能为普罗大众所用的道路，何况佛家和道家。除了极少数天才，普通百姓不可能用这种唯心的思想，来真正认识、了解、甚至掌握这个世界。然而二千年来华夏大地上只有这三家的哲学，所以中国人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也就渐渐难以前进，最后终于被西方迎头赶上。
如果用“心”去认识和改造这个世界太难，何不用西方的哲学思想——借助工具呢？
工具是什么，陈惇几乎要脱口而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显然马克思还没有出生，而陈惇能记得住《聊斋》这样的作品，却难以将《资本论》的一切东西，明明白白地书于纸上。
如此陈惇在精心选择后，决定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古代的系统哲学中选取对这个时代有益的哲学框架，虽然这些大多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包含的理性主义因素，在西方的哲学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中，起过重大的作用——这恰恰也适用于大明这个时代，唯心主义更能引起东方的共鸣。
这些西圣的思想成为了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基础，说明它的力量的确是巨大的，现在就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唤醒中国沉睡千年的科学和探索精神。或者经由他们的思想，去重新认识诸子百家的思想，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东西方的文明在陈惇的有意引导下提前相遇，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其实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从鸦片战争打开国门开始，西方的一切文明才突兀地涌入，给中国人造成巨大冲击的其实是西方先进而雄伟的工业，在思索为什么中国与西方差距如此之大的时候，自然会最先研究他们的文化思想，于是得出了孔子之学落后，而西方之学先进的结论，于是要求“****、羞孔废儒”。
但现在，中国依旧是世界大国，昂首东方，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文明，都有资本充满自信，而西方还没有迎来工业革命的洗礼，甚至连宗教改革都进行地一波三折，没有让中国震惊的资本，而华夏文明也没有弱势到被同化的程度；那么西方哲学的引入，很有可能像是一颗石子投入了水中，短暂地激起一阵水花，然后就泯灭于无形。
要想避免这种可能，陈惇已经想出了办法，一是在自己的《苏州报》中，开辟西理探究版面，循序渐进地向知识分子介绍这些泰西名儒，以及他们的思想。二是他需要精通外国文字的译著家，将晦涩艰难的西方文字转译成朴实而简易明白的中文，务必要在不改变真髓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贴近文人的习惯和喜好。